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社會制度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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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窮，格外倒行逆施，對于人民的壓迫實較前更甚。
在《左傳》和《國語》等書裡記着當時國君貴族們對于人民的暴斂橫征，和大國對于小國的經濟掠奪很是詳盡（當時已以“薄賦斂”和“輕币”為善政）。
如當時齊國的百姓竟三分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這與後儒夢想的什一之制相差到怎樣的程度？《論語》裡記着魯哀公問孔子的弟子有若道：“年成不好，國用不足，怎麼辦呢？”有若答道：“你何不行徹制？”哀公歎道：“我的二成的稅尚且不夠，如何談得到徹制？”哀公所說的二成的稅，或許就是“二入于公”的“二”。
那時公家向人民的榨取，确實不少了。
又春秋以前的戰争，兵數不甚多，規模也不大，所以人民還不十分感到痛苦。
春秋時盛行兼并，争戰頻繁，兵的數目漸漸擴大，原有的軍賦便不夠用了，據記載：魯僖公十五年，晉作“爰田”和“州兵”；成公元年，魯作“丘甲”；昭公四年，鄭作“丘賦”；哀公十二年，魯用“田賦”；其事雖都不可詳考，大抵都是一種增加軍賦的制度，這使人民的負擔格外加重了。
因為賦稅的橫暴，人民幾乎不能生活，所以春秋時盜賊是很多的。
所謂“盜”，有的指作亂的下級貴族和人民，有的指竊掠财物的亂人。
這類亂人似乎成群結黨，很為國家之患。
所謂“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盜賊的公行可以想見。
國君和執政竟至賄命盜賊去殺所惡的人。
到了春秋晚期，更有盜賊戕殺國君和執政等大臣的事發生了。
成文法的公布古時的刑律雖據說有三千條之多，但在春秋晚期以前，似乎沒有公布的成文法。
魯昭公六年，鄭子産鑄造刑書，公布國中，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
當鄭國鑄造公布刑書的時候，晉國有名的大夫叔向曾給子産一封信，責備他道：“從前先王臨事制刑，不預造刑典，為的是怕人民有争競的心思；那樣謹慎，尚且禁壓不住人民。
如果把刑書公布了，百姓知道有一定的刑法，他們便不怕在上位的人了。
人民存了争心，用了文書做依據，以冀僥幸成事，國家還可治理嗎？”子産回他信道：“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我是為的救世啊！”這證明了古代的刑法是藏在貴族們的匣子裡的，他們不願把刑法公布，怕的是喪失了貴族們固有的生殺予奪的權柄。
叔向的話正是代表頑固的貴族階級。
但是時勢已逼迫得開明的政治家子産為了救世而甘冒不韪，竟把刑典公布。
這刑典的公布與封建社會的崩潰也很有關系的。
魯昭公二十九年，叔向的祖國晉國也用鐵鑄成刑鼎，把前執政範宣子所作的刑書刻在上面，拿來公布。
那時的聖人孔丘也給他批評道：“晉國應該遵守唐叔從周室受來的法度，用以治民，卿大夫依次遵守，這樣才可使人民尊重貴族，貴族也有世業可守。
貴賤不亂，才是法度。
現在造了刑鼎，使百姓的眼光都集中在鼎上，還用什麼來尊重貴族呢？貴族還有什麼世業可守呢！貴賤失了次序，還用什麼來治國呢？”孔子的話和叔向的話一模一樣，那時的貴族階級是何等的反對成文法典的公布呀！春秋晚期，因為賦稅繁重，盜賊橫行，刑罰很是嚴厲，如晏子批評當時齊國的政治，說：“國之諸市，屦賤踴貴。
”（“踴”是受刖刑的人所著的屦）可見受刑的人的衆多了。
春秋末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刑律的事，如魯定公九年，鄭執政驷蟍殺了法律家鄧析，卻施用了他所作的竹刑。
“竹刑”大約也是一種刑書，把條文寫在竹簡上的。
據傳說：鄧析是一個擅長颠倒黑白、混亂是非的惡訟師，同時他又是一位大哲學家。
在《左傳》和《國語》等書裡記着當時國君貴族們對于人民的暴斂橫征，和大國對于小國的經濟掠奪很是詳盡（當時已以“薄賦斂”和“輕币”為善政）。
如當時齊國的百姓竟三分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這與後儒夢想的什一之制相差到怎樣的程度？《論語》裡記着魯哀公問孔子的弟子有若道：“年成不好，國用不足，怎麼辦呢？”有若答道：“你何不行徹制？”哀公歎道：“我的二成的稅尚且不夠，如何談得到徹制？”哀公所說的二成的稅，或許就是“二入于公”的“二”。
那時公家向人民的榨取，确實不少了。
又春秋以前的戰争，兵數不甚多，規模也不大，所以人民還不十分感到痛苦。
春秋時盛行兼并，争戰頻繁，兵的數目漸漸擴大，原有的軍賦便不夠用了，據記載：魯僖公十五年，晉作“爰田”和“州兵”；成公元年，魯作“丘甲”；昭公四年，鄭作“丘賦”；哀公十二年，魯用“田賦”；其事雖都不可詳考，大抵都是一種增加軍賦的制度，這使人民的負擔格外加重了。
因為賦稅的橫暴，人民幾乎不能生活，所以春秋時盜賊是很多的。
所謂“盜”，有的指作亂的下級貴族和人民，有的指竊掠财物的亂人。
這類亂人似乎成群結黨，很為國家之患。
所謂“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盜賊的公行可以想見。
國君和執政竟至賄命盜賊去殺所惡的人。
到了春秋晚期，更有盜賊戕殺國君和執政等大臣的事發生了。
成文法的公布古時的刑律雖據說有三千條之多，但在春秋晚期以前，似乎沒有公布的成文法。
魯昭公六年，鄭子産鑄造刑書，公布國中，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
當鄭國鑄造公布刑書的時候，晉國有名的大夫叔向曾給子産一封信，責備他道：“從前先王臨事制刑，不預造刑典，為的是怕人民有争競的心思；那樣謹慎，尚且禁壓不住人民。
如果把刑書公布了，百姓知道有一定的刑法，他們便不怕在上位的人了。
人民存了争心，用了文書做依據，以冀僥幸成事，國家還可治理嗎？”子産回他信道：“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我是為的救世啊！”這證明了古代的刑法是藏在貴族們的匣子裡的，他們不願把刑法公布，怕的是喪失了貴族們固有的生殺予奪的權柄。
叔向的話正是代表頑固的貴族階級。
但是時勢已逼迫得開明的政治家子産為了救世而甘冒不韪，竟把刑典公布。
這刑典的公布與封建社會的崩潰也很有關系的。
魯昭公二十九年，叔向的祖國晉國也用鐵鑄成刑鼎，把前執政範宣子所作的刑書刻在上面，拿來公布。
那時的聖人孔丘也給他批評道：“晉國應該遵守唐叔從周室受來的法度，用以治民，卿大夫依次遵守，這樣才可使人民尊重貴族，貴族也有世業可守。
貴賤不亂，才是法度。
現在造了刑鼎，使百姓的眼光都集中在鼎上，還用什麼來尊重貴族呢？貴族還有什麼世業可守呢！貴賤失了次序，還用什麼來治國呢？”孔子的話和叔向的話一模一樣，那時的貴族階級是何等的反對成文法典的公布呀！春秋晚期，因為賦稅繁重，盜賊橫行，刑罰很是嚴厲，如晏子批評當時齊國的政治，說：“國之諸市，屦賤踴貴。
”（“踴”是受刖刑的人所著的屦）可見受刑的人的衆多了。
春秋末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刑律的事，如魯定公九年，鄭執政驷蟍殺了法律家鄧析，卻施用了他所作的竹刑。
“竹刑”大約也是一種刑書，把條文寫在竹簡上的。
據傳說：鄧析是一個擅長颠倒黑白、混亂是非的惡訟師，同時他又是一位大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