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義會 周恩來舉薦成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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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央紅軍進入遵義城區以後，全軍上下，歡歡騰騰。
紅軍從誕生的那天起，還不曾在遵義這樣的中等城市落過腳。
戰士們紛紛走上街頭，宣傳群衆，發動群衆，紅軍總部還在城南廣場上召開了萬人群衆大會，朱德、毛澤東親自到會講了話。
連日裡，成立了遵義革命委員會，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工人武裝糾察隊也組織起來了。
遵義城裡，一派“瑞金景象”。
其時，敵情也有了很大的緩和。
駐湖南邵陽的何鍵，仍為“追剿軍”總司令，但他率領20個團到常德地區同2、6軍團作戰去了。
四川劉湘的部隊在川南長江一線，一時搞不清虛實，不敢輕易入黔。
廣西的桂軍調了一個師進駐黔南都勻地區，不再北進。
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舞會上，私下裡對人說：“有薛兵團10萬大軍入黔對付共匪3萬之衆，料必足矣，桂軍隻須敲敲邊鼓可也。
”就是這個薛兵團，紅軍當面主要之敵，此時也駐紮貴陽地區，不敢輕進。
1月5日，薛嶽緻電蔣介石，請求在貴陽整饬軍備，說是“共匪竄集黔北，即就桐梓、遵義地區暫事喘息，抑或轉竄川南，尚須待證。
謹就管見所及，竊為嗣後進剿策劃，有待川、滇、黔軍協力之需求，尤以重慶、桐梓、遵義、貴陽交通之掌握，與本路軍所依托貴陽策源地之整備實力為急務；否則大軍再事遠涉，後方聯絡線日益伸展，恐功虧一篑，遺無窮憂慮……”雲雲。
由于敵情的緩和，又有前幾次會議（通道、黎平、猴場）的基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審查黎平會議決議是否有當，時機已經成熟。
但是，議案一提出，便有着開與不開的鬥争。
開會的議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來的。
他首先找到張聞天，談了毛澤東的主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說：“該開會解決問題了，不能再拖了。
”張聞天滿口贊成，說：“我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現在是個時機。
”王稼祥回頭又找毛澤東，說：“既然要開會，你就得把你的主張都端出來啊？”毛澤東說： “我嘛，老一套而已。
不過，講還是要講一講的。
” 王稼祥雖說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卻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黨内軍内都是有說話的地位和條件的。
他把問題提到周恩來面前，周恩來連說“好，好，好”。
周恩來是“三人團”成員，實際上他比誰都深刻地認識到，現在的中央“三人團”，無論在理論修養上，策略水平上，領導能力上，還是在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的彼岸；甯都會議以後，完全排斥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此，盡快召開一個有規模的會議，充分深入地總結一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工作，及早克服當前中央領導的某種怪異狀态，是他求之不得的。
他贊同盡快開會，也還有他個人的一個直接因素：他這個“三人團”成員，目前處境艱難，博古、李德不吭聲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又不能最後決策，他唱了個什麼角色？說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開會，還得征得博古的同意。
周恩來估計，博古是不一定贊成開這個會的。
他找到博古說：“博古同志，根據黎平會議決議，我們還要開個政治局擴大會議。
現在有時間了，其他同志也有這個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緊開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後的事情不好辦。
”果然，博古說：“還要開什麼會呀，不是接連開了好幾個會，問題都解決了麼？列甯同志是反對‘開會迷’的。
”周恩來再次斡旋，說：“會是開過幾次了，但都比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點，充分地總結一下，求得認識上更加明晰一些。
”博古說：“什麼零碎呀，一樁樁，一件件，不是都照他們說的辦了麼？他們說不去湘鄂西，我們就不去湘鄂西；他們說要過烏江，我們就過烏江；他們說到黔北來搞根據地，我們也就到這邊來了。
很好了嘛。
”周恩來說：“像你這樣的說法，正好說明我們在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并沒有真正解決。
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們需要就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作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
這是一種負責的表現。
”周恩來的後一句話比較重了。
他本來還想重一點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變了變口氣說：“當然，我說的負責，指的是我們‘三人團’。
”博古沉默了片刻，說：“恩來同志，關于‘三人團’，我看，我們就不必自作多情了。
你恐怕不會不知道吧，已經有人在說，要開個會，把我們轟下台。
如果是這樣，我倒是贊同開這個會的。
因為，恩來同志，我是怎麼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經驗不足。
”周恩來說：“個人的得失就放到後面去吧。
要說起責任來，我的責任還小麼？”就這樣，博古勉勉強強同意開會。
應當說，把會議提到日程上來，開始會議的準備工作，是周恩來的事。
周恩來回頭又找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交談，征求怎樣把會開好的意見。
他在找毛澤東交談時，在說了他對會議的一些想法之後，說到了博古對開會的勉強态度，也說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
他說：“澤東同志，第五
紅軍從誕生的那天起，還不曾在遵義這樣的中等城市落過腳。
戰士們紛紛走上街頭，宣傳群衆，發動群衆，紅軍總部還在城南廣場上召開了萬人群衆大會，朱德、毛澤東親自到會講了話。
連日裡，成立了遵義革命委員會，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工人武裝糾察隊也組織起來了。
遵義城裡，一派“瑞金景象”。
其時，敵情也有了很大的緩和。
駐湖南邵陽的何鍵，仍為“追剿軍”總司令，但他率領20個團到常德地區同2、6軍團作戰去了。
四川劉湘的部隊在川南長江一線，一時搞不清虛實，不敢輕易入黔。
廣西的桂軍調了一個師進駐黔南都勻地區，不再北進。
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舞會上，私下裡對人說：“有薛兵團10萬大軍入黔對付共匪3萬之衆，料必足矣，桂軍隻須敲敲邊鼓可也。
”就是這個薛兵團，紅軍當面主要之敵，此時也駐紮貴陽地區，不敢輕進。
1月5日，薛嶽緻電蔣介石，請求在貴陽整饬軍備，說是“共匪竄集黔北，即就桐梓、遵義地區暫事喘息，抑或轉竄川南，尚須待證。
謹就管見所及，竊為嗣後進剿策劃，有待川、滇、黔軍協力之需求，尤以重慶、桐梓、遵義、貴陽交通之掌握，與本路軍所依托貴陽策源地之整備實力為急務；否則大軍再事遠涉，後方聯絡線日益伸展，恐功虧一篑，遺無窮憂慮……”雲雲。
由于敵情的緩和，又有前幾次會議（通道、黎平、猴場）的基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審查黎平會議決議是否有當，時機已經成熟。
但是，議案一提出，便有着開與不開的鬥争。
開會的議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來的。
他首先找到張聞天，談了毛澤東的主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說：“該開會解決問題了，不能再拖了。
”張聞天滿口贊成，說：“我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現在是個時機。
”王稼祥回頭又找毛澤東，說：“既然要開會，你就得把你的主張都端出來啊？”毛澤東說： “我嘛，老一套而已。
不過，講還是要講一講的。
” 王稼祥雖說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卻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黨内軍内都是有說話的地位和條件的。
他把問題提到周恩來面前，周恩來連說“好，好，好”。
周恩來是“三人團”成員，實際上他比誰都深刻地認識到，現在的中央“三人團”，無論在理論修養上，策略水平上，領導能力上，還是在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的彼岸；甯都會議以後，完全排斥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此，盡快召開一個有規模的會議，充分深入地總結一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工作，及早克服當前中央領導的某種怪異狀态，是他求之不得的。
他贊同盡快開會，也還有他個人的一個直接因素：他這個“三人團”成員，目前處境艱難，博古、李德不吭聲了，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又不能最後決策，他唱了個什麼角色？說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開會，還得征得博古的同意。
周恩來估計，博古是不一定贊成開這個會的。
他找到博古說：“博古同志，根據黎平會議決議，我們還要開個政治局擴大會議。
現在有時間了，其他同志也有這個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緊開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後的事情不好辦。
”果然，博古說：“還要開什麼會呀，不是接連開了好幾個會，問題都解決了麼？列甯同志是反對‘開會迷’的。
”周恩來再次斡旋，說：“會是開過幾次了，但都比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點，充分地總結一下，求得認識上更加明晰一些。
”博古說：“什麼零碎呀，一樁樁，一件件，不是都照他們說的辦了麼？他們說不去湘鄂西，我們就不去湘鄂西；他們說要過烏江，我們就過烏江；他們說到黔北來搞根據地，我們也就到這邊來了。
很好了嘛。
”周恩來說：“像你這樣的說法，正好說明我們在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并沒有真正解決。
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們需要就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作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
這是一種負責的表現。
”周恩來的後一句話比較重了。
他本來還想重一點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變了變口氣說：“當然，我說的負責，指的是我們‘三人團’。
”博古沉默了片刻，說：“恩來同志，關于‘三人團’，我看，我們就不必自作多情了。
你恐怕不會不知道吧，已經有人在說，要開個會，把我們轟下台。
如果是這樣，我倒是贊同開這個會的。
因為，恩來同志，我是怎麼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經驗不足。
”周恩來說：“個人的得失就放到後面去吧。
要說起責任來，我的責任還小麼？”就這樣，博古勉勉強強同意開會。
應當說，把會議提到日程上來，開始會議的準備工作，是周恩來的事。
周恩來回頭又找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交談，征求怎樣把會開好的意見。
他在找毛澤東交談時，在說了他對會議的一些想法之後，說到了博古對開會的勉強态度，也說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
他說：“澤東同志，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