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争論—唐德剛與夏志清的紅樓風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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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論争在海外達到高潮，是1986年發生的唐德剛與夏志清之間的紅樓風波。美國《中報》在同年10月的一篇特稿中，對這次論争曾加以報導，并貫以《震動海内外的紅樓夢論戰風波》的醒目标題。其中寫道：“數月以來，海外華人學術界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紅樓’論戰，由于交火的唐德剛與夏志清兩位教授都是名重士林而且著述甚豐的學者，此事很引起學術界人士和廣大讀者的興趣。”美國《中報》1986年10月20日特稿：《震動海内外的紅樓夢論戰風波》。
論争是由唐德剛的《海外讀紅樓》一文引起的，這是1986年他為參加在哈爾濱召開的國際《紅樓夢》研讨會撰寫的論文，刊載于在台北出版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傳記文學》雜志。文章繼續發揮他在《曹雪芹的文化沖突》一文中闡述的觀點，在論諸钗腳的基礎上，對書中人物的服飾特别是賈寶玉的裝束，做了具體分析，說明文化沖突不限于滿、漢兩族，亦有古今時限之區别。由此引出運用“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的必要，強調戲曲、小說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的“供需律”，這一點中外皆然，否則如“一味以文論文，則未有不緣木求魚者也”。總之，唐德剛認為，我國明清以來白話小說得到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包括“聽的小說”向“看的小說”轉變，也是南宋以還城鎮步入都市化之所緻，而《紅樓夢》則是這一轉變過程的定型之作，是中國小說走向現代化文學的一部巨著，“其格調之高亦不在同時西方，乃至現代西方任何小說之下”。
由于唐德剛對《紅樓夢》及其所産生的社會背景給予這樣的評價，必然不滿意任何對中國白話小說的藝術成就估計不足的傾向。因此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說“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态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又說：
志清并更進而申之，認為“除非我們把它(按指中國白話小說)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将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們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的口味……”此一論調，實為“五四”前後，我國傳統文明轉入西化的“過渡時代”，一般青年留學生，不論左右，均沉迷西學，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之延續——隻是志清讀書滿箱，西學較為成熟，立論亦較當年浮薄少年，更為精湛，其言亦甚辯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會經濟之變動，我國之“聽的小說”亦可向“看的小說”方向發展，如《紅樓》者，自可獨創其中國風格；而隻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不為功之态度則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學批評界之崛起，正值大陸上由“批胡(适)”、“反胡(風)”、“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厲風行之時，結果“極左”成風，人頭滾滾；海外受激成變，适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适)、走資、崇洋而極右。乘此海風而治極右“時文”，适足與大陸上極左之教條相颉颃，因形成近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兩極分化”之局。
在此兩極分化之階段，夏氏昆仲(濟安、志清)，以西洋觀點治中國小說，講學海外，桃李滿門；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屬上乘。“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兄經弟及，俨然海上山頭；兩本書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極右崇洋之言論，與大陸極左普羅之教條相對抗，亦是“以一人而敵一國”，不才亦時為吾友志清之豪氣而自豪焉。
此一“兩極分化”之可悲者，則為雙方均否定傳統，争取舶來而互相抵辱，兩不相讓。可悲之至者，則為彼此均對對方之論點與底牌，初無所知，亦不屑一顧，隻是死不交通，以為抵制。因此偶有辯難，均知己而不知彼，隔靴搔癢，淺薄可笑。
吾人好讀閑書，隔山看虎鬥，旁觀者清；如今海内“極左”者，俱往矣!海外之“極右”者，亦應自知何擇何從學習進步也!
論争是由唐德剛的《海外讀紅樓》一文引起的，這是1986年他為參加在哈爾濱召開的國際《紅樓夢》研讨會撰寫的論文，刊載于在台北出版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傳記文學》雜志。文章繼續發揮他在《曹雪芹的文化沖突》一文中闡述的觀點，在論諸钗腳的基礎上，對書中人物的服飾特别是賈寶玉的裝束，做了具體分析，說明文化沖突不限于滿、漢兩族，亦有古今時限之區别。由此引出運用“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的必要，強調戲曲、小說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的“供需律”，這一點中外皆然，否則如“一味以文論文，則未有不緣木求魚者也”。總之，唐德剛認為，我國明清以來白話小說得到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包括“聽的小說”向“看的小說”轉變，也是南宋以還城鎮步入都市化之所緻，而《紅樓夢》則是這一轉變過程的定型之作，是中國小說走向現代化文學的一部巨著，“其格調之高亦不在同時西方，乃至現代西方任何小說之下”。
由于唐德剛對《紅樓夢》及其所産生的社會背景給予這樣的評價，必然不滿意任何對中國白話小說的藝術成就估計不足的傾向。因此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說“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态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又說：
志清并更進而申之，認為“除非我們把它(按指中國白話小說)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将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們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的口味……”此一論調，實為“五四”前後，我國傳統文明轉入西化的“過渡時代”，一般青年留學生，不論左右，均沉迷西學，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之延續——隻是志清讀書滿箱，西學較為成熟，立論亦較當年浮薄少年，更為精湛，其言亦甚辯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會經濟之變動，我國之“聽的小說”亦可向“看的小說”方向發展，如《紅樓》者，自可獨創其中國風格；而隻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不為功之态度則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學批評界之崛起，正值大陸上由“批胡(适)”、“反胡(風)”、“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厲風行之時，結果“極左”成風，人頭滾滾；海外受激成變，适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适)、走資、崇洋而極右。乘此海風而治極右“時文”，适足與大陸上極左之教條相颉颃，因形成近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兩極分化”之局。
在此兩極分化之階段，夏氏昆仲(濟安、志清)，以西洋觀點治中國小說，講學海外，桃李滿門；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屬上乘。“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兄經弟及，俨然海上山頭；兩本書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極右崇洋之言論，與大陸極左普羅之教條相對抗，亦是“以一人而敵一國”，不才亦時為吾友志清之豪氣而自豪焉。
此一“兩極分化”之可悲者，則為雙方均否定傳統，争取舶來而互相抵辱，兩不相讓。可悲之至者，則為彼此均對對方之論點與底牌，初無所知，亦不屑一顧，隻是死不交通，以為抵制。因此偶有辯難，均知己而不知彼，隔靴搔癢，淺薄可笑。
吾人好讀閑書，隔山看虎鬥，旁觀者清；如今海内“極左”者，俱往矣!海外之“極右”者，亦應自知何擇何從學習進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