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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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與考證有關呢?問題在于,《紅樓夢》不是一般的作品,我們前面指出的諸種特殊性,特别是成書過程的複雜性,使得紅學考證顯得格外必要。

    研究問題的前提條件是弄清楚對象的性質,如果《紅樓夢》是誰寫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後人妄改,何者為脂批,何者為正文,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有哪些異同,這些基本問題不分辨清楚,紅學就失去了穩定的對象,一門學科的形成便無可能。

    另外幾部古典文學名著雖然也存在類似問題,如《金瓶梅》的作者問題迄無定論,《水浒》的成書過程也相當複雜,但情形都不像《紅樓夢》這樣嚴重。

    而解決這些問題,就須借助于考證。

    胡适在《紅樓夢考證》中說的:“我們隻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迹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曆如何。

    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胡适:《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第189頁至190頁,上海書店1980年複印本。

    現在看來,胡适這些話并沒有錯,至于他的具體結論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問題,下面幾章我要具體談到。

     胡适的《紅樓夢考證》寫于1921年,依時間而論,比蔡元培發表《石頭記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頭記索隐》載1916年《小說月報》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但索隐派紅學沒有考證派紅學的攻伐則影響不彰,所以真正的紅學——成為一門學問的紅學——應從胡、蔡論戰算起潘重規先生在《紅學六十年》一文說:“我認為自從民國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隐》一書,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論戰。

    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的确和清儒治經方法非常相似。

    而且經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

    因此不斷地搜求新資料,發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

    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紅學,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

    ”按潘說極是。

    詳見潘著《紅學六十年》第1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

    。

    從那以後,紅學長時間都是考證派的天下。

    一些學者為紅學所吸引,許多治文史的人關心紅學,大都是紅學考證的影響所緻,因為考證容易引起人們的學術興趣。

    研究其他古典文學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證,但沒有像《紅樓夢》運用得這樣集中,形成一種引人注目的獨特的研究方法。

    考證的語言跟一般的論述不同。

    我們讀俞平伯考證《紅樓夢》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那是另一番筆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

    考證文章如寫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賞價值。

    我認為考證對于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有功不可沒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