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盡鳥投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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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說：“紅學之為诨名抑含實義，有關于此書性質之認識。
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之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
”②《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又說：“既關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稱之為學亦無忝焉。
所謂中含實義是也。
”②俞平伯先生這兩段話見于他的《索隐與自傳說閑評》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之作，經過沉澱的思想，文短而分量甚重。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怎樣評價索隐和考證在紅學成為紅學并獲得真實含義的過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至于對這兩個紅學派别本身如何評價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紅學自王、蔡、胡以師儒身份大談紅樓，已走過近百年的曆程。
秦可卿給鳳姐托夢，說“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将百載”，差堪比拟。
紅學的地位曾經很顯赫過，有幾次竟成為學術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國性的波瀾。
但現在最能體現紅學特殊樹義的兩個紅學派别，索隐派終結了，考證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個個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滾來滾去，都變成了死結。
曹雪芹是誰的兒子?不知道。
胡适說是曹，但沒有證據。
我們說不是，也沒有證據。
隻能嚴守聖人遺訓，說不知道。
脂硯齋是誰?不知道。
《紅樓夢》後四十回是誰寫的?不知道。
而這三個問題，對考證派紅學來說，實在至關重要，都是最起碼需要解決的問題。
連起碼的需要解決的問題都索解無從，未免太讓研究者洩氣。
索隐的出發點往往很莊嚴，以《紅樓夢》寄托家國之思，令人肅然起敬。
但具體分解起來，又收獲甚微。
說來說去逃不出盡人皆知的那幾條例證。
偶然有人提出新說，但一查，不對了，原來是前人已經說過的舊說。
時至今日，無論索隐還是考證，要想前進一步，有所突破，已經難上加難。
當然不排除還會有新材料的發現。
但在新材料發現之前，紅學的困局難以改變。
敦煌學也由于已發現的材料處理到一定程度，再前進，感到步履維艱。
而随着漢簡的大批面世，一門新的學科——簡牍之學，已在悄然興起。
梁啟超論學術思潮的演變，把學術思潮區分為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四個階段，并用佛家生、住、異、滅四分流轉相作比照。
他說啟蒙期是“對于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其特點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
所謂未遑者，非擱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
雖然其條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梁啟超論清學吏二種》(朱維铮校注)，第2頁至第3頁。
下引任公先生語同此．不複注。
比之紅學，本世紀初胡适向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隐派宣戰，實與之相仿佛。
因此當時的紅學可看做是處于啟蒙期的紅學。
學術思潮處于全盛期的特點，梁啟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伏熠，不複能抗顔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
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之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
”②《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又說：“既關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稱之為學亦無忝焉。
所謂中含實義是也。
”②俞平伯先生這兩段話見于他的《索隐與自傳說閑評》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之作，經過沉澱的思想，文短而分量甚重。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怎樣評價索隐和考證在紅學成為紅學并獲得真實含義的過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至于對這兩個紅學派别本身如何評價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紅學自王、蔡、胡以師儒身份大談紅樓，已走過近百年的曆程。
秦可卿給鳳姐托夢，說“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将百載”，差堪比拟。
紅學的地位曾經很顯赫過，有幾次竟成為學術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國性的波瀾。
但現在最能體現紅學特殊樹義的兩個紅學派别，索隐派終結了，考證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個個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滾來滾去，都變成了死結。
曹雪芹是誰的兒子?不知道。
胡适說是曹，但沒有證據。
我們說不是，也沒有證據。
隻能嚴守聖人遺訓，說不知道。
脂硯齋是誰?不知道。
《紅樓夢》後四十回是誰寫的?不知道。
而這三個問題，對考證派紅學來說，實在至關重要，都是最起碼需要解決的問題。
連起碼的需要解決的問題都索解無從，未免太讓研究者洩氣。
索隐的出發點往往很莊嚴，以《紅樓夢》寄托家國之思，令人肅然起敬。
但具體分解起來，又收獲甚微。
說來說去逃不出盡人皆知的那幾條例證。
偶然有人提出新說，但一查，不對了，原來是前人已經說過的舊說。
時至今日，無論索隐還是考證，要想前進一步，有所突破，已經難上加難。
當然不排除還會有新材料的發現。
但在新材料發現之前，紅學的困局難以改變。
敦煌學也由于已發現的材料處理到一定程度，再前進，感到步履維艱。
而随着漢簡的大批面世，一門新的學科——簡牍之學，已在悄然興起。
梁啟超論學術思潮的演變，把學術思潮區分為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四個階段，并用佛家生、住、異、滅四分流轉相作比照。
他說啟蒙期是“對于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其特點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
所謂未遑者，非擱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
雖然其條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梁啟超論清學吏二種》(朱維铮校注)，第2頁至第3頁。
下引任公先生語同此．不複注。
比之紅學，本世紀初胡适向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隐派宣戰，實與之相仿佛。
因此當時的紅學可看做是處于啟蒙期的紅學。
學術思潮處于全盛期的特點，梁啟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伏熠，不複能抗顔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