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争論—什麼是紅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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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文藝報》在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趙齊平的文章，題目是《我看紅學》，對周汝昌的觀點進一步加以駁難。文章一開始就提出：“紅學，順名思義應該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好比甲骨學是研究殷墟甲骨蔔辭的學問，敦煌學是研究敦煌曆史文物的學問一樣，不會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蔔辭的學問‘不一定’是甲骨學，研究敦煌曆史文物的學問‘不一定’是敦煌學，盡管甲骨學、敦煌學要相應地研究與殷墟甲骨蔔辭、敦煌曆史文物直接或間接有關的若幹問題。然而被認定與甲骨學、敦煌學鼎立為‘三大顯學’的紅學，偏偏存在着‘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又不一定都是紅學’的問題，人為地劃分了‘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各自領域。”趙齊平說，凡是研究與《紅樓夢》有關問題的，都屬于紅學，不存在這個可以進紅學“殿堂”，那個就不可以進的問題。不贊成隻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法和态度來研究《紅樓夢》，以為那樣做就會使紅學一般化，是沒有必要的杞憂。相反，他認為不以研究作品本身為主，而是“不斷由内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或者說不斷擴大包圍圈”，倒是涉及“紅學向何處去”的值得憂慮的問題。
《文藝報》在發表了趙齊平的文章之後，無意就此問題進一步展開讨論，周汝昌也沒有再寫文章，因此這次論争也即随之結束，當然問題并沒有解決，對什麼是紅學，周汝昌以及别人都不會放棄自己的看法。
第十五次論争：潘重規與徐複觀的筆戰
紅學論争帶有普遍性，可以說，哪裡有紅學，哪裡就有論争。1966年，潘重規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開設“紅樓夢研究”選修課，成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并于次年出版《紅樓夢研究專刊》。這在當時，算得上紅學界的一件盛事，頗受港、台以及海外學術界人士矚目。1971年，潘重規撰寫《紅樓夢的發端》一文，刊載于《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九輯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亞書院學術年刊》。文章通過辨析甲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觀點，即認為《紅樓夢》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由“石頭所記”，也就是“石頭便是作者”，曹雪芹不過是“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改編人。
提出《紅樓夢》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紅學史上算不得新說，對潘重規而言，也隻是舊話重提。但由于潘文對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關的脂批，做了新的解釋，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複觀的批評。
徐複觀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題目是《由潘重規先生〈紅樓夢的發端〉略論學問的研究态度》，署名王世祿。徐文不僅不同意潘文提出的觀點，而且對潘先生的治學态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懷疑，因此寫道：“關于《紅樓夢》，尚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研究者可以從各個角度發揮特異的見解。結論盡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态度及導向結論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觀而嚴謹。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誠實不誠實，對資料的搜集、整理、解釋，有決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着一個誠實的态度，這是保證研究工作在學術的軌道上，正常進行的起碼的要求。我讀完潘先生的大文以後，最先引起我這樣的感想。”接着，便批評潘重規引用材料斷章取義，抹煞與自己相反的材料，以建立自己立說的基礎，措詞相當尖銳。如說：“對材料的斷章取義，如果是偶一為之，這可能是一時的疏忽，或關系于對材料的了解程度，不能遽然認定這是由于态度的不誠實。但若大量的斷章取義，大量的曲解文意，這便是态度的不誠實。假使更進一步，抹煞重要的與自己的預定意見相反的材料，而隻在并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預定意見，卻用附會歪曲的方法強為自己的預定結論作證明，這便是欺瞞，便是不誠實。”文章末尾更揶揄說：“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系中，應當是一位佼佼者。但居然以紅樓夢研究小組領導者的地位，寫出這樣的文章，難怪有人發出‘喪亂流離之中，人懷苟且之志，在大學裡千萬不可輕言學術’的歎息。”
《文藝報》在發表了趙齊平的文章之後，無意就此問題進一步展開讨論，周汝昌也沒有再寫文章，因此這次論争也即随之結束，當然問題并沒有解決，對什麼是紅學，周汝昌以及别人都不會放棄自己的看法。
第十五次論争：潘重規與徐複觀的筆戰
紅學論争帶有普遍性，可以說，哪裡有紅學，哪裡就有論争。1966年，潘重規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開設“紅樓夢研究”選修課，成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并于次年出版《紅樓夢研究專刊》。這在當時，算得上紅學界的一件盛事，頗受港、台以及海外學術界人士矚目。1971年，潘重規撰寫《紅樓夢的發端》一文，刊載于《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九輯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亞書院學術年刊》。文章通過辨析甲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觀點，即認為《紅樓夢》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由“石頭所記”，也就是“石頭便是作者”，曹雪芹不過是“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改編人。
提出《紅樓夢》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紅學史上算不得新說，對潘重規而言，也隻是舊話重提。但由于潘文對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關的脂批，做了新的解釋，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複觀的批評。
徐複觀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題目是《由潘重規先生〈紅樓夢的發端〉略論學問的研究态度》，署名王世祿。徐文不僅不同意潘文提出的觀點，而且對潘先生的治學态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懷疑，因此寫道：“關于《紅樓夢》，尚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研究者可以從各個角度發揮特異的見解。結論盡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态度及導向結論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觀而嚴謹。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誠實不誠實，對資料的搜集、整理、解釋，有決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着一個誠實的态度，這是保證研究工作在學術的軌道上，正常進行的起碼的要求。我讀完潘先生的大文以後，最先引起我這樣的感想。”接着，便批評潘重規引用材料斷章取義，抹煞與自己相反的材料，以建立自己立說的基礎，措詞相當尖銳。如說：“對材料的斷章取義，如果是偶一為之，這可能是一時的疏忽，或關系于對材料的了解程度，不能遽然認定這是由于态度的不誠實。但若大量的斷章取義，大量的曲解文意，這便是态度的不誠實。假使更進一步，抹煞重要的與自己的預定意見相反的材料，而隻在并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預定意見，卻用附會歪曲的方法強為自己的預定結論作證明，這便是欺瞞，便是不誠實。”文章末尾更揶揄說：“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系中，應當是一位佼佼者。但居然以紅樓夢研究小組領導者的地位，寫出這樣的文章，難怪有人發出‘喪亂流離之中，人懷苟且之志，在大學裡千萬不可輕言學術’的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