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孔子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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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思想雖然影響于後世很深，但統是平常的道理，沒有什麼很深刻的見解。
他本是一位教育家，所以他貢獻最大的倒是教育學說。
他首先研究人性，以為人性本來是相近的，隻因習慣的不同而分歧了；惟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為環境所改變的。
因此，他以為大多數的人都可用教育熏陶成好人。
他把人類分成上、中、下三等，以為中人以上可以同他說高深的道理，中人以下便不能這樣了。
他有了這種觀念，所以主張因人施教，補偏救弊。
他又以為研究學問應該從粗淺的起，然後循序進入高深（他主張學問以品行為本，文章技藝等等隻應用餘力去從事）。
先要博學多識，然後加以貫通。
并且要“毋意（不臆測），毋必（不武斷），毋固（不固執），毋我（不持己見）”，才沒有流弊。
他教人學習與思想并重，學而不思便無所得，思而不學便危險了。
他因為教人思，所以他所主張的教育方式是領導的、啟發的，而不是強制的和灌入的，這與現在的教育家主張大緻相同。
孔子的政治哲學他的政治思想，便比較是守舊的了。
他看見當時社會政治的紛亂，認為這是封建制度失了常軌所緻，所以他主張維持封建時代的制度，遵從周禮。
他提出一個“正名”的口号，要叫君臣父子們都依着原來的身份去做應做的事。
以為上下有序，貴賤有等，才是治世的正常狀态；如果上下貴賤失了次序，那便是末世的紊亂模樣了。
政治的目的，便是要把失序的紊亂模樣改變成為有序的正常狀态。
他曾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可見他是不主張人民預聞政治的。
所以他又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 但是，他的政治觀點也有較新的地方，他反對當時的“道之（民）以政，齊之以刑”的政治，而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辦法。
這固然是一種封建化的政治理想，但“德”和“禮”的下及庶民，便是他提倡成的。
他又主張一種感化政治，以為“政”就是“正”，要在上位的人持躬以正，用正道去感化人民。
他曾把風和草比拟統治階級的君子和被統治階級的小人，他說：“君子好比是風，小人好比是草，草是跟着風傾倒的！”這種主義似乎是把封建時代的家族政治“烏托邦”化了。
孔子的宗教觀念孔子的宗教觀念更守舊了。
他同商周人一樣尊信着上帝，以為老天爺會賞善罰惡。
他曾說過：“上天已經把德付托在我的身上了，别人能把我怎樣？”這簡直是以教主自居了。
他又信着命運，以為一切事情冥冥中都有預定的：事的成敗利鈍，人的生死窮達，都由于命而不由得人們自己安排。
這“命”的觀念雖然以前已有，但似乎到他更理論化了。
然而孔子對于宗教并沒有什麼興趣，他高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主義。
至多不過“祭（祖）如（祖）在，祭神如神在”罷了。
他又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又不大說天命，更絕不談神怪。
他的弟子子貢曾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可見他不喜談高深的玄學。
在這裡，他卻是代表了春秋晚期的人本主義的思潮！ 孔子學術的批評嚴格說起來，孔子隻是個周禮的保存者和發揮者，他的思想并不見怎樣的了不得。
但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論化了，使得這種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繼續維持下去。
他的大貢獻在此，他所以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
但這究竟是中國的特殊社會背景所造成的事實，并不由于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決定！ 士夫階層的造成孔子是春秋晚年的禮學大師。
原來古代有一種“儒者”，就是靠闠助典禮和傳授儀文為生活的人。
孔子便是這類人中的特出人物，所以由他開創的學派，後來便稱為“儒家”。
據傳說，孔子做小孩子的時候，平常遊戲已知道陳設俎豆，練習禮容。
長大後又非常好學，各處向人去打聽儀制，所以他在很輕的年紀，便已有了“知禮”的名聲。
因為“禮”是春秋時最需要的學問，他又能“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所以四方來跟他求學的人多到不可勝數，一般人都期望着上天把他當作木铎去警醒世人。
二千年來的私家教育就确立在他的手裡。
據傳說，孔子後來共有弟子三千多人，這雖然近于誇張，但他的門徒衆多确是事實。
孔子開始把學術正式傳到平民階級。
他解放了教育的門閥，主張“有教無類”。
他自己說過：“從具&lsquo束脩&rsquo（十塊幹肉）來做贽見禮的起，我沒有不加以訓誨的。
”他真是個大教育家，他的門下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既有恂恂文士，又有糾糾武夫；既有貴族，又有平民，又有商人；甚至有盜賊、乞丐之流的人物。
他集合了各色各樣的人才而以舊日的低等貴族為中心，造成一個新的“謀道不謀食”的士夫集團。
從此便有專靠私家教書講學為生的人，而教書和做官也就成了二千年來讀書人的兩種職業（在孔子同時，據後世的傳說，還有幾位大學者，如所謂道家始祖的老聃，名家始祖的鄧析，和那“言僞而辨，記醜而博”的少正卯；但這些人物的傳說多半是不可信的）。
他本是一位教育家，所以他貢獻最大的倒是教育學說。
他首先研究人性，以為人性本來是相近的，隻因習慣的不同而分歧了；惟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為環境所改變的。
因此，他以為大多數的人都可用教育熏陶成好人。
他把人類分成上、中、下三等，以為中人以上可以同他說高深的道理，中人以下便不能這樣了。
他有了這種觀念，所以主張因人施教，補偏救弊。
他又以為研究學問應該從粗淺的起，然後循序進入高深（他主張學問以品行為本，文章技藝等等隻應用餘力去從事）。
先要博學多識，然後加以貫通。
并且要“毋意（不臆測），毋必（不武斷），毋固（不固執），毋我（不持己見）”，才沒有流弊。
他教人學習與思想并重，學而不思便無所得，思而不學便危險了。
他因為教人思，所以他所主張的教育方式是領導的、啟發的，而不是強制的和灌入的，這與現在的教育家主張大緻相同。
孔子的政治哲學他的政治思想，便比較是守舊的了。
他看見當時社會政治的紛亂，認為這是封建制度失了常軌所緻，所以他主張維持封建時代的制度，遵從周禮。
他提出一個“正名”的口号，要叫君臣父子們都依着原來的身份去做應做的事。
以為上下有序，貴賤有等，才是治世的正常狀态；如果上下貴賤失了次序，那便是末世的紊亂模樣了。
政治的目的，便是要把失序的紊亂模樣改變成為有序的正常狀态。
他曾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可見他是不主張人民預聞政治的。
所以他又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 但是，他的政治觀點也有較新的地方，他反對當時的“道之（民）以政，齊之以刑”的政治，而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辦法。
這固然是一種封建化的政治理想，但“德”和“禮”的下及庶民，便是他提倡成的。
他又主張一種感化政治，以為“政”就是“正”，要在上位的人持躬以正，用正道去感化人民。
他曾把風和草比拟統治階級的君子和被統治階級的小人，他說：“君子好比是風，小人好比是草，草是跟着風傾倒的！”這種主義似乎是把封建時代的家族政治“烏托邦”化了。
孔子的宗教觀念孔子的宗教觀念更守舊了。
他同商周人一樣尊信着上帝，以為老天爺會賞善罰惡。
他曾說過：“上天已經把德付托在我的身上了，别人能把我怎樣？”這簡直是以教主自居了。
他又信着命運，以為一切事情冥冥中都有預定的：事的成敗利鈍，人的生死窮達，都由于命而不由得人們自己安排。
這“命”的觀念雖然以前已有，但似乎到他更理論化了。
然而孔子對于宗教并沒有什麼興趣，他高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主義。
至多不過“祭（祖）如（祖）在，祭神如神在”罷了。
他又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又不大說天命，更絕不談神怪。
他的弟子子貢曾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可見他不喜談高深的玄學。
在這裡，他卻是代表了春秋晚期的人本主義的思潮！ 孔子學術的批評嚴格說起來，孔子隻是個周禮的保存者和發揮者，他的思想并不見怎樣的了不得。
但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論化了，使得這種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繼續維持下去。
他的大貢獻在此，他所以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
但這究竟是中國的特殊社會背景所造成的事實，并不由于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決定！ 士夫階層的造成孔子是春秋晚年的禮學大師。
原來古代有一種“儒者”，就是靠闠助典禮和傳授儀文為生活的人。
孔子便是這類人中的特出人物，所以由他開創的學派，後來便稱為“儒家”。
據傳說，孔子做小孩子的時候，平常遊戲已知道陳設俎豆，練習禮容。
長大後又非常好學，各處向人去打聽儀制，所以他在很輕的年紀，便已有了“知禮”的名聲。
因為“禮”是春秋時最需要的學問，他又能“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所以四方來跟他求學的人多到不可勝數，一般人都期望着上天把他當作木铎去警醒世人。
二千年來的私家教育就确立在他的手裡。
據傳說，孔子後來共有弟子三千多人，這雖然近于誇張，但他的門徒衆多确是事實。
孔子開始把學術正式傳到平民階級。
他解放了教育的門閥，主張“有教無類”。
他自己說過：“從具&lsquo束脩&rsquo（十塊幹肉）來做贽見禮的起，我沒有不加以訓誨的。
”他真是個大教育家，他的門下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既有恂恂文士，又有糾糾武夫；既有貴族，又有平民，又有商人；甚至有盜賊、乞丐之流的人物。
他集合了各色各樣的人才而以舊日的低等貴族為中心，造成一個新的“謀道不謀食”的士夫集團。
從此便有專靠私家教書講學為生的人，而教書和做官也就成了二千年來讀書人的兩種職業（在孔子同時，據後世的傳說，還有幾位大學者，如所謂道家始祖的老聃，名家始祖的鄧析，和那“言僞而辨，記醜而博”的少正卯；但這些人物的傳說多半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