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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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幹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
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我的愛人。
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
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于回來了。
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
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
”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
”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别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①他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
我們一起在“牛棚”裡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
他不服，不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
在會場裡我一直像在做怪夢。
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仿佛重回人間。
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
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
”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
”我還能再講什麼呢？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隻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
她忽然指着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農村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
他先學會沉默，後來又學會抽煙。
我懷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
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
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
”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
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裡。
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
”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幹校就留在市區。
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我答說：“知道。
”其實家裡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裡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
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
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裡的一切。
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将近二十天裡，我每天去醫院陪伴她大半天。
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
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
當時病房裡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飲食外一切都必須自理。
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贊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紮着下了床，走到廁所。
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經不住手術，最怕的是她的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
她住院後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将它忘記。
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又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
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
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
但是不開刀，後果更不堪設想。
他要我決定，并且要我勸她同意。
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
我講完話，她隻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别了。
”她望着我，眼睛裡全是淚水。
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
接着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
”她回答：“你陪我就好。
”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做好了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
我們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她平安地給送出來，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
兒子還在她的身邊守過一個夜晚。
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
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
她不斷地問：“兒子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麼樣，我怎麼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進空空的、靜靜的房間，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
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
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别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
他在隔離病房裡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
母親躺
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我的愛人。
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
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于回來了。
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
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
”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
”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别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①他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
我們一起在“牛棚”裡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
他不服，不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
在會場裡我一直像在做怪夢。
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仿佛重回人間。
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
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
”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
”我還能再講什麼呢？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隻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
她忽然指着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農村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
他先學會沉默，後來又學會抽煙。
我懷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
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
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
”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
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裡。
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
”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幹校就留在市區。
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我答說：“知道。
”其實家裡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裡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
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
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裡的一切。
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将近二十天裡，我每天去醫院陪伴她大半天。
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
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
當時病房裡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飲食外一切都必須自理。
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贊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紮着下了床，走到廁所。
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經不住手術，最怕的是她的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
她住院後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将它忘記。
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又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
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
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
但是不開刀，後果更不堪設想。
他要我決定，并且要我勸她同意。
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
我講完話，她隻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别了。
”她望着我，眼睛裡全是淚水。
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
接着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
”她回答：“你陪我就好。
”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做好了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
我們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她平安地給送出來，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
兒子還在她的身邊守過一個夜晚。
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
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
她不斷地問：“兒子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麼樣，我怎麼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進空空的、靜靜的房間，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
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
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别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
他在隔離病房裡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
母親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