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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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總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師，特别是我的“責任編輯”，那就是葉聖老，因為他們關心我，我不願使他們失望，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我今天還是這樣想，還是這樣做，還是這樣地回憶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現在簡單地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葉聖老他們從香港到了北方，當時那邊有人傳說我去了台灣，他很着急，寫信向黃裳打聽，黃裳讓我看了他的來信。
幾個月後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緊緊握着他的手，我們談得很高興。
第二件：“文革”期間葉聖老得到解放之後，到上海來要求見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他仍然為我的安全擔心。
據說徐景賢說我是“反革命”不給見，好像豐子恺先生也不能出來，他就隻見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經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給折磨成那個樣子！旁邊還有人監視；即使是老朋友見面又能談些什麼呢？看到一位進步知識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場，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慘痛遭遇，而自己毫無辦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後來不曾對我講過什麼，他把一切都咽在肚裡了。
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個事實：他要看望的人還活着。
聽說那次和他同來的人中還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幫”下台了。
長期給關在活葬墓中的我終于看到了一線光明，一線希望。
我叫起來，我想用我的聲音撞破四周的岑寂。
于是從朋友們那裡來了鼓勵，來了安慰；從四面八方伸過來援助的手。
愈之寄信說：“今天從《文彙報》讀到你的一封信，喜躍欲狂。
盡管受到‘四人幫’十多年的迫害，從你的文字看來，你還是那樣的清新剛健，你老友感到無比的快慰。
先寫這封信表示衷誠的祝賀。
中國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
你也解放了！這不該祝賀嗎？”葉聖老不但幾次來信，而且還寫了一首詩贈給我，他這樣說：“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
平時未必常晤叙，十載契闊心怅然。
今春《文彙》刊書翰，識與不識衆口傳。
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雲古稀今曰壯，伫看新作湧如泉。
”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
這樣的友情！這樣的信任！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應當高興：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責任編輯！愈之也是我的責任編輯，一九三一年他幾次到閘北寶山路我的住處來約稿，除了中篇小說《霧》以外，他還要我在第二年的《東方雜志》上發表連載文章。
我隻寫好一篇《楊嫂》，“一·二八”事變就使我改變了寫作計劃。
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語運動把我們連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後，一直到今天，因為他還活在我的心中。
可惜我沒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幾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來！這些年我和他接觸不多，不過在我患病摔傷之前，我們常有機會見面。
他對世界語的熱情和對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使我感到慚愧。
作為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他離開這個世界，不會有什麼遺憾。
我雖然失去一位長期關心我的老師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聲音永遠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要幹實事。
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
不管是用紙筆，或者用行為，不管是寫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樣一條道路。
路上有風有雨，有泥有石，黑夜來臨，又得點燈照路。
有時腳步乏力還要求人拉我一把。
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
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
愈之走了。
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閑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
今天我仿佛還聽見他的笑聲。
分别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
但是我對他的思念并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長壽。
五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現在簡單地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葉聖老他們從香港到了北方，當時那邊有人傳說我去了台灣，他很着急，寫信向黃裳打聽，黃裳讓我看了他的來信。
幾個月後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緊緊握着他的手，我們談得很高興。
第二件：“文革”期間葉聖老得到解放之後，到上海來要求見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他仍然為我的安全擔心。
據說徐景賢說我是“反革命”不給見，好像豐子恺先生也不能出來，他就隻見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經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給折磨成那個樣子！旁邊還有人監視；即使是老朋友見面又能談些什麼呢？看到一位進步知識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場，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慘痛遭遇，而自己毫無辦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後來不曾對我講過什麼，他把一切都咽在肚裡了。
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個事實：他要看望的人還活着。
聽說那次和他同來的人中還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幫”下台了。
長期給關在活葬墓中的我終于看到了一線光明，一線希望。
我叫起來，我想用我的聲音撞破四周的岑寂。
于是從朋友們那裡來了鼓勵，來了安慰；從四面八方伸過來援助的手。
愈之寄信說：“今天從《文彙報》讀到你的一封信，喜躍欲狂。
盡管受到‘四人幫’十多年的迫害，從你的文字看來，你還是那樣的清新剛健，你老友感到無比的快慰。
先寫這封信表示衷誠的祝賀。
中國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
你也解放了！這不該祝賀嗎？”葉聖老不但幾次來信，而且還寫了一首詩贈給我，他這樣說：“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
平時未必常晤叙，十載契闊心怅然。
今春《文彙》刊書翰，識與不識衆口傳。
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雲古稀今曰壯，伫看新作湧如泉。
”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
這樣的友情！這樣的信任！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應當高興：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責任編輯！愈之也是我的責任編輯，一九三一年他幾次到閘北寶山路我的住處來約稿，除了中篇小說《霧》以外，他還要我在第二年的《東方雜志》上發表連載文章。
我隻寫好一篇《楊嫂》，“一·二八”事變就使我改變了寫作計劃。
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語運動把我們連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後，一直到今天，因為他還活在我的心中。
可惜我沒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幾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來！這些年我和他接觸不多，不過在我患病摔傷之前，我們常有機會見面。
他對世界語的熱情和對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使我感到慚愧。
作為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他離開這個世界，不會有什麼遺憾。
我雖然失去一位長期關心我的老師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聲音永遠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要幹實事。
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
不管是用紙筆，或者用行為，不管是寫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樣一條道路。
路上有風有雨，有泥有石，黑夜來臨，又得點燈照路。
有時腳步乏力還要求人拉我一把。
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
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
愈之走了。
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閑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
今天我仿佛還聽見他的笑聲。
分别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
但是我對他的思念并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長壽。
五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