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中的沖動和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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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原因有關的。
但是，許多&ldquo天然的&rdquo事情，亦即我們在神經系統逐漸發達時期不斷經曆的事情，對我們顯然并沒有這種影響。
心跳、水的滋味、太陽的升落、或者就兒童而言，牛奶、或者媽媽和兄弟成天價待在身旁，似乎并不顯得單調乏味至極。
但是，&ldquo人為的&rdquo事情&mdash&mdash一個鋼琴的曲調、一件服裝的式樣、一個熟人的問候&mdash&mdash無論開頭多麼有趣，如果經常照式照樣重複，就會變得叫人無可忍受。
報紙在這個意義上也是一樣人為的東西，報紙作者的本領之一，就在于以那種像賦格曲[8]的短句一樣經常接近但從不超出單調範圍的重複來提出他的觀點。
還有，廣告商現在也發覺，改變一下招貼畫給眼睛的單調感覺是大有好處的，辦法是把那些并排挂在一起的畫印成幾種不同顔色，或者更妙是讓這些畫表現&ldquo快活的吉姆&rdquo或&ldquo美麗的蘇珊&rdquo生涯中一些豐富多彩的事件。
候選人也是一樣人為的東西。
如果他在他自己的選區生活和工作，選民每天看到一個本來十分可敬的商人坐在早上八點四十七分一班火車的頭等車廂裡，以同一個姿勢看同一張報紙，不知不覺就會産生一種微微不舒服的感覺，盡管同他的關系是&ldquo天然的&rdquo妻子不會有這種感覺。
同理，當選舉的日子臨近時，雖然候選人可以自命是&ldquo站在老講台上的老議員&rdquo，他還是應當稍稍改變他的形象、他的講話方式以及他宣布的政治信仰的細枝末節以避免單調。
另一個與我們不能忍受一再重複的感情調節密切相關的事實，是隐私的願望，這種願望相當顯著，其性質近似一種特殊的本能，被另一種害怕孤獨的對立本能所抵消。
我們的祖先在我們目前的神經系統變穩定的時期内，顯然生活在組織松散的家庭群體之中，由于某些偶然的目的結成大一點的，但組織更加松散的部落。
沒有一個人單獨睡覺，因為多半是單配偶的家庭每晚都聚集在一個洞穴或&ldquo單坡頂&rdquo的蔽身處。
白天的獵食大概既不是單身一人，也不是經常成群結隊進行的。
即使女人留在家裡照看孩子，男人還是一天幾十次同熟人打招呼，或去參加一件共同的工作。
偶然地，甚至在語言充分發展之前，數百人會聚在一起情緒激昂地進行談判，或者敵對的部落會集合起來準備戰鬥。
一個正常人需要同他的夥伴進行一定數量的交往，過少或過多，對他都是極難忍受的。
多數人盡管明知道自己十分安全，還是覺得難以在一所空房子裡睡覺，過三天絕對孤單的生活就苦不堪言。
在這方面，即使習慣也無濟于事。
一個必須受單獨監禁，而且監禁時期逐漸延長的人，當他無間斷地被關了一年之後，可能會發瘋。
一個移民，盡管是移民的兒子，而且隻懂得移民的生活方式，但除非與家人的日常接觸之外，每星期還同一位鄰人或陌生人聊一次天，就無法活下去；他會從事漫長而危險的旅行，以便每年一次享受亂哄哄的集體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多數人的神經系統會受不住對新結識朋友的心理調節的經常重複，盡管一定數量的重複是如此地使人精神振作和必要。
因此，在現代大城市裡，既能看到人們半有意識地竭力維持他們的祖先在叢林裡流行的那種隐私和交往之間的比例，也能看到完全忽視這方面人性主要因素的提議或試驗層出不窮。
政治烏托邦作者們的習慣性唯理智論使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人們不能在大大擴充了的家庭生活中獲得快樂和實惠。
作者本人在他想象力最豐富、最得意的時候恐怕根本沒有認識到隐私的必要。
他的感情正處于膨脹狀态，可以實事求是地回溯到人類始祖尖聲叫喊的集會的感情氣氛；而隻要這種狀況延續下去，他就準備把整個世界拉進他的胸懷。
他所不了解的是，無論是他，還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使自己永遠處于這個水平。
在威廉·莫裡斯的《烏有鄉消息》中，家庭生活的習俗擴大到街上，而疲累的學生從大英博物館出來，還一個勁兒地同口渴得要命的清潔工親切談話。
記得我讀過一個早期的基督教社會黨人在1850年左右寫的一篇文章。
他說他剛乘一輛公共馬車沿牛津街而下，他注意到，當馬車經過一段前不久用碎石鋪砌的路時，所有的乘客都轉過身互相攀談。
他說：&ldquo将來有一天，整條牛津街都會鋪上碎石，到那時，由于人們能夠聽見彼此的聲音，公共馬車将變成一個充滿樂趣的非正式俱樂部。
&rdquo現在，幾乎整個倫敦城的街道都已用木頭鋪砌，人們坐在馬車上的椅子裡能相互聽見竊竊私語聲，但是，除非發生嚴重的意外事件，沒有一位乘客願跟他旁座的人說話。
倫敦設立了許多俱樂部，主要不是因為公共客廳和餐廳收費低廉，服務周到，而是因為能使人們在無拘束的社交氣氛下與他人歡聚一堂。
在薩克雷的《勢利者面譜》和薩克雷描寫俱樂部吵架的小說裡，可以看到這種設計所産生的糾紛。
今天，俱樂部之所以獲得成功，恰恰是因為幾乎每個俱樂部都有一條不成文法：任何會員不得同他不相識的人交談。
傅立葉、羅伯特·歐文等人的無數次共産主義試驗之所以失敗，主要都是因為缺少隐私。
共處使人相互感到厭煩。
在亞裡士多德從經驗觀點批判柏拉圖的共産主義的《政治學》那些雜亂的篇幅裡，突出一個同樣的論點：&ldquo過集體生活誠非易事&rdquo；共産主義殖民者總是&ldquo就一些最瑣碎的事争執不休&rdquo；&ldquo我們常常同那些與我們日常接觸的奴隸合不來&rdquo。
[9] 1700至1850年的慈善學校是不僅不給财産本能而且不給獨特的隐私本能以活動餘地的實驗的結果，這種學校的一部分災難性的神經和心理影響必須歸因于此。
當代的公立寄宿學校的學生通過一些古怪的、往往殘忍的社會習俗獲得了一點點隐私，自從那時以來，借助&ldquo書房&rdquo和&ldquo宿舍&rdquo體系已有較大收獲。
不過，經驗似乎表明，在童年時期，家、教室和運動場交替變換的走讀學校，要比寄宿學校更符合正常的人性。
這種對隐私的本能需要是又一個值得進行專門詳盡研究的課題。
這種需要在不同人種之間有很大差異，北歐人的隐私欲大大強于南歐人，原因可能是一年很多時候或較少時候必須過戶内生活的人種已經在生理上各自适應了不同的标準。
同樣明顯的是，最容易疲勞的乃是我們的情緒性質，而不是談話的心智器官或肌肉器官。
輕松的交談，哪怕在陌生人之間，交談雙方都不&ldquo忘形&rdquo，要比動感情的親熱省力得多。
一個擔任狄德羅的喜劇《似非而是》的B角并切身感受他的角色的演員因神經過度緊張而垮掉的可能性，要比一個僅僅裝模作樣，并保持自己感情生活的演員大得多。
然而，在民主政治中，隐私是最被忽視、最難也是最必要的。
在美國，所有的觀察家一緻承認下列現象所産生的危險：政治家被看作人民意願的抽象化身，所有的人對他都有同樣的、不可剝奪的接近權利，每個人都應從他那裡獲得同樣親切和真摯的歡迎。
在英國，就議員與其選民之間的關系而言，我們的比較貴族化的傳統多少保持了更加符合人的真實天性的習俗。
一個疲憊的英國政治家在盛大的招待會上仍舊可以把他的時間用來在房間遠處的一個角落裡同少數幾位朋友開開玩笑，而不必同數不清的陌生客人頻頻握手，交換熱情洋溢的客套。
但是這種隐私的傳統正因為同貴族慣例的關系，大有在英國民主中被廢除之虞。
一個年輕的工人政治家必須生活在比美國更抛頭露面的環境裡。
說不定，剛剛離開工作台，神經和身體還沒有适應腦力勞動的艱難要求，就必須白天黑夜每時每刻以同樣的真心誠意接見每一位來訪者，并随時準備分享或激發他的追随者的熱情。
一二年以後，如果此人的神經系統比較脆弱，這個任務就不可能完成。
神經衰弱的征兆最初被他和他的朋友們看作他的真誠的證據。
他開始害牧師病，患者眼睛發亮，神經過敏，成天價向一連串深表同情的聽衆談他自己工作過勞，逐漸發展為真正健康不良，盡管他實際上一天做不了一小時的力氣活。
我認識一個處于這種狀态的年輕的鼓動者，他認為除非那位對他欽佩得五體投地的礦工（他就住在這位礦工的小屋裡）在他開始宣傳演說前用小風琴演奏馬賽曲，他就無法演說。
這種人常常酗酒。
無論如何，他就像那些試圖過
但是，許多&ldquo天然的&rdquo事情，亦即我們在神經系統逐漸發達時期不斷經曆的事情，對我們顯然并沒有這種影響。
心跳、水的滋味、太陽的升落、或者就兒童而言，牛奶、或者媽媽和兄弟成天價待在身旁，似乎并不顯得單調乏味至極。
但是，&ldquo人為的&rdquo事情&mdash&mdash一個鋼琴的曲調、一件服裝的式樣、一個熟人的問候&mdash&mdash無論開頭多麼有趣，如果經常照式照樣重複，就會變得叫人無可忍受。
報紙在這個意義上也是一樣人為的東西，報紙作者的本領之一，就在于以那種像賦格曲[8]的短句一樣經常接近但從不超出單調範圍的重複來提出他的觀點。
還有，廣告商現在也發覺，改變一下招貼畫給眼睛的單調感覺是大有好處的，辦法是把那些并排挂在一起的畫印成幾種不同顔色，或者更妙是讓這些畫表現&ldquo快活的吉姆&rdquo或&ldquo美麗的蘇珊&rdquo生涯中一些豐富多彩的事件。
候選人也是一樣人為的東西。
如果他在他自己的選區生活和工作，選民每天看到一個本來十分可敬的商人坐在早上八點四十七分一班火車的頭等車廂裡，以同一個姿勢看同一張報紙，不知不覺就會産生一種微微不舒服的感覺，盡管同他的關系是&ldquo天然的&rdquo妻子不會有這種感覺。
同理，當選舉的日子臨近時，雖然候選人可以自命是&ldquo站在老講台上的老議員&rdquo，他還是應當稍稍改變他的形象、他的講話方式以及他宣布的政治信仰的細枝末節以避免單調。
另一個與我們不能忍受一再重複的感情調節密切相關的事實，是隐私的願望，這種願望相當顯著，其性質近似一種特殊的本能，被另一種害怕孤獨的對立本能所抵消。
我們的祖先在我們目前的神經系統變穩定的時期内，顯然生活在組織松散的家庭群體之中，由于某些偶然的目的結成大一點的，但組織更加松散的部落。
沒有一個人單獨睡覺，因為多半是單配偶的家庭每晚都聚集在一個洞穴或&ldquo單坡頂&rdquo的蔽身處。
白天的獵食大概既不是單身一人，也不是經常成群結隊進行的。
即使女人留在家裡照看孩子，男人還是一天幾十次同熟人打招呼，或去參加一件共同的工作。
偶然地，甚至在語言充分發展之前，數百人會聚在一起情緒激昂地進行談判，或者敵對的部落會集合起來準備戰鬥。
一個正常人需要同他的夥伴進行一定數量的交往，過少或過多，對他都是極難忍受的。
多數人盡管明知道自己十分安全，還是覺得難以在一所空房子裡睡覺，過三天絕對孤單的生活就苦不堪言。
在這方面，即使習慣也無濟于事。
一個必須受單獨監禁，而且監禁時期逐漸延長的人，當他無間斷地被關了一年之後，可能會發瘋。
一個移民，盡管是移民的兒子，而且隻懂得移民的生活方式，但除非與家人的日常接觸之外，每星期還同一位鄰人或陌生人聊一次天，就無法活下去；他會從事漫長而危險的旅行，以便每年一次享受亂哄哄的集體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多數人的神經系統會受不住對新結識朋友的心理調節的經常重複，盡管一定數量的重複是如此地使人精神振作和必要。
因此，在現代大城市裡，既能看到人們半有意識地竭力維持他們的祖先在叢林裡流行的那種隐私和交往之間的比例，也能看到完全忽視這方面人性主要因素的提議或試驗層出不窮。
政治烏托邦作者們的習慣性唯理智論使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人們不能在大大擴充了的家庭生活中獲得快樂和實惠。
作者本人在他想象力最豐富、最得意的時候恐怕根本沒有認識到隐私的必要。
他的感情正處于膨脹狀态，可以實事求是地回溯到人類始祖尖聲叫喊的集會的感情氣氛；而隻要這種狀況延續下去，他就準備把整個世界拉進他的胸懷。
他所不了解的是，無論是他，還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使自己永遠處于這個水平。
在威廉·莫裡斯的《烏有鄉消息》中，家庭生活的習俗擴大到街上，而疲累的學生從大英博物館出來，還一個勁兒地同口渴得要命的清潔工親切談話。
記得我讀過一個早期的基督教社會黨人在1850年左右寫的一篇文章。
他說他剛乘一輛公共馬車沿牛津街而下，他注意到，當馬車經過一段前不久用碎石鋪砌的路時，所有的乘客都轉過身互相攀談。
他說：&ldquo将來有一天，整條牛津街都會鋪上碎石，到那時，由于人們能夠聽見彼此的聲音，公共馬車将變成一個充滿樂趣的非正式俱樂部。
&rdquo現在，幾乎整個倫敦城的街道都已用木頭鋪砌，人們坐在馬車上的椅子裡能相互聽見竊竊私語聲，但是，除非發生嚴重的意外事件，沒有一位乘客願跟他旁座的人說話。
倫敦設立了許多俱樂部，主要不是因為公共客廳和餐廳收費低廉，服務周到，而是因為能使人們在無拘束的社交氣氛下與他人歡聚一堂。
在薩克雷的《勢利者面譜》和薩克雷描寫俱樂部吵架的小說裡，可以看到這種設計所産生的糾紛。
今天，俱樂部之所以獲得成功，恰恰是因為幾乎每個俱樂部都有一條不成文法：任何會員不得同他不相識的人交談。
傅立葉、羅伯特·歐文等人的無數次共産主義試驗之所以失敗，主要都是因為缺少隐私。
共處使人相互感到厭煩。
在亞裡士多德從經驗觀點批判柏拉圖的共産主義的《政治學》那些雜亂的篇幅裡，突出一個同樣的論點：&ldquo過集體生活誠非易事&rdquo；共産主義殖民者總是&ldquo就一些最瑣碎的事争執不休&rdquo；&ldquo我們常常同那些與我們日常接觸的奴隸合不來&rdquo。
[9] 1700至1850年的慈善學校是不僅不給财産本能而且不給獨特的隐私本能以活動餘地的實驗的結果，這種學校的一部分災難性的神經和心理影響必須歸因于此。
當代的公立寄宿學校的學生通過一些古怪的、往往殘忍的社會習俗獲得了一點點隐私，自從那時以來，借助&ldquo書房&rdquo和&ldquo宿舍&rdquo體系已有較大收獲。
不過，經驗似乎表明，在童年時期，家、教室和運動場交替變換的走讀學校，要比寄宿學校更符合正常的人性。
這種對隐私的本能需要是又一個值得進行專門詳盡研究的課題。
這種需要在不同人種之間有很大差異，北歐人的隐私欲大大強于南歐人，原因可能是一年很多時候或較少時候必須過戶内生活的人種已經在生理上各自适應了不同的标準。
同樣明顯的是，最容易疲勞的乃是我們的情緒性質，而不是談話的心智器官或肌肉器官。
輕松的交談，哪怕在陌生人之間，交談雙方都不&ldquo忘形&rdquo，要比動感情的親熱省力得多。
一個擔任狄德羅的喜劇《似非而是》的B角并切身感受他的角色的演員因神經過度緊張而垮掉的可能性，要比一個僅僅裝模作樣，并保持自己感情生活的演員大得多。
然而，在民主政治中，隐私是最被忽視、最難也是最必要的。
在美國，所有的觀察家一緻承認下列現象所産生的危險：政治家被看作人民意願的抽象化身，所有的人對他都有同樣的、不可剝奪的接近權利，每個人都應從他那裡獲得同樣親切和真摯的歡迎。
在英國，就議員與其選民之間的關系而言，我們的比較貴族化的傳統多少保持了更加符合人的真實天性的習俗。
一個疲憊的英國政治家在盛大的招待會上仍舊可以把他的時間用來在房間遠處的一個角落裡同少數幾位朋友開開玩笑，而不必同數不清的陌生客人頻頻握手，交換熱情洋溢的客套。
但是這種隐私的傳統正因為同貴族慣例的關系，大有在英國民主中被廢除之虞。
一個年輕的工人政治家必須生活在比美國更抛頭露面的環境裡。
說不定，剛剛離開工作台，神經和身體還沒有适應腦力勞動的艱難要求，就必須白天黑夜每時每刻以同樣的真心誠意接見每一位來訪者，并随時準備分享或激發他的追随者的熱情。
一二年以後，如果此人的神經系統比較脆弱，這個任務就不可能完成。
神經衰弱的征兆最初被他和他的朋友們看作他的真誠的證據。
他開始害牧師病，患者眼睛發亮，神經過敏，成天價向一連串深表同情的聽衆談他自己工作過勞，逐漸發展為真正健康不良，盡管他實際上一天做不了一小時的力氣活。
我認識一個處于這種狀态的年輕的鼓動者，他認為除非那位對他欽佩得五體投地的礦工（他就住在這位礦工的小屋裡）在他開始宣傳演說前用小風琴演奏馬賽曲，他就無法演說。
這種人常常酗酒。
無論如何，他就像那些試圖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