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暴露出來的矛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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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臣等會議得：山東巡撫塞楞額奏稱，運送緞匹員外郎曹等，于勘合外加用沿途州縣各站馬匹、騾價、程儀、杠夫、飯食革料等物一案，審據曹供稱：“從前禦用緞匹俱由水運，後恐潮濕，改為陸運驿馬馱送，又恐馬或驚逸，途間有失，是以地方官會同三處織造官員定議，将運送緞匹于本織造處雇騾運送，沿途州縣酌量協助騾價、盤纏。曆行已久，妄為例當應付，是以多支馬匹，收受程儀，食其所具飯食，用其所備草料，俱各是實。我受皇恩，身為職官，不遵定例，冒取驿馬銀兩等項，就是我的死罪，有何辯處”等語。筆帖式德文，烏林人麻色同供：“我二人新赴任所，去年初經陸運緞匹，以為例當應付，冒昧收受，聽其預備。就是我們死期到了，又有何辯處。”等因。俱已承認。随将沿途索取銀兩帳目核算：曹收過銀三百六十七兩二錢，德文收過銀五百十八兩三錢二分，麻色收過銀五百零四兩二錢。查定例“馳驿官員索詐财物者革職”等語。但曹等俱系織造人員，身受皇上重恩，理宜謹慎事體，敬守法律，乃并不遵例，而運送緞匹沿途騷擾驿站，索取銀錢等物，殊屬可惡。應将員外郎曹革職，筆帖式德文、庫使麻色革退。筆帖式、庫使均枷号兩個月，鞭責一百，發遣烏喇，充當打牲壯丁。其曹前站家人方三、麻色家人祁住、德文舍人馮有金，雖聽從曹等指令，而借前站為端，騷擾驿途，索取銀錢，亦屬可惡。應将方三、祁住、馮有金各枷号兩個月，方三、祁住鞭責一百，馮有金責四十闆。其曹等沿途索取銀兩，雖有賬目，不便據以為實。應将現在賬目銀兩照數嚴追令交廣儲司外，行文直隸、山東、江南、浙江巡撫，如此項銀兩于伊等所記賬目有多取之處，将實收數目查明，到日仍着落伊等賠還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參見《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1輯。
該題本原藏大連市圖書館，與第一曆史檔案館發現的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會”兩相照應，對研究曹家在雍正上台後的遭際有一定意義。但有的研究者認為，此一題本的發現，加強了曹家被抄原因的經濟罪案說，或更加證實了張書才提出的騷擾驿站說，餘以為不然。題本中保留的口供說：“從前禦用緞匹俱由水運，後恐緞匹潮濕，改為陸運驿馬馱送，恐馬驚逸，途間有失，于是地方官會同三處織造官員定議，将運送緞匹于本織造處雇騾運送，而沿途州縣酌量協助騾價、盤纏。曆行已久，妄為例當應付，是以加用夫馬，收受程儀，食其所具飯食，用其所備草料，俱各是實。”這說明運送龍衣時多加一些騾馬、草料、程儀，是三處織造會同地方官決定的，曆行已久，并不是曹膽大妄為。家人方三等在口供裡也說：“沿路驿站所給銀兩俱系我們經手是實，所給數目多少不等，俱有賬目可查。”總管内務府查的結果是：“内開曹收過銀三百六十三兩二錢。”則又說明路上賬目異常清楚。那末，既是“厲行已久”之事，賬目又一清二楚，為何偏要在這個時候懲辦曹?豈不令人深長思之麼?此其一。
其二，此題本開頭部分山東巡撫塞楞額的奏疏最堪注意。塞疏也承認：各驿站的過往差使因種種原因額外多索以及違例應付的情況，經常發生，是“曆年相沿，彼此因循”已久的事情，雖然知道違例，大家也感到“莫可如何”。說明對此類事以前并未深究。何況塞疏說的是一般的驿遞差使，至于運送龍衣，恐怕更不好深究了。不僅不好深究，說不定沿途各地方驿站還要主動加馬加糧，惟恐拍不上織造官的馬屁而懊喪呢。這完全是情理中事——如果在康熙朝，誰敢碰江甯織造曹寅、蘇州織造李煦一根毫毛?可是這位塞楞額偏要追究，親自将三處織造最近一次運送龍衣的情況“查訪”得清楚“既确”，要求雍正皇帝敕下各織造官，以後不得多索夫馬、程儀，以發揚“愛惜物力、培養驿站之聖心”。而雍正也就立即接受此建議，并表彰塞楞額“毫不瞻徇，據實參奏，深知朕心，實為可嘉”。要不是塞楞額事先已獲悉雍正對曹一家的态度，他和“聖心”能夠符合若契嗎?因此所謂曹“騷擾驿站”一案，說穿了不過是整治曹的口實而已。
其三，還有更可疑者，固封曹房産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而總管内務府對曹“騷擾驿站”案做出判決，已經是雍正六年六月，時間過去半年之久。豈有半年前發生的事情反而是半年後對另一事的判決所緻之理?
因此，依筆者愚見，雍正六年總管内務府題本的發現，非但未給曹家被抄的經濟罪案說和單獨的騷擾驿站罪案說增添論據，反而暴露出此二說的重重矛盾，揆情度理，還是政治牽連說更接近曆史實際。
該題本原藏大連市圖書館，與第一曆史檔案館發現的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會”兩相照應，對研究曹家在雍正上台後的遭際有一定意義。但有的研究者認為，此一題本的發現，加強了曹家被抄原因的經濟罪案說，或更加證實了張書才提出的騷擾驿站說，餘以為不然。題本中保留的口供說：“從前禦用緞匹俱由水運，後恐緞匹潮濕，改為陸運驿馬馱送，恐馬驚逸，途間有失，于是地方官會同三處織造官員定議，将運送緞匹于本織造處雇騾運送，而沿途州縣酌量協助騾價、盤纏。曆行已久，妄為例當應付，是以加用夫馬，收受程儀，食其所具飯食，用其所備草料，俱各是實。”這說明運送龍衣時多加一些騾馬、草料、程儀，是三處織造會同地方官決定的，曆行已久，并不是曹膽大妄為。家人方三等在口供裡也說：“沿路驿站所給銀兩俱系我們經手是實，所給數目多少不等，俱有賬目可查。”總管内務府查的結果是：“内開曹收過銀三百六十三兩二錢。”則又說明路上賬目異常清楚。那末，既是“厲行已久”之事，賬目又一清二楚，為何偏要在這個時候懲辦曹?豈不令人深長思之麼?此其一。
其二，此題本開頭部分山東巡撫塞楞額的奏疏最堪注意。塞疏也承認：各驿站的過往差使因種種原因額外多索以及違例應付的情況，經常發生，是“曆年相沿，彼此因循”已久的事情，雖然知道違例，大家也感到“莫可如何”。說明對此類事以前并未深究。何況塞疏說的是一般的驿遞差使，至于運送龍衣，恐怕更不好深究了。不僅不好深究，說不定沿途各地方驿站還要主動加馬加糧，惟恐拍不上織造官的馬屁而懊喪呢。這完全是情理中事——如果在康熙朝，誰敢碰江甯織造曹寅、蘇州織造李煦一根毫毛?可是這位塞楞額偏要追究，親自将三處織造最近一次運送龍衣的情況“查訪”得清楚“既确”，要求雍正皇帝敕下各織造官，以後不得多索夫馬、程儀，以發揚“愛惜物力、培養驿站之聖心”。而雍正也就立即接受此建議，并表彰塞楞額“毫不瞻徇，據實參奏，深知朕心，實為可嘉”。要不是塞楞額事先已獲悉雍正對曹一家的态度，他和“聖心”能夠符合若契嗎?因此所謂曹“騷擾驿站”一案，說穿了不過是整治曹的口實而已。
其三，還有更可疑者，固封曹房産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而總管内務府對曹“騷擾驿站”案做出判決，已經是雍正六年六月，時間過去半年之久。豈有半年前發生的事情反而是半年後對另一事的判決所緻之理?
因此，依筆者愚見，雍正六年總管内務府題本的發現，非但未給曹家被抄的經濟罪案說和單獨的騷擾驿站罪案說增添論據，反而暴露出此二說的重重矛盾，揆情度理，還是政治牽連說更接近曆史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