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派紅學集大成者周汝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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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派紅學的中堅、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寫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這之前，他曾于1947年發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載天津《民國日報》“圖書”第七十一期，1947年12月5日。，根據敦敏《懋齋詩鈔》的《小詩代柬寄曹雪芹》，提出曹雪芹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受到了紅學界的重視周汝昌的文章發表後，1948年2月20日的天津《民國日報》刊出《胡适之先生緻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的論斷；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影印本》文中，胡适又改從壬午說。。胡适的《紅樓夢考證》，隻是給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個大緻的輪廓；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才真正構築了一所設備較為齊全的住室。關于曹雪芹上世的資料，迄今為止，沒有哪部著作像《紅樓夢新證》搜集得這樣豐富，以至于和《新證》相比，胡适的《考證》中所引用的資料，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周汝昌寫道：“以我們今日所知，有關曹家曆史而足以幫助我們了解《紅樓夢》的史料，不僅超過那篇《考證》不知多少倍，抑且發現其中有許多不可饒恕的錯誤。”《紅樓夢新證》第27頁，上海棠棣出版社于1953年版。曹家上世的三軸诰命、四軸《楝亭圖》、敦敏的《懋齋詩鈔》、裕瑞的《棗窗閑筆》、蕭奭的《永憲錄》等孤本秘笈，都是周汝昌以驚喜的心情一手發掘出來的。《新證》設有《史料編年》專章，引用書籍在一百二十種以上；1976年增訂時，該章擴展為三十六萬字，約占全書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實。此外周汝昌先生還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連載于1962年1月30日至9月25日《光明日報》。和《曹雪芹小傳》《曹雪芹小傳》系在196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的基礎上，增删改撰而成，1980年4月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有關《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曆史資料，如果不能說已被他“一網打盡”，确實所剩無多。他憑借這些資料，運用嚴格的考證學的方法，建構了自己的紅學體系。
周汝昌紅學考證的重點，是曹雪芹的家族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強調的時代和作者。這後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稱作“芹學”見《曹雪芹·後記》第245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是為曹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曹雪芹家族的籍貫、所屬的旗籍、幾門重要親戚的狀況、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後回到北京的行蹤，以及晚年著書西郊的經過，周汝昌都有自己獨到的和系統的看法。這些看法不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與許多其他的紅學家也有所區别。真正是帶有系統性的紅學一家言。當然就捕捉的對象和運用的方法來說，他是承胡适而來，與俞平伯反而無涉。通過考證，康、雍、乾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傾軋和攘奪康熙末年諸皇子争奪儲位及雍正上台後誅殺政敵，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和《曹雪芹小傳》中叙述甚詳。他認為曹家的敗落與此直接相關，甚至說曹家的事故，是“以康、雍、乾三朝交替的政治變局為其關紐”(《曹雪芹小傳》第236頁)，這是周汝昌貫徹始終的紅學觀點。，得到了生動的再現，為讀者理解《紅樓夢》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動，織造一職負有的政治使命，曹寅和明遺民的關系，都是周汝昌具體考證出來并提出創見。
被稱為“湖廣四強”之一的杜，是明遺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厲之士，但與曹寅保持着非比尋常的關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甯還京師任内務府郎中，杜賦長詩送别，其中寫道：“昔有吳公子，曆聘遊上國。請觀六代樂，風雅擅通識。彼乃聞道人，所友非佻達。又有魏陳思，肅诏苦行役。翩翩雍丘王，恐懼承明谒。《種葛》見深衷，《驅車》吐肝膈。古來此二賢，流傳著史冊。”又說：“我觀古人豪，保身謂明哲。其道無兩端，素位即自得。置身富貴外，蘧幾何通塞。譬如運甕者，醯雞非所屑。外身身始存，老氏養生術。”接下去還有：“經緯救世言，委蛇遵時策。奇文君能賞，疑義君能晰。”通篇感情深摯不說，主要是規勸曹寅如何為官處世，明顯地涉及政治态度，如“素位”、“委蛇”等等，可見“二人非泛交”。這首詩是周汝昌從杜的《些山集輯》中找出來的，著錄在《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詳細考訂。他提出：“曹寅等人當時之實際政見何若，頗可全面研究。”《紅樓夢新證》(上)第313頁。而杜在為曹寅的詩集所寫的序裡，更單刀直入地寫道：“與荔軒别五年，同學者以南北為修塗，以出處為戶限，每搔首曰：‘荔軒何為哉?’既而讀陳思《仙人篇》，詠阊阖，羨潛光，乃知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未嘗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這是說開始對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後來發現曹寅和三國時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覺得原來的“戶限”沒有必要了。
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寫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這之前，他曾于1947年發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載天津《民國日報》“圖書”第七十一期，1947年12月5日。，根據敦敏《懋齋詩鈔》的《小詩代柬寄曹雪芹》，提出曹雪芹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受到了紅學界的重視周汝昌的文章發表後，1948年2月20日的天津《民國日報》刊出《胡适之先生緻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的論斷；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影印本》文中，胡适又改從壬午說。。胡适的《紅樓夢考證》，隻是給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個大緻的輪廓；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才真正構築了一所設備較為齊全的住室。關于曹雪芹上世的資料，迄今為止，沒有哪部著作像《紅樓夢新證》搜集得這樣豐富，以至于和《新證》相比，胡适的《考證》中所引用的資料，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周汝昌寫道：“以我們今日所知，有關曹家曆史而足以幫助我們了解《紅樓夢》的史料，不僅超過那篇《考證》不知多少倍，抑且發現其中有許多不可饒恕的錯誤。”《紅樓夢新證》第27頁，上海棠棣出版社于1953年版。曹家上世的三軸诰命、四軸《楝亭圖》、敦敏的《懋齋詩鈔》、裕瑞的《棗窗閑筆》、蕭奭的《永憲錄》等孤本秘笈，都是周汝昌以驚喜的心情一手發掘出來的。《新證》設有《史料編年》專章，引用書籍在一百二十種以上；1976年增訂時，該章擴展為三十六萬字，約占全書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實。此外周汝昌先生還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連載于1962年1月30日至9月25日《光明日報》。和《曹雪芹小傳》《曹雪芹小傳》系在196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的基礎上，增删改撰而成，1980年4月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有關《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曆史資料，如果不能說已被他“一網打盡”，确實所剩無多。他憑借這些資料，運用嚴格的考證學的方法，建構了自己的紅學體系。
周汝昌紅學考證的重點，是曹雪芹的家族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強調的時代和作者。這後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稱作“芹學”見《曹雪芹·後記》第245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是為曹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曹雪芹家族的籍貫、所屬的旗籍、幾門重要親戚的狀況、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後回到北京的行蹤，以及晚年著書西郊的經過，周汝昌都有自己獨到的和系統的看法。這些看法不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與許多其他的紅學家也有所區别。真正是帶有系統性的紅學一家言。當然就捕捉的對象和運用的方法來說，他是承胡适而來，與俞平伯反而無涉。通過考證，康、雍、乾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傾軋和攘奪康熙末年諸皇子争奪儲位及雍正上台後誅殺政敵，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和《曹雪芹小傳》中叙述甚詳。他認為曹家的敗落與此直接相關，甚至說曹家的事故，是“以康、雍、乾三朝交替的政治變局為其關紐”(《曹雪芹小傳》第236頁)，這是周汝昌貫徹始終的紅學觀點。，得到了生動的再現，為讀者理解《紅樓夢》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動，織造一職負有的政治使命，曹寅和明遺民的關系，都是周汝昌具體考證出來并提出創見。
被稱為“湖廣四強”之一的杜，是明遺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厲之士，但與曹寅保持着非比尋常的關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甯還京師任内務府郎中，杜賦長詩送别，其中寫道：“昔有吳公子，曆聘遊上國。請觀六代樂，風雅擅通識。彼乃聞道人，所友非佻達。又有魏陳思，肅诏苦行役。翩翩雍丘王，恐懼承明谒。《種葛》見深衷，《驅車》吐肝膈。古來此二賢，流傳著史冊。”又說：“我觀古人豪，保身謂明哲。其道無兩端，素位即自得。置身富貴外，蘧幾何通塞。譬如運甕者，醯雞非所屑。外身身始存，老氏養生術。”接下去還有：“經緯救世言，委蛇遵時策。奇文君能賞，疑義君能晰。”通篇感情深摯不說，主要是規勸曹寅如何為官處世，明顯地涉及政治态度，如“素位”、“委蛇”等等，可見“二人非泛交”。這首詩是周汝昌從杜的《些山集輯》中找出來的，著錄在《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詳細考訂。他提出：“曹寅等人當時之實際政見何若，頗可全面研究。”《紅樓夢新證》(上)第313頁。而杜在為曹寅的詩集所寫的序裡，更單刀直入地寫道：“與荔軒别五年，同學者以南北為修塗，以出處為戶限，每搔首曰：‘荔軒何為哉?’既而讀陳思《仙人篇》，詠阊阖，羨潛光，乃知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未嘗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這是說開始對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後來發現曹寅和三國時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覺得原來的“戶限”沒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