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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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
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
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並數之爾。
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
此又妄說也。
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
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
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
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
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
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
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
自漢以來，莫能辨正。
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
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君子則不然。
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
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後世；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
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乎！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
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
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緻爾；然此必無之事也。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
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
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並數之爾。
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
此又妄說也。
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
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
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
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
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
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
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
自漢以來，莫能辨正。
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
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君子則不然。
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
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後世；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
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乎！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
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
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緻爾；然此必無之事也。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