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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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還難。
我把車在空蕩蕩的焉耆大街開來開去，轉了一家醫院和兩家診療所。
房子裡都亮着燈，值班的卻不見，叫破嗓子也沒人應，反而耽誤了将近一小時。
“媽的！走！”我氣呼呼地爬進駕駛室。
“上庫爾勒！那兒有一個我認識的大夫。
” 這當兒，孩子的呼吸微弱下來，額頭上滾燙，身上還打着冷戰，已經處在昏迷狀态。
婦女直淌眼淚，藍色的路燈照着她亮晶晶的淚花。
她一點主意也沒有了，隻好由着我的主張。
我加大油門，飛也似地撲向庫爾勒。
一路上，隻聽見風在縫隙裡尖厲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來了一般，往我們面前直挺挺地倒下來；公路兩邊黑漆漆的陰影一閃而過。
路上已經沒有車，誰也不妨礙我把行車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
我還從來沒有開過這麼快的車，隻覺得前車輪在我手掌心裡蹦蹦地跳，好像随時會飛出去一樣。
我煙也顧不上抽了，兩手捏得汗都冒出來，深怕駕駛盤從手中滑掉。
車翻越了賀拉山，到了孔雀河邊，水箱裡的水沸騰了，車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趕得喘不過來氣的馬。
我跳下車，一面說：“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庫爾勒了。
”一面拿出榔頭，敲碎了一塊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熱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車停在這荒郊野外，婦女又露出害怕的樣子，在車座上摟着孩子縮成一團。
我沒有滅大燈，幹這些事盡量離她遠一點。
等我上了車，婦女好像松了口氣，第一次用依賴的語調小聲問：“到庫爾勒能找到醫生嗎？” 我說：“能！” 記者同志，人隻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辦成不可。
我心裡想，就是醫生鑽到炕洞裡，我也要把他揪出來！ 車到庫爾勒，已經是淩晨了。
我沒有開向醫院，直奔到我認識的那醫生家去拍門。
“誰呀？誰呀？”拍了半天，醫生醒了，好不高興地問。
我說：“我呀！你忘啦？……” 這醫生是四川人，去年探親回來，又是棕箱竹籃，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車，眼看要變天了，急得團團轉。
那次是我幫他拉回家的。
當時他千恩萬謝，一定要給我點什麼，我沒有拿，他就說，以後有事找他，他絕對幫忙。
這回果然用上他了。
醫生穿好衣裳開開門，迷迷胡胡地：“是哪個的娃兒？是你的娃兒麼？” 我看了看坐在車上的婦女，說“不錯，是我的！你快點吧！” 這一下，醫生清醒了，抖擻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護士，找司藥，終于把他們母子安頓在病房裡。
沒有我的事了。
我把車開到“二招”，放了水，尋個房間打了個盹。
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蘇的大路。
一個星期後，我從喀什回來。
我想，雖然不是我的事，也應該去謝謝那個醫生。
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蘇香稻米，跑到醫生家去。
矮個子醫生一見我，就指着我鼻子笑開了。
“你搞的啥子名堂喲！”他說，“那上海‘埃亞拉’（埃亞拉：維吾爾語，婦女的意思。
）說根本不認識你，還要當人家娃兒的爸爸哩！人說‘車船店腳牙，不死也該殺’，你也是沒有一句實話，害得我那晚上連覺也沒睡好。
” 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又問孩子後來怎麼樣了。
醫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兒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 卸了車，晚上沒事，聽着招待所裡的人亂拉胡琴、亂唱“樣闆戲”，心裡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樣瞎跑調，總也靜不下來。
幹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兩筒罐頭走進病房，一眼就看見她坐在孩子旁邊。
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劃腳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說話。
這時，我才看清她。
她并不是“羊杠子”，頂多隻有二十六、七歲，一對大眼睛，臉皮黃黃的，神情帶着一點憂傷。
當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時候，我發現她是個很溫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發瘋似地拽着我胳膊時完全不一樣。
她擡頭看見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說：“那晚上對不起你。
我是……吃虧吃怕了。
” 我說：“沒有啥！孩子怎麼樣了？” 她說：“孩子是急性肺炎，醫生說晚來一步就完了。
那晚上虧得你……” 她一臉感激的樣子，眼睛裡也潮潮的。
我倒難為情了，就低下頭來逗孩子。
我把車在空蕩蕩的焉耆大街開來開去，轉了一家醫院和兩家診療所。
房子裡都亮着燈，值班的卻不見，叫破嗓子也沒人應，反而耽誤了将近一小時。
“媽的！走！”我氣呼呼地爬進駕駛室。
“上庫爾勒！那兒有一個我認識的大夫。
” 這當兒，孩子的呼吸微弱下來，額頭上滾燙，身上還打着冷戰，已經處在昏迷狀态。
婦女直淌眼淚，藍色的路燈照着她亮晶晶的淚花。
她一點主意也沒有了，隻好由着我的主張。
我加大油門，飛也似地撲向庫爾勒。
一路上，隻聽見風在縫隙裡尖厲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來了一般，往我們面前直挺挺地倒下來；公路兩邊黑漆漆的陰影一閃而過。
路上已經沒有車，誰也不妨礙我把行車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
我還從來沒有開過這麼快的車，隻覺得前車輪在我手掌心裡蹦蹦地跳，好像随時會飛出去一樣。
我煙也顧不上抽了，兩手捏得汗都冒出來，深怕駕駛盤從手中滑掉。
車翻越了賀拉山，到了孔雀河邊，水箱裡的水沸騰了，車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趕得喘不過來氣的馬。
我跳下車，一面說：“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庫爾勒了。
”一面拿出榔頭，敲碎了一塊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熱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車停在這荒郊野外，婦女又露出害怕的樣子，在車座上摟着孩子縮成一團。
我沒有滅大燈，幹這些事盡量離她遠一點。
等我上了車，婦女好像松了口氣，第一次用依賴的語調小聲問：“到庫爾勒能找到醫生嗎？” 我說：“能！” 記者同志，人隻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辦成不可。
我心裡想，就是醫生鑽到炕洞裡，我也要把他揪出來！ 車到庫爾勒，已經是淩晨了。
我沒有開向醫院，直奔到我認識的那醫生家去拍門。
“誰呀？誰呀？”拍了半天，醫生醒了，好不高興地問。
我說：“我呀！你忘啦？……” 這醫生是四川人，去年探親回來，又是棕箱竹籃，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車，眼看要變天了，急得團團轉。
那次是我幫他拉回家的。
當時他千恩萬謝，一定要給我點什麼，我沒有拿，他就說，以後有事找他，他絕對幫忙。
這回果然用上他了。
醫生穿好衣裳開開門，迷迷胡胡地：“是哪個的娃兒？是你的娃兒麼？” 我看了看坐在車上的婦女，說“不錯，是我的！你快點吧！” 這一下，醫生清醒了，抖擻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護士，找司藥，終于把他們母子安頓在病房裡。
沒有我的事了。
我把車開到“二招”，放了水，尋個房間打了個盹。
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蘇的大路。
一個星期後，我從喀什回來。
我想，雖然不是我的事，也應該去謝謝那個醫生。
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蘇香稻米，跑到醫生家去。
矮個子醫生一見我，就指着我鼻子笑開了。
“你搞的啥子名堂喲！”他說，“那上海‘埃亞拉’（埃亞拉：維吾爾語，婦女的意思。
）說根本不認識你，還要當人家娃兒的爸爸哩！人說‘車船店腳牙，不死也該殺’，你也是沒有一句實話，害得我那晚上連覺也沒睡好。
” 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又問孩子後來怎麼樣了。
醫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兒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 卸了車，晚上沒事，聽着招待所裡的人亂拉胡琴、亂唱“樣闆戲”，心裡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樣瞎跑調，總也靜不下來。
幹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兩筒罐頭走進病房，一眼就看見她坐在孩子旁邊。
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劃腳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說話。
這時，我才看清她。
她并不是“羊杠子”，頂多隻有二十六、七歲，一對大眼睛，臉皮黃黃的，神情帶着一點憂傷。
當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時候，我發現她是個很溫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發瘋似地拽着我胳膊時完全不一樣。
她擡頭看見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說：“那晚上對不起你。
我是……吃虧吃怕了。
” 我說：“沒有啥！孩子怎麼樣了？” 她說：“孩子是急性肺炎，醫生說晚來一步就完了。
那晚上虧得你……” 她一臉感激的樣子，眼睛裡也潮潮的。
我倒難為情了，就低下頭來逗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