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多—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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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見一個學生。
這樣倒好，免得驚動别人。
說實話，我自己也想不到會有沙多—吉裡之行。
我沒有主動地提出這個要求，雖然我滿心希望能夠在這個甯靜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鐘，可是我沒有理由讓同行的人跟随我尋找過去的腳迹。
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過去，讀過我的文章，知道我懷念瑪倫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這樣我就到沙多—吉裡來了。
連遠在武漢的“哲學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離開巴黎去馬賽上船的前夕，最後一次到沙多—吉裡去，隻是為了拿着身份證到警察局去簽字，以便在中國公使館辦回國的簽證。
這是早已忘記、臨時發現、非辦不可的事。
我買了來回的火車票，來去匆匆，非常狼狽，心情十分不好。
這一次坐小車沿着高速公路開進沙多—吉裡，在學校的院子裡停下來。
年紀不太大的女校長冒着細雨在門口迎接我們，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長和一位老同學，他已經是詩人和作家了。
學校有大的變化，而我不用介紹和解釋，便了解一切。
我覺得對這裡我仍然熟悉。
一棵苦栗樹，兩扇百葉窗，都是我的老朋友。
但是在我身邊談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顯得更友好、更親切嗎？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把過去和現在混在一起，将回憶和現實糅在一起，而陶醉在無窮盡的友誼之中！我甚至忘記了時間的短暫。
副市長從學校把我接到市政廳，打着傘送我進去。
那是我過去沒有到過的地方，在那裡市長安·羅西先生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招待會，用熱情、友好的語言歡迎我們。
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國朋友碰了杯，從市長和副市長的手裡分别接過了沙多—吉裡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偉大詩人拉封丹的像章，對我來說，再沒有更珍貴的禮物了。
過去我想念沙城的時候，我就翻看我回國寫的那幾個短篇（《洛伯爾先生》、《獅子》、《老年》和《墓園》）。
今後我看見這兩樣禮物，就好像重到沙城。
何況我手邊還有老同學阿·巴爾博贈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這一次我又是滿載而歸，我得到了廣泛的友誼。
在市長的招待會上表示感謝的時候，我講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聲音帶給我的溫暖。
但是從市政廳出來，我們就離開了沙多—吉裡。
就隻有短短的幾十分鐘！我沒有打聽到古然夫婦安葬在哪裡，也沒有能在他們的墓前獻一束鮮花。
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願沒有實現。
不過我并不感到遺憾。
這次重訪法國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誼是永恒的，并沒有結束的時候。
即使我的骨頭化為灰燼，我追求友誼的心也将在人間燃燒。
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裡，墓上的鮮花何曾間斷過。
重來沙多—吉裡也隻是為了擴大友誼。
我沒有登古堡，過橋頭，可是在心上我重複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
回到上海，回到離開四十天的家，整理帶回來的圖書、畫冊和照片，我感覺到心裡充實。
我幾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當空的藍天，我懷念所有的法國的友人。
……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漢的“哲學家”，他來信問我：“不知瑪倫河橋頭賣花小鋪是否仍在？你還去買了一束鮮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裡，對那個甯靜、美麗的古城有同樣深的感情。
他還記得橋頭的花店，我們在校長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裡買花束送去。
花店裡有一個名叫曼麗的金發小姑娘，遇見我們她總要含笑地招呼一聲。
倘使她還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
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車上看橋頭，花店還在，卻不是從前那個樣子。
我沒有下車停留。
後來我才想：要是能夠留一兩天問清楚每個熟人的情況，那有多好。
其實，憑我這一點印象，真能夠打聽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嗎？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間發生了世界大戰。
連拉封丹中學的外國學生登記名冊也不全了，我隻找到一個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學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YaoTang（李堯棠）。
七月十二日
這樣倒好，免得驚動别人。
說實話，我自己也想不到會有沙多—吉裡之行。
我沒有主動地提出這個要求，雖然我滿心希望能夠在這個甯靜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鐘，可是我沒有理由讓同行的人跟随我尋找過去的腳迹。
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過去，讀過我的文章，知道我懷念瑪倫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這樣我就到沙多—吉裡來了。
連遠在武漢的“哲學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離開巴黎去馬賽上船的前夕，最後一次到沙多—吉裡去，隻是為了拿着身份證到警察局去簽字，以便在中國公使館辦回國的簽證。
這是早已忘記、臨時發現、非辦不可的事。
我買了來回的火車票，來去匆匆，非常狼狽，心情十分不好。
這一次坐小車沿着高速公路開進沙多—吉裡，在學校的院子裡停下來。
年紀不太大的女校長冒着細雨在門口迎接我們，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長和一位老同學，他已經是詩人和作家了。
學校有大的變化，而我不用介紹和解釋，便了解一切。
我覺得對這裡我仍然熟悉。
一棵苦栗樹，兩扇百葉窗，都是我的老朋友。
但是在我身邊談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顯得更友好、更親切嗎？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把過去和現在混在一起，将回憶和現實糅在一起，而陶醉在無窮盡的友誼之中！我甚至忘記了時間的短暫。
副市長從學校把我接到市政廳，打着傘送我進去。
那是我過去沒有到過的地方，在那裡市長安·羅西先生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招待會，用熱情、友好的語言歡迎我們。
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國朋友碰了杯，從市長和副市長的手裡分别接過了沙多—吉裡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偉大詩人拉封丹的像章，對我來說，再沒有更珍貴的禮物了。
過去我想念沙城的時候，我就翻看我回國寫的那幾個短篇（《洛伯爾先生》、《獅子》、《老年》和《墓園》）。
今後我看見這兩樣禮物，就好像重到沙城。
何況我手邊還有老同學阿·巴爾博贈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這一次我又是滿載而歸，我得到了廣泛的友誼。
在市長的招待會上表示感謝的時候，我講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聲音帶給我的溫暖。
但是從市政廳出來，我們就離開了沙多—吉裡。
就隻有短短的幾十分鐘！我沒有打聽到古然夫婦安葬在哪裡，也沒有能在他們的墓前獻一束鮮花。
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願沒有實現。
不過我并不感到遺憾。
這次重訪法國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誼是永恒的，并沒有結束的時候。
即使我的骨頭化為灰燼，我追求友誼的心也将在人間燃燒。
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裡，墓上的鮮花何曾間斷過。
重來沙多—吉裡也隻是為了擴大友誼。
我沒有登古堡，過橋頭，可是在心上我重複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
回到上海，回到離開四十天的家，整理帶回來的圖書、畫冊和照片，我感覺到心裡充實。
我幾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當空的藍天，我懷念所有的法國的友人。
……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漢的“哲學家”，他來信問我：“不知瑪倫河橋頭賣花小鋪是否仍在？你還去買了一束鮮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裡，對那個甯靜、美麗的古城有同樣深的感情。
他還記得橋頭的花店，我們在校長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裡買花束送去。
花店裡有一個名叫曼麗的金發小姑娘，遇見我們她總要含笑地招呼一聲。
倘使她還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
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車上看橋頭，花店還在，卻不是從前那個樣子。
我沒有下車停留。
後來我才想：要是能夠留一兩天問清楚每個熟人的情況，那有多好。
其實，憑我這一點印象，真能夠打聽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嗎？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間發生了世界大戰。
連拉封丹中學的外國學生登記名冊也不全了，我隻找到一個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學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YaoTang（李堯棠）。
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