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石頭記索隐》的再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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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書初版的時候寫過下面一段話:“現在一切從學術出發,不廢百家言,毫無拘束地重新檢讨紅學的曆史和現狀,分流梳脈,評短論長,固有豁然貫通之感。

    即便是索隐派的發呆犯傻,考證派的自結牢籠,小說批評派的自歎自賞,也不覺為異,反而别有會心。

    ”當時這樣說,固然是實情。

    但如今重新審視,發現這段話似有未安。

    主要是筆者對紅學三派總的來說采取的是比較超越和盡量客觀的立場,可是叙論之間,畸輕畸重的情形未能全免。

    我對紅學索隐派,就批評得多了一些,給予了解之同情、發遑心曲則顯得不夠。

     實際上,從胡适之先生開始,就缺乏對紅學索隐一派的深諒明察。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被胡适指為“猜笨謎”,我以前雖然也同情蔡先生,學術立場卻站在他的學生一邊。

    現在從頭細想,蔡先生是何等樣人物,他會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謎”嗎?即便“猜謎”,他會“猜”得那樣“笨”嗎?“《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

    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試想這是多大的判斷。

    如果書中毫無此種旨趣,蔡元培能夠無指妄說嗎?至少,《紅樓夢》裡有反滿思想,是許多研究者都承認的。

    我已往在文章中曾舉過這方面的例子,這裡不妨略作補論。

    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疑癖”,寶钗揪住黛玉在行酒令時引用《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成句這根“辮子”,大施教誨說:“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

    從小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

    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愛藏書。

    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

    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

    他們是偷背着我們看,我們卻也偷背着他們看。

    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丢開了。

    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

    ”教誨到這裡,照說已心明意了,不必再多所辭費。

    可是作者意猶未足,叫他的人物繼續施教:“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

    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論題開始擴大化,由“女孩兒”轉移到了“男人們”身上,内容不再局限于讀書,“作詩寫字”也包括在内了。

     問題是接下去還有讓我們更不明白的話。

    寶钗竟然說:“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

    隻是如今并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

    ”這就完全超出了寶钗教誨黛玉所應該包含的内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語言規定情境。

    這不是人物在說話,而是作者在說活。

    “讀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