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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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諸葛亮取大路進兵的萬全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因而諸葛亮一再認為：“街亭雖小，幹系甚重。
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
”當他聞聽街亭已失之訊後跌足長歎：“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
”急忙作全軍退歸的部署：一讓關興、張苞率兵自武功山小路鼓噪而行，以為疑兵，待大軍退盡便投陽平關；二讓張翼引軍修理劍閣舊路；三讓全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啟程；四派心腹之人分報天水等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并于冀縣搬取姜維老母入蜀；五令馬岱、姜維先伏于山谷中，為大軍斷後；六令已出箕谷作進軍疑兵的趙雲、鄧芝徐徐撤軍。
安排好各路人馬後，諸葛亮自率五千兵去西城(今甘肅省天水市西南)搬運糧草。
當司馬懿率十五萬大軍蜂擁而來時，他不得已以“空城計”退敵(第九十五回)。
諸葛亮首出祁山，曾在隴右取得了巨大的戰果；街亭失守後又憑借自己精明高超的用兵技巧，基本上做到了全師而退，這都是極不容易的。
然而，除招降姜維一事外，得到的戰果均棄于一旦。
正像他退兵漢中後對侍中費祎自責所言：“得而複失，與不得同”，“兵敗師還，不曾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
量得一姜維，于魏何損?”(第九十六回)他在作戰中“伐謀”、“伐交”、“伐兵”、“攻城”四法并用，實施過詐敗計、疑兵計、伏兵計、擒縱計、诳敵計、反間計、坑塹計、空城計，大顯聰明才智，費盡萬般心思，終究無功而返。
這其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兵法雲：“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九地篇》)蜀軍自漢中進攻關中，自然是以攻取長安為作戰目标，當時魏國準備不足，主将無謀，如果借鑒西漢時“明修姜維像 棧道，暗度陳倉”之策，在大軍繞道祁山進軍、吸引魏軍主力的同時，派精兵出子午谷徑取長安，定能打敵人個措手不及，即便不能全克長安，亦能兩路牽制魏軍，一鼓奪取關中西境。
諸葛亮以穩妥進兵為由，否定了兵出子午谷的建議，緻使用兵戰略上沒有制勝的奇兵。
連司馬懿也不無遺憾地說：“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
”(第九十五回)這不能不是其用兵上的一個失誤。
第二，與前一問題相聯系，諸葛亮率全軍繞道祁山而進，雖曾取得了輝煌戰果，但隴右三郡并非關中之地。
天水與長安的直線距離約六百五十多裡，前者本屬魏國防禦薄弱的偏僻之地，占據了它，僅僅是在秦嶺之北有了立腳的地盤，遠形不成對長安的威脅。
耗三十萬兵力欲取長安，卻為六百裡外的立足之地鏖兵争奪，雖有連取三城之功、西擊羌兵之勝，但遠離目标的自我竊喜總讓人感到有點迂腐。
“夫鈍兵挫銳，屈力殚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作戰篇》)諸葛亮在隴右之地遷延日月，使魏國兩次調兵至長安，終使戰争目标的實現愈來愈遠。
第三，諸葛亮取隴右大路進兵，自謂萬全之策，但事實上卻把戰争勝利的希望寄托在敵将的無謀上，這種僥幸以求勝的策略實際是極危險的。
“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九變篇》）諸葛亮認為街亭乃咽喉重地，幹系非小，但卻在與夏侯楙、曹真對峙時，一直沒有任何防守措施；隻有當與司馬懿交手時才立刻驚慌，趕派數萬軍隊前往守護，可惜看到守軍布陣圖後連糾正的機會也沒有了。
祁山大路進兵的成功似乎正決定于街亭一役，而街亭具有明顯漏洞的保守戰略又堂而皇之地在既定的軍事布署之内，其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形篇》)諸葛亮的祁山出兵策劃，未使自己在作戰部署上立于不敗之地，而當己方的用兵弱點暴露出來并被敵方看破時，情況必然會立刻變得不可收拾。
第四，諸葛亮把兵敗祁山的責任歸之于自己用人不當，依軍令狀而斬殺了直接責任人馬谡，并自貶三等，表示承擔應有的責任，這曆來被視作依法治衆、不徇私情的樣闆。
然而，“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勢篇》)蜀軍的祁山之敗是作戰部署中内含的結果，無法讓某一部屬承擔戰敗責任。
事實上，當司馬懿看到了街亭的戰略地位率十多萬大軍進攻時，數萬蜀兵能守住的可能性并不大，諸葛亮自己也認為：“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
”(第九十五回)即便馬谡面臨大敵死守街亭，那蜀軍後面東進關中、攻取長安的戰争也會因為分兵過多、戰線太長而難以進行，棄城退兵是遲早要實施的上策。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曾評價諸葛亮是“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
這當是極謹慎的言語。
以上探讨了孔明領導方法的十個方面，這些方面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的思想作風、個人性格和領導才能。
從總體上看，孔明不失為三國時期精明強幹的領導人。
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
”當他聞聽街亭已失之訊後跌足長歎：“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
”急忙作全軍退歸的部署：一讓關興、張苞率兵自武功山小路鼓噪而行，以為疑兵，待大軍退盡便投陽平關；二讓張翼引軍修理劍閣舊路；三讓全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啟程；四派心腹之人分報天水等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并于冀縣搬取姜維老母入蜀；五令馬岱、姜維先伏于山谷中，為大軍斷後；六令已出箕谷作進軍疑兵的趙雲、鄧芝徐徐撤軍。
安排好各路人馬後，諸葛亮自率五千兵去西城(今甘肅省天水市西南)搬運糧草。
當司馬懿率十五萬大軍蜂擁而來時，他不得已以“空城計”退敵(第九十五回)。
諸葛亮首出祁山，曾在隴右取得了巨大的戰果；街亭失守後又憑借自己精明高超的用兵技巧，基本上做到了全師而退，這都是極不容易的。
然而，除招降姜維一事外，得到的戰果均棄于一旦。
正像他退兵漢中後對侍中費祎自責所言：“得而複失，與不得同”，“兵敗師還，不曾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
量得一姜維，于魏何損?”(第九十六回)他在作戰中“伐謀”、“伐交”、“伐兵”、“攻城”四法并用，實施過詐敗計、疑兵計、伏兵計、擒縱計、诳敵計、反間計、坑塹計、空城計，大顯聰明才智，費盡萬般心思，終究無功而返。
這其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兵法雲：“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九地篇》)蜀軍自漢中進攻關中，自然是以攻取長安為作戰目标，當時魏國準備不足，主将無謀，如果借鑒西漢時“明修姜維像 棧道，暗度陳倉”之策，在大軍繞道祁山進軍、吸引魏軍主力的同時，派精兵出子午谷徑取長安，定能打敵人個措手不及，即便不能全克長安，亦能兩路牽制魏軍，一鼓奪取關中西境。
諸葛亮以穩妥進兵為由，否定了兵出子午谷的建議，緻使用兵戰略上沒有制勝的奇兵。
連司馬懿也不無遺憾地說：“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
”(第九十五回)這不能不是其用兵上的一個失誤。
第二，與前一問題相聯系，諸葛亮率全軍繞道祁山而進，雖曾取得了輝煌戰果，但隴右三郡并非關中之地。
天水與長安的直線距離約六百五十多裡，前者本屬魏國防禦薄弱的偏僻之地，占據了它，僅僅是在秦嶺之北有了立腳的地盤，遠形不成對長安的威脅。
耗三十萬兵力欲取長安，卻為六百裡外的立足之地鏖兵争奪，雖有連取三城之功、西擊羌兵之勝，但遠離目标的自我竊喜總讓人感到有點迂腐。
“夫鈍兵挫銳，屈力殚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作戰篇》)諸葛亮在隴右之地遷延日月，使魏國兩次調兵至長安，終使戰争目标的實現愈來愈遠。
第三，諸葛亮取隴右大路進兵，自謂萬全之策，但事實上卻把戰争勝利的希望寄托在敵将的無謀上，這種僥幸以求勝的策略實際是極危險的。
“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九變篇》）諸葛亮認為街亭乃咽喉重地，幹系非小，但卻在與夏侯楙、曹真對峙時，一直沒有任何防守措施；隻有當與司馬懿交手時才立刻驚慌，趕派數萬軍隊前往守護，可惜看到守軍布陣圖後連糾正的機會也沒有了。
祁山大路進兵的成功似乎正決定于街亭一役，而街亭具有明顯漏洞的保守戰略又堂而皇之地在既定的軍事布署之内，其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形篇》)諸葛亮的祁山出兵策劃，未使自己在作戰部署上立于不敗之地，而當己方的用兵弱點暴露出來并被敵方看破時，情況必然會立刻變得不可收拾。
第四，諸葛亮把兵敗祁山的責任歸之于自己用人不當，依軍令狀而斬殺了直接責任人馬谡，并自貶三等，表示承擔應有的責任，這曆來被視作依法治衆、不徇私情的樣闆。
然而，“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勢篇》)蜀軍的祁山之敗是作戰部署中内含的結果，無法讓某一部屬承擔戰敗責任。
事實上，當司馬懿看到了街亭的戰略地位率十多萬大軍進攻時，數萬蜀兵能守住的可能性并不大，諸葛亮自己也認為：“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
”(第九十五回)即便馬谡面臨大敵死守街亭，那蜀軍後面東進關中、攻取長安的戰争也會因為分兵過多、戰線太長而難以進行，棄城退兵是遲早要實施的上策。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曾評價諸葛亮是“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
這當是極謹慎的言語。
以上探讨了孔明領導方法的十個方面，這些方面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的思想作風、個人性格和領導才能。
從總體上看，孔明不失為三國時期精明強幹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