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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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雙布鞋換？得了吧，我已經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聲音悄悄說：“不是換，是買你的！”
“買？”我一怔。
他說：“你要個價吧！” 我想：還要到四川去，窮家富路，錢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東西。
遂問：“你想給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隻手。
“五元？” 他點點頭。
我一把奪過背心來：“拉倒吧！光我這件背心還是兩元多買的呢！” 他說：“可你這背心都快破了！” 我說：“但它的紀念性是無價的！‘毛主席萬歲’五個字是蒙文寫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親筆寫的！你想一元錢一個字就買去呀？‘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就那麼不值錢啊？她們的簽名就白送給你啦？一分錢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後，要成立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什麼的，我這破背心是有展覽意義的！” 他說：“那我承認，那我承認！還是你要個價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個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說：“紅衛兵要做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範。
咱倆都是紅衛兵，買賣要公平。
我也不多要你錢，你給十五元吧！” 他猶豫着。
我說：“少于十五元我是絕不賣的！誰在‘大串聯’中不想帶回幾件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東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說出那個“賣”字來，便又坦率又巧妙地這麼說下去：“白白送給你吧，我舍不得。
我不過是象征性的與你交換，你也應該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猶豫着。
我見他猶豫不決，唯恐“交換”不成，便從草墊子下摸出那塊礦石，往背心上一壓，用不惜血本大犧牲的語氣說：“十五元，兩件難得的紀念品都歸你！” 他終于開口了，隻吐出一個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礦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
同時向他伸出一隻手。
他也立刻從兜裡掏出錢包來。
他錢包裡的錢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張的，就是五元一張的。
厚厚的一疊，大概有一百多元。
我們全家兩個月的生活費才一百元。
能帶這麼多錢進行“大串聯”，令人羨慕啊！都說上海人“摳門兒”，我算信了！他有這麼多錢，剛才卻隻想掏五元！早知他是個“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筆了！我有些後悔莫及。
我若有經驗，沉着點，興許完全沒必要再加上那塊礦石。
或者礦石另議價，五元八元的準也能“交換”出手。
他給了我一張拾元的票，一張五元的票後，又問：“你還有什麼有紀念性的東西嗎？” 我說：“沒啦。
就這兩件，你也可以向許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興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礦石，回到他的睡處，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鎖。
看門的老頭來通告大家：無論誰，隻能在此住三天了。
三天内必須離開，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檢閱過我們了。
這裡即将開始接待下一批進京的紅衛兵。
我還他大衣。
他說讓我繼續穿着蓋着，走時還他。
那老頭是我在“大串聯”中遇到的第一個大好人。
如今我也是一個北京人了，無數次路過地質博物館那條胡同。
每次路過，都會想起他。
他肯定早已退休了。
也許已經去世了。
第二十章 二月中旬，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幾所全國聞名的重點大學——軍事工程學院、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學生造反派，與幾座大工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鍋爐廠、一機廠的工人階級造反派聯合起來，一舉奪取了省市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大權。
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在全國第二個成立了“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紅旗》雜志、《人民日報》同樣發表了熱烈歡呼式的社論，頌之為“東北新曙光”。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樣向他們發來了賀電。
而當時，政治局已名存實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龍江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主任潘複生——兼黑龍江省軍區政委。
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軍區司令員。
常委中隻有一位大學生造反派——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範正美。
他因首創“柳河幹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大學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
毛主席高度贊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紅旗》雜志、《人民日報》連篇累牍地發表向全國推廣“五·七幹校”寶貴經驗的大塊文章。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第一次赴京談判後，起初參加了“八·八團”的毛遠新宣布退出“八·八團”，轉而加入“紅色造反團”。
毛遠新同時公開發表在北京毛主席與之談話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邊，要堅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邊，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資派”進行鬥争…… 毛遠新的反戈一擊，對“八·八團”是一次最沉重的打擊。
“八·八團”從此一蹶不振。
聯合在“八·八團”麾下的各派組織，分崩離析。
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與“紅色造反團”分庭抗禮的“八·八團”宣布解散。
旌倒兵潰。
“東方紅城”便屬“紅色造反團”的一統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說，黑龍江省及“東方紅城”的奪權，是“紅色造反團”進行的。
潘複生是他們樹立起來的“革命幹部”。
潘複生“文化大革命”前從外地調來黑龍江省任副省長，“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後便“養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領導人中唯一沒什麼嚴重“罪行”的人。
也沒受什麼批鬥之苦。
要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奪了權的造反派們才想到他的存在。
沒有一個“革命幹部”，“三結合”則不成其為“三結合”，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産階級司令部便不批準這樣的“革命委員會”誕生。
所以造反派們象搶新娘一樣，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員會”的花轎，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繪出了一片“燦爛”無比的“東北新曙光”。
奪權的勇士們原以為推出一個潘複生不過是推出一個“傀儡”湊齊“三結合”而已，真正的大權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是會掌握在他們手中的。
他們推出了他，給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還能不對他們感恩戴德嗎？他還不能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乖乖地聽他們的調遣嗎？他敢不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嗎？在他們理想的“三結合”中，革命委員會主任應該是範正美才對。
因為範正美對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
他說：“你要個價吧！” 我想：還要到四川去，窮家富路，錢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東西。
遂問：“你想給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隻手。
“五元？” 他點點頭。
我一把奪過背心來：“拉倒吧！光我這件背心還是兩元多買的呢！” 他說：“可你這背心都快破了！” 我說：“但它的紀念性是無價的！‘毛主席萬歲’五個字是蒙文寫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親筆寫的！你想一元錢一個字就買去呀？‘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就那麼不值錢啊？她們的簽名就白送給你啦？一分錢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後，要成立個‘文化大革命’紀念館什麼的，我這破背心是有展覽意義的！” 他說：“那我承認，那我承認！還是你要個價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個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說：“紅衛兵要做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範。
咱倆都是紅衛兵，買賣要公平。
我也不多要你錢，你給十五元吧！” 他猶豫着。
我說：“少于十五元我是絕不賣的！誰在‘大串聯’中不想帶回幾件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東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說出那個“賣”字來，便又坦率又巧妙地這麼說下去：“白白送給你吧，我舍不得。
我不過是象征性的與你交換，你也應該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猶豫着。
我見他猶豫不決，唯恐“交換”不成，便從草墊子下摸出那塊礦石，往背心上一壓，用不惜血本大犧牲的語氣說：“十五元，兩件難得的紀念品都歸你！” 他終于開口了，隻吐出一個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礦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
同時向他伸出一隻手。
他也立刻從兜裡掏出錢包來。
他錢包裡的錢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張的，就是五元一張的。
厚厚的一疊，大概有一百多元。
我們全家兩個月的生活費才一百元。
能帶這麼多錢進行“大串聯”，令人羨慕啊！都說上海人“摳門兒”，我算信了！他有這麼多錢，剛才卻隻想掏五元！早知他是個“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筆了！我有些後悔莫及。
我若有經驗，沉着點，興許完全沒必要再加上那塊礦石。
或者礦石另議價，五元八元的準也能“交換”出手。
他給了我一張拾元的票，一張五元的票後，又問：“你還有什麼有紀念性的東西嗎？” 我說：“沒啦。
就這兩件，你也可以向許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興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礦石，回到他的睡處，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鎖。
看門的老頭來通告大家：無論誰，隻能在此住三天了。
三天内必須離開，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檢閱過我們了。
這裡即将開始接待下一批進京的紅衛兵。
我還他大衣。
他說讓我繼續穿着蓋着，走時還他。
那老頭是我在“大串聯”中遇到的第一個大好人。
如今我也是一個北京人了，無數次路過地質博物館那條胡同。
每次路過，都會想起他。
他肯定早已退休了。
也許已經去世了。
第二十章 二月中旬，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幾所全國聞名的重點大學——軍事工程學院、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學生造反派，與幾座大工廠——軸承廠、量具刃具廠、鍋爐廠、一機廠的工人階級造反派聯合起來，一舉奪取了省市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大權。
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在全國第二個成立了“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紅旗》雜志、《人民日報》同樣發表了熱烈歡呼式的社論，頌之為“東北新曙光”。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樣向他們發來了賀電。
而當時，政治局已名存實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龍江省“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主任潘複生——兼黑龍江省軍區政委。
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軍區司令員。
常委中隻有一位大學生造反派——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範正美。
他因首創“柳河幹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大學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
毛主席高度贊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紅旗》雜志、《人民日報》連篇累牍地發表向全國推廣“五·七幹校”寶貴經驗的大塊文章。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第一次赴京談判後，起初參加了“八·八團”的毛遠新宣布退出“八·八團”，轉而加入“紅色造反團”。
毛遠新同時公開發表在北京毛主席與之談話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邊，要堅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邊，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資派”進行鬥争…… 毛遠新的反戈一擊，對“八·八團”是一次最沉重的打擊。
“八·八團”從此一蹶不振。
聯合在“八·八團”麾下的各派組織，分崩離析。
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與“紅色造反團”分庭抗禮的“八·八團”宣布解散。
旌倒兵潰。
“東方紅城”便屬“紅色造反團”的一統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說，黑龍江省及“東方紅城”的奪權，是“紅色造反團”進行的。
潘複生是他們樹立起來的“革命幹部”。
潘複生“文化大革命”前從外地調來黑龍江省任副省長，“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後便“養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領導人中唯一沒什麼嚴重“罪行”的人。
也沒受什麼批鬥之苦。
要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已經奪了權的造反派們才想到他的存在。
沒有一個“革命幹部”，“三結合”則不成其為“三結合”，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産階級司令部便不批準這樣的“革命委員會”誕生。
所以造反派們象搶新娘一樣，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員會”的花轎，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繪出了一片“燦爛”無比的“東北新曙光”。
奪權的勇士們原以為推出一個潘複生不過是推出一個“傀儡”湊齊“三結合”而已，真正的大權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是會掌握在他們手中的。
他們推出了他，給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還能不對他們感恩戴德嗎？他還不能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乖乖地聽他們的調遣嗎？他敢不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嗎？在他們理想的“三結合”中，革命委員會主任應該是範正美才對。
因為範正美對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