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燈
《三國演義》自問世以來就在民間廣泛流傳,人們欣賞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大多數讀者也由此認識和了解了東漢末年至西晉統一這近百年的曆史,《三國演義》由此獲得了作為曆史小說的久盛不衰的魔力。近些年來,随着各類管理技術的精細化和海外企業界對《三國》的重視,國内的三國研究出現了興盛的局面,人們的眼光已突破了文學研究的視野,努力開掘蘊涵于其中的管理學、領導學經驗和謀略智慧,并試圖指出這些經驗和智慧對當今社會生活某一側面的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這一切,都是極有創意的工作。

    對《三國演義》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著作,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它的内涵?十七年前,中國思想大解放的帷幕開啟有年,青年學人從各個領域率直闡發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見解,在西安就讀研究生的馮立鳌經學界前輩的悉心指點,帶着對社會生活的細心觀察和真知灼見,走進了《三國演義》的世界,寫就了論析“三國”制勝謀略的論著,并以此在出版界、學界和市場上大獲成功。1997年,馮立鳌總結他對《三國演義》研究的心得,寫了《〈三國演義〉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學》,明确表達了他對《三國演義》内涵的一種新認識。

    我贊賞馮立鳌同志把《三國演義》當作曆史文化著作和哲學著作來讀的新認識,并贊賞他在《三國》研究中對這一方法的開創性運用。作者以文化的心态捕捉文化現象并安排體例結構,以哲學的視角去審視曆史、提升事理,把《三國》研究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屬于當代學人賦予《三國演義》的新的生命力。

    全書将《三國演義》作為民族心理的沉澱物來看待,因而在許多地方涉及對某一社會階層和對民族心理的剖析。如從儒、老思想影響熏陶方面入手,結合中國曆史上的政治狀況,深刻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較強的知遇感、依附性、自尊心及追求超脫的“歸隐”心,分析揭示了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階層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現。又如對魏延與孔明二人矛盾是非的分析,注意将其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的大背景中,上升到對民族群體意識的解剖分析。既肯定了在二人是非關系中孔明總體上的失誤,又不把這種失誤完全歸咎于孔明個人,認為孔明的失誤反映出了當時民族意識中的一個重大缺陷,從而認為“魏延的悲劇既屬于他個人,又屬于他的民族”。這是極為發人深省的結論。

    為了分析的需要,書中開創性地運用了現代西方心理學的新方法,對人們異常熟悉但不曾注意的問題進行新視角的觀察,這種觀察本身及其所得結論均給人以開闊視野、深化認識的感受。比如書中借用西方心理分析學家阿德勒創立的個體心理學的某種方法分析曹操人格的類型,使對曹操的分析提綱挈領,抓住了根本。書中借用弗洛伊德關于“潛意識”的心理理論,又摒棄了其中以“利比多”為核心的思想,專門用一個篇幅分析《三國演義》中人物潛意識的活動及人物之夢,以揭示人物的深層心理。人們能看到楊修從曹操“雞肋”口令中揣測其不久退兵的合理性;能看到劉備在“煮酒論英雄”時巧借聞雷來掩飾潛意識之“洩密事件”的應變能力。另外,魏延在孔明臨終前夢見自己頭上長了兩角,如何反映了魏延長期受壓抑而萌生的反抗心理,書中都有令人歎服的論證分析。

    全書分析了劉備以仁為本的處世方法,分析了曹操以法治衆的領導方式,也分析了司馬懿“知雄守雌”、以柔克剛、以“不争”而取勝的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思維方式,并明确地比較了不同思想流派在政治實踐上的所得所失,形成了政治哲學的新視角,也對中國哲學的分析增加了實踐評判的内容。另外,作者系統掃描三國故事,升華出對待現實矛盾的十種處理方式,使哲學上的矛盾分析方法更具體、更形象。

    曆史文化的現實意義要靠當代人體認和賦予。馮立鳌對《三國演義》賦予了哲學的、文化的内涵,帶着當代人的現實問題去思考它、破解它,而不僅僅是把它作為一個類比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百寶囊”去搜尋例證。引導人們對《三國演義》作形而上的系統思考,這種方法應該是獨創的。由于該書能給讀者以理性的深層啟迪,又未侵占人們的想象空間,因而自出版以來一直受到讀者青睐,由此我相信讀者的鑒賞力和市場的公正性。

    該書若能對《三國演義》所反映的各個政治集團間的種種複雜關系作出更進一步的宏觀上的把握和分析,對論析人物的選取若能更全面些,則能使讀者對各個集團戰略問題上的所得所失會有更清晰的認識。我期待作者在曆史文化、政治哲學的領域作出更大的建樹,能不斷寫出更精彩的篇章。

    李明華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