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争論—紅學三十年的評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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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筆者引起的一次論争。1979年，我應《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之約，寫了一篇回顧1949年以來《紅樓夢》研究狀況的文章，題目叫《紅學三十年》參見拙著《紅樓夢新論》第375至第416頁。，後來發表在1980年第三期《文藝研究》上。文章對1954年的《紅樓夢》大讨論，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紅樓夢》研究取得的成果，對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紅學熱”，以及對索隐派舊紅學和以胡适為代表的考證派新紅學，做了曆史的評述，并從學術思潮發展的角度總結了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探讨了新的時期開始以後《紅樓夢》研究如何突破的問題。
我為了寫這篇文章，閱讀了大量資料，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三厚冊拙編《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共三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就是我當時閱讀的結果。但文章發表之後，紅學界有一些議論，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則持有異見。1980年夏天，全國《紅樓夢》讨論會在哈爾濱召開，我将此文提交給大會，也聽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學評論》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寫的商榷文章，緊接着；又在該雜志第三期登載兩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繼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時發表了我對丁文的答複。論争就這樣開始了。但發起讨論的《文學評論》，并沒有繼續發表讨論文章，隻在1981年第六期摘編了一篇“來稿綜述”。與此同時，《紅樓夢學刊》卻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編”的《文學評論》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輯上選刊了兩篇，作者分别是張春樹和周笑添。這一下，使論争激烈起來，反而不容易繼續讨論下去，除《紅樓夢學刊》在1983年第一輯又刊載一篇傅繼馥的反批評文章，不同觀點之間事實上已經休戰。至于雙方的具體紅學觀點，以及論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紹了，好在《文學評論》和《紅樓夢學刊》都是不難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讀者可以複按。
筆者注意到，林亦樂先生曾在香港《明報》撰文，對這次論争連續加以報道參見香港《明報》1982年2月16、17日及8月1日所發林亦樂先生撰寫的“特稿”。，同時做了有傾向性的評述。對此我沒有什麼話好說。但如果今天有人問我對這次論争有何看法，我會說壓根兒就不該寫那篇文章——何必由我來回顧什麼“紅學三十年”呢!
我為了寫這篇文章，閱讀了大量資料，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三厚冊拙編《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共三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就是我當時閱讀的結果。但文章發表之後，紅學界有一些議論，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則持有異見。1980年夏天，全國《紅樓夢》讨論會在哈爾濱召開，我将此文提交給大會，也聽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學評論》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寫的商榷文章，緊接着；又在該雜志第三期登載兩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繼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時發表了我對丁文的答複。論争就這樣開始了。但發起讨論的《文學評論》，并沒有繼續發表讨論文章，隻在1981年第六期摘編了一篇“來稿綜述”。與此同時，《紅樓夢學刊》卻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編”的《文學評論》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輯上選刊了兩篇，作者分别是張春樹和周笑添。這一下，使論争激烈起來，反而不容易繼續讨論下去，除《紅樓夢學刊》在1983年第一輯又刊載一篇傅繼馥的反批評文章，不同觀點之間事實上已經休戰。至于雙方的具體紅學觀點，以及論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紹了，好在《文學評論》和《紅樓夢學刊》都是不難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讀者可以複按。
筆者注意到，林亦樂先生曾在香港《明報》撰文，對這次論争連續加以報道參見香港《明報》1982年2月16、17日及8月1日所發林亦樂先生撰寫的“特稿”。，同時做了有傾向性的評述。對此我沒有什麼話好說。但如果今天有人問我對這次論争有何看法，我會說壓根兒就不該寫那篇文章——何必由我來回顧什麼“紅學三十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