第七章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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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
西方學者的早期著述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歐洲東方學初興階段。
其時，法、英、意、德、荷等國都已擁有相當數量的東方文獻，一些著名大學先後開設了阿拉伯語、波斯語、漢語、土耳其語等東方語課程，創立了科學研究的條件，并出現了第一批東方學家。
曾是東方曆史上最強盛、并對歐洲發生過很大直接影響的蒙古帝國的曆史，自然成為東方學家們十分注意的研究領域。
法國的東方學居于領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獻寫本和漢文文獻最為豐富，東方語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
十七世紀法國産生了第一部蒙元史專門著作，這就是克魯瓦（PetisdelaCroix，1622&mdash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個皇帝偉大成吉思汗史》。
克魯瓦通曉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語，曾任法國國王的土、阿語翻譯，熟悉穆斯林文獻。
他根據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歐洲旅行家的行記，用十年功夫譯編成此書，分四冊，内容包括成吉思汗傳以及其繼承者（迄于十七世紀）的略傳，古代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和法規，蒙古、突厥、欽察、畏兀兒及東西方鞑靼人的地理。
書末附有所據穆斯林作者和歐洲旅行家著述名錄及生平簡介。
此書于作者死後十五年即1710年在巴黎出版，1722年倫敦出版了英譯本。
克魯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編著蒙元史的西方學者，開創之功不可磨滅。
後來多桑在這方面又前進一大步，達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紀法國的漢學有很大發展，漢學家通過漢文史料的譯編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貢獻。
這個時期的來華耶稣會士以法國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學術修養，熱心于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
耶稣會士宋君榮（A.Gaubil，1689&mdash1759，1722年來華）就是一位十八世紀最優秀的漢學家、科學家和曆史家，他畢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譯中國的經籍和曆史。
時邵遠平《續宏簡錄》（即《元史類編》，1699年成書）新出不久，他将此書前十卷本紀譯為法文，題為《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元朝諸帝史》，1739年出版于巴黎。
耶稣會士馮秉正（DeMailla，1669&mdash1748，1702年來華）則譯《通鑒綱目》、《續通鑒綱目》為法文，編為《中國通史》13卷，1777&mdash1785年在巴黎出版。
其中第九卷為元朝史，除據《續綱目》外，還參考了《元史》。
宋、馮二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不識漢文的西方學者獲得元朝史知識和利用漢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據。
同時期，法國漢學家德基涅（deGuignes，1721&mdash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至1824年先後在巴黎出版。
其第三卷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為帖木兒朝史（1758）。
德基涅通漢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資料，書中還對蒙古史上的重大問題如成吉思汗征服戰争的原因和性質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見解。
此書是西方學術文獻中第一部系統地研究中亞遊牧民族曆史的名著，盡管其資料和見解在今天看來多已過時，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獻中仍占有要重地位。
沙皇俄國自十六世紀末越過烏拉爾山向西伯利亞進行擴張，十七世紀中葉先後侵占了額爾齊斯河至葉尼塞河及貝加爾湖東、西各部，并開始了對這些地區和蒙古地理、民族、物産的調查。
十八世紀，帝俄科學院組織了大規模的西伯利亞考察。
考察團成員密勒（G.F.Muller）指導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亞諸王國志》（1750年聖彼得堡出版）；菲舍爾（I.E.Fischer）根據密勒搜集的資料著《西伯利亞史》（1768年聖彼得堡出版德文本）。
二書都含有衛拉特和布裡雅特蒙古曆史的内容。
被聘為帝俄科學院教授的德國博物學家帕拉斯（P.S.Pallas）參加了西伯利亞考察，他通過譯員的幫助收集衛拉特史料，編纂了《蒙古族曆史資料彙編》（2卷，1776、1801年聖彼得堡出版），此書曾是西方學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資料之一。
俄人還在西伯利亞、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獻寫本和刻本，為以後俄國蒙古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對俄國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義的是，根據1727年簽訂的中俄“恰克圖條約”，允許俄國正教會派傳道團駐在北京，每十年輪換一批，并許派留學生來華學習。
俄國早期的著名漢學家都出在這些人中，他們在蒙元史籍的翻譯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貢獻。
蒙元時代歐洲旅行家的東方行記早已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英國史家哈克魯特（R.Hakluyt，1583&mdash1616）的名著《英語民族主要海陸路旅行與發現》（1598&mdash1600修訂版，1625年Purchas氏增補版），就包含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記。
其後又有貝熱倫（Bergeron，1634）的法譯本，彼特（PietervanderAa，1706）的德譯本及其他多種英、法、德文譯本，多是基于哈克魯特書的英譯和原文。
用察合台文寫成的阿布哈齊的《突厥世系》，先後被譯成德文（1716，1780）、法文（1726）、俄文（1770）和英文（1780），此書有關蒙古早期史的記載多含傳說成分，史料價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譯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當時很受重視。
十九世紀是東方學重大發展時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學的進步，語言學、曆史學、人類學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學體系，尤其是比較語言學對東方學的推動最大；另一方面，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政策，不僅促進了西人對東方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們易于獲得更豐富的東方文獻和實物資料。
作為東方學若幹分支（漢學、蒙古學、伊斯蘭學等）交彙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顯著進展。
法國法國學者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mdash1832）和德國學者克拉普羅特（M.J.Klaproth）是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東方學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
雷慕沙幼眇一目，資質聰慧，精通漢語，兼曉其他東方語言，23歲即著《中國語言文學評論》（1811）。
1814年創設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擔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1822年創立法國亞洲學會并任其機關刊物《亞洲雜志》（JournalAsiatique）主編。
1820年出版了專著《鞑靼諸語言研究》（Recherchessurleslangues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滿、蒙、維、藏諸語。
蒙元史研究方面，發表了一系列專題論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國國王與蒙古皇帝的政治關系》（載《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紀鞑靼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創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續宏簡錄）》（載《亞洲雜志》，1823）；《蒙古諸王撒裡答》；《蒙古将軍速不台》；《畏兀兒大臣塔塔統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諸文皆載于1829年出版的論文集《NouveauxMelangesAsiatique》第2卷）。
他還将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譯為法文，1819年巴黎出版。
對中國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寫過論述薩滿教的文章。
克拉普羅特的研究領域也很廣，主要有中國的佛教和滿文文學等方面。
其有關蒙元史的論著都發表在《亞洲雜志》上（法文）：《馬可波羅所記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關于馬可波羅行記中的天德州》（1826）；《馬可波羅所記中國西部諸省地理考釋》（1828）；《關于紙币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關元代中國的記述譯注》（1833）；《亞美尼亞王海屯行記譯注》（1833）；《十三世紀蒙古入侵谷兒隻、亞美尼亞概述（亞美尼亞史料譯注）》（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羅特的著述顯示，他們已将漢文史料與波斯文、拉丁文、亞美尼亞文等各種文字史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開創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歐洲尤其法國濃厚的東方學研究風氣和巴黎圖書館豐富的東方寫本收藏還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蒙元史學者&mdash&mdash多桑（A.C.M.d&rsquoOhsson，1779&mdash1851）。
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亞美尼亞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國，任外交官，也是曆史學家，1784年離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裡一直居住到1807年去世。
多桑從小在巴黎受教育，後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後為駐巴黎（至1814年）、海牙、柏林公使。
他精通歐洲諸國語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東方文獻，具備了研究蒙元史的優越條件。
在西方學者中，他第一個最全面地檢查了有關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獻，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亞美尼亞等各種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榮、馮秉正翻譯的漢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
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年，後又據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譯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譯本作了較大補充，全書于1834至1835年在海牙&mdash阿姆斯特丹出版。
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窩闊台合罕至元順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曆世伊利汗順序）史。
他把豐富的原始資料組織到系統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處，因此，長期以來此書一直是學者們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關資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參考書。
多桑書無疑是十九世紀最優秀的、劃時代的綜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國東方學家巴托爾德稱譽說：“漢學家們的蒙古史著作無一能與多桑書相匹敵”，并非溢美之辭。
當然，多桑不懂漢文，未能更廣泛利用漢文史料，是此書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獻不是最好的寫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譯寫也不太規範，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國清末民初學者通過這些著作接觸域外史料，譯名常因此緻誤）。
他沒有設立專章叙述察合台汗國和欽察汗國史，還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國史。
現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經過校勘的刊本和譯本，研究者們不再取材于多桑書，但多桑書以其系統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門書。
與多桑同時的法國東方學家卡特麥爾（E.M.Quatremère，1782&mdash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驅和典範。
他先後在法蘭西學院和東方語學校擔任教授，初研究伊斯蘭埃及史，後主要從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譯，成果甚富。
1836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國國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傳”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譯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長達百數十頁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論文。
其語言學和曆史學注釋達五百餘條，極其豐贍，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進行闡釋考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很多條注釋實際是篇幅相當長的專題研究。
《漢學書志》作者戈狄埃（H.Cordier）謂，1893年曾聽說法國國家出版局準備出版此書之第二卷，但後來未見問世，可能已經散失。
此外，卡特麥爾所著《馬木魯克算端史》（1837），對蒙古與埃及的關系有較詳細的論述，并将埃及史家馬克利齊《諸王國志緒言》的部分内容譯出收入書中。
一些法國學者研究蒙元時代西方使節的旅行記和元與羅馬教廷的關系。
1824年，菲魯薩（M.Ferussac）繼德國學者梅納特（J.G.Meinert）刊布羅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馬黎諾裡的旅行記（1820）之後，發表了研究論文《馬黎諾裡行記釋》（《地理學會會刊》）。
1831年，雅克（E.Jacquet）也發表《元朝與阿維尼翁教廷外交關系諸考》（《亞洲雜志》）。
他還刊布了1330年前後駐伊利汗國孫丹尼牙城主教讓·柯拉的《大汗國記》拉丁文寫本部分内容（《亞洲雜志》，1830），後來玉爾即據此譯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
這方面最好的成績是1839年出版的達維紮克（D&rsquoAvezac）用萊頓、巴黎和倫敦所藏寫本合校的卡爾平尼行記《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從行者本笃（Benedict）關于卡爾平尼出使的簡短報告，并譯為法文，加了很有價值的注釋，為後來的研究者所重視。
東方學家都勞裡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後研究了有關蒙元史的亞美尼亞文史料，前者著《亞美尼亞史家所記載的蒙古人》（《亞洲雜志》，1858），後者著《兩位亞美尼亞史家&mdash&mdash乞剌可思·剛劄克和烏黑塔内·烏爾哈》（聖彼得堡）1870），兩書都含有《海屯行記》的法譯。
德弗列麥裡（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校勘、法譯本（1853&mdash1858）使人們第一次獲睹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馬可波羅行記》當時已出了很多版本。
1865年，法國漢學家頗節（G.Pauthier）又刊行一種新版本。
這是首次依據巴黎帝國圖書館所藏出自馬可波羅本人贈送給謝波哇領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種抄本整理而成，除異文校勘和說明外，還加了豐贍的曆史、地理注釋，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漢文史籍資料進行考證。
此書不僅在版本學上很有價值，在馬可波羅行記的史地研究上也前進了一步。
但他錯誤地考證馬可波羅就是《元史》所載元世祖時的樞密副使孛羅，而且，特為加上一個漢文書名《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長期地誤導了後來的研究者，甚至附會日甚，直到1927年才由伯希和徹底糾正①。
頗節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貢獻。
他繼雷慕沙和賈柏蓮（德國）、施密特（俄）、偉列亞力（英國）之後，于1860年著文介紹了爪哇泗水發現的八思巴字錢币（載《亞洲雜志》）。
186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傳》和陶宗儀《書史會要》中有關八思巴字一節譯成法文，并通過與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對照，構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題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長篇文章（載《亞洲雜志》）。
這是到當時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論文。
戈狄埃（HenriCordierl849&mdash1925）和沙畹（Ed.Chava-nnes，1865&mdash1918）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的傑出東方學家，他們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貢獻。
戈狄埃在1869至1876年以美國一商會職員身份駐上海期間開始從事東亞史地研究，1881年就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教職，後與著名荷蘭東方學家斯勒格（GustavSchlegel）一同創辦了東方學專門刊物《通報》（1890）。
他著名的成績是編纂了《漢學書志》（其中著錄了迄至十九世紀末西人有關蒙元史的幾乎所有著譯書目）、《日本學書志》、《印度支那學書志》以及專著《中國及其對外關系通史》。
有關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訂了玉爾的《馬可波羅書》（1903年再版本和1920年的《注釋與補遺》）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mdash1916年再版本）。
此外，他還撰有《元代中國與中亞的基督教》（《通報》，1917）等論文。
漢學大師沙畹，1889①伯希和《評沙海昂譯注本<馬可波羅書>》，《通報》，1927。
年起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開始從事《史記》的翻譯；1893年起就任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
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記》（部分）法譯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記的譯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
遼、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遼、使金行記譯釋》（原題《到遼、金的中國旅行家》，載《亞洲雜志》，1896，1898），《居庸關刻石初釋》（《亞洲雜志》，1894），《元代中國碑銘與官文書》（即白話聖旨碑文和文獻研究，《通報》1904、1905、1908）等。
其《中國的旅行家》一書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張德輝、常德等人旅行記的簡單介紹。
此外，1895年，波拿巴親王（RolandBonaparte，leprince）刊印了法國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獻（石刻、信件、錢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據這些材料，德維裡雅（G.Deveria）撰有《蒙-漢文碑銘考釋》（《亞洲雜志》，1896），德魯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親王所刊元代錢币釋》（同上）等文。
1896年，列昂·加恩（LeonCahun）出了一部長達530頁的《亞洲史導論：突厥人和蒙古人，從起源到1405年》。
其中199&mdash400頁是講蒙古人和蒙古統治下的亞洲。
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動，可讀性很強，但他對東方的語言和曆史卻缺乏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資料，随意解釋并加以引申，因而錯誤很多。
俄國第九屆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1806&mdash1821）團長雅金甫·俾丘林（ИакинфБичурин，1777&mdash1853）是俄國漢學的奠基人，傑出的漢學家和蒙古學家。
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廣泛研究了中國的語言、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國典籍。
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職守，被判流放，1826年召回任外交部譯官。
他著譯甚豐，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紀至現代之衛拉特史概述》（1834）、《中亞古代各族史料彙編》（中國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傳的俄譯，1851）等。
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本紀譯為俄文，并據《通鑒綱目續編》相應部分增補，編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國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長期以此書為采用漢文資料的主要來源。
此外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許多刊物上發表多篇有關蒙古史的論文。
因其業績，被選為帝俄科學院通訊院士和巴黎亞洲學會會員。
同時期的俄國東方學家、科學院院士施密特（I.E.Schm-idt，1779&mdash1847），以其對東方語言特别是蒙古語以及蒙古曆史文獻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國和英國東方學會特别名譽會員榮銜。
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語語法》（1831）及《蒙德俄辭典》（1835）等。
1824年，他發表了研究中亞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學形成史的論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緻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兒字蒙古文）譯為德文并作了語言學評注。
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譯注本，名為《東蒙古及其諸王室史》（聖彼得堡，1829），與蒙古原文對照，極便利用。
這是最早的，也是極好的《蒙古源流》歐文譯本，其注釋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
他還寫有譯釋1225年移相哥刻石銘文（《科學院論集》第2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稱為“方形字”。
載《帝國科學院曆史學部通報》，1848）的文章。
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0&mdash1878）被認為是俄國蒙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他于1828至1832年在外貝加爾、蒙古和北京從事考察研究，為學習東方語言加入了正教會傳道團，在北京居住了3年。
他對蒙古語言、文學和曆史都有研究，曾編集了兩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mdash1837）。
其主要貢獻則是編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辭典》（喀山，1844&mdash1849），這部辭典收詞完備，質量上乘，至今仍是學習古蒙文的重要工具書。
他還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學史等書，惜已不存。
傑出漢學家和東方語言學家瓦習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mdash1900）是1840&mdash1850年的北京傳道團成員。
在北京十年間，他研究了漢、蒙、藏、滿諸語言和中國的儒、佛、道、伊斯蘭教史，由于通漢、藏文（這一點同時代學者中無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績尤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條、曆史和文獻》（2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
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績主要是将《蒙鞑備錄》譯為俄文，并對蒙古古史及其與金朝關系作了詳細闡述，題名《十至十三世紀中亞東部曆史》，載于《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
這個時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貢獻最大的當推漢學家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1817&mdash1878）。
他也是于1840年成為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後來擔任了兩屆傳道團團長，在北京居住了30年，對中國的語言、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他将極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漢文史料譯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漢文總譯，題為《關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載于《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著作集》第四卷，1866），這是《秘史》最早的歐洲文字譯本；（2）《長春真人西遊記》（同上，1868）；（3）《聖武親征錄》譯注，題為《關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國故事》（載于《東方文集》第一集，1877）。
此外，他還翻譯了張德輝應召赴漠北的《紀行》并加注釋（《帝俄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部報告書》第9-10冊，1867）。
這些重要漢文史料的譯介應該大有助于歐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廣。
而較晚的俄國東方學家布萊資奈德（E.V.Bretschneider，1833&mdash1901）用英文發表的論著，在西方學界影響更大。
布氏生于裡加，1866至1883年擔任俄國駐北京使館醫生期間，研究漢學和中國植物學。
時英國玉爾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馬可波羅書》新出，促使他以濃厚興趣研究中世紀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
他以玉爾書未能直接利用豐富的漢文史料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關漢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記，在1874到1877年間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887年彙集并增補為兩卷本巨著《基于東亞史料的中世紀研究》。
書中含有耶律楚材《西遊錄》、烏古孫仲端《北使記》、《長春真人西遊記》、《常德西使記》、《遼史·天祚帝本紀附耶律大石傳》、《元史·耶律希亮傳》等重要漢文史料的譯文及詳盡的注釋。
此外，還轉譯了《史集》（據多桑書）的部分内容和亞美尼亞文史料《海屯行記》等。
其注釋引用大量俄國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學考察報告以及其他學術著作，對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産進行考釋，至今仍很有參考價值。
這個時期俄國東方學家也開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
1840年，喀山大學教授、德國人哀德蠻（F.Erdmann）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譯成德文（有删節）刊行，書名題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諸民族概況》。
後來，他又根據《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紀》以及譯成俄文的有關漢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習理所譯《蒙鞑備錄》等），著《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萊比錫，1862）。
另一位傑出東方學家格裡戈裡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曉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種東方語言，在他還是彼得堡大學學生時（1834），就将帖木兒帝國曆史家宏達迷兒的《曆史概要》（波斯文）譯成俄文出版，題為《從古代至帖木兒時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語言學和曆史學注釋。
這部譯著作為最早譯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評價。
此後格裡戈裡耶夫繼續從事蒙元時代史特别是金帳汗國史、中亞史和錢币學的研究。
他的論文《論遊牧民族與定居國家的關系》（1875）分析遊牧民入侵定居地區的原因，提出了遊牧經濟特殊條件下為解決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鄰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擴展的觀點，被稱為“推動論”。
他還寫過一篇有關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訊（《亞洲雜志》，1861）。
對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貢獻最大的是俄國傑出東方學家貝勒津（И.НБерезин，1818&mdash1896）。
他是哀德蠻的學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語，有可能直接從穆斯林史料入手進行研究。
他的最大功績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譯本。
在從事這項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預備性著作”《東方曆史家叢書》（1849&mdash1854），并對金帳汗國史進行了研究，撰有《從可汗诏敕看金帳汗國的内部制度》（1850）以及論述蒙古對俄羅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
他的博士論文《術赤兀魯思的内部制度綱要》也是基于諸汗诏書研究而完成的一種重要著作（載《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8卷，1864）。
1858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譯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5卷）；1861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7卷）；186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紀》從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譯注與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3卷）；1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紀》從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譯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5卷）。
作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紀》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譯本，貝勒津書的譯文在他那個時代無疑具有相當高價值，出版後數十年中一直為研究蒙元史的學者所利用。
他的注釋，特别在語言學方面，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但他所根據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種抄本（即原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大大影響了其校、譯的質量。
稍後，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貢獻的俄國學者還有齊曾高曾（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mdash1902）。
他廣泛搜羅該時代阿拉伯文（主要為埃及馬木魯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關資料，輯錄、編譯為兩卷本《金帳汗國史資料彙編》。
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選輯（原文和俄譯文）出版于1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兒的《全史》、烏馬裡《眼曆諸國行記》、諾外利書、拔圖塔行記、埃及馬木魯克朝算端哈剌溫傳、貝巴爾思傳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為其中幾種尚無其他文字譯本）。
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選輯遲至1941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亞美尼亞親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ky）就将乞剌可思《亞美尼亞史》中所收錄的《海屯行記》譯為俄文（《西伯利亞雜志》1822，克拉普羅特法譯本即據此轉譯）。
後來，俄國學者帕特卡尼揚（K.Патка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mdash1889）進一步研究亞美尼亞文蒙元史史料，1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譯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題為《僧侶馬迦基蒙古史》。
自此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
他還選輯多種亞美尼亞史家著作，譯編為兩冊《亞美尼亞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紀中，有許多俄國人深入中國蒙、藏、新疆等地區進行自然、物産、民族、曆史、語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們在蒙古搜集了不少曆史文獻，發現了多處古迹和文物，寫下了大量旅行記和考察報告，其中不乏有關蒙元時代的曆史、地理資料。
最重要的是1818年在額爾古納河支流昆兌河上遊找到的1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實物資料）。
1889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與元代碑刻，1890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的古城廢墟和碑刻。
1892至1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圖譜》4冊，展示所發現的古迹、文物圖片，并标明地圖位置，極為有用。
以前，中外學者曾對蒙古國都位置以及相關的曆史地理問題做過許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遺址的發現，使元代蒙古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個新時代。
蒙古學家波茲德聶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mdash1920）兩次進行實地考察，1892至1893年完成了從恰克圖到北京、從科布多到庫倫的縱橫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
其所著旅行記《蒙古與蒙古人》（2卷，1896、1898），對《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傳說均有論述。
其中記錄了許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遺物。
十九世紀俄國的蒙元史研究，還應該提到畢業于喀山大學的布裡亞特族學者班咱羅夫（ДоржиБанзаров，1822&mdash1855）。
在極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蠻教》（1846），《兩種中亞字母》（關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葉卡德琳諾斯拉夫省發現之蒙古文銀牌考釋》（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稱考》與《論衛拉特與畏兀兒》，《移相哥碑銘考釋》（1851）等。
他的所有論文于1955年逝世100周年時由語言學家桑熱也夫結集出版。
傑出的俄國東方學巨子巴托爾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mdash1930），其學術生涯與法國的戈狄埃、沙畹一樣都是跨世紀的。
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學家門下受過嚴格科學訓練。
1896年他調彼得堡大學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國的形成》（授課講義）就在《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劄記》第五卷刊出；同年，又發表了評論法國加恩所著《亞洲史導論》的文章，反映他在學術上已經成熟。
他把蒙元時代的中亞史定為自己的重點研究課題，為此廣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mdash&mdash大多數是抄本，編成《原文資料選輯》，作為其預定著作《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編，于1898年出版。
1900年，其第二編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
巴托爾德治學極其嚴謹，堅持在盡可能全面搜檢史籍和嚴格審查史料的基礎上進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據，據必确切。
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亞的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據原始資料研究蒙古時代以前的中亞史，以緻這一部分竟寫到占全書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對題”（見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譯本時，書名改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
本書緒論部分詳細介紹史料（分“前蒙古時期”、“蒙古入侵”、“歐文著作與文獻”三部），第一章為“河中地區地理概觀”，第二章為“迄至12世紀的中亞”（從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遼與花剌子模”，第四章為“成吉思汗與蒙古人”（從蒙古建國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後附有大事年表與參考書目。
1963年，莫斯科開始刊行巴爾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為第一卷首先出版，并增補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從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年的中亞史）。
1968年出的英譯本第三版也據此增加了第五章。
巴托爾德未能直接檢查和利用蒙、漢文史料，盡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種蒙、漢文史料的譯本，難免有若幹不當之處，伯希和曾著《評注》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見。
但除此之外，此書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說十分完美，堪稱是蒙元史和中亞史的劃時代巨著。
1898年，巴托爾德還出了一本《七河史綱》（七河地區指巴爾喀什湖以南、錫爾河上遊納林河以北之地）。
二十世紀初期，他發表了大量中亞史、伊朗史、伊斯蘭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亞史四講》、《中亞突厥史十二講》①載《通報》，1930年。
馮承鈞譯為漢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編。
等，都是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其他西方諸國德國學者很早就重視東方語言的研究。
賈柏蓮（H.C.vonderGabelentz）在1838年發表《一個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東方藝術雜志》第2卷1期），公布了從趙涵《石墨镌華》中抄錄的八思巴字“重陽萬壽宮碑”，并加轉譯和注釋。
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獻的文章。
1840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補釋》（同上第3卷），對前文作了補充、訂正。
奧地利東方學家哈默爾-普爾格施塔勒（J.F.vonHammer-Purgstall，1774&mdash1856）曾任駐奧斯曼帝國外交官，後為宮廷官員，帝國科學院院長，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語，對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詣。
1832年，帝俄科學院懸重賞向國内外學者征求金帳汗國史著作，哈默爾于1835年以其所著《欽察之金帳汗國史》應征，雖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評價，但卻沒有獲獎。
1840年，他自己出版此書。
1842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國史》。
兩書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國史專著，恰與多桑書和卡特麥爾書幾乎同時問世，标志着這個時期歐洲蒙元史
其時，法、英、意、德、荷等國都已擁有相當數量的東方文獻，一些著名大學先後開設了阿拉伯語、波斯語、漢語、土耳其語等東方語課程，創立了科學研究的條件，并出現了第一批東方學家。
曾是東方曆史上最強盛、并對歐洲發生過很大直接影響的蒙古帝國的曆史，自然成為東方學家們十分注意的研究領域。
法國的東方學居于領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獻寫本和漢文文獻最為豐富，東方語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
十七世紀法國産生了第一部蒙元史專門著作，這就是克魯瓦（PetisdelaCroix，1622&mdash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個皇帝偉大成吉思汗史》。
克魯瓦通曉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語，曾任法國國王的土、阿語翻譯，熟悉穆斯林文獻。
他根據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歐洲旅行家的行記，用十年功夫譯編成此書，分四冊，内容包括成吉思汗傳以及其繼承者（迄于十七世紀）的略傳，古代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和法規，蒙古、突厥、欽察、畏兀兒及東西方鞑靼人的地理。
書末附有所據穆斯林作者和歐洲旅行家著述名錄及生平簡介。
此書于作者死後十五年即1710年在巴黎出版，1722年倫敦出版了英譯本。
克魯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編著蒙元史的西方學者，開創之功不可磨滅。
後來多桑在這方面又前進一大步，達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紀法國的漢學有很大發展，漢學家通過漢文史料的譯編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貢獻。
這個時期的來華耶稣會士以法國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學術修養，熱心于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
耶稣會士宋君榮（A.Gaubil，1689&mdash1759，1722年來華）就是一位十八世紀最優秀的漢學家、科學家和曆史家，他畢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譯中國的經籍和曆史。
時邵遠平《續宏簡錄》（即《元史類編》，1699年成書）新出不久，他将此書前十卷本紀譯為法文，題為《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元朝諸帝史》，1739年出版于巴黎。
耶稣會士馮秉正（DeMailla，1669&mdash1748，1702年來華）則譯《通鑒綱目》、《續通鑒綱目》為法文，編為《中國通史》13卷，1777&mdash1785年在巴黎出版。
其中第九卷為元朝史，除據《續綱目》外，還參考了《元史》。
宋、馮二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不識漢文的西方學者獲得元朝史知識和利用漢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據。
同時期，法國漢學家德基涅（deGuignes，1721&mdash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至1824年先後在巴黎出版。
其第三卷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為帖木兒朝史（1758）。
德基涅通漢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資料，書中還對蒙古史上的重大問題如成吉思汗征服戰争的原因和性質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見解。
此書是西方學術文獻中第一部系統地研究中亞遊牧民族曆史的名著，盡管其資料和見解在今天看來多已過時，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獻中仍占有要重地位。
沙皇俄國自十六世紀末越過烏拉爾山向西伯利亞進行擴張，十七世紀中葉先後侵占了額爾齊斯河至葉尼塞河及貝加爾湖東、西各部，并開始了對這些地區和蒙古地理、民族、物産的調查。
十八世紀，帝俄科學院組織了大規模的西伯利亞考察。
考察團成員密勒（G.F.Muller）指導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亞諸王國志》（1750年聖彼得堡出版）；菲舍爾（I.E.Fischer）根據密勒搜集的資料著《西伯利亞史》（1768年聖彼得堡出版德文本）。
二書都含有衛拉特和布裡雅特蒙古曆史的内容。
被聘為帝俄科學院教授的德國博物學家帕拉斯（P.S.Pallas）參加了西伯利亞考察，他通過譯員的幫助收集衛拉特史料，編纂了《蒙古族曆史資料彙編》（2卷，1776、1801年聖彼得堡出版），此書曾是西方學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資料之一。
俄人還在西伯利亞、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獻寫本和刻本，為以後俄國蒙古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對俄國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義的是，根據1727年簽訂的中俄“恰克圖條約”，允許俄國正教會派傳道團駐在北京，每十年輪換一批，并許派留學生來華學習。
俄國早期的著名漢學家都出在這些人中，他們在蒙元史籍的翻譯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貢獻。
蒙元時代歐洲旅行家的東方行記早已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英國史家哈克魯特（R.Hakluyt，1583&mdash1616）的名著《英語民族主要海陸路旅行與發現》（1598&mdash1600修訂版，1625年Purchas氏增補版），就包含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記。
其後又有貝熱倫（Bergeron，1634）的法譯本，彼特（PietervanderAa，1706）的德譯本及其他多種英、法、德文譯本，多是基于哈克魯特書的英譯和原文。
用察合台文寫成的阿布哈齊的《突厥世系》，先後被譯成德文（1716，1780）、法文（1726）、俄文（1770）和英文（1780），此書有關蒙古早期史的記載多含傳說成分，史料價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譯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當時很受重視。
十九世紀是東方學重大發展時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學的進步，語言學、曆史學、人類學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學體系，尤其是比較語言學對東方學的推動最大；另一方面，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政策，不僅促進了西人對東方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們易于獲得更豐富的東方文獻和實物資料。
作為東方學若幹分支（漢學、蒙古學、伊斯蘭學等）交彙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顯著進展。
法國法國學者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mdash1832）和德國學者克拉普羅特（M.J.Klaproth）是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東方學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
雷慕沙幼眇一目，資質聰慧，精通漢語，兼曉其他東方語言，23歲即著《中國語言文學評論》（1811）。
1814年創設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擔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1822年創立法國亞洲學會并任其機關刊物《亞洲雜志》（JournalAsiatique）主編。
1820年出版了專著《鞑靼諸語言研究》（Recherchessurleslangues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滿、蒙、維、藏諸語。
蒙元史研究方面，發表了一系列專題論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國國王與蒙古皇帝的政治關系》（載《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紀鞑靼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創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續宏簡錄）》（載《亞洲雜志》，1823）；《蒙古諸王撒裡答》；《蒙古将軍速不台》；《畏兀兒大臣塔塔統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諸文皆載于1829年出版的論文集《NouveauxMelangesAsiatique》第2卷）。
他還将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譯為法文，1819年巴黎出版。
對中國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寫過論述薩滿教的文章。
克拉普羅特的研究領域也很廣，主要有中國的佛教和滿文文學等方面。
其有關蒙元史的論著都發表在《亞洲雜志》上（法文）：《馬可波羅所記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關于馬可波羅行記中的天德州》（1826）；《馬可波羅所記中國西部諸省地理考釋》（1828）；《關于紙币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關元代中國的記述譯注》（1833）；《亞美尼亞王海屯行記譯注》（1833）；《十三世紀蒙古入侵谷兒隻、亞美尼亞概述（亞美尼亞史料譯注）》（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羅特的著述顯示，他們已将漢文史料與波斯文、拉丁文、亞美尼亞文等各種文字史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開創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歐洲尤其法國濃厚的東方學研究風氣和巴黎圖書館豐富的東方寫本收藏還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蒙元史學者&mdash&mdash多桑（A.C.M.d&rsquoOhsson，1779&mdash1851）。
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亞美尼亞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國，任外交官，也是曆史學家，1784年離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裡一直居住到1807年去世。
多桑從小在巴黎受教育，後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後為駐巴黎（至1814年）、海牙、柏林公使。
他精通歐洲諸國語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東方文獻，具備了研究蒙元史的優越條件。
在西方學者中，他第一個最全面地檢查了有關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獻，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亞美尼亞等各種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榮、馮秉正翻譯的漢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
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年，後又據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譯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譯本作了較大補充，全書于1834至1835年在海牙&mdash阿姆斯特丹出版。
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窩闊台合罕至元順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曆世伊利汗順序）史。
他把豐富的原始資料組織到系統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處，因此，長期以來此書一直是學者們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關資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參考書。
多桑書無疑是十九世紀最優秀的、劃時代的綜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國東方學家巴托爾德稱譽說：“漢學家們的蒙古史著作無一能與多桑書相匹敵”，并非溢美之辭。
當然，多桑不懂漢文，未能更廣泛利用漢文史料，是此書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獻不是最好的寫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譯寫也不太規範，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國清末民初學者通過這些著作接觸域外史料，譯名常因此緻誤）。
他沒有設立專章叙述察合台汗國和欽察汗國史，還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國史。
現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經過校勘的刊本和譯本，研究者們不再取材于多桑書，但多桑書以其系統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門書。
與多桑同時的法國東方學家卡特麥爾（E.M.Quatremère，1782&mdash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驅和典範。
他先後在法蘭西學院和東方語學校擔任教授，初研究伊斯蘭埃及史，後主要從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譯，成果甚富。
1836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國國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傳”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譯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長達百數十頁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論文。
其語言學和曆史學注釋達五百餘條，極其豐贍，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進行闡釋考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很多條注釋實際是篇幅相當長的專題研究。
《漢學書志》作者戈狄埃（H.Cordier）謂，1893年曾聽說法國國家出版局準備出版此書之第二卷，但後來未見問世，可能已經散失。
此外，卡特麥爾所著《馬木魯克算端史》（1837），對蒙古與埃及的關系有較詳細的論述，并将埃及史家馬克利齊《諸王國志緒言》的部分内容譯出收入書中。
一些法國學者研究蒙元時代西方使節的旅行記和元與羅馬教廷的關系。
1824年，菲魯薩（M.Ferussac）繼德國學者梅納特（J.G.Meinert）刊布羅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馬黎諾裡的旅行記（1820）之後，發表了研究論文《馬黎諾裡行記釋》（《地理學會會刊》）。
1831年，雅克（E.Jacquet）也發表《元朝與阿維尼翁教廷外交關系諸考》（《亞洲雜志》）。
他還刊布了1330年前後駐伊利汗國孫丹尼牙城主教讓·柯拉的《大汗國記》拉丁文寫本部分内容（《亞洲雜志》，1830），後來玉爾即據此譯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
這方面最好的成績是1839年出版的達維紮克（D&rsquoAvezac）用萊頓、巴黎和倫敦所藏寫本合校的卡爾平尼行記《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從行者本笃（Benedict）關于卡爾平尼出使的簡短報告，并譯為法文，加了很有價值的注釋，為後來的研究者所重視。
東方學家都勞裡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後研究了有關蒙元史的亞美尼亞文史料，前者著《亞美尼亞史家所記載的蒙古人》（《亞洲雜志》，1858），後者著《兩位亞美尼亞史家&mdash&mdash乞剌可思·剛劄克和烏黑塔内·烏爾哈》（聖彼得堡）1870），兩書都含有《海屯行記》的法譯。
德弗列麥裡（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校勘、法譯本（1853&mdash1858）使人們第一次獲睹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馬可波羅行記》當時已出了很多版本。
1865年，法國漢學家頗節（G.Pauthier）又刊行一種新版本。
這是首次依據巴黎帝國圖書館所藏出自馬可波羅本人贈送給謝波哇領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種抄本整理而成，除異文校勘和說明外，還加了豐贍的曆史、地理注釋，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漢文史籍資料進行考證。
此書不僅在版本學上很有價值，在馬可波羅行記的史地研究上也前進了一步。
但他錯誤地考證馬可波羅就是《元史》所載元世祖時的樞密副使孛羅，而且，特為加上一個漢文書名《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長期地誤導了後來的研究者，甚至附會日甚，直到1927年才由伯希和徹底糾正①。
頗節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貢獻。
他繼雷慕沙和賈柏蓮（德國）、施密特（俄）、偉列亞力（英國）之後，于1860年著文介紹了爪哇泗水發現的八思巴字錢币（載《亞洲雜志》）。
186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傳》和陶宗儀《書史會要》中有關八思巴字一節譯成法文，并通過與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對照，構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題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長篇文章（載《亞洲雜志》）。
這是到當時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論文。
戈狄埃（HenriCordierl849&mdash1925）和沙畹（Ed.Chava-nnes，1865&mdash1918）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的傑出東方學家，他們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貢獻。
戈狄埃在1869至1876年以美國一商會職員身份駐上海期間開始從事東亞史地研究，1881年就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教職，後與著名荷蘭東方學家斯勒格（GustavSchlegel）一同創辦了東方學專門刊物《通報》（1890）。
他著名的成績是編纂了《漢學書志》（其中著錄了迄至十九世紀末西人有關蒙元史的幾乎所有著譯書目）、《日本學書志》、《印度支那學書志》以及專著《中國及其對外關系通史》。
有關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訂了玉爾的《馬可波羅書》（1903年再版本和1920年的《注釋與補遺》）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mdash1916年再版本）。
此外，他還撰有《元代中國與中亞的基督教》（《通報》，1917）等論文。
漢學大師沙畹，1889①伯希和《評沙海昂譯注本<馬可波羅書>》，《通報》，1927。
年起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開始從事《史記》的翻譯；1893年起就任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
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記》（部分）法譯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記的譯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
遼、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遼、使金行記譯釋》（原題《到遼、金的中國旅行家》，載《亞洲雜志》，1896，1898），《居庸關刻石初釋》（《亞洲雜志》，1894），《元代中國碑銘與官文書》（即白話聖旨碑文和文獻研究，《通報》1904、1905、1908）等。
其《中國的旅行家》一書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張德輝、常德等人旅行記的簡單介紹。
此外，1895年，波拿巴親王（RolandBonaparte，leprince）刊印了法國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獻（石刻、信件、錢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據這些材料，德維裡雅（G.Deveria）撰有《蒙-漢文碑銘考釋》（《亞洲雜志》，1896），德魯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親王所刊元代錢币釋》（同上）等文。
1896年，列昂·加恩（LeonCahun）出了一部長達530頁的《亞洲史導論：突厥人和蒙古人，從起源到1405年》。
其中199&mdash400頁是講蒙古人和蒙古統治下的亞洲。
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動，可讀性很強，但他對東方的語言和曆史卻缺乏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資料，随意解釋并加以引申，因而錯誤很多。
俄國第九屆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1806&mdash1821）團長雅金甫·俾丘林（ИакинфБичурин，1777&mdash1853）是俄國漢學的奠基人，傑出的漢學家和蒙古學家。
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廣泛研究了中國的語言、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國典籍。
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職守，被判流放，1826年召回任外交部譯官。
他著譯甚豐，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紀至現代之衛拉特史概述》（1834）、《中亞古代各族史料彙編》（中國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傳的俄譯，1851）等。
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本紀譯為俄文，并據《通鑒綱目續編》相應部分增補，編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國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長期以此書為采用漢文資料的主要來源。
此外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許多刊物上發表多篇有關蒙古史的論文。
因其業績，被選為帝俄科學院通訊院士和巴黎亞洲學會會員。
同時期的俄國東方學家、科學院院士施密特（I.E.Schm-idt，1779&mdash1847），以其對東方語言特别是蒙古語以及蒙古曆史文獻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國和英國東方學會特别名譽會員榮銜。
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語語法》（1831）及《蒙德俄辭典》（1835）等。
1824年，他發表了研究中亞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學形成史的論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緻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兒字蒙古文）譯為德文并作了語言學評注。
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譯注本，名為《東蒙古及其諸王室史》（聖彼得堡，1829），與蒙古原文對照，極便利用。
這是最早的，也是極好的《蒙古源流》歐文譯本，其注釋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
他還寫有譯釋1225年移相哥刻石銘文（《科學院論集》第2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稱為“方形字”。
載《帝國科學院曆史學部通報》，1848）的文章。
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0&mdash1878）被認為是俄國蒙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他于1828至1832年在外貝加爾、蒙古和北京從事考察研究，為學習東方語言加入了正教會傳道團，在北京居住了3年。
他對蒙古語言、文學和曆史都有研究，曾編集了兩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mdash1837）。
其主要貢獻則是編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辭典》（喀山，1844&mdash1849），這部辭典收詞完備，質量上乘，至今仍是學習古蒙文的重要工具書。
他還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學史等書，惜已不存。
傑出漢學家和東方語言學家瓦習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mdash1900）是1840&mdash1850年的北京傳道團成員。
在北京十年間，他研究了漢、蒙、藏、滿諸語言和中國的儒、佛、道、伊斯蘭教史，由于通漢、藏文（這一點同時代學者中無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績尤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條、曆史和文獻》（2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
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績主要是将《蒙鞑備錄》譯為俄文，并對蒙古古史及其與金朝關系作了詳細闡述，題名《十至十三世紀中亞東部曆史》，載于《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
這個時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貢獻最大的當推漢學家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1817&mdash1878）。
他也是于1840年成為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後來擔任了兩屆傳道團團長，在北京居住了30年，對中國的語言、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他将極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漢文史料譯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漢文總譯，題為《關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載于《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著作集》第四卷，1866），這是《秘史》最早的歐洲文字譯本；（2）《長春真人西遊記》（同上，1868）；（3）《聖武親征錄》譯注，題為《關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國故事》（載于《東方文集》第一集，1877）。
此外，他還翻譯了張德輝應召赴漠北的《紀行》并加注釋（《帝俄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部報告書》第9-10冊，1867）。
這些重要漢文史料的譯介應該大有助于歐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廣。
而較晚的俄國東方學家布萊資奈德（E.V.Bretschneider，1833&mdash1901）用英文發表的論著，在西方學界影響更大。
布氏生于裡加，1866至1883年擔任俄國駐北京使館醫生期間，研究漢學和中國植物學。
時英國玉爾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馬可波羅書》新出，促使他以濃厚興趣研究中世紀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
他以玉爾書未能直接利用豐富的漢文史料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關漢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記，在1874到1877年間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887年彙集并增補為兩卷本巨著《基于東亞史料的中世紀研究》。
書中含有耶律楚材《西遊錄》、烏古孫仲端《北使記》、《長春真人西遊記》、《常德西使記》、《遼史·天祚帝本紀附耶律大石傳》、《元史·耶律希亮傳》等重要漢文史料的譯文及詳盡的注釋。
此外，還轉譯了《史集》（據多桑書）的部分内容和亞美尼亞文史料《海屯行記》等。
其注釋引用大量俄國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學考察報告以及其他學術著作，對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産進行考釋，至今仍很有參考價值。
這個時期俄國東方學家也開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
1840年，喀山大學教授、德國人哀德蠻（F.Erdmann）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譯成德文（有删節）刊行，書名題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諸民族概況》。
後來，他又根據《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紀》以及譯成俄文的有關漢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習理所譯《蒙鞑備錄》等），著《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萊比錫，1862）。
另一位傑出東方學家格裡戈裡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曉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種東方語言，在他還是彼得堡大學學生時（1834），就将帖木兒帝國曆史家宏達迷兒的《曆史概要》（波斯文）譯成俄文出版，題為《從古代至帖木兒時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語言學和曆史學注釋。
這部譯著作為最早譯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評價。
此後格裡戈裡耶夫繼續從事蒙元時代史特别是金帳汗國史、中亞史和錢币學的研究。
他的論文《論遊牧民族與定居國家的關系》（1875）分析遊牧民入侵定居地區的原因，提出了遊牧經濟特殊條件下為解決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鄰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擴展的觀點，被稱為“推動論”。
他還寫過一篇有關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訊（《亞洲雜志》，1861）。
對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貢獻最大的是俄國傑出東方學家貝勒津（И.НБерезин，1818&mdash1896）。
他是哀德蠻的學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語，有可能直接從穆斯林史料入手進行研究。
他的最大功績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譯本。
在從事這項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預備性著作”《東方曆史家叢書》（1849&mdash1854），并對金帳汗國史進行了研究，撰有《從可汗诏敕看金帳汗國的内部制度》（1850）以及論述蒙古對俄羅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
他的博士論文《術赤兀魯思的内部制度綱要》也是基于諸汗诏書研究而完成的一種重要著作（載《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8卷，1864）。
1858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譯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5卷）；1861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7卷）；186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紀》從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譯注與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3卷）；1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紀》從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譯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5卷）。
作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紀》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譯本，貝勒津書的譯文在他那個時代無疑具有相當高價值，出版後數十年中一直為研究蒙元史的學者所利用。
他的注釋，特别在語言學方面，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但他所根據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種抄本（即原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大大影響了其校、譯的質量。
稍後，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貢獻的俄國學者還有齊曾高曾（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mdash1902）。
他廣泛搜羅該時代阿拉伯文（主要為埃及馬木魯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關資料，輯錄、編譯為兩卷本《金帳汗國史資料彙編》。
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選輯（原文和俄譯文）出版于1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兒的《全史》、烏馬裡《眼曆諸國行記》、諾外利書、拔圖塔行記、埃及馬木魯克朝算端哈剌溫傳、貝巴爾思傳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為其中幾種尚無其他文字譯本）。
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選輯遲至1941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亞美尼亞親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ky）就将乞剌可思《亞美尼亞史》中所收錄的《海屯行記》譯為俄文（《西伯利亞雜志》1822，克拉普羅特法譯本即據此轉譯）。
後來，俄國學者帕特卡尼揚（K.Патка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mdash1889）進一步研究亞美尼亞文蒙元史史料，1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譯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題為《僧侶馬迦基蒙古史》。
自此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
他還選輯多種亞美尼亞史家著作，譯編為兩冊《亞美尼亞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紀中，有許多俄國人深入中國蒙、藏、新疆等地區進行自然、物産、民族、曆史、語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們在蒙古搜集了不少曆史文獻，發現了多處古迹和文物，寫下了大量旅行記和考察報告，其中不乏有關蒙元時代的曆史、地理資料。
最重要的是1818年在額爾古納河支流昆兌河上遊找到的1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實物資料）。
1889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與元代碑刻，1890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的古城廢墟和碑刻。
1892至1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圖譜》4冊，展示所發現的古迹、文物圖片，并标明地圖位置，極為有用。
以前，中外學者曾對蒙古國都位置以及相關的曆史地理問題做過許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遺址的發現，使元代蒙古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個新時代。
蒙古學家波茲德聶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mdash1920）兩次進行實地考察，1892至1893年完成了從恰克圖到北京、從科布多到庫倫的縱橫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
其所著旅行記《蒙古與蒙古人》（2卷，1896、1898），對《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傳說均有論述。
其中記錄了許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遺物。
十九世紀俄國的蒙元史研究，還應該提到畢業于喀山大學的布裡亞特族學者班咱羅夫（ДоржиБанзаров，1822&mdash1855）。
在極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蠻教》（1846），《兩種中亞字母》（關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葉卡德琳諾斯拉夫省發現之蒙古文銀牌考釋》（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稱考》與《論衛拉特與畏兀兒》，《移相哥碑銘考釋》（1851）等。
他的所有論文于1955年逝世100周年時由語言學家桑熱也夫結集出版。
傑出的俄國東方學巨子巴托爾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mdash1930），其學術生涯與法國的戈狄埃、沙畹一樣都是跨世紀的。
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學家門下受過嚴格科學訓練。
1896年他調彼得堡大學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國的形成》（授課講義）就在《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劄記》第五卷刊出；同年，又發表了評論法國加恩所著《亞洲史導論》的文章，反映他在學術上已經成熟。
他把蒙元時代的中亞史定為自己的重點研究課題，為此廣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mdash&mdash大多數是抄本，編成《原文資料選輯》，作為其預定著作《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編，于1898年出版。
1900年，其第二編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
巴托爾德治學極其嚴謹，堅持在盡可能全面搜檢史籍和嚴格審查史料的基礎上進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據，據必确切。
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亞的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據原始資料研究蒙古時代以前的中亞史，以緻這一部分竟寫到占全書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對題”（見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譯本時，書名改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
本書緒論部分詳細介紹史料（分“前蒙古時期”、“蒙古入侵”、“歐文著作與文獻”三部），第一章為“河中地區地理概觀”，第二章為“迄至12世紀的中亞”（從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遼與花剌子模”，第四章為“成吉思汗與蒙古人”（從蒙古建國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後附有大事年表與參考書目。
1963年，莫斯科開始刊行巴爾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為第一卷首先出版，并增補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從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年的中亞史）。
1968年出的英譯本第三版也據此增加了第五章。
巴托爾德未能直接檢查和利用蒙、漢文史料，盡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種蒙、漢文史料的譯本，難免有若幹不當之處，伯希和曾著《評注》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見。
但除此之外，此書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說十分完美，堪稱是蒙元史和中亞史的劃時代巨著。
1898年，巴托爾德還出了一本《七河史綱》（七河地區指巴爾喀什湖以南、錫爾河上遊納林河以北之地）。
二十世紀初期，他發表了大量中亞史、伊朗史、伊斯蘭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亞史四講》、《中亞突厥史十二講》①載《通報》，1930年。
馮承鈞譯為漢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編。
等，都是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其他西方諸國德國學者很早就重視東方語言的研究。
賈柏蓮（H.C.vonderGabelentz）在1838年發表《一個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東方藝術雜志》第2卷1期），公布了從趙涵《石墨镌華》中抄錄的八思巴字“重陽萬壽宮碑”，并加轉譯和注釋。
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獻的文章。
1840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補釋》（同上第3卷），對前文作了補充、訂正。
奧地利東方學家哈默爾-普爾格施塔勒（J.F.vonHammer-Purgstall，1774&mdash1856）曾任駐奧斯曼帝國外交官，後為宮廷官員，帝國科學院院長，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語，對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詣。
1832年，帝俄科學院懸重賞向國内外學者征求金帳汗國史著作，哈默爾于1835年以其所著《欽察之金帳汗國史》應征，雖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評價，但卻沒有獲獎。
1840年，他自己出版此書。
1842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國史》。
兩書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國史專著，恰與多桑書和卡特麥爾書幾乎同時問世，标志着這個時期歐洲蒙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