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盡鳥投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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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書第二章談到《紅樓夢》研究已成為當代顯學的時候，曾提到研究《紅樓夢》的專刊《紅樓夢學刊》是我參加創辦的一本刊物，現在已經出版五十輯了，這可是當初我們創辦時不曾想到的。當時隻覺得需要有這樣一本刊物，因此想到就做，有各方面的支持，居然辦成了。至于能出多久，可以說毫無奢望，心裡想如果堅持五年，就蠻不錯了。誰知道一出就是十二年，而且看樣子，在可預見的将來，還會出下去。
這要歸功于《紅樓夢學刊》編輯部的編輯同志和海内外廣大的作者和讀者。但還必須有作者撰稿，讀者閱讀，這三方面統一起來，才能辦好刊物。學刊開始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一期印行八萬五千冊。後來雖有所減少，有好幾年也大都在萬冊左右擺動。直到最近，穩定訂戶仍不少于七千。這可是個了不起的數字。一本純學術的專學刊物，十幾年來一直保持這麼多讀者，說是奇迹，也不為過。當然由此可以看出紅學的魔力。我在當時撰寫的創刊詞裡曾說：“創辦本刊的目的，就是為專業的和業餘的《紅樓夢》研究者提供一個園地，通過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探讨，提高《紅樓夢》研究的學術水平。”事過十二年，出版五十期，發表了一千二百多萬字的各類紅學文章，創刊詞闡述的學術目标，應該說大體上已經達到了。創刊詞中還提出：“提倡創造性的科學研究，提倡實事求是的民主學風，提倡不同學派觀點相互争鳴”，以及“反對說空話，提倡樸實、生動的文風”，這些切合當時情況的學術旨趣，在刊物中也得到了體現。八十年代前半期紅學的繁榮和發展，《紅樓夢學刊》實起到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應是不争之事實。
但八十年代後，特别是近兩年，紅學熱已開始冷卻；不獨大陸，台灣、香港以及海外的紅學研究，也大大降溫。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與紅學的學科特點有關。紅學之所以成為紅學并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兩大派别有不可沒之功。但索隐也好，考證也好，受客觀材料的限制，到一定時期就會到達一個極限。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本來米就是《紅樓夢》這部著作本身，随各路廚子去燒飯好了。紅學小說批評就是這樣做的。隻要《紅樓夢》在，小說批評就不會斷炊。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不然，它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找米，這便有了局限。因為買米下鍋總是不可靠的。臨時買有個買到買不到的問題，即使買到能否放在《紅樓夢》研究的鍋裡煮成可吃的熟飯，也沒有那麼簡單。我們看近百年來有多少索隐和考證煮成的紅學飯，隻能看看，而不能下咽充饑。可是沒有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隻小說批評一家獨占鳌頭，“紅樓宴”雖然可以擺成，肯賞光的賓客則大為減少。
蔡元培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對出仕清朝的漢族諸名士寓痛惜之意。這說得不一定正确，但發人深思，使我們感到有趣。何況細按書中情節，有些描寫的确有反滿思想的流露。這說明至少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值得重視。胡适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家世史，賈政就是曹，賈寶玉就是曹雪芹，隻能用考證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索隐無疑于猜笨謎。這說得也有偏頗，但他發掘出一大堆關于曹家的材料，又有帶脂批的乾隆抄本為佐證，求之《紅樓夢》本文，也不無暗合之處。考證打開的紅學思路，其意義更不能小視。紅學三派，每一個派别都從作品中打開一個世界。隻不過小說批評所打開的世界是文學的，不一定引起人文學界的普遍關注。索隐和考證所打開的世界，則包括文獻的和曆史的、政治的因素，方法學的意義也更普遍，因此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獻學等各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都想在紅學領域一試身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曾提出紅學具有超學科的特點，同時也是小小一紅學自本世紀初以來何以吸引那麼多我國第一流的文史學者跻身其中的緣故。
這要歸功于《紅樓夢學刊》編輯部的編輯同志和海内外廣大的作者和讀者。但還必須有作者撰稿，讀者閱讀，這三方面統一起來，才能辦好刊物。學刊開始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一期印行八萬五千冊。後來雖有所減少，有好幾年也大都在萬冊左右擺動。直到最近，穩定訂戶仍不少于七千。這可是個了不起的數字。一本純學術的專學刊物，十幾年來一直保持這麼多讀者，說是奇迹，也不為過。當然由此可以看出紅學的魔力。我在當時撰寫的創刊詞裡曾說：“創辦本刊的目的，就是為專業的和業餘的《紅樓夢》研究者提供一個園地，通過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探讨，提高《紅樓夢》研究的學術水平。”事過十二年，出版五十期，發表了一千二百多萬字的各類紅學文章，創刊詞闡述的學術目标，應該說大體上已經達到了。創刊詞中還提出：“提倡創造性的科學研究，提倡實事求是的民主學風，提倡不同學派觀點相互争鳴”，以及“反對說空話，提倡樸實、生動的文風”，這些切合當時情況的學術旨趣，在刊物中也得到了體現。八十年代前半期紅學的繁榮和發展，《紅樓夢學刊》實起到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應是不争之事實。
但八十年代後，特别是近兩年，紅學熱已開始冷卻；不獨大陸，台灣、香港以及海外的紅學研究，也大大降溫。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與紅學的學科特點有關。紅學之所以成為紅學并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兩大派别有不可沒之功。但索隐也好，考證也好，受客觀材料的限制，到一定時期就會到達一個極限。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本來米就是《紅樓夢》這部著作本身，随各路廚子去燒飯好了。紅學小說批評就是這樣做的。隻要《紅樓夢》在，小說批評就不會斷炊。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不然，它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找米，這便有了局限。因為買米下鍋總是不可靠的。臨時買有個買到買不到的問題，即使買到能否放在《紅樓夢》研究的鍋裡煮成可吃的熟飯，也沒有那麼簡單。我們看近百年來有多少索隐和考證煮成的紅學飯，隻能看看，而不能下咽充饑。可是沒有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隻小說批評一家獨占鳌頭，“紅樓宴”雖然可以擺成，肯賞光的賓客則大為減少。
蔡元培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對出仕清朝的漢族諸名士寓痛惜之意。這說得不一定正确，但發人深思，使我們感到有趣。何況細按書中情節，有些描寫的确有反滿思想的流露。這說明至少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值得重視。胡适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家世史，賈政就是曹，賈寶玉就是曹雪芹，隻能用考證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索隐無疑于猜笨謎。這說得也有偏頗，但他發掘出一大堆關于曹家的材料，又有帶脂批的乾隆抄本為佐證，求之《紅樓夢》本文，也不無暗合之處。考證打開的紅學思路，其意義更不能小視。紅學三派，每一個派别都從作品中打開一個世界。隻不過小說批評所打開的世界是文學的，不一定引起人文學界的普遍關注。索隐和考證所打開的世界，則包括文獻的和曆史的、政治的因素，方法學的意義也更普遍，因此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獻學等各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都想在紅學領域一試身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曾提出紅學具有超學科的特點，同時也是小小一紅學自本世紀初以來何以吸引那麼多我國第一流的文史學者跻身其中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