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盡鳥投林”（2）
關燈
小
中
大
精力。
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
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阘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于其林為恥。
”這用來形容紅學的全盛期，天衣無縫，恰到好處。
是有一個時期，我們的“才智之士”都願意廁身紅學，并“以此為好尚”啊！ 學術思潮進入蛻分期的特點，依任公先生的說法其表現是：“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辟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隻能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
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為大國。
則新衍之别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骎骎乎奪其席。
”隻要看看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三位考證派主将的聲勢氣象，以及他們的使紅學愈分愈細，不僅三人之間于家世考證、作者考證、版本考證各有側重，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派中小派”亦“出焉”，就知道紅學蛻分期是存在的。
至于衰落期，梁啟超寫道：“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因，固已可厭。
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濬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
且支派分裂，排軋随之，益自暴露其缺點。
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别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摧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标。
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啟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
”我想，說紅學現已進入衰落期，應該是符合實際的。
如前所說，紅學的“精要之義”确實被前輩學者“濬發”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談何容易。
這不是我的悲觀，學術的發展嬗變，常常如此。
有盛就有衰，有熱必有冷。
盛而不衰，熱而不冷，天下怎容得這樣的物事。
就拿《紅樓夢學刊》來說，顧問中茅盾和王昆侖兩先生已經仙逝，編委中自創刊以來已有顧颉剛、吳恩裕、吳世昌、戴不凡四位紅學大家作古。
1979年5月20日學刊在四川飯店舉行首屆編委擴大會議，在京的紅學專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會，王昆侖當場賦詩，那種盛況，恐怕不會再有了。
甚至紅學史上那些疊出的公案，以擡學問杠為特色的紅學論争，包括胡适說蔡元培“猜笨謎”，并聲稱“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愛朋友”；吳世昌和周汝昌等辯論所謂“雪芹佚詩”，引來《晉書》裡阮瞻不信鬼的故事，來客辯不赢阮瞻，就說“即仆便是鬼”；以及餘英時和趙岡關于“面包”和“面粉”關系的讨論；徐複觀和潘重規論紅學，竟涉及請吃水餃問題，等等。
這一類引人入勝、令人噴飯的篇章，今後的紅學家難得譜寫出來。
另一方面，現在年齡輕些的健在于世的《紅樓夢》研究者，泰半已不再緻力于紅學，而轉為研究文學史、文化史和學術史。
也就是梁啟超論述學術衰落期時說的，由于社會需要，學者“别轉一方向”的特點。
借用《紅樓夢》裡的話，說紅學研究的現狀“好一似食盡鳥投林”，可能與實際情形也大體上吻合。
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
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阘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于其林為恥。
”這用來形容紅學的全盛期，天衣無縫，恰到好處。
是有一個時期，我們的“才智之士”都願意廁身紅學，并“以此為好尚”啊！ 學術思潮進入蛻分期的特點，依任公先生的說法其表現是：“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辟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隻能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
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為大國。
則新衍之别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骎骎乎奪其席。
”隻要看看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三位考證派主将的聲勢氣象，以及他們的使紅學愈分愈細，不僅三人之間于家世考證、作者考證、版本考證各有側重，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派中小派”亦“出焉”，就知道紅學蛻分期是存在的。
至于衰落期，梁啟超寫道：“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因，固已可厭。
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濬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
且支派分裂，排軋随之，益自暴露其缺點。
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别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摧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标。
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啟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
”我想，說紅學現已進入衰落期，應該是符合實際的。
如前所說，紅學的“精要之義”确實被前輩學者“濬發”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談何容易。
這不是我的悲觀，學術的發展嬗變，常常如此。
有盛就有衰，有熱必有冷。
盛而不衰，熱而不冷，天下怎容得這樣的物事。
就拿《紅樓夢學刊》來說，顧問中茅盾和王昆侖兩先生已經仙逝，編委中自創刊以來已有顧颉剛、吳恩裕、吳世昌、戴不凡四位紅學大家作古。
1979年5月20日學刊在四川飯店舉行首屆編委擴大會議，在京的紅學專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會，王昆侖當場賦詩，那種盛況，恐怕不會再有了。
甚至紅學史上那些疊出的公案，以擡學問杠為特色的紅學論争，包括胡适說蔡元培“猜笨謎”，并聲稱“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愛朋友”；吳世昌和周汝昌等辯論所謂“雪芹佚詩”，引來《晉書》裡阮瞻不信鬼的故事，來客辯不赢阮瞻，就說“即仆便是鬼”；以及餘英時和趙岡關于“面包”和“面粉”關系的讨論；徐複觀和潘重規論紅學，竟涉及請吃水餃問題，等等。
這一類引人入勝、令人噴飯的篇章，今後的紅學家難得譜寫出來。
另一方面，現在年齡輕些的健在于世的《紅樓夢》研究者，泰半已不再緻力于紅學，而轉為研究文學史、文化史和學術史。
也就是梁啟超論述學術衰落期時說的，由于社會需要，學者“别轉一方向”的特點。
借用《紅樓夢》裡的話，說紅學研究的現狀“好一似食盡鳥投林”，可能與實際情形也大體上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