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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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聽說，你母親和薛宇當然接受不了。
其實人要真有外遇，那才是件苦事，在外面幽會藏藏躲躲，回家連電話鈴響都提心吊膽，接了電話也是支支吾吾，再傻再遲鈍的老婆也能一眼看出來這是誰來的電話，人活着就跟做賊似的。
所以外遇這東西，和錢财地位一樣，沒有是福。
呂月月：其實我也是跟他們開玩笑，主要是薛宇那幾天對我特别疑心，那天吃完飯我送他出來時，他對我說：“月月，這下你是潘小偉的救命恩人了，他對你肯定感恩不盡了。
” 我不知道他這話是何用意，繃着臉沒答話。
薛宇又說：“前兩天我聽隊裡有人瞎議論，說呂月月陪的那個工作對象對呂月月特殷勤，又買東西又請吃飯，讓呂月月擺得服服帖帖的，準是迷上呂月月了。
你别以為這是誇你呢，老讓人議論這個對你其實一點好處也沒有。
你不知道咱們這種機關，對男女大防看得重，一招上這方面的口舌，就難翻身了。
” 薛宇苦口婆心，我就是再傻也能聽懂他的醉翁之意，我冷冷地沖他說：“我明天就找隊長辭了這份差事，我幹嗎呀？一方面要求我對他要熱情要接近，等我熱情了接近了又疑心我假戲真作。
誰有本事誰來吧，這活兒我不幹了，我差點兒還賠上一條命！我死裡逃生，死裡逃生，你們誰看見了！” 盡管我知道局長、處長、隊長和隊裡許多同志在遊樂園事件以後都誇過我安慰過我，還表示将來要給我報功，但我還是覺得委屈。
海岩：月月，你以前曾經說過在那些天和潘小偉相處之後，内心裡對他産生了好感和好奇，換句話說，多少是有點喜歡他吧，你現在能否跟我再明确地解釋一下，你當時對潘小偉究竟是何種心态呢？ 呂月月：……這個，怎麼說呢，當時也隻是下意識地挺喜歡他，覺得和他在一起心情挺好，對他确實有點好奇，有新鮮感，當時也就是這樣。
海岩：好，我明白了，我能體會到你的意思。
呂月月：所以薛宇那麼說我，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也有點反感。
可另一方面我心裡也明白我對潘小偉和潘小偉對我，彼此都有好感。
所以我也提不起勇氣去跟薛宇辯白到底。
怎麼說呢，反正是一種挺複雜挺說不清的心情。
海岩：我明白。
呂月月：那天是我和薛宇難得的一次休息日，薛宇晚上九點多鐘走了以後，伍隊長到我家來了，跟我媽誇了我一通。
出于保密的需要，當然沒有具體說遊樂園的這件事。
送隊長走的時候，隊長在巷子口問我現在心情怎麼樣，要不要在家多調養幾天，我說沒事，明天就能上班了。
他說真的沒事了嗎？你别強撐着。
我說真的沒事了，他說那好，明天要和潘小偉一起開會研究與馮世民接頭的具體方案，你一起參加吧，我說沒問題。
在我和小薛休息的這一天裡，潘小偉被接到我們一個據點裡和處長隊長談了一整天話，主要是從他那裡再摸一摸天龍幫的情況。
到晚上才把他送回亞洲大酒店。
晚飯是他一個人在酒店裡吃的，吃完飯大概是晚上九點多鐘，潘小偉在飯店大堂裡散了散步，并不想過早回房睡覺，轉來轉去轉到地下一層的迪斯科舞廳，買了張門票就進去了。
盯在他後面的外線偵查員一看到那價牌上寫着門票120元，沒敢買，就守在舞廳門外等他出來。
潘小偉進去以後，随着砰砰作響的音樂在舞池裡跳了會兒舞，出了身汗，就坐在酒吧台前要了杯可樂，剛要喝，一個彪形大漢一屁股在他旁邊的吧凳上坐下來，沖他咧嘴一笑，他吓了一跳，壓着嗓子驚叫一聲：“大哥！” 海岩：大哥？是潘大偉嗎？ 呂月月：對，就是他大哥潘大偉！ 海岩：他到了北京？ 呂月月：潘大偉是當天下午到了北京，一直在飯店大堂等着他弟弟露面，到晚上他終于看到潘小偉出現在大堂，便尾随其後進了迪斯科舞廳。
他知道我們有人盯在潘小偉後面，也看到盯梢的人沒有跟進舞廳。
海岩：看這架勢潘大偉是秘密來的，他為什麼要親自到北京來？ 呂月月：這是後話，那天晚上潘小偉見了他大哥，又驚又喜又疑。
哥兒倆在震耳欲聾的迪斯科音樂的掩護下，匆忙交談了短短二十來分鐘。
據我們的外線偵查員回來彙報，潘小偉從舞廳出來時，臉色蒼白，心事重重，低頭徑直上樓回了自己的房間。
他沒有對外打電話，也沒有人給他打電話。
半夜兩點多鐘，他通過總機找酒店的大堂副理索要安眠藥，第二天早上也沒有去吃早飯。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我們用一輛僞裝成出租車的汽車把他接到了我們的據點，會在這裡開。
除了兩個隊長和劉保華外，我和小薛都參加了。
我靠窗坐在角落裡，潘小偉被人領進來時我沒有和他打招呼。
伍隊長注意到了潘小偉疲憊的臉色，問他是否沒睡好，他含含糊糊應了一聲，李隊長開玩笑說潘先生吉人天相，命大福大造化大，受點驚不要緊，小驚是福，大驚消災，總歸有驚無險。
潘小偉很勉強地笑笑，然後看我。
薛宇留意到潘小偉的視線，斜過眼來觀察我的反應。
我看窗外。
五月，窗外的樹都染透了那種成熟的深綠，我最喜歡這種沉穩的紮實的綠。
我好像從來不喜歡太稚嫩太熱情的東西。
會是怎麼開起來的我給忘了，好像是李隊長先講了一段話，然後由伍隊長具體部署五月二十五日的行動安排。
伍隊長手裡拿着個小筆記本，不停地翻着，再一次和潘小偉核對着可能已經核對了很多遍的方案細節： “你大哥的意思是，要到二十五号那天晚上七點至八點鐘，才有人從香港打電話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取那把小提琴，是嗎？他能不能早一點告訴你？” 潘小偉說：“也許他不能更早地把提琴帶到北京來。
” 李隊長狡猾地問：“他是不是派人乘香港到北京的班機把琴帶來？我們可以通知機場海關讓這個人順利進來……”
其實人要真有外遇，那才是件苦事，在外面幽會藏藏躲躲，回家連電話鈴響都提心吊膽，接了電話也是支支吾吾，再傻再遲鈍的老婆也能一眼看出來這是誰來的電話，人活着就跟做賊似的。
所以外遇這東西，和錢财地位一樣，沒有是福。
呂月月：其實我也是跟他們開玩笑，主要是薛宇那幾天對我特别疑心，那天吃完飯我送他出來時，他對我說：“月月，這下你是潘小偉的救命恩人了，他對你肯定感恩不盡了。
” 我不知道他這話是何用意，繃着臉沒答話。
薛宇又說：“前兩天我聽隊裡有人瞎議論，說呂月月陪的那個工作對象對呂月月特殷勤，又買東西又請吃飯，讓呂月月擺得服服帖帖的，準是迷上呂月月了。
你别以為這是誇你呢，老讓人議論這個對你其實一點好處也沒有。
你不知道咱們這種機關，對男女大防看得重，一招上這方面的口舌，就難翻身了。
” 薛宇苦口婆心，我就是再傻也能聽懂他的醉翁之意，我冷冷地沖他說：“我明天就找隊長辭了這份差事，我幹嗎呀？一方面要求我對他要熱情要接近，等我熱情了接近了又疑心我假戲真作。
誰有本事誰來吧，這活兒我不幹了，我差點兒還賠上一條命！我死裡逃生，死裡逃生，你們誰看見了！” 盡管我知道局長、處長、隊長和隊裡許多同志在遊樂園事件以後都誇過我安慰過我，還表示将來要給我報功，但我還是覺得委屈。
海岩：月月，你以前曾經說過在那些天和潘小偉相處之後，内心裡對他産生了好感和好奇，換句話說，多少是有點喜歡他吧，你現在能否跟我再明确地解釋一下，你當時對潘小偉究竟是何種心态呢？ 呂月月：……這個，怎麼說呢，當時也隻是下意識地挺喜歡他，覺得和他在一起心情挺好，對他确實有點好奇，有新鮮感，當時也就是這樣。
海岩：好，我明白了，我能體會到你的意思。
呂月月：所以薛宇那麼說我，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也有點反感。
可另一方面我心裡也明白我對潘小偉和潘小偉對我，彼此都有好感。
所以我也提不起勇氣去跟薛宇辯白到底。
怎麼說呢，反正是一種挺複雜挺說不清的心情。
海岩：我明白。
呂月月：那天是我和薛宇難得的一次休息日，薛宇晚上九點多鐘走了以後，伍隊長到我家來了，跟我媽誇了我一通。
出于保密的需要，當然沒有具體說遊樂園的這件事。
送隊長走的時候，隊長在巷子口問我現在心情怎麼樣，要不要在家多調養幾天，我說沒事，明天就能上班了。
他說真的沒事了嗎？你别強撐着。
我說真的沒事了，他說那好，明天要和潘小偉一起開會研究與馮世民接頭的具體方案，你一起參加吧，我說沒問題。
在我和小薛休息的這一天裡，潘小偉被接到我們一個據點裡和處長隊長談了一整天話，主要是從他那裡再摸一摸天龍幫的情況。
到晚上才把他送回亞洲大酒店。
晚飯是他一個人在酒店裡吃的，吃完飯大概是晚上九點多鐘，潘小偉在飯店大堂裡散了散步，并不想過早回房睡覺，轉來轉去轉到地下一層的迪斯科舞廳，買了張門票就進去了。
盯在他後面的外線偵查員一看到那價牌上寫着門票120元，沒敢買，就守在舞廳門外等他出來。
潘小偉進去以後，随着砰砰作響的音樂在舞池裡跳了會兒舞，出了身汗，就坐在酒吧台前要了杯可樂，剛要喝，一個彪形大漢一屁股在他旁邊的吧凳上坐下來，沖他咧嘴一笑，他吓了一跳，壓着嗓子驚叫一聲：“大哥！” 海岩：大哥？是潘大偉嗎？ 呂月月：對，就是他大哥潘大偉！ 海岩：他到了北京？ 呂月月：潘大偉是當天下午到了北京，一直在飯店大堂等着他弟弟露面，到晚上他終于看到潘小偉出現在大堂，便尾随其後進了迪斯科舞廳。
他知道我們有人盯在潘小偉後面，也看到盯梢的人沒有跟進舞廳。
海岩：看這架勢潘大偉是秘密來的，他為什麼要親自到北京來？ 呂月月：這是後話，那天晚上潘小偉見了他大哥，又驚又喜又疑。
哥兒倆在震耳欲聾的迪斯科音樂的掩護下，匆忙交談了短短二十來分鐘。
據我們的外線偵查員回來彙報，潘小偉從舞廳出來時，臉色蒼白，心事重重，低頭徑直上樓回了自己的房間。
他沒有對外打電話，也沒有人給他打電話。
半夜兩點多鐘，他通過總機找酒店的大堂副理索要安眠藥，第二天早上也沒有去吃早飯。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我們用一輛僞裝成出租車的汽車把他接到了我們的據點，會在這裡開。
除了兩個隊長和劉保華外，我和小薛都參加了。
我靠窗坐在角落裡，潘小偉被人領進來時我沒有和他打招呼。
伍隊長注意到了潘小偉疲憊的臉色，問他是否沒睡好，他含含糊糊應了一聲，李隊長開玩笑說潘先生吉人天相，命大福大造化大，受點驚不要緊，小驚是福，大驚消災，總歸有驚無險。
潘小偉很勉強地笑笑，然後看我。
薛宇留意到潘小偉的視線，斜過眼來觀察我的反應。
我看窗外。
五月，窗外的樹都染透了那種成熟的深綠，我最喜歡這種沉穩的紮實的綠。
我好像從來不喜歡太稚嫩太熱情的東西。
會是怎麼開起來的我給忘了，好像是李隊長先講了一段話，然後由伍隊長具體部署五月二十五日的行動安排。
伍隊長手裡拿着個小筆記本，不停地翻着，再一次和潘小偉核對着可能已經核對了很多遍的方案細節： “你大哥的意思是，要到二十五号那天晚上七點至八點鐘，才有人從香港打電話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取那把小提琴，是嗎？他能不能早一點告訴你？” 潘小偉說：“也許他不能更早地把提琴帶到北京來。
” 李隊長狡猾地問：“他是不是派人乘香港到北京的班機把琴帶來？我們可以通知機場海關讓這個人順利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