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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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明代的元史著述
據《明史·藝文志》和《千頃堂書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種，但多半不傳。
洪武初年設局纂修的《元史》由于倉促成書，缺漏、謬誤甚多，刊行後不久，曾參與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補遺》12卷，惜其書佚。
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代人草疏為被處死的李善長訟冤而遭解職，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後解缙緻書董倫言及此事，謂“《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删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
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①。
據此知解缙曾奉旨改修《元史》并已進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沒有完成，其稿亦失傳。
永樂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續編》16卷，據稱他“以《元史》詳于世祖以前攻戰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順帝時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綜其要”②。
其書用編年體，全仿《通鑒綱目》體裁，大書提要，小字分注，間附議論，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實際上是續明初陳桱的《通鑒續編》，不能稱續《元史》。
資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議論每多迂腐，價值不高。
現存有永樂間刊本及諸抄本，四庫全書本。
成化間商辂等編《續資治通鑒綱目》，元代部分即以此書為本。
其後，薛應旂、王宗沐各編有《宋元資治通鑒》，所采之書甚少，尤略于遼、金、元，僅備一體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質》、周複浚《元史弼違》等書，皆無足取。
唯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立題頗當，能綜括有元一代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為初學者有用的參考書；取材雖大體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補充，如《治河》篇全文收錄了歐陽玄的《至正河防記》，《律令之定》篇摘錄了鄭介夫的奏議。
此外，馮從吾著《元儒考略》4卷，以《元史·儒學傳》為主，兼采志乘資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學術專史梗概，有一定參考價值，清初全祖望續纂《宋元學案》時當利用了此書。
王光魯編《元史備忘錄》，分譜系、氏族（轉錄自《辍耕錄》）、諸臣、重名、俚名諸篇。
其“諸臣”篇将《元史》所載蒙古、色目重要人物（雜入耶律楚材等數名漢人）按仕曆時間先後編為名單，分列于諸帝之下（自“太祖諸臣”至“順帝諸臣”），再分為創業、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類，名下各略舉主要事迹。
這種分類方法後為清代史家采用。
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頗多，此書“重名”篇一一輯出，注明其身份，為清代汪輝祖編《三史同名錄》所取法。
總的說來，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為《元史》是本朝太祖诏修的官史，明人雖然不甚滿意，也不敢多加非議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難有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傳》。
②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創新。
入清以後，學者不再有此顧忌，對《元史》的阙失作了嚴厲批判。
中國傳統史學最重綜紀一代的“正史”，纰漏百出的《元史》實在不餍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為史學家們努力的主要目标。
第二節 清中葉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類編》 康熙間，邵遠平著成《元史類編》42卷（1699年進呈）。
邵遠平，康熙三年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參與纂修《一統志》。
其高祖邵經邦于明嘉靖間著有《宏簡錄》一書，本意欲續鄭樵《通志》，而僅編成唐、宋、遼、金諸朝紀、傳，遠平繼高祖之業續編了元代紀、傳，故又稱《續宏簡錄》。
其書以《元史》為基礎改編，自謂曾兼采《元文類》、《經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補其缺遺。
卷一至十為本紀，卷十一至四二為列傳，無表、志，凡天文、地理、律曆制度和诏令按年編入諸帝本紀，故本紀特詳；列傳仿王光魯《元史備忘錄》之例分類，并增補了十餘人，其中有趙天麟、鄭介夫傳，分别收錄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内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語考訂異同。
不過，邵氏并沒有全面搜羅史料，當時能見到的資料而他沒有見到的還有很多，其著書目的也僅在于續“祖錄”，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
此外，清初學者孫承澤編有一部《元朝典故編年考》（10卷），将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編次，除《元史》外，還采取文集、說部資料作了補充，其第九卷收錄了12卷本《秘史》的末兩卷（續集）總譯，指出這是蒙古人所編記，可“補正史之所不載”。
錢大昕對元史學的貢獻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構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學派代表人物、史學大師錢大昕。
本書第十卷别有傳。
他學識淵博，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樹，對史學的貢獻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為突出。
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史料的發掘，多種重要元史史料的價值都是經他慧眼發現、表章而顯于世。
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沒有受到史家的足夠重視，乾隆十三年（1748）萬光泰曾據總譯改編成《元秘史略》2卷，卻謂其“文不雅馴，好述委瑣之事”，将大量重要記載視為“荒誕”而删略。
錢大昕得到了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秘史》抄本（洪業推測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見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據以補正《元史》，屢屢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載得其實，“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其必于此書折其衷欤。
”對其重大史料價值作了高度評價。
後他又得見明刻12卷本，著錄于《元史·藝文志》，并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内廷秘笈《脫必赤顔》之說。
《長春真人西遊記》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鮮。
錢大昕在蘇州擔任紫陽書院院長（1788&mdash1804
洪武初年設局纂修的《元史》由于倉促成書，缺漏、謬誤甚多，刊行後不久，曾參與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補遺》12卷，惜其書佚。
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代人草疏為被處死的李善長訟冤而遭解職，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後解缙緻書董倫言及此事，謂“《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删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
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①。
據此知解缙曾奉旨改修《元史》并已進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沒有完成，其稿亦失傳。
永樂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續編》16卷，據稱他“以《元史》詳于世祖以前攻戰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順帝時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綜其要”②。
其書用編年體，全仿《通鑒綱目》體裁，大書提要，小字分注，間附議論，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實際上是續明初陳桱的《通鑒續編》，不能稱續《元史》。
資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議論每多迂腐，價值不高。
現存有永樂間刊本及諸抄本，四庫全書本。
成化間商辂等編《續資治通鑒綱目》，元代部分即以此書為本。
其後，薛應旂、王宗沐各編有《宋元資治通鑒》，所采之書甚少，尤略于遼、金、元，僅備一體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質》、周複浚《元史弼違》等書，皆無足取。
唯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立題頗當，能綜括有元一代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為初學者有用的參考書；取材雖大體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補充，如《治河》篇全文收錄了歐陽玄的《至正河防記》，《律令之定》篇摘錄了鄭介夫的奏議。
此外，馮從吾著《元儒考略》4卷，以《元史·儒學傳》為主，兼采志乘資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學術專史梗概，有一定參考價值，清初全祖望續纂《宋元學案》時當利用了此書。
王光魯編《元史備忘錄》，分譜系、氏族（轉錄自《辍耕錄》）、諸臣、重名、俚名諸篇。
其“諸臣”篇将《元史》所載蒙古、色目重要人物（雜入耶律楚材等數名漢人）按仕曆時間先後編為名單，分列于諸帝之下（自“太祖諸臣”至“順帝諸臣”），再分為創業、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類，名下各略舉主要事迹。
這種分類方法後為清代史家采用。
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頗多，此書“重名”篇一一輯出，注明其身份，為清代汪輝祖編《三史同名錄》所取法。
總的說來，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為《元史》是本朝太祖诏修的官史，明人雖然不甚滿意，也不敢多加非議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難有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傳》。
②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創新。
入清以後，學者不再有此顧忌，對《元史》的阙失作了嚴厲批判。
中國傳統史學最重綜紀一代的“正史”，纰漏百出的《元史》實在不餍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為史學家們努力的主要目标。
第二節 清中葉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類編》 康熙間，邵遠平著成《元史類編》42卷（1699年進呈）。
邵遠平，康熙三年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參與纂修《一統志》。
其高祖邵經邦于明嘉靖間著有《宏簡錄》一書，本意欲續鄭樵《通志》，而僅編成唐、宋、遼、金諸朝紀、傳，遠平繼高祖之業續編了元代紀、傳，故又稱《續宏簡錄》。
其書以《元史》為基礎改編，自謂曾兼采《元文類》、《經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補其缺遺。
卷一至十為本紀，卷十一至四二為列傳，無表、志，凡天文、地理、律曆制度和诏令按年編入諸帝本紀，故本紀特詳；列傳仿王光魯《元史備忘錄》之例分類，并增補了十餘人，其中有趙天麟、鄭介夫傳，分别收錄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内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語考訂異同。
不過，邵氏并沒有全面搜羅史料，當時能見到的資料而他沒有見到的還有很多，其著書目的也僅在于續“祖錄”，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
此外，清初學者孫承澤編有一部《元朝典故編年考》（10卷），将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編次，除《元史》外，還采取文集、說部資料作了補充，其第九卷收錄了12卷本《秘史》的末兩卷（續集）總譯，指出這是蒙古人所編記，可“補正史之所不載”。
錢大昕對元史學的貢獻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構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學派代表人物、史學大師錢大昕。
本書第十卷别有傳。
他學識淵博，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樹，對史學的貢獻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為突出。
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史料的發掘，多種重要元史史料的價值都是經他慧眼發現、表章而顯于世。
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沒有受到史家的足夠重視，乾隆十三年（1748）萬光泰曾據總譯改編成《元秘史略》2卷，卻謂其“文不雅馴，好述委瑣之事”，将大量重要記載視為“荒誕”而删略。
錢大昕得到了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秘史》抄本（洪業推測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見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據以補正《元史》，屢屢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載得其實，“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其必于此書折其衷欤。
”對其重大史料價值作了高度評價。
後他又得見明刻12卷本，著錄于《元史·藝文志》，并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内廷秘笈《脫必赤顔》之說。
《長春真人西遊記》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鮮。
錢大昕在蘇州擔任紫陽書院院長（1788&mdash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