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石頭記索隐》的再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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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輔國治民”的“男人們”，作者“如今”不止是見不到，連聽都沒聽說過；他聽到看到的都是“讀了書倒更壞了”的“男人們”。
這樣下斷語，不能說不具有相當嚴重的性質，甚至也違背了以“溫柔敦厚”著稱的《紅樓夢》風格。
因而我們禁不住要追問，究竟是出于什麼樣的原因，作者這樣發狠地罵當時的“讀書人”?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讀書人”的什麼樣的品質，更不容易為《紅樓夢》的作者所原諒，也就是“讀了書倒更壞”?由不得讓人想起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所揭示的話：“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顧甯人有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又說：“頃讀《顔氏家訓》有雲：‘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服侍公卿，無不寵愛。
吾時俯而不答。
異哉，此人之教子也。
若由此業自緻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于世者，能無愧哉！”顧炎武：《日知錄》卷之十三“廉恥”，花山文藝出版社集釋本第602至603頁，1990年。
顧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讀書人，可以說和曹雪芹同發一慨。
如是，則蔡元培的《索隐》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學生所說是在“猜笨謎”，而是多少也有一點耐人尋味之處呢? 還不止此。
《紅樓夢》對科舉制度持否定态度，這方面的描寫、言論甚多，讀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見，應無異詞。
但我有時想，否定倒也罷了，何以态度那樣嚴厲、決絕，連用語都超越常格。
賈寶玉把熱衷仕途經濟、走科舉考試道路的讀書人叫做“國賊祿鬼”，這罵得未免太不留餘地了。
而且還發明一個新詞，稱這種人為“祿蠹”。
這顯然已經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極濃烈的詈罵，可以說已經罵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
因此我們不禁疑惑，作者這樣做難道僅僅是對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傳統社會的科舉制度發洩不滿嗎?是不是還有什麼弦外之音?我懷疑《紅樓夢》作者泰半由抽象上升到了具體，更直接的對象是清朝的籠絡知識分子的懷柔政策，正是這種政策羁縻得一些知識分子“媚于世”而貪求榮寵，特别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現最具典型性。
否則便不容易解釋為什麼一定要罵到這種地步——斥為“祿鬼”，或稱作“祿蠹”，已經很有分量了，卻還要指為“國賊”，上升到破壞傳統社會道德與法的最高一個級次。
而且“國賊”之“國”，是不是也存在一個“明”和“清”的分野問題?可否認為蔡先生提出的“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從這裡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這樣下斷語，不能說不具有相當嚴重的性質，甚至也違背了以“溫柔敦厚”著稱的《紅樓夢》風格。
因而我們禁不住要追問，究竟是出于什麼樣的原因，作者這樣發狠地罵當時的“讀書人”?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讀書人”的什麼樣的品質，更不容易為《紅樓夢》的作者所原諒，也就是“讀了書倒更壞”?由不得讓人想起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所揭示的話：“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顧甯人有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又說：“頃讀《顔氏家訓》有雲：‘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服侍公卿，無不寵愛。
吾時俯而不答。
異哉，此人之教子也。
若由此業自緻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于世者，能無愧哉！”顧炎武：《日知錄》卷之十三“廉恥”，花山文藝出版社集釋本第602至603頁，1990年。
顧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讀書人，可以說和曹雪芹同發一慨。
如是，則蔡元培的《索隐》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學生所說是在“猜笨謎”，而是多少也有一點耐人尋味之處呢? 還不止此。
《紅樓夢》對科舉制度持否定态度，這方面的描寫、言論甚多，讀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見，應無異詞。
但我有時想，否定倒也罷了，何以态度那樣嚴厲、決絕，連用語都超越常格。
賈寶玉把熱衷仕途經濟、走科舉考試道路的讀書人叫做“國賊祿鬼”，這罵得未免太不留餘地了。
而且還發明一個新詞，稱這種人為“祿蠹”。
這顯然已經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極濃烈的詈罵，可以說已經罵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
因此我們不禁疑惑，作者這樣做難道僅僅是對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傳統社會的科舉制度發洩不滿嗎?是不是還有什麼弦外之音?我懷疑《紅樓夢》作者泰半由抽象上升到了具體，更直接的對象是清朝的籠絡知識分子的懷柔政策，正是這種政策羁縻得一些知識分子“媚于世”而貪求榮寵，特别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現最具典型性。
否則便不容易解釋為什麼一定要罵到這種地步——斥為“祿鬼”，或稱作“祿蠹”，已經很有分量了，卻還要指為“國賊”，上升到破壞傳統社會道德與法的最高一個級次。
而且“國賊”之“國”，是不是也存在一個“明”和“清”的分野問題?可否認為蔡先生提出的“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從這裡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