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狼還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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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它們或者引領它們往有益的方向發展時所面臨的巨大困難。
任何親眼見證過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邪惡之力和毀滅之力大爆發的人，若要他對人類所具有的毀滅性力量及其猛烈程度視而不見，那同樣相當困難。
然而，我們還存在着這樣一種危險：那就是，籠罩着今人&mdash&mdash包括知識分子和普通民衆在内&mdash&mdash的那種無力感有增無減，它或許會引導衆人接受一個有關堕落和原罪的新版本；當人們認為&ldquo戰争無可避免，因為它是人的本性中具有的毀滅性所導緻的結果&rdquo時，此新版本便為這種失敗主義觀提供了依據，使之變得合情入理。
這種觀點有時頗以其極緻的現實主義導向為榮，但它在兩個方面卻是不切實際的：其一，人類的各種毀滅行為來勢兇猛，但這絕不意味着不可戰勝，甚至也不意味着其占據了主導地位；其二，這種觀點的謬誤之處還在于它有個錯誤的前提，那就是戰争主要是心理力量産生的結果。
事實上，在理解社會政治現象時，我們幾乎沒有必要對這個謬誤深思細想。
戰争是政界、軍界和商界領袖們決定發動戰争的結果，這些人圖謀的是勢力範圍、自然資源和貿易優勢，或者為了抵禦真真假假的妨礙國家安全的外敵威脅，又或者為了壯大其個人威望和榮耀。
這些人與普通人并無分别：自私自利，幾乎不可能為了他人而放棄一己之利。
可他們既不殘忍，也不邪惡。
比起損人害人，這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是樂于行善的。
可當其登上權力巅峰，足以号令百萬之師，掌控着最具毀滅性的武器時，他們卻可能帶來巨大的災禍。
平民生活中的他們可能會摧毀某個與之競争的對手，而在我們有着強大獨立主權國家的世界中（&ldquo獨立主權&rdquo意即不受制于任何試圖約束該主權國家行為之道德法則），他們則可能毀滅整個人類。
人類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窮兇極惡的人，也不是施虐狂，而是尋常人掌握着非同尋常的權力。
正如一個人需要武器才能克敵制勝，他同樣也需要強烈的情感，如仇恨、義憤、毀滅沖動和恐懼，才能驅使成百上千萬的人甘願冒着生命危險奔赴戰場成為劊子手。
這些激情是發動戰争的必要條件，它們不是原因，一如槍炮本身也不是戰争爆發的原因。
很多人注意到這一點，并且認為這是核戰争與傳統戰争的不同之處。
那個摁下核導彈發射按鈕、可能就此斷送成千上萬條性命的人，他幾乎體會不到一個端着刺刀或機槍的士兵結束一條鮮活生命時内心湧現的那種殺人的感受。
然而，即便發射核導彈武器僅僅隻是忠誠地執行上級命令，也還有這樣一個問題：為了使這種行為成為可能，人的性格深處若不是具有毀滅性，是否定然存在一種對生命的極度冷漠？ 我将在下文區分三類現象，在我看來，這三類現象構成了人最暴虐、危險的傾向形式的基礎，它們是：對死亡的愛、惡性自戀以及共生亂倫固着（symbiotic-incestuousfixation）。
這三種傾向合體之時，即形成&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它使人為了毀滅而毀滅，為了仇恨而仇恨。
與&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截然相反的，是我将予以描述的&ldquo成長綜合征&rdquo，它由對生命的愛（對立于對死亡的熱愛）、對人類的愛（對立于自戀）以及獨立性（對立于共生亂倫固着）組成。
這兩類綜合征隻在少數人身上得到充分發展。
但無可否認的是，每個人都朝着他已經選定的方向發展：向生或向死，向善或向惡。
*** (1)塔拉特·帕夏（TalaatPacha，1874&mdash192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的三個實際領袖之一。
他通過兩項措施發起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活動：其一是1915年4月24日在君士坦丁堡大規模逮捕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其二是1915年5月30日頒布呼籲大規模驅逐亞美尼亞人的《特西爾法律》。
&mdash&mdash譯者 (2)貝拉基（Pelagius，360&mdash420），基督教修道士兼神學家，居于羅馬、迦太基及巴勒斯坦等處。
他極力反對奧古斯丁派&ldquo人類完全堕落&rdquo之教義，提倡一種異端的自由意志教義，否認原罪，謂上帝恩典非人所不配得之恩賜，亦非得救所必須。
&mdash&mdash譯者 (3)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年11月10日&mdash1546年2月18日），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倡導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創始人。
他認為人性本惡，并反對自由意志，堅信人在堕落之後，其自由意志不斷地主動犯罪，隻有在順服上帝時才有行善的能力。
&mdash&mdash譯者
任何親眼見證過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邪惡之力和毀滅之力大爆發的人，若要他對人類所具有的毀滅性力量及其猛烈程度視而不見，那同樣相當困難。
然而，我們還存在着這樣一種危險：那就是，籠罩着今人&mdash&mdash包括知識分子和普通民衆在内&mdash&mdash的那種無力感有增無減，它或許會引導衆人接受一個有關堕落和原罪的新版本；當人們認為&ldquo戰争無可避免，因為它是人的本性中具有的毀滅性所導緻的結果&rdquo時，此新版本便為這種失敗主義觀提供了依據，使之變得合情入理。
這種觀點有時頗以其極緻的現實主義導向為榮，但它在兩個方面卻是不切實際的：其一，人類的各種毀滅行為來勢兇猛，但這絕不意味着不可戰勝，甚至也不意味着其占據了主導地位；其二，這種觀點的謬誤之處還在于它有個錯誤的前提，那就是戰争主要是心理力量産生的結果。
事實上，在理解社會政治現象時，我們幾乎沒有必要對這個謬誤深思細想。
戰争是政界、軍界和商界領袖們決定發動戰争的結果，這些人圖謀的是勢力範圍、自然資源和貿易優勢，或者為了抵禦真真假假的妨礙國家安全的外敵威脅，又或者為了壯大其個人威望和榮耀。
這些人與普通人并無分别：自私自利，幾乎不可能為了他人而放棄一己之利。
可他們既不殘忍，也不邪惡。
比起損人害人，這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是樂于行善的。
可當其登上權力巅峰，足以号令百萬之師，掌控着最具毀滅性的武器時，他們卻可能帶來巨大的災禍。
平民生活中的他們可能會摧毀某個與之競争的對手，而在我們有着強大獨立主權國家的世界中（&ldquo獨立主權&rdquo意即不受制于任何試圖約束該主權國家行為之道德法則），他們則可能毀滅整個人類。
人類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窮兇極惡的人，也不是施虐狂，而是尋常人掌握着非同尋常的權力。
正如一個人需要武器才能克敵制勝，他同樣也需要強烈的情感，如仇恨、義憤、毀滅沖動和恐懼，才能驅使成百上千萬的人甘願冒着生命危險奔赴戰場成為劊子手。
這些激情是發動戰争的必要條件，它們不是原因，一如槍炮本身也不是戰争爆發的原因。
很多人注意到這一點，并且認為這是核戰争與傳統戰争的不同之處。
那個摁下核導彈發射按鈕、可能就此斷送成千上萬條性命的人，他幾乎體會不到一個端着刺刀或機槍的士兵結束一條鮮活生命時内心湧現的那種殺人的感受。
然而，即便發射核導彈武器僅僅隻是忠誠地執行上級命令，也還有這樣一個問題：為了使這種行為成為可能，人的性格深處若不是具有毀滅性，是否定然存在一種對生命的極度冷漠？ 我将在下文區分三類現象，在我看來，這三類現象構成了人最暴虐、危險的傾向形式的基礎，它們是：對死亡的愛、惡性自戀以及共生亂倫固着（symbiotic-incestuousfixation）。
這三種傾向合體之時，即形成&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它使人為了毀滅而毀滅，為了仇恨而仇恨。
與&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截然相反的，是我将予以描述的&ldquo成長綜合征&rdquo，它由對生命的愛（對立于對死亡的熱愛）、對人類的愛（對立于自戀）以及獨立性（對立于共生亂倫固着）組成。
這兩類綜合征隻在少數人身上得到充分發展。
但無可否認的是，每個人都朝着他已經選定的方向發展：向生或向死，向善或向惡。
*** (1)塔拉特·帕夏（TalaatPacha，1874&mdash1921），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的三個實際領袖之一。
他通過兩項措施發起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活動：其一是1915年4月24日在君士坦丁堡大規模逮捕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其二是1915年5月30日頒布呼籲大規模驅逐亞美尼亞人的《特西爾法律》。
&mdash&mdash譯者 (2)貝拉基（Pelagius，360&mdash420），基督教修道士兼神學家，居于羅馬、迦太基及巴勒斯坦等處。
他極力反對奧古斯丁派&ldquo人類完全堕落&rdquo之教義，提倡一種異端的自由意志教義，否認原罪，謂上帝恩典非人所不配得之恩賜，亦非得救所必須。
&mdash&mdash譯者 (3)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年11月10日&mdash1546年2月18日），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倡導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創始人。
他認為人性本惡，并反對自由意志，堅信人在堕落之後，其自由意志不斷地主動犯罪，隻有在順服上帝時才有行善的能力。
&mdash&mdash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