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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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司機不在車内，突然有兩名殺手騎電單車從側道沖出，一左一右在平治車兩側刹停，亂槍齊發，然後迅速向違華中心方向逃逸。
潘念偉頭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呂氏也被槍彈貫穿頭部，送往醫院後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電影公司東主蔡子明和‘灣仔之虎’陳耀興相繼被殺後，近年本港黑幫仇殺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傳媒對因此而引起的社會的動蕩不安，深感憂慮。
由于此案受害者又系無辜婦孺，且死狀極為悲慘，相信将進一步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現沙田警署重案組和反黑組已聯合着手調查工作，目前尚無有力線索。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于潘大偉系本港黑社會後來居上的年輕輩大哥，與其他幫會人物多有糾紛，積怨甚多，雖然死去已有兩年，但不排除被人尋仇報複，殃及後人的可能性，而且潘馮兩家當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斷絲連，并未了結。
因此懷疑死者收到的閻王帖，依然是天龍幫人員所發。
但是從現場情況判斷，潘念偉身中七彈，當場斃命，似為此次狙殺的主要目标。
潘念偉雖來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為潘氏實業的繼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内部，面臨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内部傾軋謀殺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兇徒手法熟練，計劃周詳，行事冷靜，顯系職業殺手…… 這是我認識的所有人中，發生的最悲慘最不幸的事件。
這也是整個故事的最後結局。
出乎意料的是，呂月月母親的悲恸異乎尋常地短促。
幾天後她鎮定果斷地按照自己的意願，回到東北去了。
我給了那位小保姆足夠的報酬和盤纏，囑咐她一路護送這位已變得極為沉默的母親，直到旅途的終點。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覺得自己和某一塊土地有緣。
我想象着多年以前這個女知青離開父母雙亡舉目無親的北京，來到東北落戶，并且毅然嫁給呂月月的父親時，就把那個地方當作自己的老家了。
她一聲不響地為了那個沒落家族的血脈延續和脫胎換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掙紮努力，慘淡經營。
當一切夢想最終破碎的時候，她又是那麼鎮定地一聲不響地退回到那塊讓老呂家興盛與衰敗、罪惡與贖罪的黑土地上，去獨自度過自己生命的尾聲，這真是一個女人非常動人也非常悲壯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會是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罪惡家族中的最後一個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車，她買的是硬座車票，她帶走了全部屬于自己的東西，和女兒給她留下的最後九百多塊錢。
火車開動時，我站在站台上同她們告别，小保姆透過車窗露出一張傻傻的笑臉，無憂無慮地揮手再見。
呂月月的母親僅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專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
她的孤苦伶仃，她對悲痛的麻木，和對北京的毫無留戀的冷淡，讓我心顫！ 我從車站回到家裡，從抽屜裡取出鎖了整整一年的采訪手記。
我帶上這部手記再次來到公安局的偵查處，把它交給了傳達室，并且留下一張字條。
伍立昌同志： 送上我對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訪手記，請您審閱。
并請告知，如果把它作為一部小說，有無不妥。
此緻 敬禮！ 海岩 看傳達室的已經不是那個老頭兒了，換了一個懶懶洋洋的年輕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後，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電話，約我前去見面。
見面就安排在他的辦公室裡。
作為公安偵查單位的一位處長，他的辦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簡陋得多。
但他的音容笑貌卻與呂月月的描述，無大出入。
他把手稿一頁不少地交還給我，表示無意幹預文學創作的自由。
我試探地問： “您是否覺得這個記述不夠真實呢？” 這位老資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說：“這個記錄，我看僅僅是呂月月個人的眼光吧。
她當時作為一個下級偵查人員，對案子的很多内幕情況并不全面了解。
不過她對她自己看到的情況以及對她個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還算是基本真實吧。
” 我想他們這種公安偵查人員對真實性的要求，可能是相當苛刻的。
我問：“您知道呂月月去香港了嗎？” 他點頭：“知道。
” “您知道她已經死了嗎？” 伍立昌依然不動聲色地點頭：“知道。
” “您對她怎麼看呢，您對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聰明，很漂亮，很開朗，是個很有發展的女同志。
有人說她太風流我不同意，對年輕人不能求全責備。
這樣一個女孩子如果真能培養鍛煉成一個合格的刑警的話，那将是很圓滿的一個人。
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太善變了。
就像過去毛主席打遊擊時批評的那種機會主義一樣。
毛主席說：什麼是機會主義呢，機會主義就是這裡有利就到這裡去，那裡有利就到那裡去，無一定原則，無一定方向。
毛主席批評的是當時的一種缺乏遠見的軍事政治傾向，其實對一個人的為人處事來說，也一樣适用。
今天這件東西吸引你就投向這個，明天那件東西吸引你你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抛棄原來的追求，轉過去投向那個，那就很讨厭了。
太不安分的人，過于忠于自己的人，是很難相交共事的，因為這種人是不肯為了團體的事業或者他的夥伴而使自己委屈犧牲忍讓一點的。
如果一個人總以自己一時的喜怒和利益為進退的取舍，那我看實際上就喪失了起碼的操守。
” 我很贊同。
從伍立昌同志那裡告别出來，我直接去了位于長安街的郵政大樓。
大樓前的街道上，積雪未化，人來人往，嘈雜紛亂。
互不相識的人擦肩而過，面無表情目中無人地匆匆趕路。
這種熱鬧與冷漠并存的都市生态，又使人感歎：不管怎麼說，在這個因物質化、官能化、功利化而變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場真實的感情激動，都是可歌可泣的。
那種真實無邪的感情從發生到破滅雖然總是短暫，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卻能給人的世界加入一種美麗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邊一排個體攤檔還亮着刺眼的燈光。
天很冷，風很大，沒有生意，隻有一個賣錄音帶的小攤前，偶見一兩位騎車的過客駐足流連。
那攤子上架着一台破舊的錄音機，高聲放送着一首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風裡呼喊的名字， 憂傷的旋律訴說陳年的往事， 所謂山盟海誓隻是年少無知， …………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有沒有機會，重來一次。
………… 我向那位沖我大聲吆喝的攤主笑笑，沒有買磁帶，站在風裡聽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子，然後走進郵政大樓。
大樓裡很溫暖，我來到郵寄挂号信的櫃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給了出版社。
潘念偉頭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呂氏也被槍彈貫穿頭部，送往醫院後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電影公司東主蔡子明和‘灣仔之虎’陳耀興相繼被殺後，近年本港黑幫仇殺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傳媒對因此而引起的社會的動蕩不安，深感憂慮。
由于此案受害者又系無辜婦孺，且死狀極為悲慘，相信将進一步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現沙田警署重案組和反黑組已聯合着手調查工作，目前尚無有力線索。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于潘大偉系本港黑社會後來居上的年輕輩大哥，與其他幫會人物多有糾紛，積怨甚多，雖然死去已有兩年，但不排除被人尋仇報複，殃及後人的可能性，而且潘馮兩家當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斷絲連，并未了結。
因此懷疑死者收到的閻王帖，依然是天龍幫人員所發。
但是從現場情況判斷，潘念偉身中七彈，當場斃命，似為此次狙殺的主要目标。
潘念偉雖來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為潘氏實業的繼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内部，面臨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内部傾軋謀殺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兇徒手法熟練，計劃周詳，行事冷靜，顯系職業殺手…… 這是我認識的所有人中，發生的最悲慘最不幸的事件。
這也是整個故事的最後結局。
出乎意料的是，呂月月母親的悲恸異乎尋常地短促。
幾天後她鎮定果斷地按照自己的意願，回到東北去了。
我給了那位小保姆足夠的報酬和盤纏，囑咐她一路護送這位已變得極為沉默的母親，直到旅途的終點。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覺得自己和某一塊土地有緣。
我想象着多年以前這個女知青離開父母雙亡舉目無親的北京，來到東北落戶，并且毅然嫁給呂月月的父親時，就把那個地方當作自己的老家了。
她一聲不響地為了那個沒落家族的血脈延續和脫胎換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掙紮努力，慘淡經營。
當一切夢想最終破碎的時候，她又是那麼鎮定地一聲不響地退回到那塊讓老呂家興盛與衰敗、罪惡與贖罪的黑土地上，去獨自度過自己生命的尾聲，這真是一個女人非常動人也非常悲壯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會是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罪惡家族中的最後一個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車，她買的是硬座車票，她帶走了全部屬于自己的東西，和女兒給她留下的最後九百多塊錢。
火車開動時，我站在站台上同她們告别，小保姆透過車窗露出一張傻傻的笑臉，無憂無慮地揮手再見。
呂月月的母親僅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專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
她的孤苦伶仃，她對悲痛的麻木，和對北京的毫無留戀的冷淡，讓我心顫！ 我從車站回到家裡，從抽屜裡取出鎖了整整一年的采訪手記。
我帶上這部手記再次來到公安局的偵查處，把它交給了傳達室，并且留下一張字條。
伍立昌同志： 送上我對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訪手記，請您審閱。
并請告知，如果把它作為一部小說，有無不妥。
此緻 敬禮！ 海岩 看傳達室的已經不是那個老頭兒了，換了一個懶懶洋洋的年輕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後，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電話，約我前去見面。
見面就安排在他的辦公室裡。
作為公安偵查單位的一位處長，他的辦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簡陋得多。
但他的音容笑貌卻與呂月月的描述，無大出入。
他把手稿一頁不少地交還給我，表示無意幹預文學創作的自由。
我試探地問： “您是否覺得這個記述不夠真實呢？” 這位老資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說：“這個記錄，我看僅僅是呂月月個人的眼光吧。
她當時作為一個下級偵查人員，對案子的很多内幕情況并不全面了解。
不過她對她自己看到的情況以及對她個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還算是基本真實吧。
” 我想他們這種公安偵查人員對真實性的要求，可能是相當苛刻的。
我問：“您知道呂月月去香港了嗎？” 他點頭：“知道。
” “您知道她已經死了嗎？” 伍立昌依然不動聲色地點頭：“知道。
” “您對她怎麼看呢，您對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聰明，很漂亮，很開朗，是個很有發展的女同志。
有人說她太風流我不同意，對年輕人不能求全責備。
這樣一個女孩子如果真能培養鍛煉成一個合格的刑警的話，那将是很圓滿的一個人。
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太善變了。
就像過去毛主席打遊擊時批評的那種機會主義一樣。
毛主席說：什麼是機會主義呢，機會主義就是這裡有利就到這裡去，那裡有利就到那裡去，無一定原則，無一定方向。
毛主席批評的是當時的一種缺乏遠見的軍事政治傾向，其實對一個人的為人處事來說，也一樣适用。
今天這件東西吸引你就投向這個，明天那件東西吸引你你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抛棄原來的追求，轉過去投向那個，那就很讨厭了。
太不安分的人，過于忠于自己的人，是很難相交共事的，因為這種人是不肯為了團體的事業或者他的夥伴而使自己委屈犧牲忍讓一點的。
如果一個人總以自己一時的喜怒和利益為進退的取舍，那我看實際上就喪失了起碼的操守。
” 我很贊同。
從伍立昌同志那裡告别出來，我直接去了位于長安街的郵政大樓。
大樓前的街道上，積雪未化，人來人往，嘈雜紛亂。
互不相識的人擦肩而過，面無表情目中無人地匆匆趕路。
這種熱鬧與冷漠并存的都市生态，又使人感歎：不管怎麼說，在這個因物質化、官能化、功利化而變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場真實的感情激動，都是可歌可泣的。
那種真實無邪的感情從發生到破滅雖然總是短暫，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卻能給人的世界加入一種美麗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邊一排個體攤檔還亮着刺眼的燈光。
天很冷，風很大，沒有生意，隻有一個賣錄音帶的小攤前，偶見一兩位騎車的過客駐足流連。
那攤子上架着一台破舊的錄音機，高聲放送着一首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風裡呼喊的名字， 憂傷的旋律訴說陳年的往事， 所謂山盟海誓隻是年少無知， …………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有沒有機會，重來一次。
………… 我向那位沖我大聲吆喝的攤主笑笑，沒有買磁帶，站在風裡聽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子，然後走進郵政大樓。
大樓裡很溫暖，我來到郵寄挂号信的櫃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給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