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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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我不了解，就沒有發言權，我隻好老實地講不知道。
我沒有人雲亦雲，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評。
要是我當時不動腦筋，就随口給人戴上帽子，那麼第二次在巴黎看見克萊芒先生，我怎麼向他解釋？因為李一哲案件已經平反，所謂“反革命集團”隻是不實之詞。
外國朋友對這個事件倒比我們清楚，講起來有憑有據，頭頭是道。
我過去吃過人雲亦雲的苦頭，現在頭腦比較清醒了。
我同克萊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談到“大字報”的事情，但是在熒光屏上我們隻有那麼短的時間，外國朋友對大字報有不同的看法，以為大字報就是“民主”的化身。
談論大字報，難道我沒有資格發言？整整五年中間，成百上千的“大字報”揭發、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說我是“漢奸賣國賊”，在大街上、在大廣告牌上長時期張貼“大批判專欄”揭發我的所謂罪狀，随意編造我的所謂罪行，稱我為狗，連我的老婆、兄弟、兒女都變成了狗群。
我記得最清楚：我的愛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人們在我家大門上張貼了揭發她的罪行的大字報，倘使不是我的兒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張大字報真會要她的命。
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說：“大字報有好的，也有壞的。
但是總得限定一個地方，不能滿城都貼。
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處都是大字報，還好看嗎？”我這樣說，已經很能克制自己了。
貼别人的大字報也不見得就是發揚民主。
民主并不是裝飾。
即使有了民主牆，即使你貼了好的大字報，别人也可以把它覆蓋，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
隻有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大字報才有無窮的威力。
一紙“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掃地出門，因為它後面有着“四人幫”篡奪了的一部分權力。
但這是早已過去的事情了。
今後呢……曆史總是要前進的，我始終這樣相信。
曆史是人民群衆寫出來的，我始終這樣相信。
靠長官意志寫曆史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
這一點，關心我們國家前途的外國朋友也能理解，那麼我請他們不要隻是留心“民主牆”多了幾張大字報，談了些什麼話，還是更多地注意我們人民群衆在想什麼、做什麼吧…… 雖然我們交談的時間有限，可是我們還是增進了相互的了解。
克萊芒先生告訴我，法國人對我表示關心，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我受過“四人幫”多年的迫害。
最近我見到一位訪日歸來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熱情的接待，他說正是因為他受到“四人幫”長期的迫害。
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談“四人幫”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們料想的多。
“四人幫”動員了全部輿論工具宣傳了整整十年，沒有把一個人搞臭，倒反而給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 倘使我第四次看見克萊芒先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辯論，但是我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一定加深。
我們飛渡重洋，探“親”訪友，難道不是為了增進友誼？為什麼我的眼前還有那一片熱氣騰騰的人海？為什麼我的耳邊還響着法國朋友們的親切招呼？為什麼我懷着傾吐不盡的真實感情寫下這一篇一篇的回憶？為什麼我在攝氏三十五度的大熱天奮筆直書的時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寫在紙上？原因是：我想到遠在法國的許多朋友，我重視他們的友情，我為這友情感謝他們，我也要把這友情留傳給子子孫孫。
七月十六日
我不了解，就沒有發言權，我隻好老實地講不知道。
我沒有人雲亦雲，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評。
要是我當時不動腦筋，就随口給人戴上帽子，那麼第二次在巴黎看見克萊芒先生，我怎麼向他解釋？因為李一哲案件已經平反，所謂“反革命集團”隻是不實之詞。
外國朋友對這個事件倒比我們清楚，講起來有憑有據，頭頭是道。
我過去吃過人雲亦雲的苦頭，現在頭腦比較清醒了。
我同克萊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談到“大字報”的事情，但是在熒光屏上我們隻有那麼短的時間，外國朋友對大字報有不同的看法，以為大字報就是“民主”的化身。
談論大字報，難道我沒有資格發言？整整五年中間，成百上千的“大字報”揭發、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說我是“漢奸賣國賊”，在大街上、在大廣告牌上長時期張貼“大批判專欄”揭發我的所謂罪狀，随意編造我的所謂罪行，稱我為狗，連我的老婆、兄弟、兒女都變成了狗群。
我記得最清楚：我的愛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人們在我家大門上張貼了揭發她的罪行的大字報，倘使不是我的兒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張大字報真會要她的命。
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說：“大字報有好的，也有壞的。
但是總得限定一個地方，不能滿城都貼。
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處都是大字報，還好看嗎？”我這樣說，已經很能克制自己了。
貼别人的大字報也不見得就是發揚民主。
民主并不是裝飾。
即使有了民主牆，即使你貼了好的大字報，别人也可以把它覆蓋，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
隻有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大字報才有無窮的威力。
一紙“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掃地出門，因為它後面有着“四人幫”篡奪了的一部分權力。
但這是早已過去的事情了。
今後呢……曆史總是要前進的，我始終這樣相信。
曆史是人民群衆寫出來的，我始終這樣相信。
靠長官意志寫曆史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
這一點，關心我們國家前途的外國朋友也能理解，那麼我請他們不要隻是留心“民主牆”多了幾張大字報，談了些什麼話，還是更多地注意我們人民群衆在想什麼、做什麼吧…… 雖然我們交談的時間有限，可是我們還是增進了相互的了解。
克萊芒先生告訴我，法國人對我表示關心，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我受過“四人幫”多年的迫害。
最近我見到一位訪日歸來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熱情的接待，他說正是因為他受到“四人幫”長期的迫害。
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談“四人幫”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們料想的多。
“四人幫”動員了全部輿論工具宣傳了整整十年，沒有把一個人搞臭，倒反而給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 倘使我第四次看見克萊芒先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辯論，但是我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一定加深。
我們飛渡重洋，探“親”訪友，難道不是為了增進友誼？為什麼我的眼前還有那一片熱氣騰騰的人海？為什麼我的耳邊還響着法國朋友們的親切招呼？為什麼我懷着傾吐不盡的真實感情寫下這一篇一篇的回憶？為什麼我在攝氏三十五度的大熱天奮筆直書的時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寫在紙上？原因是：我想到遠在法國的許多朋友，我重視他們的友情，我為這友情感謝他們，我也要把這友情留傳給子子孫孫。
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