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誰覆爛柯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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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和陳寅恪發表對《紅樓夢》的見解，也都在1921年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之前。
1945年吳宓在成都時又寫過《紅樓夢》系列論文，連載于《流星》、《成都周刊》等雜志。
直到晚年，吳宓仍以對《紅樓夢》有特識獨見自居。
陳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紅樓為喻，增加理趣。
陳獨秀也寫過研究《紅樓夢》的長篇文章，發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題目是《紅樓夢新評》，署名佩之。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是索隐派紅學的典範之作。
胡适的《紅樓夢考證》，是考證派紅學的典範之作。
胡、蔡論戰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學術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紅樓夢》以及紅學的影響的擴大，實際上與這次論戰有很大關系。
胡适批評蔡元培的《索隐》是“牽強附會”的“猜笨謎”，蔡元培回答說：“胡先生所谥為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紅樓夢》的内容很“值得猜”。
對此胡适起而回應，并在文章結尾處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朋友了。
”論戰雙方觀點截然對立，措辭亦相當尖銳，但态度溫婉忠厚，不失學者風度。
王、蔡、胡都是當時的學術重鎮，他們出面大談紅學，影響是很大的。
俞平伯先生寫于1978年的《索隐與自傳說閑評》一文，其中有一段話頗值得我們注意。
他寫道： 紅學為诨名抑含實義，有關于此書之性質。
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
參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師儒”一詞，顯然用的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田骈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之義。
應該承認，俞平伯先生對紅學之所以為紅學的曆史過程的辨析，是很有見地的。
從而可見第一流的學者參與或卷入紅學，就學科的樹義而言具有怎樣的學術典範意義。
事實上，在王、蔡、胡的影響之下，參與或卷入紅學的中國現代人文學者還有很多，連現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發表過專業性很強的研究《紅樓夢》的長篇論文，題目是《紅樓夢悲劇之演成》，連載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
此外，古文字學家容庚，敦煌學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唐史研究專家唐長孺，社會活動家王昆侖先生，文學史家鄭振铎、阿英、李長之、劉大傑等，都寫過有關《紅樓夢》的專文或專書。
至于五十年代以後，跻身于紅學的著名人
1945年吳宓在成都時又寫過《紅樓夢》系列論文，連載于《流星》、《成都周刊》等雜志。
直到晚年，吳宓仍以對《紅樓夢》有特識獨見自居。
陳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紅樓為喻，增加理趣。
陳獨秀也寫過研究《紅樓夢》的長篇文章，發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題目是《紅樓夢新評》，署名佩之。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是索隐派紅學的典範之作。
胡适的《紅樓夢考證》，是考證派紅學的典範之作。
胡、蔡論戰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學術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紅樓夢》以及紅學的影響的擴大，實際上與這次論戰有很大關系。
胡适批評蔡元培的《索隐》是“牽強附會”的“猜笨謎”，蔡元培回答說：“胡先生所谥為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紅樓夢》的内容很“值得猜”。
對此胡适起而回應，并在文章結尾處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朋友了。
”論戰雙方觀點截然對立，措辭亦相當尖銳，但态度溫婉忠厚，不失學者風度。
王、蔡、胡都是當時的學術重鎮，他們出面大談紅學，影響是很大的。
俞平伯先生寫于1978年的《索隐與自傳說閑評》一文，其中有一段話頗值得我們注意。
他寫道： 紅學為诨名抑含實義，有關于此書之性質。
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
參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師儒”一詞，顯然用的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田骈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之義。
應該承認，俞平伯先生對紅學之所以為紅學的曆史過程的辨析，是很有見地的。
從而可見第一流的學者參與或卷入紅學，就學科的樹義而言具有怎樣的學術典範意義。
事實上，在王、蔡、胡的影響之下，參與或卷入紅學的中國現代人文學者還有很多，連現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發表過專業性很強的研究《紅樓夢》的長篇論文，題目是《紅樓夢悲劇之演成》，連載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
此外，古文字學家容庚，敦煌學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唐史研究專家唐長孺，社會活動家王昆侖先生，文學史家鄭振铎、阿英、李長之、劉大傑等，都寫過有關《紅樓夢》的專文或專書。
至于五十年代以後，跻身于紅學的著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