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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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不老實交待，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
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
我對自己不再存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
我好象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闆遊到岸邊。
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荪、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鬥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别，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衆自報“罪行”；晚上還要在家應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學生，請求他們不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别的東西。
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遊鬥，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幹校”去勞動。
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裡待了若幹年，最後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
這就是文件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
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迹，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夥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并不想在這裡多寫詳情細節。
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曆。
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
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
我六六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
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的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
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老母隻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
陳同生據說伏在煤氣竈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
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麼能去開煤氣竈？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說明自己絕不自殺。
過了十八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說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 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
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難過，然而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
我決定要盡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說是争取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作人”，過去我的說法有些誇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
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
比我小十三歲的蕭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時治療含着淚跟我分離。
整整過了二十年。
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腸斷的往事。
但是二十年來一直沒弄清楚的那些疑問，我總得為它們找到一兩個解答。
否則要是我在泉下遇見蕭珊，我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斷地想，我仿佛又給扔在油鍋裡用烈火煎熬。
盡管痛苦難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湯的作用了，雖然記憶力衰退，可我的腦子并不糊塗。
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回到機關參加“運動”，當時我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國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我的公民權利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這憲法是全體代表投票通過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
投票通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讨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布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
說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
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
盡管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我的知識表現在什麼地方？“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抛在腦後了！ 過去的事也隻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于後者。
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
隻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
沒有人願意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
最好的辦法我看隻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六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四至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作家開高健發表了小說《玉碎》。
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
我對自己不再存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
我好象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闆遊到岸邊。
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荪、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鬥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别，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衆自報“罪行”；晚上還要在家應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學生，請求他們不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别的東西。
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遊鬥，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幹校”去勞動。
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裡待了若幹年，最後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
這就是文件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
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迹，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夥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并不想在這裡多寫詳情細節。
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曆。
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
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
我六六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
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的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
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老母隻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
陳同生據說伏在煤氣竈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
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麼能去開煤氣竈？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說明自己絕不自殺。
過了十八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說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 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
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難過，然而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
我決定要盡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說是争取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作人”，過去我的說法有些誇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
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
比我小十三歲的蕭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時治療含着淚跟我分離。
整整過了二十年。
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腸斷的往事。
但是二十年來一直沒弄清楚的那些疑問，我總得為它們找到一兩個解答。
否則要是我在泉下遇見蕭珊，我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斷地想，我仿佛又給扔在油鍋裡用烈火煎熬。
盡管痛苦難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湯的作用了，雖然記憶力衰退，可我的腦子并不糊塗。
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回到機關參加“運動”，當時我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國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我的公民權利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這憲法是全體代表投票通過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
投票通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讨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布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
說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
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
盡管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我的知識表現在什麼地方？“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抛在腦後了！ 過去的事也隻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于後者。
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
隻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
沒有人願意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
最好的辦法我看隻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六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四至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作家開高健發表了小說《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