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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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隻友好地伸過來的手。

    我對法國朋友說:“我們掉進了友誼的海洋裡面”,這不是“外交辭令”,我是帶着真摯的感情講話的。

    法國友人關心中國人民的鬥争,願意了解中國,勤奮地學習漢語,研究現代中國文學。

    法國讀者關心我的小說中人物的命運,談起來他們對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國太太拿了法譯本的《寒夜》來找我,說是她喜歡這本書,要我為她簽名,還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

    我本來想寫“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太多的痛苦”。

    可是寫了出來,“太多的”三個字沒有了。

    作為作者,我不希望給讀者帶來痛苦。

    這種心願是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培養起來的。

    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開始拿筆的時候,我的想法并不是這樣。

    但是作品一發表,就像一根帶子把我同讀者連接起來了。

    從此我就時時想到了讀者。

    我總是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幫助,而自己又覺得它們對讀者并無實際的益處。

    因此産生了矛盾,産生了痛苦。

    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擱筆,說在白紙上寫黑字是浪費生命,而同時我卻拼命寫作,好像有人在後面拿鞭子抽打我。

    我不是弄虛作假,裝腔作勢,在我的内心正在進行一次長期的鬥争。

    兩股力量在拉我,我這樣經過了五十年,始終沒有能離開藝術。

    今天快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我還下決心争取時間進行創作。

    我當時利用藝術發洩我的愛憎,以後一直擺脫不了藝術。

    現在我才知道藝術的力量。

    過去我不了解藝術,也不了解自己,難道我就了解讀者嗎? 我常說我的作品給人們帶來痛苦,談到《寒夜》,我稱它為“悲觀絕望的書”。

    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裡,我還為最後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遺憾。

    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裡,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怅感覺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難忘的十年中間,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說,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

    沒有想到去年我無意間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一句話:“這是一本燃燒着希望的書。

    ”原來讀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個人說了算。

    難道我真的就隻給讀者帶來痛苦嗎?現在連我自己也懷疑起來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協會分會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同時也歡迎從瑞士到尼斯來會晤我們的韓素音女士。

    招待會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廳和飯廳裡舉行,不少的人參加了招待會,他們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協的成員和積極分子,會上酒菜點心相當豐盛,客人們談笑,親切自然。

    兩位年輕太太或者姑娘過來跟我談《寒夜》和《憩園》裡的兩個女主人公。

    她們說,她們了解她們,一點也不陌生。

    我說,我寫的是舊中國,舊中國的事情不容易理解。

    她們說:“我們理解,心是一樣的。

    她們是好人啊。

    ”這時又有一位女讀者參加進來。

    我就帶笑說,女讀者找我談話,我不緊張,因為我在小說裡很少把婦女寫成壞人。

    後來在巴黎的确有人向我提過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