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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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渴求知識的、熱情的、饑渴的年華用于引導我們追求關于萬物的知識，而是把我們引導到&ldquo古典教育&rdquo上時！我們的青春被浪費了，當人們既不靈活又折磨人地教我們關于希臘人、羅馬人以及他們的語言的貧乏的知識時，而且這完全違背了一切教育的最高原則：隻有饑餓者，方可與食物！當人們以一種暴力的方式強迫我們接受數學和物理學，而沒有先引導我們懷疑無知，引導我們去解決我們平凡的日常生活、我們的活動以及我們從早到晚在家中、在工廠裡、在天空和大自然中千百次地遇到的問題，那些令人困惑、令人難堪、令人惱怒的問題，從而讓我們的好奇心意識到，誰若不曾如饑似渴地學習物理和數學的知識，日後他就不會體會到這種知識的絕對的合乎邏輯性帶來的科學的欣喜！［169］從來就沒有人教給我們這種對科學的敬重，過去的偉人們奮鬥、失敗和再奮鬥的故事，構成嚴密科學曆史的苦難和犧牲，從來沒有哪怕一次打動我們的心靈！毋甯說，吹向我們的氣息是對這些真正的科學的某種輕視，是對曆史學、&ldquo形式教育&rdquo（formalenBildung）和&ldquo古典主義&rdquo的偏愛！我們就這樣輕易地被欺騙了！形式教育！我們難道不應該指着我們文法學校（Gymnaisen）最優秀的教師，嘲笑他們并且問：&ldquo形式教育究竟在哪裡？如果他們身上都缺乏，他們又怎麼能教人形式教育？&rdquo古典主義！我們從古人教育他們的後代方面學到任何東西了嗎？我們學會像他們那樣寫和說了嗎？我們一直在練習對話的劍術、練習辯證法嗎？我們學會他們那樣優美和驕傲的舉止了嗎？學會像他們一樣角力、投擲和拳擊了嗎？關于所有希臘哲學家奉行的禁欲主義，我們學到了什麼嗎？在古人奉行的任何一個個别美德上，我們有過多少相同的訓練？對道德的任何沉思在我們的教育中不都是完全看不見嗎？更不用說對道德的任何可能的批評，或者按照這種或那種道德生活的勇敢和嚴格的嘗試了！人們在我們心中喚起過任何古人比現代人評價更高的感情嗎？他們是否曾經以一種古代的精神向我們表明日子和生命應該如何安排，以及表明超越生命的目标了嗎？我們是像學習現在生活着的民族的語言那樣學習古代語言嗎？即是說，關于這種語言，我們能夠脫口而出，運用自如嗎？除了荒廢光陰，我們沒有獲得任何真正的能力和新本領！我們隻獲得一種知識，關于古人所為、所能之知識！而且是多麼膚淺的知識！我現在越來越堅信：希臘人以及古代人的全部生活方式，無論看起來是多麼簡單和确實，實際上卻是非常難以理解的，甚至是無法理解的，［170］而我們通常用來談論古代人的陳詞濫調，要麼是出于輕率，要麼是出于我們世代相傳的愚蠢的自以為是。
我們看到古代的詞彙和概念與我們自己的詞彙和概念不無相似，不知道這隻是一個假象，在這些詞彙和概念後面，隐藏的全是我們這些現代頭腦必然感到不熟悉、無法理解和痛苦的情感。
對我來說，這就是那片可以讓小孩子在上面跑來跑去的地帶！夠了：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就是這麼幹的，而且我幾乎是經常同時把一種對古代的反感帶回家，一種由于表面上太過巨大的親密産生的反感！我們的古典教師是如此狂妄無知，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完全了解古代，并把這種狂妄無知傳給他們的學生，同時還傳給他們一種輕蔑，讓他們覺得，這樣一種了解對人類的幸福毫無幫助，隻對那些頑固、可憐、瘋瘋癫癫的老書蟲很有用：&ldquo讓他們守着他們的寶貝過活！他們也隻配守着這些寶貝！&rdquo&mdash&mdash懷着這樣潛藏的隐密想法，我們的古典教育結束了。
&mdash&mdash對我們來說，一切都已經無可挽回地過去了。
但我們想到的并不隻是自己。
196 最切身的真理問題。
&mdash&mdash&ldquo我在做的，這究竟是什麼？而且我因此恰恰想要什麼？&rdquo&mdash&mdash這是我們現行教育方式既不教授因而也不提問的真理問題；我們對此無暇顧及。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有時間跟孩子說笑話而不是告訴他們真理，跟女性&mdash&mdash不久将要為人母親的女性&mdash&mdash說恭維話而不是告訴她們真理，跟年輕人談他們的未來和他們的娛樂消遣而不是告訴他們真理&mdash&mdash我們做起這一切從來就不缺時間和興緻！&mdash&mdash但是，70年啊！時間飛逝，很快就到了我們向這個世界說再見的時候；真理對我們來說似乎無關緊要，就像波濤不知道它如何湧動和往哪裡湧動一樣無關緊要！［171］事實上，它不知道也許更為明智。
&mdash&mdash&ldquo就算你說的對吧；但從不問這個問題表明我們避免了某種驕傲；我們的教育使人們避免了驕傲。
&rdquo&mdash&mdash因而我們的教育是更好的。
&mdash&mdash&ldquo真的更好嗎？&rdquo 197 ［Pütz］尼采可能特别想到的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也就是費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mdash1814）、黑格爾和謝林。
［Pütz］薩維尼（FriedrichCarlvonSavigny，1797&mdash1861）奠定了曆史法學派，用曆史來源取代了自然法的建構。
他以其法律産生于&ldquo民族精神&rdquo的學說而影響了浪漫主義運動。
憑借其在《基督教或歐洲》中的思辨性曆史建構，諾瓦利斯（GeorgFriedrichPhilippFreiherrvonHardenberg，1772&mdash1801）創造了一份浪漫的中古崇拜的綱領性文件。
施萊格爾（FriedrichSchlegel，1772&mdash1829）也勾勒了一種&ldquo舊文學和新文學的曆史&rdquo，并寫下了《印度的語言和智慧》。
格林兄弟（JacobGrimm，1795&mdash1863，WilhelmGrimm，1786&mdash1859），由于他們的《兒童和家庭童話集》而著名，他們以其對德語曆史和語法的研究、對德國傳說和法律遺産（Rechtsaltertümern）的研究，以及他們的德語詞典，為一種廣泛的&ldquo日爾曼學&rdquo奠定了基礎。
［Pütz］參謝林的《自然哲學觀念》（1797），它把舒伯特（GotthilfHeinrichSchubert，1770&mdash1860）受謝林影響的《關于自然科學的陰暗面》（1808）和諾瓦利斯的自然科學研究殘篇&mdash&mdash在這一研究中，詩性的想象力、采礦專家的現代自然科學和16、17世紀符号學說（自然作為符号世界）的唯心主義的和自然哲學的新生&mdash&mdash結合起來。
物理學家裡特爾（JohannWilhelmRitter，1776&mdash1819）将實驗經驗和整體思辨結合起來，從而對直到黑格爾的《哲學全書》的浪漫主義自然哲學産生了重要影響。
在元素之間互相滲透這樣的浪漫主義觀念背景下，他奠定了現代電化學。
［Pütz］可能特别指德國浪漫派作曲家，諸如韋伯（CarlMariavonWeber，1786&mdash1826），他在其歌劇《魔彈射手》裡幾乎集中了尼采所提到的所有要素；然後是舒伯特（FranzSchubert，1797&mdash1828），舒曼（RobertSchumann，1810&mdash1856），門德爾松（FelixMendelssohn-Bartholdy，1809&mdash1847），李斯特（FranzLiszt，1811&mdash1886），以及&mdash&mdash正如我們總是在尼采那裡看到的&mdash&mdash後期浪漫派的化身：瓦格納。
德國人對啟蒙運動的敵視。
&mdash&mdash讓我們來看一下，本世紀上半葉德國人的思想活動對整個文化做出了哪些貢獻。
首先是德國的哲學家：他們退回到沉思活動最開始和最古老的階段，因為像夢想時代的思想家一樣，他們滿足于概念而不是說明（Erklärung）&mdash&mdash一種前科學的哲學形式經由他們重又煥發生機。
其次是德國的曆史學家和浪漫派，他們一般緻力于為某些古老和原始的情感，特别是為基督精神、民族精神、民族傳說、民族語言、中世紀、東方禁欲主義和印度思想恢複榮譽。
第三是自然研究者（Naturforscher），他們反對牛頓和伏爾泰的精神，他們像歌德和叔本華一樣，力圖重新确立一個被崇拜或受譴責的自然的觀念，以及關于這種自然的普遍的倫理含義或象征含義的觀念。
從整體的大趨勢上說，德國人反對啟蒙運動、反對被簡單地誤認為啟蒙運動後果的社會革命：對于一切現存事物的恭敬試圖搖身一變，變成對于一切曾經存在的事物的恭敬，以便重新填滿心靈和頭腦，不給未來的和新的目标留下任何位置。
對情感的崇拜代替了對理性的崇拜，德國的音樂家，［172］作為一切不可見的東西、狂熱的東西、童話般的東西、渴慕的東西的藝術家，在新神廟上進行建設，比任何語詞或觀念的藝術家都更有成就。
即使我們考慮到個别來看已經有數不清的好處被說過和被研究過，而且自那時以來其中某些好處其判斷也比過去更為公允：然而還是剩下一點要從整體上說，即在有關過去的最充分且最确定的知識之假象下，存在着的是把一般知識壓到了情感之下&mdash&mdash用康德規定其使命的話來說&mdash&mdash&ldquo通過表明知識的局限性重新為信仰鋪平道路&rdquo，而這正是不可小觑的普遍的危險。
我們重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這種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德國人如此雄辯地召來的精靈長時間地變成了對它的巫術意圖的最大損害者&mdash&mdash曆史學，對起源和進化的理解，對過去的同感，對情感和知識的新生的激情，這一切在似乎是為陰暗的、狂熱的、萎縮的精神做了很長時間得力的幫工之後，突然有一天具有了新的性質，現在，它們展開最寬大的翅膀飛過了它們那些古老的巫師并且繼續向上飛，作為它們被召來恰恰要反對的那個啟蒙運動的新的且更強大的守護神。
我們現在必須繼續推進這場啟蒙運動&mdash&mdash無需操心曾經出現了一個&ldquo大革命&rdquo以及又出現了對同樣的&ldquo大革命&rdquo的大反動，是的，無需操心兩者還會出現：因為與我們在其中推波助瀾并願意推波助瀾的真正壯闊的洪流相比，它們不過是浪花！ 198 決定民族地位的人。
&mdash&mdash擁有豐富的、偉大的内心經驗，［173］并帶着精神之眼安居于這些經驗之上并超越于它們之上&mdash&mdash決定一個民族的地位的文化偉人就是這樣構成的。
在法國和意大利，決定民族地位的是貴族，但在德國，由于迄今貴族全屬精神貧乏者之列（也許他們很快就将不再如此），所以是教士、教師以及他們的後代決定了民族的地位。
199 ［Pütz］引自荷馬《奧德賽》20：18：&ldquo忍着點，我的心；當不可抵抗的庫克洛普斯，吞下我傑出的夥伴，那天你已忍受過比這更屈辱的事。
&rdquo（譯文據WolfgangSchadewaldt）（［譯按］中譯參《荷馬史詩·奧德賽》，陳中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頁378。
）我們是更高貴者。
&mdash&mdash忠誠、慷慨、珍惜名譽：三者結合為一種單一信念&mdash&mdash我們稱之為貴族的（adelig），高貴的（vornehm），高尚的（edel），而且我們借此超過了希臘人。
我們不想因為這些美德的古老目标已經（正當地）不再受人尊重而放棄它們，而是力圖為這種寶貴的遺傳欲望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mdash&mdash從我們自己那本質上仍然是騎士風和封建性的高貴性看，甚至最高貴的希臘人的信念也必定會被感受為比較低級和事實上幾乎不太光彩的；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奧德修斯蒙受羞恥時用來安慰他自己的那些話：&ldquo忍受它，我親愛的心！反正你已經忍受過最屈辱的事了！&rdquo作為這種神話榜樣的生活實例，我們還應該提到一位雅典官吏的事迹，他在全體官吏面前被另一位官吏用木杖威脅，他用下面的話來為自己擺脫恥辱：&ldquo打我吧，但也請聽我說！&rdquo（此人就是地米斯托克利斯，古典時代詭計多端的奧德修斯，在如此屈辱的時刻用如此安慰的詩句、困頓的詩句來打發他那&ldquo親愛的心靈&rdquo，這完全符合他的為人。
）希臘人離這點還很遠，他們不會像我們印象中想的那樣幹，即由于遺傳下來的騎士冒險精神和犧牲樂趣，為了一種辱罵就如此輕易地采取生與死的抉擇；［174］或者尋找機會能夠拿生與死去冒一種光榮的危險，如我們在格鬥中那樣；或把保持美名（名譽）看得比獲得惡名更有價值，即使後者與我們的榮譽和權力感合得來；或對階級偏見和信條忠貞不逾，即使這種忠貞可能會妨礙我們當上僭主。
因此，出于最深刻的嫉妒，将每個同伴都看作一個平等的競争對手，但是随時準備像老虎撲向他的獵物那樣，把他們全都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這就是每一個好的希臘貴族的不高貴的秘密：因此，撒謊、謀殺、背叛、出賣自己的家鄉和城邦，對他又算得了什麼！對這種人來說，正義似乎是極其困難的，被視為某種幾乎是不可信的東西；&ldquo正義的人&rdquo之于希臘人聽來就如&ldquo聖人&rdquo之于基督徒。
但是當蘇格拉底竟然開始說出&ldquo有美德者就是最幸福者&rdquo這樣的話時，他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為他們聽到的全是瘋話。
因為一想到最幸福者的形象，每個出身高貴的人都會自然地想起為了一己喜怒而犧牲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僭主，想起他們那完美的肆無忌憚和暴虐行徑。
毫無疑問，在那些暗中如此野蠻地幻想這樣一種幸福的人中間，對國家的敬重不可能深入人心&mdash&mdash然而，那些其權力欲望不再像這些高貴的希臘人這樣盲目地熊熊燃燒的人民，在我看來，也将不再需要對國家觀念的偶像崇拜以便控制這種權力欲望。
200 忍受貧困。
&mdash&mdash高貴的出身最大的好處是，它讓貧困更好忍受。
201 ［Pütz］一種古典馬步，從維也納的西班牙騎術學校流傳開來的術語，用來表示馬的溜步（馬被勒緊缰繩碎步疾進）。
［175］貴族的未來。
&mdash&mdash高貴的世界的神情表明，在他的四肢中持續不斷地有權力意識在玩着它那誘人的遊戲。
具有貴族習慣的男人或女人，絕不會讓自己在一把椅子上頹然坐下，耗盡了精力一般；在其他人竭力把自己弄得舒服的場合，例如在火車旅行中，他卻坐得筆直，絕不東倒西歪；他可以一連幾個小時站在公堂之上而不露出倦意；他布置他的房間，不是考慮怎樣才舒适安逸，而是怎樣才能使他的房間莊嚴大方，仿佛是某種更偉大也更長久的生物栖身之所在；面對挑釁的言辭，他總是不為所動，頭腦清晰，不像驚慌失措、臉紅心跳的平民。
正如知道如何讓人覺得他在任何時候都擁有過人體力一樣，通過即使在處于困境中時仍然不失風趣和禮貌，他也希望給人留下印象：他的頭腦和心靈可以面對任何危險和意外。
就激情而言，一種貴族文化就像是一位騎手，他或以使其激情的、高傲的坐騎跳起西班牙馬步為樂&mdash&mdash請想象一下路易十四時代的情景&mdash&mdash或覺得胯下的駿馬就像出膛的子彈一樣帶着他風馳電掣而去，馬和人都因為高度的緊張仿佛就要爆裂開來，但卻仍然沒有爆裂開來和仍然保持着清醒頭腦，因而體驗到一種非常的快樂：在這兩種情況下，貴族文化都充滿了權力感，而如果說它在其習俗中通常要求的隻是權力感的假象，那麼，通過這種遊戲給非貴族階層留下的印象，以及通過這種印象的奇觀，真正的優越感持續不斷地增長着。
&mdash&mdash建立在這種優越感基礎上的貴族文化的無可争議的幸福，現在登上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在那裡，［176］多虧了所有自由的精神，從現在起允許那些在貴族圈子裡出生和成長的人進入知識領域而不會受到非議。
在知識的王國裡，他們将比以前獲得更有才智的莊嚴、學習更高的騎士責任；他們景仰那種獲勝的智慧之理想，對于這種理想，還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即将到來的時代那樣，可以心安理得地置于自己面前。
最後：如果事情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明顯，從事政治将成為某種不光彩的職業，那麼，貴族還能從事什麼職業呢？&mdash&mdash 202 ［Pütz］參加爾特内勒（WernherderGartenaere）：《佃農赫爾姆布萊希特》（MeinerHelmbrecht），行546以下。
尼采引自：《帶論文和注釋的古代高地和低地德語民歌》，烏蘭德（LudwigUhland）編，卷2：《論文》，斯圖加特1866。
卷3關于《烏蘭德論詩歌和傳說的曆史》，頁72；geneußt是genießt的拟古用法。
保養健康。
&mdash&mdash我們幾乎還未開始對犯罪生理學進行思索，然而，人們已經面臨一個不容拒絕的洞見，即在罪犯與精神病患者之間，并沒什麼本質不同：隻要我們相信，通常的道德思想方式就是精神健康的思想方式。
由于我們至今仍然堅信這種思想方式，因此，我們就不用害怕從它引出的結論，不用害怕把罪犯當作精神上有毛病的人來看待：首先不是出于高傲的憐憫，而是出于醫生的聰明、醫生的良好意願。
也許他需要換換空氣，換換同伴或暫時消失一段時間，也許他需要一個人呆着或換個新的職業&mdash&mdash這樣就好了！也許他自己發現，一段時間的監禁生活對他是有好處的，使他能不受自己以及一種讨厭的、暴虐的欲望的危害&mdash&mdash這樣就好了！我們應該把痊愈恢複的可能性及其手段（那一有害欲望的消滅、改變和升華）清晰地擺在他面前，如果情況不好，我們應該把治療的不可能性擺在他面前；對于那些病入膏肓、變成了他自己最讨厭的人的罪犯，［177］我們還應給他提供自殺的機會。
應該保留如下最大的緩和手段：我們不應該錯過任何幫助犯罪者恢複心靈自由和勇氣的機會；我們應該從他的心靈中清除悔恨，仿佛清除某種不潔的東西，并向他表明，他如何可以通過幫助另一個人甚至幫助整個集體，彌補他以前的過失而且還做的更多。
保留一切體現了最大的愛護的措施！而且特别是允許他隐姓埋名，或者改名換姓，不斷更換居住地，以求使他的名聲正派和他未來生活盡可能少冒危險。
毫無疑問，在目前的情況下，每一個受到傷害的人，不管傷害如何能夠得到彌補，都仍然希望施行報複并為此求告法庭&mdash&mdash而法庭就像一位手執天平的夥計，一成不變地按照它那傷天害理的法律條文在等量罪惡的另一端放上等量的懲罰：我們難道就不能超越這種報複？如果我們把我們古老的複仇本能，連同我們對罪的信仰一起抛開，那生命的普遍感覺該變得多麼輕松啊，而且它甚至把如下視為幸福之人的一種精緻的聰明，即跟基督教一道祝福自己的敵人和善待那些冒犯過自己的人！讓我們消除&ldquo罪&rdquo這一觀念！讓我們随之也消除&ldquo罰&rdquo這一觀念！從此以後，這些被放逐的魔鬼也許仍然能夠生活在其他什麼地方，如果他們竟然還希望繼續活下去和沒有因為對于他們自己的厭惡而死去的話，但不是在人們中間！&mdash&mdash這時候我們也可以考慮下，犯罪者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失，與病人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失完全是同一類：病人散布憂慮和惡劣情緒，什麼都不生産，耗盡别人的收益，需要看護者、醫生和保養，靠健康人的時間和精力過活。
［178］然而，如果有誰今天因此而希望對病人進行報複，我們就會指責他沒人性。
但是，毫無疑問，在較早的時代，人們卻正是這樣做的；在原始文化中，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未開
我們看到古代的詞彙和概念與我們自己的詞彙和概念不無相似，不知道這隻是一個假象，在這些詞彙和概念後面，隐藏的全是我們這些現代頭腦必然感到不熟悉、無法理解和痛苦的情感。
對我來說，這就是那片可以讓小孩子在上面跑來跑去的地帶！夠了：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就是這麼幹的，而且我幾乎是經常同時把一種對古代的反感帶回家，一種由于表面上太過巨大的親密産生的反感！我們的古典教師是如此狂妄無知，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完全了解古代，并把這種狂妄無知傳給他們的學生，同時還傳給他們一種輕蔑，讓他們覺得，這樣一種了解對人類的幸福毫無幫助，隻對那些頑固、可憐、瘋瘋癫癫的老書蟲很有用：&ldquo讓他們守着他們的寶貝過活！他們也隻配守着這些寶貝！&rdquo&mdash&mdash懷着這樣潛藏的隐密想法，我們的古典教育結束了。
&mdash&mdash對我們來說，一切都已經無可挽回地過去了。
但我們想到的并不隻是自己。
196 最切身的真理問題。
&mdash&mdash&ldquo我在做的，這究竟是什麼？而且我因此恰恰想要什麼？&rdquo&mdash&mdash這是我們現行教育方式既不教授因而也不提問的真理問題；我們對此無暇顧及。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有時間跟孩子說笑話而不是告訴他們真理，跟女性&mdash&mdash不久将要為人母親的女性&mdash&mdash說恭維話而不是告訴她們真理，跟年輕人談他們的未來和他們的娛樂消遣而不是告訴他們真理&mdash&mdash我們做起這一切從來就不缺時間和興緻！&mdash&mdash但是，70年啊！時間飛逝，很快就到了我們向這個世界說再見的時候；真理對我們來說似乎無關緊要，就像波濤不知道它如何湧動和往哪裡湧動一樣無關緊要！［171］事實上，它不知道也許更為明智。
&mdash&mdash&ldquo就算你說的對吧；但從不問這個問題表明我們避免了某種驕傲；我們的教育使人們避免了驕傲。
&rdquo&mdash&mdash因而我們的教育是更好的。
&mdash&mdash&ldquo真的更好嗎？&rdquo 197 ［Pütz］尼采可能特别想到的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也就是費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mdash1814）、黑格爾和謝林。
［Pütz］薩維尼（FriedrichCarlvonSavigny，1797&mdash1861）奠定了曆史法學派，用曆史來源取代了自然法的建構。
他以其法律産生于&ldquo民族精神&rdquo的學說而影響了浪漫主義運動。
憑借其在《基督教或歐洲》中的思辨性曆史建構，諾瓦利斯（GeorgFriedrichPhilippFreiherrvonHardenberg，1772&mdash1801）創造了一份浪漫的中古崇拜的綱領性文件。
施萊格爾（FriedrichSchlegel，1772&mdash1829）也勾勒了一種&ldquo舊文學和新文學的曆史&rdquo，并寫下了《印度的語言和智慧》。
格林兄弟（JacobGrimm，1795&mdash1863，WilhelmGrimm，1786&mdash1859），由于他們的《兒童和家庭童話集》而著名，他們以其對德語曆史和語法的研究、對德國傳說和法律遺産（Rechtsaltertümern）的研究，以及他們的德語詞典，為一種廣泛的&ldquo日爾曼學&rdquo奠定了基礎。
［Pütz］參謝林的《自然哲學觀念》（1797），它把舒伯特（GotthilfHeinrichSchubert，1770&mdash1860）受謝林影響的《關于自然科學的陰暗面》（1808）和諾瓦利斯的自然科學研究殘篇&mdash&mdash在這一研究中，詩性的想象力、采礦專家的現代自然科學和16、17世紀符号學說（自然作為符号世界）的唯心主義的和自然哲學的新生&mdash&mdash結合起來。
物理學家裡特爾（JohannWilhelmRitter，1776&mdash1819）将實驗經驗和整體思辨結合起來，從而對直到黑格爾的《哲學全書》的浪漫主義自然哲學産生了重要影響。
在元素之間互相滲透這樣的浪漫主義觀念背景下，他奠定了現代電化學。
［Pütz］可能特别指德國浪漫派作曲家，諸如韋伯（CarlMariavonWeber，1786&mdash1826），他在其歌劇《魔彈射手》裡幾乎集中了尼采所提到的所有要素；然後是舒伯特（FranzSchubert，1797&mdash1828），舒曼（RobertSchumann，1810&mdash1856），門德爾松（FelixMendelssohn-Bartholdy，1809&mdash1847），李斯特（FranzLiszt，1811&mdash1886），以及&mdash&mdash正如我們總是在尼采那裡看到的&mdash&mdash後期浪漫派的化身：瓦格納。
德國人對啟蒙運動的敵視。
&mdash&mdash讓我們來看一下，本世紀上半葉德國人的思想活動對整個文化做出了哪些貢獻。
首先是德國的哲學家：他們退回到沉思活動最開始和最古老的階段，因為像夢想時代的思想家一樣，他們滿足于概念而不是說明（Erklärung）&mdash&mdash一種前科學的哲學形式經由他們重又煥發生機。
其次是德國的曆史學家和浪漫派，他們一般緻力于為某些古老和原始的情感，特别是為基督精神、民族精神、民族傳說、民族語言、中世紀、東方禁欲主義和印度思想恢複榮譽。
第三是自然研究者（Naturforscher），他們反對牛頓和伏爾泰的精神，他們像歌德和叔本華一樣，力圖重新确立一個被崇拜或受譴責的自然的觀念，以及關于這種自然的普遍的倫理含義或象征含義的觀念。
從整體的大趨勢上說，德國人反對啟蒙運動、反對被簡單地誤認為啟蒙運動後果的社會革命：對于一切現存事物的恭敬試圖搖身一變，變成對于一切曾經存在的事物的恭敬，以便重新填滿心靈和頭腦，不給未來的和新的目标留下任何位置。
對情感的崇拜代替了對理性的崇拜，德國的音樂家，［172］作為一切不可見的東西、狂熱的東西、童話般的東西、渴慕的東西的藝術家，在新神廟上進行建設，比任何語詞或觀念的藝術家都更有成就。
即使我們考慮到個别來看已經有數不清的好處被說過和被研究過，而且自那時以來其中某些好處其判斷也比過去更為公允：然而還是剩下一點要從整體上說，即在有關過去的最充分且最确定的知識之假象下，存在着的是把一般知識壓到了情感之下&mdash&mdash用康德規定其使命的話來說&mdash&mdash&ldquo通過表明知識的局限性重新為信仰鋪平道路&rdquo，而這正是不可小觑的普遍的危險。
我們重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這種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德國人如此雄辯地召來的精靈長時間地變成了對它的巫術意圖的最大損害者&mdash&mdash曆史學，對起源和進化的理解，對過去的同感，對情感和知識的新生的激情，這一切在似乎是為陰暗的、狂熱的、萎縮的精神做了很長時間得力的幫工之後，突然有一天具有了新的性質，現在，它們展開最寬大的翅膀飛過了它們那些古老的巫師并且繼續向上飛，作為它們被召來恰恰要反對的那個啟蒙運動的新的且更強大的守護神。
我們現在必須繼續推進這場啟蒙運動&mdash&mdash無需操心曾經出現了一個&ldquo大革命&rdquo以及又出現了對同樣的&ldquo大革命&rdquo的大反動，是的，無需操心兩者還會出現：因為與我們在其中推波助瀾并願意推波助瀾的真正壯闊的洪流相比，它們不過是浪花！ 198 決定民族地位的人。
&mdash&mdash擁有豐富的、偉大的内心經驗，［173］并帶着精神之眼安居于這些經驗之上并超越于它們之上&mdash&mdash決定一個民族的地位的文化偉人就是這樣構成的。
在法國和意大利，決定民族地位的是貴族，但在德國，由于迄今貴族全屬精神貧乏者之列（也許他們很快就将不再如此），所以是教士、教師以及他們的後代決定了民族的地位。
199 ［Pütz］引自荷馬《奧德賽》20：18：&ldquo忍着點，我的心；當不可抵抗的庫克洛普斯，吞下我傑出的夥伴，那天你已忍受過比這更屈辱的事。
&rdquo（譯文據WolfgangSchadewaldt）（［譯按］中譯參《荷馬史詩·奧德賽》，陳中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頁378。
）我們是更高貴者。
&mdash&mdash忠誠、慷慨、珍惜名譽：三者結合為一種單一信念&mdash&mdash我們稱之為貴族的（adelig），高貴的（vornehm），高尚的（edel），而且我們借此超過了希臘人。
我們不想因為這些美德的古老目标已經（正當地）不再受人尊重而放棄它們，而是力圖為這種寶貴的遺傳欲望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mdash&mdash從我們自己那本質上仍然是騎士風和封建性的高貴性看，甚至最高貴的希臘人的信念也必定會被感受為比較低級和事實上幾乎不太光彩的；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奧德修斯蒙受羞恥時用來安慰他自己的那些話：&ldquo忍受它，我親愛的心！反正你已經忍受過最屈辱的事了！&rdquo作為這種神話榜樣的生活實例，我們還應該提到一位雅典官吏的事迹，他在全體官吏面前被另一位官吏用木杖威脅，他用下面的話來為自己擺脫恥辱：&ldquo打我吧，但也請聽我說！&rdquo（此人就是地米斯托克利斯，古典時代詭計多端的奧德修斯，在如此屈辱的時刻用如此安慰的詩句、困頓的詩句來打發他那&ldquo親愛的心靈&rdquo，這完全符合他的為人。
）希臘人離這點還很遠，他們不會像我們印象中想的那樣幹，即由于遺傳下來的騎士冒險精神和犧牲樂趣，為了一種辱罵就如此輕易地采取生與死的抉擇；［174］或者尋找機會能夠拿生與死去冒一種光榮的危險，如我們在格鬥中那樣；或把保持美名（名譽）看得比獲得惡名更有價值，即使後者與我們的榮譽和權力感合得來；或對階級偏見和信條忠貞不逾，即使這種忠貞可能會妨礙我們當上僭主。
因此，出于最深刻的嫉妒，将每個同伴都看作一個平等的競争對手，但是随時準備像老虎撲向他的獵物那樣，把他們全都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這就是每一個好的希臘貴族的不高貴的秘密：因此，撒謊、謀殺、背叛、出賣自己的家鄉和城邦，對他又算得了什麼！對這種人來說，正義似乎是極其困難的，被視為某種幾乎是不可信的東西；&ldquo正義的人&rdquo之于希臘人聽來就如&ldquo聖人&rdquo之于基督徒。
但是當蘇格拉底竟然開始說出&ldquo有美德者就是最幸福者&rdquo這樣的話時，他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為他們聽到的全是瘋話。
因為一想到最幸福者的形象，每個出身高貴的人都會自然地想起為了一己喜怒而犧牲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僭主，想起他們那完美的肆無忌憚和暴虐行徑。
毫無疑問，在那些暗中如此野蠻地幻想這樣一種幸福的人中間，對國家的敬重不可能深入人心&mdash&mdash然而，那些其權力欲望不再像這些高貴的希臘人這樣盲目地熊熊燃燒的人民，在我看來，也将不再需要對國家觀念的偶像崇拜以便控制這種權力欲望。
200 忍受貧困。
&mdash&mdash高貴的出身最大的好處是，它讓貧困更好忍受。
201 ［Pütz］一種古典馬步，從維也納的西班牙騎術學校流傳開來的術語，用來表示馬的溜步（馬被勒緊缰繩碎步疾進）。
［175］貴族的未來。
&mdash&mdash高貴的世界的神情表明，在他的四肢中持續不斷地有權力意識在玩着它那誘人的遊戲。
具有貴族習慣的男人或女人，絕不會讓自己在一把椅子上頹然坐下，耗盡了精力一般；在其他人竭力把自己弄得舒服的場合，例如在火車旅行中，他卻坐得筆直，絕不東倒西歪；他可以一連幾個小時站在公堂之上而不露出倦意；他布置他的房間，不是考慮怎樣才舒适安逸，而是怎樣才能使他的房間莊嚴大方，仿佛是某種更偉大也更長久的生物栖身之所在；面對挑釁的言辭，他總是不為所動，頭腦清晰，不像驚慌失措、臉紅心跳的平民。
正如知道如何讓人覺得他在任何時候都擁有過人體力一樣，通過即使在處于困境中時仍然不失風趣和禮貌，他也希望給人留下印象：他的頭腦和心靈可以面對任何危險和意外。
就激情而言，一種貴族文化就像是一位騎手，他或以使其激情的、高傲的坐騎跳起西班牙馬步為樂&mdash&mdash請想象一下路易十四時代的情景&mdash&mdash或覺得胯下的駿馬就像出膛的子彈一樣帶着他風馳電掣而去，馬和人都因為高度的緊張仿佛就要爆裂開來，但卻仍然沒有爆裂開來和仍然保持着清醒頭腦，因而體驗到一種非常的快樂：在這兩種情況下，貴族文化都充滿了權力感，而如果說它在其習俗中通常要求的隻是權力感的假象，那麼，通過這種遊戲給非貴族階層留下的印象，以及通過這種印象的奇觀，真正的優越感持續不斷地增長着。
&mdash&mdash建立在這種優越感基礎上的貴族文化的無可争議的幸福，現在登上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在那裡，［176］多虧了所有自由的精神，從現在起允許那些在貴族圈子裡出生和成長的人進入知識領域而不會受到非議。
在知識的王國裡，他們将比以前獲得更有才智的莊嚴、學習更高的騎士責任；他們景仰那種獲勝的智慧之理想，對于這種理想，還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即将到來的時代那樣，可以心安理得地置于自己面前。
最後：如果事情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明顯，從事政治将成為某種不光彩的職業，那麼，貴族還能從事什麼職業呢？&mdash&mdash 202 ［Pütz］參加爾特内勒（WernherderGartenaere）：《佃農赫爾姆布萊希特》（MeinerHelmbrecht），行546以下。
尼采引自：《帶論文和注釋的古代高地和低地德語民歌》，烏蘭德（LudwigUhland）編，卷2：《論文》，斯圖加特1866。
卷3關于《烏蘭德論詩歌和傳說的曆史》，頁72；geneußt是genießt的拟古用法。
保養健康。
&mdash&mdash我們幾乎還未開始對犯罪生理學進行思索，然而，人們已經面臨一個不容拒絕的洞見，即在罪犯與精神病患者之間，并沒什麼本質不同：隻要我們相信，通常的道德思想方式就是精神健康的思想方式。
由于我們至今仍然堅信這種思想方式，因此，我們就不用害怕從它引出的結論，不用害怕把罪犯當作精神上有毛病的人來看待：首先不是出于高傲的憐憫，而是出于醫生的聰明、醫生的良好意願。
也許他需要換換空氣，換換同伴或暫時消失一段時間，也許他需要一個人呆着或換個新的職業&mdash&mdash這樣就好了！也許他自己發現，一段時間的監禁生活對他是有好處的，使他能不受自己以及一種讨厭的、暴虐的欲望的危害&mdash&mdash這樣就好了！我們應該把痊愈恢複的可能性及其手段（那一有害欲望的消滅、改變和升華）清晰地擺在他面前，如果情況不好，我們應該把治療的不可能性擺在他面前；對于那些病入膏肓、變成了他自己最讨厭的人的罪犯，［177］我們還應給他提供自殺的機會。
應該保留如下最大的緩和手段：我們不應該錯過任何幫助犯罪者恢複心靈自由和勇氣的機會；我們應該從他的心靈中清除悔恨，仿佛清除某種不潔的東西，并向他表明，他如何可以通過幫助另一個人甚至幫助整個集體，彌補他以前的過失而且還做的更多。
保留一切體現了最大的愛護的措施！而且特别是允許他隐姓埋名，或者改名換姓，不斷更換居住地，以求使他的名聲正派和他未來生活盡可能少冒危險。
毫無疑問，在目前的情況下，每一個受到傷害的人，不管傷害如何能夠得到彌補，都仍然希望施行報複并為此求告法庭&mdash&mdash而法庭就像一位手執天平的夥計，一成不變地按照它那傷天害理的法律條文在等量罪惡的另一端放上等量的懲罰：我們難道就不能超越這種報複？如果我們把我們古老的複仇本能，連同我們對罪的信仰一起抛開，那生命的普遍感覺該變得多麼輕松啊，而且它甚至把如下視為幸福之人的一種精緻的聰明，即跟基督教一道祝福自己的敵人和善待那些冒犯過自己的人！讓我們消除&ldquo罪&rdquo這一觀念！讓我們随之也消除&ldquo罰&rdquo這一觀念！從此以後，這些被放逐的魔鬼也許仍然能夠生活在其他什麼地方，如果他們竟然還希望繼續活下去和沒有因為對于他們自己的厭惡而死去的話，但不是在人們中間！&mdash&mdash這時候我們也可以考慮下，犯罪者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失，與病人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失完全是同一類：病人散布憂慮和惡劣情緒，什麼都不生産，耗盡别人的收益，需要看護者、醫生和保養，靠健康人的時間和精力過活。
［178］然而，如果有誰今天因此而希望對病人進行報複，我們就會指責他沒人性。
但是，毫無疑問，在較早的時代，人們卻正是這樣做的；在原始文化中，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