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家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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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三章裡，我論述了某些現有的唯理智傾向對我們的政治行為理想、我們的代議制度以及我們用來在職業官員當中保證智力主動性和效率的方法&mdash&mdash亦即對國家内部組織可能發生的影響。
在本章裡，我要來論述同一些傾向對國際關系和不同種族之間關系的影響。
但是，離開單獨一個國家而處理幾個國家的相互關系，馬上就會碰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國家是什麼？大英帝國或歐洲同盟是一個國家還是許多國家？兩個地區中的每一個社會如今都對另一個社會發生政治影響，電報和輪船已把原來對那種影響進一步擴展的限制消除殆盡。
是在感情上或體制上進行聯合呢，還是有任何經久的原因限制有效政治團結的地理範圍或種族範圍，從而限制國家的領域和組成呢？ 亞裡士多德在古代世界的條件下寫作時，斷言隻有十個人的社會不是國家，人口達十萬的社會同樣不是國家。
他的論點是以人的感官和人的記憶力可測量的事實為根據的。
一個國家的領域必須站在高處可&ldquo一覽無餘&rdquo，全體正式公民參加的會議必須能聽見一個聲音&mdash&mdash一個真正的人的聲音，而不是傳說中聲若洪鐘的傳令使者的聲音。
執政官們必須能夠記住所有他們的同胞的臉和個性。
亞裡士多德并沒有忽視這一事實：他所知道的地球的表面幾乎全都被比他的規則所允許的大得多的國家占據了。
但是他否認大的野蠻君主國是真正意義上的&ldquo國家&rdquo。
我們自己往往容易忘記亞裡士多德所依據的事實是既真實又重要的。
希臘和中世紀的城邦的曆史表明，當每個公民的整個環境處于他的感官和記憶的第一手範圍之内時，對于人類的某些最高級活動和感情是一個何等有效的促進。
今天，隻有在文明主流之外的村莊裡，人們才認得鄰人的臉，每天看見他們在其中工作和休息的田野和農舍。
然而，即使今天，當一個村莊被四下延伸的市郊吞并，或被大量湧入的新的工業人口淹沒時，一些老年居民感到他們正在同生活中一些深奧的東西失去聯系。
一年前，我和一個愛行路、愛思索的約克郡老教師站在艾爾達爾河的高高的沼澤地邊上。
我們對面是夏洛特·布朗蒂當年在那裡做過家庭女教師的邸宅，下面是鐵路，把一些從事工業的農村連接起來，這些農村已開始相互向對方延伸，很快就将通過河谷，化為連綿不斷的高煙囪和石闆屋頂。
老教師告訴我，就他記憶所及，往昔對鄉土的眷戀是怎樣從這一地區消失的。
我問他，是否可能有一種新的感情，如今人們既然生活在廣大的知識和推理的天地裡，而不是生活在狹小的視聽的天地裡，是否會出現一種書籍和地圖激發的愛國心，成為比鄉村街道激發的愛國心更好的生活指導？ 對此他斷然否定；他說，舊的感情消失了，沒有任何東西替代它，将來也不會有，有的隻是一種赤裸裸的、蠢蠢欲動的個人主義，永遠追求個人的滿足又永遠得不到滿足。
接着，幾乎是用莫裡 斯[36]和羅斯金[37]的語言，他開始要求說，我們如果能永遠忘掉蒸汽和電力而重新獲得生活的真正财富，回到中世紀村莊的農業和中世紀城鎮的手工業，那麼，我們付出的代價将是微乎其微的。
他知道，我也知道，他的要求是絕對實現不了的。
即便在老的條件下，希臘、意大利和佛蘭德城邦也滅亡了，因為它們太小，無法抵抗一些較大盡管組織較差的社會而保住自己；而工業進步是一個甚至比馬其頓或西班牙軍隊更銳不可當的入侵者。
對于人數不斷增多的一部分現代英國居民來說，現在已沒有他們在舊的意義上的&ldquo立身&rdquo之地。
幾乎所有管理英國工業的人，還有人數迅速增加的體力勞動者，每天乘電車或火車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間往返，沿途所見景物要比他們的眼睛所能容納或頭腦所能記住的多一百倍。
用威爾斯先生的話說，他們&ldquo失去了地方性&rdquo。
但是，既然我們不再能把我們的感官極限當作估計文明國家可能有的幅域的基礎，似乎壓根就沒有什麼東西可用來作這種估計了。
我們怎樣來确定用蒸汽或電力進行有效溝通的限度，或者代表制和聯邦制這類政治手段能擴及的範圍呢？亞裡士多德在說明國家的大小與其公民的權力的關系時，曾用一條船作比喻，他說這條船不可太大，大得非常人的體力所能操縱。
&ldquo一條兩浪[38]長的船根本不是船。
&rdquo但是盧西塔尼亞号[39]船的長度已經接近一浪半，而一個世代後的造船技師可能達到的船的長度的上限是多少，甚至無人能猜測。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國家可大于一個人的視界，那麼，使全地球受一個像美國或大英帝國那樣有效的政府管轄的技術上的困難已經克服了。
如果這樣一個政府是不可能的，其不可能必然不是由于我們的感官和體力的限制，而是由于我們的想象力和同情力的限制。
我在前文[40]已經指出，現代國家必須為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而存在，不是作為一個直接觀察的證據，而是作為一個心靈的實體、一個象征、一個化身或一個抽象概念。
因此，國家的可能的大小主要取決于限制我們創造并使用這些實體的事實。
五十年前，在民族基礎上重建歐洲的政治家們認為已經在限制各民族的物質和精神同一性的原因中找到了确切的事實。
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要治理得好，必須是一個同種的&ldquo民族&rdquo，因為沒有一個公民能想象他的國家或使他的國家成為他的政治愛戴的對象，除非他相信存在着一個一國的人民與之同化的民族類型；而他不能繼續相信這種類型的存在，除非他的同胞在某些重要方面彼此相像并與他相像。
俾斯麥對使其他德國人與普魯士人同化的可能性從量的方面進行了研究，蓄意限制了他預期的德意志帝國的幅域。
他始終反對吸收奧地利，在很長時期内也反對吸收巴伐利亞，理由是普魯士人雖然強得足以同化撒克遜人和漢諾威人，同化奧地利人和巴伐利亞人卻鮮能成功。
例如，他在1866年曾說：&ldquo我們不能利用這些阿爾卑斯山以南的人，我們決不可貪多嚼不爛。
&rdquo 馬志尼[41]和俾斯麥一樣，認為國家隻能包含一個同種的民族，否則就治理不好。
但是俾斯麥的強行使弱小民族歸化強大民族的政策，在他看來
在本章裡，我要來論述同一些傾向對國際關系和不同種族之間關系的影響。
但是，離開單獨一個國家而處理幾個國家的相互關系，馬上就會碰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國家是什麼？大英帝國或歐洲同盟是一個國家還是許多國家？兩個地區中的每一個社會如今都對另一個社會發生政治影響，電報和輪船已把原來對那種影響進一步擴展的限制消除殆盡。
是在感情上或體制上進行聯合呢，還是有任何經久的原因限制有效政治團結的地理範圍或種族範圍，從而限制國家的領域和組成呢？ 亞裡士多德在古代世界的條件下寫作時，斷言隻有十個人的社會不是國家，人口達十萬的社會同樣不是國家。
他的論點是以人的感官和人的記憶力可測量的事實為根據的。
一個國家的領域必須站在高處可&ldquo一覽無餘&rdquo，全體正式公民參加的會議必須能聽見一個聲音&mdash&mdash一個真正的人的聲音，而不是傳說中聲若洪鐘的傳令使者的聲音。
執政官們必須能夠記住所有他們的同胞的臉和個性。
亞裡士多德并沒有忽視這一事實：他所知道的地球的表面幾乎全都被比他的規則所允許的大得多的國家占據了。
但是他否認大的野蠻君主國是真正意義上的&ldquo國家&rdquo。
我們自己往往容易忘記亞裡士多德所依據的事實是既真實又重要的。
希臘和中世紀的城邦的曆史表明，當每個公民的整個環境處于他的感官和記憶的第一手範圍之内時，對于人類的某些最高級活動和感情是一個何等有效的促進。
今天，隻有在文明主流之外的村莊裡，人們才認得鄰人的臉，每天看見他們在其中工作和休息的田野和農舍。
然而，即使今天，當一個村莊被四下延伸的市郊吞并，或被大量湧入的新的工業人口淹沒時，一些老年居民感到他們正在同生活中一些深奧的東西失去聯系。
一年前，我和一個愛行路、愛思索的約克郡老教師站在艾爾達爾河的高高的沼澤地邊上。
我們對面是夏洛特·布朗蒂當年在那裡做過家庭女教師的邸宅，下面是鐵路，把一些從事工業的農村連接起來，這些農村已開始相互向對方延伸，很快就将通過河谷，化為連綿不斷的高煙囪和石闆屋頂。
老教師告訴我，就他記憶所及，往昔對鄉土的眷戀是怎樣從這一地區消失的。
我問他，是否可能有一種新的感情，如今人們既然生活在廣大的知識和推理的天地裡，而不是生活在狹小的視聽的天地裡，是否會出現一種書籍和地圖激發的愛國心，成為比鄉村街道激發的愛國心更好的生活指導？ 對此他斷然否定；他說，舊的感情消失了，沒有任何東西替代它，将來也不會有，有的隻是一種赤裸裸的、蠢蠢欲動的個人主義，永遠追求個人的滿足又永遠得不到滿足。
接着，幾乎是用莫裡 斯[36]和羅斯金[37]的語言，他開始要求說，我們如果能永遠忘掉蒸汽和電力而重新獲得生活的真正财富，回到中世紀村莊的農業和中世紀城鎮的手工業，那麼，我們付出的代價将是微乎其微的。
他知道，我也知道，他的要求是絕對實現不了的。
即便在老的條件下，希臘、意大利和佛蘭德城邦也滅亡了，因為它們太小，無法抵抗一些較大盡管組織較差的社會而保住自己；而工業進步是一個甚至比馬其頓或西班牙軍隊更銳不可當的入侵者。
對于人數不斷增多的一部分現代英國居民來說，現在已沒有他們在舊的意義上的&ldquo立身&rdquo之地。
幾乎所有管理英國工業的人，還有人數迅速增加的體力勞動者，每天乘電車或火車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間往返，沿途所見景物要比他們的眼睛所能容納或頭腦所能記住的多一百倍。
用威爾斯先生的話說，他們&ldquo失去了地方性&rdquo。
但是，既然我們不再能把我們的感官極限當作估計文明國家可能有的幅域的基礎，似乎壓根就沒有什麼東西可用來作這種估計了。
我們怎樣來确定用蒸汽或電力進行有效溝通的限度，或者代表制和聯邦制這類政治手段能擴及的範圍呢？亞裡士多德在說明國家的大小與其公民的權力的關系時，曾用一條船作比喻，他說這條船不可太大，大得非常人的體力所能操縱。
&ldquo一條兩浪[38]長的船根本不是船。
&rdquo但是盧西塔尼亞号[39]船的長度已經接近一浪半，而一個世代後的造船技師可能達到的船的長度的上限是多少，甚至無人能猜測。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國家可大于一個人的視界，那麼，使全地球受一個像美國或大英帝國那樣有效的政府管轄的技術上的困難已經克服了。
如果這樣一個政府是不可能的，其不可能必然不是由于我們的感官和體力的限制，而是由于我們的想象力和同情力的限制。
我在前文[40]已經指出，現代國家必須為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而存在，不是作為一個直接觀察的證據，而是作為一個心靈的實體、一個象征、一個化身或一個抽象概念。
因此，國家的可能的大小主要取決于限制我們創造并使用這些實體的事實。
五十年前，在民族基礎上重建歐洲的政治家們認為已經在限制各民族的物質和精神同一性的原因中找到了确切的事實。
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要治理得好，必須是一個同種的&ldquo民族&rdquo，因為沒有一個公民能想象他的國家或使他的國家成為他的政治愛戴的對象，除非他相信存在着一個一國的人民與之同化的民族類型；而他不能繼續相信這種類型的存在，除非他的同胞在某些重要方面彼此相像并與他相像。
俾斯麥對使其他德國人與普魯士人同化的可能性從量的方面進行了研究，蓄意限制了他預期的德意志帝國的幅域。
他始終反對吸收奧地利，在很長時期内也反對吸收巴伐利亞，理由是普魯士人雖然強得足以同化撒克遜人和漢諾威人，同化奧地利人和巴伐利亞人卻鮮能成功。
例如，他在1866年曾說：&ldquo我們不能利用這些阿爾卑斯山以南的人，我們決不可貪多嚼不爛。
&rdquo 馬志尼[41]和俾斯麥一樣，認為國家隻能包含一個同種的民族，否則就治理不好。
但是俾斯麥的強行使弱小民族歸化強大民族的政策，在他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