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争論—什麼是紅學（1）
關燈
小
中
大
紅學論争中竟然有什麼是紅學這樣的題目，似乎有點奇怪；其實，任何學科都有一個如何理解該學科的對象、範圍和特性問題，紅學也不例外。周汝昌先生對紅學的學科特點注意最多，多年來一再發表自己的見解，緻使不少研究者都對這方面的問題産生了興趣。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紅學的範圍作了如下界說：
紅學顯然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夢樓》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并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如果我的這種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并不屬于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範圍。周汝昌；《什麼是紅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另外在給梁歸智的《石頭記探佚》寫的序言中，以及《紅學的藝術，藝術的紅學》和《紅學辨義》等文章中周汝昌：《獻芹集》第187頁、第217頁和第225頁至22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汝昌也發表過類似見解。他正面主張，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應是紅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和主要範圍，毫無疑問，他是把紅學和考證派紅學等而同之、合而為一了，其結果自然局限了紅學的範圍，引起争論在所難免。
最先起來與周汝昌論辯的是應必誠，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藝報》上刊出《也談什麼是紅學》一文，對周汝昌的主張提出了系統的批評。他說：“紅學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來否定對《紅樓夢》本身的思想藝術的研究。如果紅學的殿堂，隻允許‘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進去，那也可以，我們就在紅學之外，另立一門學問，叫《紅樓夢》小說學亦無不可，但是說《紅樓夢》小說學研究隻是一般性研究，并用這個名義，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僅不應該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相反，它應該是紅學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個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脫離《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還說：“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紅學之外，而排除了《紅樓夢》本身研究的‘紅學’内部的分工，又搞得愈來愈細，專學林立，這樣一種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會取得怎樣的成效!”但周汝昌很快就以《“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系》為題，寫了反批評文章，刊載于1984年第六期《文藝報》。
周汝昌認為應必誠批評的要“開除”别種研究，搞“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完全不是事實”。他說他的目的是想使紅學不一般化，所以提出“紅學”和“紅樓夢(作品)研究”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名稱和概念。如果不做這種區分，把紅學一般化，就是“取消紅學——存其名而廢其實”。他進一步解釋了紅學的定義：“所謂‘紅學’者，是産生于《紅樓夢》本身的特殊情況的一種特殊的‘學’；它的研究對象和目标，是專門來試行解決讀《紅樓夢》這部與衆各别的小說時所遇到的特殊困難的一門特殊學問，并不是與一般小說學無所區别、或性質全然一樣的。”
《文藝報》在刊載周汝昌的文章的同時，加了一段編者按語，寫道：“本刊今年第3期發表應必誠同志的文章《也談什麼是“紅學”》，對周汝昌同志有關‘紅學’這一概念的解釋以及當前《紅樓夢》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意見。周汝昌同志寄來了答辯文章，現發表于後，供讀者參考。圍繞有關《紅樓夢》研究的基本觀點、方法等問題的争論，已持續了很久；在新情況下，又産生了新問題。我們希望，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能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把《紅樓夢》研究推進到更加健康的科學道路上去，從而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參見《文藝報》1984年第6期，第62頁。按語的觀點和傾向呼之欲出。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紅學的範圍作了如下界說：
紅學顯然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夢樓》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并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如果我的這種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并不屬于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範圍。周汝昌；《什麼是紅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另外在給梁歸智的《石頭記探佚》寫的序言中，以及《紅學的藝術，藝術的紅學》和《紅學辨義》等文章中周汝昌：《獻芹集》第187頁、第217頁和第225頁至22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汝昌也發表過類似見解。他正面主張，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應是紅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和主要範圍，毫無疑問，他是把紅學和考證派紅學等而同之、合而為一了，其結果自然局限了紅學的範圍，引起争論在所難免。
最先起來與周汝昌論辯的是應必誠，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藝報》上刊出《也談什麼是紅學》一文，對周汝昌的主張提出了系統的批評。他說：“紅學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來否定對《紅樓夢》本身的思想藝術的研究。如果紅學的殿堂，隻允許‘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進去，那也可以，我們就在紅學之外，另立一門學問，叫《紅樓夢》小說學亦無不可，但是說《紅樓夢》小說學研究隻是一般性研究，并用這個名義，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僅不應該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相反，它應該是紅學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個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脫離《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還說：“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紅學之外，而排除了《紅樓夢》本身研究的‘紅學’内部的分工，又搞得愈來愈細，專學林立，這樣一種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會取得怎樣的成效!”但周汝昌很快就以《“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系》為題，寫了反批評文章，刊載于1984年第六期《文藝報》。
周汝昌認為應必誠批評的要“開除”别種研究，搞“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完全不是事實”。他說他的目的是想使紅學不一般化，所以提出“紅學”和“紅樓夢(作品)研究”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名稱和概念。如果不做這種區分，把紅學一般化，就是“取消紅學——存其名而廢其實”。他進一步解釋了紅學的定義：“所謂‘紅學’者，是産生于《紅樓夢》本身的特殊情況的一種特殊的‘學’；它的研究對象和目标，是專門來試行解決讀《紅樓夢》這部與衆各别的小說時所遇到的特殊困難的一門特殊學問，并不是與一般小說學無所區别、或性質全然一樣的。”
《文藝報》在刊載周汝昌的文章的同時，加了一段編者按語，寫道：“本刊今年第3期發表應必誠同志的文章《也談什麼是“紅學”》，對周汝昌同志有關‘紅學’這一概念的解釋以及當前《紅樓夢》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意見。周汝昌同志寄來了答辯文章，現發表于後，供讀者參考。圍繞有關《紅樓夢》研究的基本觀點、方法等問題的争論，已持續了很久；在新情況下，又産生了新問題。我們希望，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能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把《紅樓夢》研究推進到更加健康的科學道路上去，從而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參見《文藝報》1984年第6期，第62頁。按語的觀點和傾向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