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周邊地區的遠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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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小山F2②：30鳥獸圖尊形陶器，這件尊形器的形體是同類陶器中最規整的，制作工藝也最為精緻，尤其是滿施于器腹的鳥獸紋，堪稱趙寶溝文化陶器的傑作。
紋飾的主體内容是鹿、豬、鳥三個動物的側視圖像。
動物輪廓線内多以網格紋為充填圖4&mdash9小山F2的刻劃人首斧形石器紋飾。
鹿有茸角，豬具長吻和獠牙，鳥則畫出長喙和頂冠，重點表現的是三個動物的頭部形象，此外，肢、翅尚易辨識，體軀部分則都十分抽象，多畫成流線或蜷曲紋而給人以強烈的動感。
鹿和獵作奔馳狀，鳥亦呈振翅之态。
這幅作品的令人稱絕處在于對這三個動物的畫面安排上。
豬被畫在鹿之前方，但它的部分身軀已為鹿頭遮掩，這就多少在人們視覺中留下了兩者并行驅進的印象。
而鳥的位置離它們都比較遠，大體上說，鹿、豬居尊形器腹部一側，鳥位于相對的另一側②。
鹿紋是趙寶溝文化陶器中屢見不鮮的動物紋飾，在這裡當是作為該文化先民的主要象征出現的，豬至少可理解為紅山文化部分原始居民的象征，鳥則很可能代表了與西拉木倫河流域相鄰的一些先民群體。
如前所述，紅山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先民此時于西拉術倫河以南的地區并存發展，甚或兩種文化的村落集團經常相鄰而居，他們之間的關系無疑應比較親密，尊形器上的鹿、豬并行可解釋成是這種情形的真實寫照：而這個區域以外的其他先民集團，雖與趙寶溝文化先民發生過接觸、交流，但在後者看來，與他們的關系要比與紅山文化先民的關系疏遠得多，因此，陶工在設計畫面時，将象征他們的鳥安排在遠離鹿、豬的位置③。
當然，這未必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旗小山遺址》圖一六：2，《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圖五：2，《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一二：18，《文物》1989年第8期。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一七，《考古》1987年第6期。
是整個圖案的全部含義，不過，通過這件作品對當時西拉木倫河流域及其周圍的原始居民中那種複雜的交往關系和動蕩的局面，則是可以有所了解的（圖4&mdash10）。
圖4&mdash1O小山F2的鳥獸圖尊形器新樂F2發現有十二個石珠和一個玉珠，外觀均呈圓柱狀，珠孔多為兩面對鑽而成。
石珠最長者為1.1厘米，最寬的1.25厘米，玉珠比石珠大些，長、寬各為1．4和1.6厘米，遺憾的是，還不能肯定它究竟是作為裝飾品的項鍊中的串珠，還是具有另外一些用途的珠子。
出于同一房址的鳥形木雕系這一時期罕見的木質藝術品，其長度約有40厘米。
鳥形構造十分抽象，隻有喙與眼略可辨認，其它部位多卷曲纏繞，鳥的尾部延伸成本柄，其長度約占整個木雕的三分之二，木柄尾端漸細，可能曾插在某件物體上，由此看來，這件木雕所體現的鳥很可能是曾被人們供奉的神物①。
把它理解為新樂文化部分先民崇奉的對象，該不緻有誤，而這部分先民與小山那件尊形器上的鳥或許有一定的關系。
古時候，掌握宗教權力者，同時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也實施着一定的職權。
如恩格斯在談到希臘氏族社會的“英雄時代”時就指出，巴賽勒斯同時具有“軍事首長、法官和最高祭司”這三種職能①。
小山F2和新樂F2已如前述應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居民的首領之居所，而上述出在這兩座房址中的特殊藝術品幾乎都具有宗教方面的含義，可見，居于小山和新樂這兩個村落而司類似首領之職的人物，同時也在一定範圍内主持着公共的宗教活動。
能說明此時原始宗教情況的，還有上宅遺址及其出土遺物和富河溝門所見到的蔔骨。
上宅遺址位于泃河旁一處開闊的台地，事實上，其全部遺存均在這台地的一道天然溝内，沒有關于周圍存在該文化遺址的介紹，因此，這是一處特殊的遺迹，從中看不出與當時人們所從事的生産和日常起居生活有什麼直接的聯系。
溝内遺物中除含有大量日用陶器外，還以一些做成動物形象的陶、石制品稱奇。
如T0606(4)：6是一件類似陶支腳的镂空陶器，外形近圓台狀，平頂，内空，在器壁上開有四個等分器周的長豁口，頂部捏出鳥喙，喙之後方按有商個凹坑以表示雙民頂與器壁外表滿飾羽狀或交叉狀刻劃紋。
此器殘高21．8厘米，被認為是祭祀用的特殊器物；其餘動物形象的工藝品則都比較小，一般不超過5厘米，如石羊頭、陶羊頭、陶豬頭和陶蠶等。
而其中一些石制品又都具有一個用作拴繩的穿孔，可知它們是挂在人身某個部位的裝飾物，屬此類的什有石龜、石猴和烏形石飾，均采用黑色石料制成。
石龜做出隆起的背部、凸出的頭都和四肢，頭部前端還刻出嘴形，穿孔位于頸部附近；石猴（T1(5)：1）的頭部表現突出，有眼、眉、耳、鼻、嘴，但頭下僅有蟬形軀體而未刻出四肢；鳥形石飾（T1(5)：2）略呈三棱錐狀，做出一道雞冠形凸棱，凸棱下鑽有一孔，除可拴繩外，孔兩端還分别是左、右眼的标志，雙耳凸出于頭後中。
這處遺址的特殊性以及上述可能與祭祀有關的①北京布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圖三：10，《文物》1989年第8期。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七：13和圖一三：6；圖八：3和圖一三：5，《考古》，1987年第6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豪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一七和圖版壹：2，《考古》1987年第6期。
藝術品之存在，說明這裡很可能是人們用來舉行某種宗教儀式的場所，恐怕就是為求得大自然的庇佑和關照而行類似“祈年”之禮的地方。
富河溝門遺址發現一些蔔骨，均系鹿的肩胛骨，無鑽鑿，僅在肩腫骨的一面有灼烤的痕迹，當時人們根據灼烤後在肩胛骨另一面産生的裂紋，即所謂兆痕來判斷所占蔔之事将出現的結果。
此系我國目前所知最早的蔔骨。
至于當時是否已出現專行占蔔的巫師，則還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
如前所述，小山F2和新樂F2都是具有類似村落首領身份的人物的居所。
從這些房址出土遺物看，谷物脫粒和複合工具的制作也都是在這裡進行的，從而反映這些類似首領者還實行着分配糧食和控制部分制石業的權力。
象小山F2的斧杖和尊形器，新樂F2的玉、石珠和鳥形木雕，這些雖然都是具有宗教意義的特殊物，但同時也都是珍貴的工藝品，毫無疑問，這些工藝品系由類似首領的人物享有。
看來，這些特殊人物不僅在公共經濟和宗教事務上掌握着相當可觀的職權，而且他們的生活條件也超出了一般居民的平均水平。
囿于目前資料所限，尚不能較全面地揭示當時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的社會發展狀況，但個别村落成員經疥地位較高這一事實至少暗示了此時的社會較上一時期已發生了一些變化。
紅山文化後段時期約自公元前第四千紀前葉後段到第三千紀初前後，東北地區的原始居民處在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紅山文化後段時期。
考古學文化及居民的分布有關這一時期的考古工作仍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南部，已發現屬此時的六種考古學文化就有四種分布在這個地區。
它們是：紅山文化（本節中提到的紅山文化一般系指紅山文化後段）、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中層文化。
另外兩種是分布在長春附近的左家山三期文化和穆棱河、興凱湖一帶的新開流文化。
紅山文化的居民空前活躍，其分布區域明顯超出了紅山文化前段的發現範圍，除仍分布在西拉木倫河南北的廣大地區外，南面已達錦承鐵路附近①，向東遠可至西遼河東流折向南流的轉彎一帶①。
老哈河上遊到努魯兒虎山甫北兩側是該文化中心地區，那裡的居民最為密集，如赤峰市市區周圍曾同時存在的至少有西水泉、蜘蛛山和紅山後三處遺址，其中相距最遠的西水泉和蜘蛛山之間也不超過8公裡。
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區也在西拉木倫河流城，東至奈曼旗①，向南可達錦西一帶②，迄今發現的小河沿文化存在時間僅相當于紅山文化晚期，而後者的遺存主要是近年在努魯兒虎山南側陸續發現的，因此，小河沿文化和紅山文化居民雖肯定有過同時并存的情況，但二者并存的空間範圍及其所反映的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了解。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一二，右和圖一四，《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鳥獸圖試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圖一一和圖版拾貳：4，《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04頁。
至于偏堡子和小珠山中層文化，現知前者的範圍在遼河下遊的本溪到新民之間，後者分布于丹東以西的遼東半島地區。
考古學文化特征、階段的劃分及文化淵源屬于這時的紅山文化遺存發現較多，經相當規模發掘的遺址主要集中在赤峰市和敖漢旗一帶以及努魯兒虎山南側，較重要的有赤峰市紅山後①、西水泉①、蜘蛛山②，敖漢旗三道灣子③、四棱山④，喀左縣東山嘴①，淩源縣城子山②、牛河梁③，阜新縣胡頭溝④。
紅山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為：夾砂陶中除繼續流行筒形罐和斜口器外，又出現了側視如半圓狀的器蓋和侈口鼓腹罐；之字狀壓印紋無論是豎壓橫排還是橫壓豎排都十分規整，基本不見前段那種空行間隔的之字紋；許多筒形罐口沿外貼一周附加堆紋，堆紋比前一時期增厚。
泥質陶數量比前段明顯增加，在有的遺址中已超過夾砂陶，其器類除前段已有的外，新見器座、豆、盆、甕、束頸垂腹罐和無底中空的筒形器等；彩陶甚為流行，與前段的紅彩為主有别，此時大量見到的是黑彩，彩陶紋飾空前繁缛、多變，與前段很大的區别在于此時直線條較少，大量的是弧線組成的圖案，主要有寬帶或數行平行寬帶、橫向平行線、斜向平行線、斜向蝌蚪狀平行線、橫向長三角狀平行線、鈎形、鱗形、半月形、弧線三角、錯疊三角、錯疊菱形、錯疊弧線寬帶、紅黑方格或由這些因素組成的花紋圖案（圖4&mdash11）。
紅山文化大體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的折口倚形罐口呈緩折，基本沒有内斂；斜口器矮壁的一側比紅山文化前段的更顯低矮；泥質陶中尚缺乏豆、盆類；彩陶圖案中錯疊菱形紋的每一菱格橫長顯大于高，緻使二者之比較大，呈不成熟菱格狀，鈎形紋的鈎筆較粗，此期流形弧線三角彩陶花紋，其年代應與廟底溝文化中、晚期相當，即大體處在公元前第四千紀前葉後段到後葉前段之時。
晚期折口狀夾砂筒形罐的口部明顯硬折，并有年斂：基本不見斜口器；泥質陶數量和種類更多，筒形器甚為流行，新見豆和盆。
彩陶中錯疊菱形紋每一菱格的橫長與高之比縮小，呈成熟型菱格狀，鈎形紋的鈞筆纖細，錯疊三角是此時新出現的花紋。
此期約當中原的半坡四期階段，亦即公元前第四千紀末到第三千紀初左右。
這一時期紅山文化的主要文化成份是對前段紅山文化的一脈相承，同時也反映出與西南面黃河流域文化的聯系有增無減，這主要是早期接受的廟底溝文化影響。
在前一階段，後崗一期文化的因素傳播到紅山文化中，其原來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圖一七：1、2、4，圖版壹：1、2、5，《文物》1989年第8期。
①J．G.andersson：《The&mdashDepositatShaKuoTuninFengTien》，PlateXI,3a、3b、8a、8b；PlateXII,5&mdash7,PublishedbyTheGeologicalSurveyofChina,Peking,1923.②齊永賀：《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新艾力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圖一：2、3，《考古》1965年第5期。
孟慶忠：《康平縣的三處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遺存》，《遼甯文物》1980年第1期。
③朱鳳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圖九：8，《考古》1979年第3期。
④同①，PlateX,1，2，4。
①東亞考古學會：《赤峰紅山後》，1938年。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④的風格基本未發生大的變化，說明那時的紅山文化對黃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往往隻是照搬，但在這一時期，紅山文化顯示出空前的創造性，對廟底溝文化傳來的因素更多的是改造和融合，将後者最活躍的成份變為适合自身發展的積極因素，因此，紅山文化早期的彩陶中，經常可見與廟底溝文化有關的花紋，但絕非廟底溝式彩陶的再現，而是表現為與紅山文化固有紋飾融合後的一種新的彩陶面貌。
紅山文化發展到晚期時，開始向周圍地區擴展其文化影響。
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彩陶上有一定數量的鍺疊菱形紋，接近紅山文化晚期的成熟型菱格紋圖案。
如前述錯疊菱形紋在紅山文化中有其發生和演變的線索，應是紅山文化國有因素，由此可見，海生不浪文化接受了紅山文化晚期的影響。
小河沿文化經過發掘的地點有：敖漢旗白斯朗營子（屬小河沿鄉）⑤、石羊石虎山⑥和翁牛特旗石棚山⑦。
該文化陶器特征是：夾砂陶和泥質陶比例相當。
夾砂陶陶色灰黃：主要是弧壁筒形罐和盂兩種器類；筒形罐器壁經過拍打，其上最常見的是交叉狀細線拍印紋，也有不少素面的，口外表多貼一周附加堆紋，有的在堆紋下還安有兩對短泥條，對稱地貼在器壁兩側。
泥質陶器有紅、灰、黑三種顔色；器類有各種缽類、雙耳小口鼓腹罐，盆、豆、鼓腹罐，還有數量雖少但别具特色的陶尊、器座、鳥形壺和雙口壺等；外表主要是素面和彩陶，也有一定數量施紅衣和燒後繪彩的，彩陶顔色有紅有黑，個别還有内彩，紋飾以錯向平行線或于這些線之間再加施錯向半重環紋的最為多見。
小河沿文化的年代與紅山文化晚期約略同時。
其主要淵源目前尚難确認，但拍印線紋系華北地區前一時期已有的做法，因此，西南面的某種文化遺存對小河沿文化的形成應有重要作用；而陶尊和一些幾何紋彩陶圖案則表現出與本地區以前的趙寶溝文化有一定的繼承性；某些器物又同紅山文化早期有關；此外，見于豆座上的三角形镂孔和器座上的八角星彩陶圖案，還表明它曾接受過南面大汶口文化的影響。
看來，小河沿文化的産生是相當複雜的。
屬偏堡子文化的遺址最早發現于新民縣偏堡⑧，目前隻有新民縣高台山經過發掘⑨。
這種文化的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并有相當數量的夾滑石紅褐陶，部分陶器外表施一層陶衣，常見的主體紋飾為多道泥條堆紋和幾何劃紋，後者中常見用複線構成二方連續的圖案單元。
器類主要有筒形罐、小口長腹壺和小口鼓腹罐。
在太子河流域的本溪縣所發現的該文化遺存面貌與新民一帶的略有不同。
前者代表了偏堡子文化比較典型的部分①，因而這一文化可能最先在鴨綠江下遊以北的遼東山區興起，而後逐漸擴展到遼河以西。
偏堡子文化陶器中的部分幾何劃紋與小珠山中層文化的十分相似，這是兩種文化的先民存在交流的反映。
⑤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
⑥郭大順等：《遼甯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⑦李恭笃：《遼甯淩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試掘報告》，《考古》1986年第6期。
⑧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甯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8期。
⑨方殿春等：《遼甯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文物》1984年第6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
通過對吉林農安縣左家山遺址的發掘②，了解到左家山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夾蚌黃褐陶為主，泥質陶極少，不見夾砂陶，器表多為素面，有紋飾者以刻劃的人字紋較為常見，器類主要是一種深長腹的筒形罐，還有缽、斜口器和支架。
該文化的面貌除表現對左家山二期文化有所繼承外，也反映出與東北地區的東部文化系統較多聯系。
小珠山中層文化經過發掘的遺址主要有：遼甯長海縣廣鹿島小珠山③、吳家村①和大連旅順口的郭家村②。
該文化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含滑石的陶質也占一定比重，泥質陶較少；陶器成型多用泥條盤築，極少數黑色泥質陶器系用輪制法做成；除素面陶以外，刻劃紋為主要紋飾，多見人字、葉脈、平行斜線、網格狀和以複線構成的幾何紋，其次為壓印紋，附加堆紋和彩陶，彩陶有紅、黑兩種顔色，花紋與膠東半島的紫荊山一期③大體相似；器類常見筒形罐、缽和壺、此外還有類似紫荊山一期的豆、觚、鼎、盂等器物。
小珠山中層文化可分兩個發展階段，以小珠山中層和郭家村遺址三、四層（或稱郭家村下層）為早、晚兩期的代表，分别相當于紅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的年代，其中郭家村下層有些遺存的年代或更晚些。
早期刻劃紋數量很多，素面陶尚少，器類中存在三足觚形杯；晚期素面陶略多于刻劃紋陶器，不見觚形杯而出現了樓空足豆等器類。
小珠山中層文化主要成份是從前一時期的小珠山下層文化發展而來的，但此時與膠東半島古文化的聯系頗為密切，明顯地接受了來自那裡的文化影響。
新開流文化因對黑龍江密山縣新開流遺址的發掘而得名④。
陶器主要是夾砂筒形罐，其上盛行魚鱗狀或菱形等印紋，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曾見有個别鱗狀紋與此相似，可知新開流文化的年代大體也應處在這一時期。
房屋建築這一時期的房屋主要仍是半地穴建築。
紅山文化房址一般為方形或長方形。
在偏于一側的中部挖有竈坑，其平面近瓢形，故被稱作瓢形竈。
竈坑深度一般超過0．5米，底部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瓢把”部分的竈底略高于“瓢”的底部，這兩部分坑底的聯接處一般為一較緩的斜坡，有的“瓢把”之底本身即是一個長斜坡，但不拘怎樣，竈底最淺處距坑口一般也都超過35厘米；另一種的“瓢把”和“瓢”的坑底同深，整個竈底處在同一平面，目前所見此類最多。
常見的竈坑之坑壁不加任何處理，隻是個别較大的房屋才存在于竈壁外表貼敷一層草拌泥的現象。
房址的一側穴壁中部沒有向外凸出的斜坡門道，其入口處與竈坑的瓢把狀火道相距很近。
西水泉遺址的房屋有大小之分，小的約16平方米，大的在100平方米左右①。
目前見到的小河沿文化房址的面積一般不超過6&mdash7平方米。
在白斯朗營子發現的四座房址為不規則橢圓形，未見門道，中部或靠近中部的紅燒土面②内蒙古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昭烏達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1968年第10期。
③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文物》1982年第3期。
①東北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遼甯新民縣偏堡沙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記》，《考古通訊》1958年第1期。
②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新民東高台山第二次發掘》，《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創刊号。
③齊俊：《本溪地區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銅時期遺址》，《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④吉林大學考古研究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①系長期燒火之處，一些房屋内尚有兩個對稱于房址短軸的柱坑。
這樣的房屋隻能供一個家庭的成員起居之用，糧食等生活所需物資則應存放在别處，這些小房址周圍所發現的若幹坑穴，正是從屬于它們的窖藏遺迹。
編号為F4的房址，被一道夯土隔梁間隔成大、小二室，“小室”中置放彩陶尊和彩陶器座等特殊器物。
該房址附近還發現一個口徑1．9米的圓坑，坑底倒扣着一件雙耳紅陶罐和一件筒形罐，填土中還埋入一隻狗②，此坑可能與F4的主人所進行的祭祀活動有關。
小珠山中層文化的房址均是圓角方形，面積為20平方米左右，在中部附近亦有經常燒火而形成的紅燒面，四壁和中間多埋有立柱。
晏家村F1展現了這種建築的一般情況（圖4&mdash12）。
該圖4&mdash12吳家村的小珠山中層文化房址平、剖面房屋因失火坍塌而被廢棄，從倒塌的木質構件中了解到，房頂架有南北向的檩木，在檩木之上尚有一層東西向的椽木。
檩木中有的是圓木，有的則是将圓木從中間劈成一半的半圓柱體，其直徑一般在13&mdash15厘米，椽木較綱，直徑為5&mdash10厘米。
在椽木之上可能直接鋪抹黃泥，泥厚約20厘米。
如此結實厚重的屋頂，勢必要加強支撐，此房屋所發現的柱坑有二十二個，可見用于支撐的木柱确是很多的。
四周牆壁處的柱坑有十五個，其餘柱坑大體分布在房屋中心與四壁之間的位置，許多柱坑兩兩相鄰挨在一起（屬于這種情況的兩個柱坑往往一大一小，系所埋木柱一粗一細的反映），說明出于承重的需要而專門設置了雙柱，四壁的壁往之間還貼牆安裝了類似籬笆的枝條編織物，其外再敷抹泥土。
門道開在西北角，現存門道的地面較屋内地面高出0.35米，形成一層台階③。
從以上情況看，這座房屋的堅固性明顯超過了東北地區以往的一般房址建築。
另外，在太子河上遊的山區中，還發現過曾為偏堡子文化先民居住過的洞穴。
如本溪縣北甸村“三角洞”，高和寬分别為4和3米，進深20米。
根據遺物判斷，洞内居民的生活來源可能主要是狩獵和采集④。
遼東山區常見石灰岩溶洞，而在這種表面多為岩石的山地修建房屋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部分主營狩獵和采集的先民仍保留了舊石器時期以來的傳統，就環境條件之便而栖身于洞穴。
這一古老的居住方式在該地區甚至被延用到更晚的時代。
生産經濟及勞動分工東北地區的飼養業起于何時一直不十分明朗，上述屬于紅山文化早期之時的吳家村F1屋内留有一隻豬的遺骸，與此同時的小珠山遺址中層出土的獸骨中豬的數量僅次于鹿而多千獐等其它動物，聯系到下面将提到的紅山文化晚期時飼養家獵的情況，可認為這兩個地點的豬都是飼養之家豬，也就是說，在開始進入紅山文化後段時，東北地區南部的飼養業，至少已有了初步的經營，其發生的階段應比這更早。
屬于小珠山中層文化晚期的郭家村遺址下層出土的豬骨，經鑒定确認為是飼養的家豬⑤，而且這裡的家豬個體遠遠超過鹿和其它狩獵對象的總和，竟②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大連市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4年第3期。
④嚴文明：《膠東原始文化初論》，載《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1986年。
⑤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
占所發現動物個體總數的78%①；吳家村與此同時的遺迹中所見豬骨也多于鹿、獐等而居哺乳動物之首。
該遺址并出有三件家豬形象的陶塑①：在紅山文化晚期的一些祭把遺址（詳後）中，亦曾發現過豬骨，其中東山嘴遺址數量較多①，當是将飼養之豬用于獻祭的例證；小河沿文化的白斯朗營子遺址也出土了家豬陶塑②。
凡此，均說明紅山文化晚期之時東北地區南部飼養業的發達程度，與紅山文化早期階段相比，其進展步伐不能不說是個飛躍。
家豬飼養的進步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農業的發展，處在這一時期東北地區南部的原始居民當已較為普遍地将農業作為主要的謀生手段。
紅山文化的石鋤和小河沿文化的石鏟都是用于耕作的農具。
和前一時期的趙寶溝文化相比，這時紅山文化的石鋤體積大，而且質地堅硬，如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上的一件，長、寬分别為42.6和13．5厘米①（圖4&mdash13.1；石鏟在前一時期基本上隻見到打制的，而此時小河沿文化不僅已有磨制石鏟，并且在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中還被用作随葬品，這些石鏟皆通體磨制光亮，頂寬稍窄于刃寬而略呈梯形，在靠近頂部一側有一個對鑽孔，系為固定木柄所設②。
圖4&mdash13紅山文化後段的石耜和石刀1．石耜；2．石刀。
收割工具也比前一時期普遍增多。
如紅山文化和小珠山中層文化都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石刀，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梭形，背與刃部均呈凸弧狀（圖4&mdash13，2），另一種是長方形或近長方形，系繩的穿孔一般有兩個，多位于近背部一恻。
除石刀外，用陶器殘片改制的陶刀和蚌刀在小珠山中層文化中為數也很多。
郭家村下層尚發現蚌鐮，如ⅡT2(4)：3，作凹弧刃，長12.6厘米，較寬的一端鑽有兩個用于安柄的穿孔③。
可知這時遼東半島的。
一些厚始居民有可能已開始将作物連莖帶穗一起收割。
這些收割工具在小珠山中層文化的吳家村和郭家村遺址中，都是數量最多的農具之一。
在吳家村石斧和石鏟一共隻出土四件，但石刀和陶刀合計卻達到二十三件：郭家村下層的石斧共有七件，各種收割工具總和則是二十四件，兩個地點的收割工具分别是同遺址耕種或可能用于耕種的工具數量的5．8和3．4倍。
不言而喻，這是農業生産的收獲量空前增長的反映。
在上述農業發達的地區，人們對漁獵的經營仍十分重視，見于許多文化的镞、矛等狩獵工具即是例證。
郭家村下層不僅有石镞和骨镞，還有牙镞和蚌镞，該遺址共發現石器三百四十一件，僅石镞就占三分之二而達到二百二十六件，其中磨制的石镞竟有一百九十件。
沿海一帶的小珠山中層文化常見大量貝殼，說明捕撈海産仍是該地區先民的一項重要謀生手段。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②齊俊：《本溪地區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銅時期遺址》，《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①傅仁義：《大連郭家村遺址的動物遺骨》，《考古學報》1934年第3期。
②遼甯省博物館等：《大連市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4年第3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圖一三：7，《考古學報》1931年第1期。
地處興凱湖一帶的新開流文化先民主要靠捕魚為生。
在新開流遺址發現十座魚窖，一般窖内藏魚都有數十條。
出土的骨質生産工具中大部分是漁具，如魚叉、魚镖、魚鈎和“魚卡”，後者做成魚形，在水中似小魚遊動，被魚吞食後，卡在嘴中或鰓邊，此對回收系在魚卡上的繩索，即可将魚捕獲，由此可見當時漁民的智慧和擱熟的捕魚技巧。
此外，還有織魚網用的穿針。
該文化陶器上盛行的魚鱗狀紋飾也反映出魚類與當時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
新開流文化先民同時還從事大量的狩獵活動，并采集植物果實，但在漁獵、采集以外，卻幾乎不見經營農業的迹象。
如前述，所發現可能主營狩獵和采集生活的還有居住在太子河上遊山區裡的偏堡子文化先民。
象這些主營漁獵的原始居民在當時的東北地區，恐怕要比農業集團的分布更為普遍。
兩性間的勞動分工很早就已存在，但直至農業初步發展的階段，在東北地區仍缺乏說明這個問題的考古資料。
由于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葬的發掘，使我們能夠對這一時期男女分工情況有所了解。
石棚山經發掘的七十七座墓中大多數是單人墓，男性墓多随葬石鏟、石镞和骨刀等農耕或狩獵工具，而女性的随葬品中屬工具類的隻有紡輪、骨針和骨錐等紡織、縫紉用具。
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的男子承擔着農耕和狩獵這些作為生活主要來源的生産勞動，而女子則大量從事紡織、縫紉等家務或輔助性生産勞動。
如果說，在種植農業發生的初期，男性還很少将其主要精力轉向務農的話，那麼，使男子固定在農業生産中則無疑是農業的發展已具有較高水平的一項重要标志。
新開流遺址也發現一批墓葬，随葬品含工具類的墓主有兩例經過性别鑒定，皆為男性。
與他們葬在一起的工具有石斧、石镞、投槍頭、魚叉、魚卡、牙刀、兩端骨器和骨匕，其中大部分應是當時經常使用的漁獵工具。
看來，在主營漁獵的先民那裡，主要謀生手段也是由男子所掌握的。
手工業技術在這新的時期，手工業的各主要項目都有了進步和發展。
磨制石器比重普遍比前一時期增加，是制作石器水平進步的一個重要标志。
在東北地區南部和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所見磨制石器基本上都達到石器中的多數④。
如果将磨盤、磨棒和砥石等可能主要是琢制而成但被用來砥、磨的工具剔除在外，則經過相當規模發掘的小珠山中層和吳家村遺址的磨制石器（指生産工具而言）分别為十四件和四十八件，均超過石器總數的一半：發掘規模較大的郭家村下層這類磨制石器共有二百六十六件，占石器總數的比例竟超過70％：就連主營漁獵的新開流文化也有部分石器經過磨制。
磨制石器中用于收割的石刀和狩獵用的石镞不僅數量上比前一時期顯為增多，而且也都出現了許多新的型式。
在器類方面，主要是新出現了石鏟。
玉器的制作此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紅山文化一些祭祀遺址所出玉器，是這時期玉制品的代表作。
這些玉器很多都具有穿孔，因此，大多數應是佩帶在人身某個部位的物件。
玉色大緻有乳白、白色透明、淡綠和深綠。
最常見的玉器有兩種類别，一種是動物類，另一種是壁環類。
動物類主要有常被稱作“玉豬龍”的玉器和玉鳥、玉龜。
玉豬龍作豬首龍身，蜷曲如璧或環狀，首尾分界多以在璧（或環）上切開一豁口來表現，有的豁口并不完全切透而作成部分首尾相連的式樣，頭部刻出五官，龍身上穿有一孔。
這種玉器的長度多在5&mdash10厘米左右，但見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的一件玉豬龍也被許多人認為是屬于此時的作品，其最大長度達29．5厘米，是這種玉器中體④郭大順等：《遼甯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積最大的⑤；玉鳥最長不超過4厘米，常作雙翅挺展的鸮形；玉龜做出隆起的背、頭頸和四肢，長一般也是5厘米左右；其它動物類玉器還有玉魚、玉蠶。
壁環類即包括環和璧兩種，直徑最大的為12．9厘米，最小的是4厘米，一些玉璧還被做成雙聯或三聯的型式。
除上述兩類外，紅山文化還有玉管、玉珠和做成勾雲形、箍形、斧钺形、棒形的玉器。
箍形玉器突出地反映了紅山文化玉器的工藝水平。
這種玉器略呈扁圓筒狀，中空，一端口平，一端作斜口，靠近平口一端的器壁上有兩個對稱分布的穿孔。
最大的一件為牛河梁M4：1，長18．6、最寬處10．7、壁厚0．3&mdash0.7厘米，内壁留有琢磨痕迹①（圖4&mdash14）。
采出這樣大的整塊玉料已非易事，而加工這件玉器尚有兩個難點，一是需要掏空的部分很厚（即器長18．6厘米），二是這件玉器非圓形，被掏空的部分是一個不規則的橢圓台體，這就不能僅憑一般施鑽法，還需經過剔挖、锉磨等多道複雜的工序方可制成，着非掌握了精湛技藝的玉匠是不可能做圖4&mdash14牛河梁出土的箍形玉器到這一步的。
在骨、牙和蚌類制品方面，此時一些地區也不乏精品。
如新開流文化各種式樣的魚卡和魚镖以及鑽孔的牙镞等都是以前所不曾見到的骨、牙類工具。
石棚山墓葬的一位成年女性死者，左臂帶有一件鑲嵌蚌珠的臂環。
此器系以粗麻布做底襯，再塗一層黑色膠狀物，其上嵌粘兩圈小蚌珠，每一圈蚌珠至少都超過三十個，蚌珠外徑3、孔徑1、厚0．9毫米②。
即使使用金屬工具，要做成這樣小的蚌珠，也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無論是鑽孔還是裁割都要格外小心，否則極易造成蚌片斷裂，在當時缺乏或尚未掌握金屬工具的條件下，做成此件珍品的難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這隻能憑借制作者的經驗和技巧來彌補因工具落後而帶來的不足。
這一時期制陶業有了長足的進步。
東北地區南部的紅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層文化中許多陶器是由泥條盤築成型的，郭家村下層尚見有一些輪制陶器，這是東北地區最早使用簡單機械制陶的實例。
小河沿文化筒形罐和盂上的交叉細線紋以及紅山文化晚期的方格紋都是拍印紋飾，而郭家村下層則出現了陶拍，說明此時東北地區南部已流行用拍打和擠壓的辦法來緊固器壁。
安置雙耳的陶器在紅山文化前段雖已有少量出現，但那時在含雙耳器較多的小珠山下層文化中，雙耳往往是在陶器上做成瘤狀凸起再行穿孔的一種較原始型式，到這一時期，帶有雙耳的陶器不僅更為普遍，而且基本上都是寬大的橋狀耳，至少在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中，這種橋狀耳多數是将耳的上下兩端做成凸榫，插入器壁後塗泥捏緊的做法，如此制作的橋狀耳堅固性較強，能承重，切實可起到容器之把手和器蓋之捉手的作用。
用陶窯燒制陶器在上一時期就已出現，而此時至少在東北地區南部絕大部分陶器都已采用這種方式燒制而成，因而，各文化的陶器火候普遍提高，顔色都比較純正。
敖漢旗白斯朗營子四棱山發現六座紅山文化陶窯，均為橫穴式，由掏洞式火膛和圓角方形或長方形的地穴式窯室組成。
室内設若幹窯柱，窯柱之間形成分火道，多數陶窯的窯柱系用石或上、石砌成，窯壁也砌⑤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二九：5，《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巴林右旗博物館：《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調查》圖六：1，《考古》。
1987年第6期。
②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圖九：1《文物》1982年第3期。
土、石加以攔護，窯壁和窯柱的壁面上再抹一層草拌泥，連接火膛與窯室的窯門為火道最低處，這樣可使進入窯室内的火力更能集中。
在陶窯形制上，分作單火膛和雙火膛兩種，前者較多，畜室内一般設四個窯柱，形成十字形火道；雙火膛連室窯做法比圖4&mdash15四棱山的雙火膛連室陶窯較先進，為兩個火膛的終端共同連接一個長方形窯室，室内正對每個火膛備有兩個大窯柱，在它們之間還有四個小窯柱，形成兩個川字形中間夾一個十字形的分火道，窯室長2.7米、寬1米①。
雙火膛的設置是與這種長方形大窯室相适應的，這樣可以保證整個窯室内火力強而均勻（圖4&mdash15）。
此時制陶工藝的進步，還反映在後面将要說明的陶器造型和彩陶藝術諸方面。
紡織業也有了很大發展，這時期在絕大部分考古學文化中都發現了紡輪，而且，很多陶紡輪已不象過去那樣用陶片改制而是專門做成的。
小珠山中層文化陶紡輪較多，在郭家村下層發現屬于生産工具的遺物共七百六十四件，僅紡輪就達一百四十二件而接近生産工具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中隻有一件是用陶器殘片改制成的，其餘的紡輪以大小而論，主要有兩種，一種直徑多在5&mdash6厘米左右，另一種均在4厘米以下。
形态上有兩面皆平而橫剖面作長方形者，也有中間厚、周邊薄而橫剖面略呈梭形的，還有一些隻是在中心圓孔的周圍做得較厚，其他部位則厚薄一緻。
相當數量的紡輪表面尚著有刻劃或壓印等紋飾。
小河沿文化還發現石紡輪。
此時由于男子代替婦女擔任了農業勞動的主要職能，婦女得以脫身專事紡織等輔助性生産勞動，這可能是紡織業獲得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陶器和泥塑的藝術在陶器造型上，小河沿文化出現了一些值得稱道的精品。
石棚山墓葬中的M67：2為一件鳥形壺，壺口被制成張嘴待食的鳥首，呈引頸啼叫狀，頸部繪一圈黑彩帶，頭頂中部也畫一道黑彩，兩眼按成凹坑，以黑彩點睛，眼周圍用黑彩勾勒，筆調簡樸，無論從正面還是從後面觀察，都使人獲得烏頭的形象，短尾上有七個小孔，可能原來插有羽毛；M36：1系侈口鼓腹彩陶盆，其上腹處塑着一隻可充作鋬手的翹尾小狗；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葬都出有一種雙口壺，在壺身上接出一對長頸，形态十分别緻，其中石棚山M76：5的雙口均呈弧斜狀，口沿裡高外低，兩長頸之間的壺體頂部尚開有一圓口，系這類陶壺中最為奇特者①。
此時的彩陶堪稱陶器裝飾之冠，其時代特征主要表現在花紋的繁縛、裝飾的效果和多彩兼施這三個方面。
紅山文化前段的彩陶花紋主要是直線條的平行線幾何紋，而進入紅山文化後段，由于融合了廟底溝文化彩陶圖案因素，緻使以弧線為主體的花紋空前繁盛起來，母題圖案多種多樣，取材廣泛，甚至将自身固有的之字紋也納入彩陶構圖中，從而創造出紅黑相間的錯疊菱形紋②。
小河沿文化則還見到表現動物題材的彩陶紋飾。
紅山文化前段的彩陶多施于缽的口沿外表，因此，那時的彩陶效果隻是局部裝飾，花紋給人感覺并不是整個陶器的重點，而是附屬于陶器的一種陪①遼甯省博物館等：《大連市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圖五：21，《考古學報》1984年第3期。
①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中細石器較多，但這不是一般的紅山文化房址及其它遺迹中所見到的情況。
②翁牛特旗文化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玉龍》圖一和彩版，《文物》1984年第6期。
襯。
但到紅山文化後段；這種情況發生了質變，彩陶花紋在陶器上所占面積普遍加大，象束頸垂腹罐上的鱗紋，小口雙耳罐上的錯疊菱形紋，這些令人奪目的彩陶圖案顯然已成為整個陶器上最突出的部分，一改過去那種局部裝飾而給人以着重渲染的感覺。
尤其是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常見的彩陶筒形器①，往往全身上下布滿花紋，同時也存在一面著紋另一面素地而有正背面之分的現象。
因此，這些筒形器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們表現花紋之需要有關。
類似的情況在彩陶缽中反映也十分明顯，這時出現了許多上腹直而高的折腹缽，折腹以上的器表滿飾平行長三角或措疊菱形等彩陶花紋，事實上，其折腹以上的部分正是由前一時期缽的口沿發展而來，此時之所以不再因襲過去的矮口沿而做成加高的上腹，自然有依時間推移引起造型變化的一面，但也不妨看作是為了适應在其外表繪制上述彩陶紋飾的需要①。
可見，紅山文化後段彩陶的表現效果，有許多已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用花紋來裝飾陶器，而是借用陶器之形體來反映花紋圖案，這不正是典型意義上的彩陶藝術嗎？ 多彩兼施也是此時的新創。
白斯朗營子出上的小河沿文化陶尊F4：1與器座F4：2可算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尊的外表先施白色陶農，于其上再繪紅彩幾何圖案，最後再以黑彩勾邊。
尊腹下半部無紋，将尊置于器座之上，則器座口沿恰在尊腹無紋部分的上線之處，使其幾何狀彩陶花紋與尊腹的花紋正好銜接；構成一幅完整的圖案；尊與器座的主體紋飾都呈等分器表的四個單元，尊的每單元母題是對稱的三角和折尺、斜線組成的幾何紋，器座每單元母題為八角星圖案①（圖4&mdash16）。
圖4&mdash16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和彩陶器座此外，在石棚山發現的小河沿文化陶器中，見到一些刻劃或畫彩的特殊紋樣，可能是表示某種事物的符号，M52：1筒形罐上劃有若幹種符号，有人認為是圖象文字①。
紅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層文化中都出有動物或人像的泥塑。
在牛河梁和東山嘴這兩處紅山文化祭祀遺址還發現全身的人物塑像，東山嘴的這種小型人像如TD82：5，頭、足短缺，體殘高5．8厘米，系一裸體孕婦立像②。
大型人物像僅發現殘塊，呈盤腿端坐之态。
牛河梁女神廟（詳後）出有大型人物和豬龍的泥塑，多以木和草稭做成骨架，而後塗泥塑成。
女神廟中現已發現的人像至少有六個，最大的一尊可能接近真人身體的三倍①；J1B：1系一與真人大小相當的人像，其頭部比較完整，殘高22.5、寬16.5厘米，面部施紅彩，唇塗朱，兩個眼窩中嵌入淡青色餅狀玉片為睛，玉片直徑3．5厘米，正面凸弧，背面正中琢成一個短釘，以嵌固于泥塑眼眶内，其高聳的顴骨系蒙古人種的特①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甯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圖一一：3，《文物》1986年第8期。
①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圖九：2，《文物》1982年第3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五&mdash&mdash七，《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圖四：1、5、2，《文物》1982年第3期。
②有關彩陶花紋的内容等情況，在本節的“考古學文化特征、階段的劃分及文化淵源”部分中已做過介紹，此不贅述。
①此器無底中空，皇圓筒狀，故稱“筒形器”。
圖4&mdash17牛河梁“女神廟”的泥塑人像征，發掘者并據這尊塑像其它部位的殘塊判定為女性②（圖4&mdash17）。
這些人像應是得到人們崇拜的神偶，為當時東北地區乃至全國範圍内罕見的藝術佳作。
墓葬及其反映的社會組織情況經發掘屬于此時的墓葬有：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敖漢旗石羊石虎山的一座墓葬和新開流墓葬群③。
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均屬小河沿文化，這些墓葬都埋在高山頂坡處。
石棚山共發掘七十七座墓，分屬三個互有一定距離的墓區。
除六座土洞墓以外，其餘均是上坑豎穴結構，大多數墓隻埋一人，多為仰身屈肢葬式，一般将死者用桦樹皮盛裹，然後埋入墓坑，填上之前還在坑口處燃火，有的屍體骨骼亦被燒成黑色，少數墓在桦樹皮上還蓋有樹枝。
幾乎每座墓都有随葬品，最常見的是罐、豆、壺（或罐、豆、缽）三種陶器，一般放在頭旁或腳下的位置，除陶器外，男性一般還葬有石鏟、骨刀、石镞，胸前佩項環，女性往往還有紡輪、骨針，一些女性手臂套着臂環，有的頭上戴蚌珠和發夾。
在這片墓地裡隻發現兩座兒童墓，此外，有三座合葬墓、四座無頭骨的墓和四座無人骨之墓，都是較為特殊的情況。
合葬墓均為頭向相反、下肢相對的二人仰身屈肢葬，其中一座墓的人骨經鑒定為一男一女。
無頭骨的墓在頭骨的位置扣放一件陶罐，無人骨之墓的随葬陶器與一般墓葬無大差别，隻是将陶器放在墓坑中央。
上述合葬墓中的男女二人應理解為夫妻關系，這無異于說。
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至遲在此時就已經出現了。
前面提到的發現于白斯朗營子的小房址至多可容納四人，應是這種個體家庭的房屋遺迹。
石棚山所揭露的墓葬被劃分成三個墓區，合葬墓從屬于某一墓區，由此可知，石棚山墓地所反映的是包含了個體家庭&mdash&mdash以墓區反映的一級組織&mdash&mdash整個墓地為代表的人們共同體這樣三級組織的一個小社會。
在新開流共揭露三十一座屬同一層位的新開流文化墓葬。
其中一次葬的單人墓共有十座，餘皆二次葬。
一次葬的墓在發掘區内相對均勻地分布成八處，除有三座墓集中在一處以外，其餘各處均隻有一座墓，二次葬的墓則都分布在這些墓之間，且多數都明顯地靠近某個一次葬墓，有些緊挨在一次葬的墓邊上，個别二次葬人骨甚至就擺放在一次葬者的墓穴中。
可知目前得到揭露的這群墓葬基本上是以上述八處一次葬者為中心，再分别埋入若幹個二次葬者在他們的附近，也就是說，這三十一座墓可分割成占據不同空間的八個墓組。
一次葬者的墓坑皆為長方形土坑豎穴，經過性别鑒定的墓主均為男性，呈仰身直肢或屈肢狀。
除與一次葬的墓主同穴者外，其餘二次葬者的墓坑多是接近圓形或圓角方形的豎穴，二次葬的墓一般隻葬一人，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各有兩座，三人的有一座，這些多人合葬墓一般都将死者的屍骨分開安放，實行二次葬的死者中有男有女。
所有墓穴都未發現葬具的迹象。
為數一半的墓穴中無随葬品，具有随葬品的墓穴一般也隻有幾件石器、骨器或一、二件②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三，《文物》1977年第12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二六、二七、二八，《文物》1977年第12期。
陶罐，或再有一件小型裝飾品。
但M3、M6和M7這三座一次葬的墓随葬品特别豐富，均有陶罐和數量較多的石器、骨器，且有野豬牙、蚌殼等物，其中兩座還出有鼈腹骨。
随葬品最多的K6有陶、石、骨器共三十五件、殘石器和殘骨器共七件，裝飾品二件，豬、狗、鹿、鷹的牙或角十四件，鼈腹骨九件，還有許多石器半成品和牙料。
這三座墓的死者均為男性，M7的墓主年齡不詳，餘皆步入老年。
從以上情況來看，這批墓葬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以一次葬男性死者為中心構成的墓組，二是随葬品較為豐富的墓主亦均為男性。
通過這兩種現象可以認識到，新開流文化的原始居民中男性社會地位往往高于女性，這顯然是父系社會的典型特征。
石棚山墓地和新開流墓葬群向我們揭示了在紅山文化後段時期，東北地區許多地方都已産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并處在男性得到尊重的父系社會中。
宗教的發展與文明的起源紅山文化祭祀遺址集中地反映了此時原始宗教的發展情況。
這種祭祀遺址目前發現四處，即阜新縣胡頭溝、淩源縣城子山和跨淩源、建平兩縣的牛河梁以及喀左縣東山嘴，都在努魯兒虎山南側一線，其時代均屬紅山文化晚期。
它們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類似“壇”的祭祀建築，并于壇内或壇旁有埋人現象，祭祀用的泥質彩陶筒形器等特殊陶器和動物類、璧環類等王器是這些遺址特有的器物。
這四處遺址按規模之大小可歸納為三類。
城子山和胡頭溝系這些遺址中最小的一類。
前者座落在山頂，後者位于臨河的圓土丘上，所在之處均是周圍地貌中的一個高點。
根據胡頭溝殘存的遺迹，可大緻了解原始居民建造此遺址的情況：先在丘頂挖一個墓坑，内用石闆砌成椁，按仰身直肢的擺法埋入一死者，死者身上或椁内有玉龜、玉鸮、璧、環等多件玉器。
再以死者為中心按6．5米左右的半徑置放一圈彩陶筒形器碎片，于這圈碎陶片之上建成一個石圍圈，石圍圈的兩端并不閉合，一端延伸到圈外，恰似圍圈的人口處，延伸在圈外的石塊下既有碎陶片，又有一排立置而完整的彩陶筒形器，這處石圍圈即是上面提到的類似壇的建築。
此後，在圍圈内又散放大量彩陶筒形器碎片，這些碎陶片很可能是在這處基址建成以後人們多次來此活動時撒下的。
似此，就應将石圍圈理解為一個供人們舉行祭祀儀式的固定場所。
圈外尚建有一座石椁墓，内以石闆隔成五室，每室大約隻埋一人。
看來，圍圈中心的死者和圈外的這些死者都與祭祀有關，但究竟是什麼樣的關系尚不清楚。
東山嘴遺址的規模大于上述兩處。
遺址位于三面環山，一面臨河的突起台地上，其主體建築為一方形和一圓形的壇狀基址，基址周圍都砌有石塊。
由于這裡曾是人們長時間進行祭祀活動的場所，因此，存在若幹個不同時期的方形或圓形基址。
但不論是方形還是圓形，它們的面積和位置變化都不是很大，方形基址最大的約有100平方米，圓形基址的直徑在3.5&mdash4.1米之間，從方形基址到圓形基址的最近距離為15米。
在這範圍内，還發現一個被埋葬的死者，發掘者認為這個死者與上述這些建築的祭祀性質有關。
這處遺址出土許多遺物，其中大量的豬骨和一些鹿骨應是獻祭用牲，陶器中主要是彩陶筒形器和彩陶雙腹盆等用于祭祀的特殊陶器，還出有雙龍首玻形玉飾和用綠松石做成的鸮，也有石器等生産工具。
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批泥塑人像（詳前），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塑像即是人們在該遺址進行祭祀的主要對象&mdash&mdash“地母”之神①。
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規模最大的是牛河梁“廟、壇、冢”群體建築。
根據目前的發現，這處群體建築的中心是“女神廟”，圍繞它分布着許多處“積石冢群”，屬于這個群體的遺迹大約廣布在5公裡見方的範圍内②。
女神廟位于一緩坡頂部，其北側有一塊100多米見方的平台，地表散布陶片等遺物。
女神廟的主體為一長18．4米的多室半地穴建築，牆蟹上畫有彩繪。
内出大小不一的人體和動物泥塑（泥塑情況詳前），還有祭祀專用的特殊陶器。
這些人體塑像應是這處遺址群的主要祭祀對象，人們習稱為“女神”，但究竟是自然之神還是祖先之神的偶像，則還存在不同的意見③。
積石冢群隻有一處經過較大規模的發掘，内含呈東西向一字排開的四個“積石家”，其範圍長約110餘米，西數第二個積石家（z2）為一邊長18米左右的砌石方形圍牆，中心處是一個邊長3．6米的方形石椁，椁内物品多已不存；其東面的積石家（z3）主體系呈同心圓布局的三圈石樁，内圈和外圈的直徑分别為11和22米，内圈位置最高，中圈次之，外圈最矮，恰似一座三層遞收的圓壇，壇上有積石和彩陶筒形器碎片：最西面的積石家（Z1）狀如内外兩道石牆的方形或長方形結構，牆内存有積石和彩陶筒形器或其殘片，内牆以南現已發掘出十五座用石闆或石塊堆砌成的石椁墓，椁内死者有一人，也有多人的，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的，有的石椁内尚見玉豬龍等玉器，有的則一無所有。
處在積石冢群中間的是Z2、Z3這兩個方形和圓形的壇狀積石建築，這與東山嘴遺址的情況有着某種共性，亦應為人們進行祭祀的場所。
如果其餘大部分積石冢群都具有類似用途的話，那麼，牛河梁遺址群在某種意義上就應被看作是由作為祭祀中心的女神廟和分布在周圍的許多祭壇組成的有機結合體，女神廟中的人像是她周圍許多個祭壇上的祭祀者共同尊奉并定期祭把的女神。
上述遺址常見的玉器中最令人關注的是玉獵龍。
上一節已提到獵與紅山文化先民的密切關系，将豬首安上龍身，說明它是被人們抽象了的神化動物。
牛河梁女神廟的位置恰恰選在遙對形似豬首的高山之處，也正反映了人們把建廟這一崇高的行動看作是受到豬神的驅使。
可以認為，豬龍即是龍的一種起源形态。
據此，對龍的信仰至少可追溯到紅山文化之時。
胡頭溝、東山嘴、牛河梁這三種不同規模祭祀遺址的存在，以及豬龍在人們觀念中的支配地位，都反映出紅山文化後段之時，該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已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階段。
象胡頭溝那樣隻有一個石圍圈的祭祀址，很可能是屬于一個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遺迹；東山嘴祭祀址不僅規模更大，且存在女神塑像，故規格比胡頭溝要高些，應該是統一若幹個村落群的組織中心的祭祀場所；而牛河梁遺址的規模和高大的女神像，說明這一祭祀址的規格又遠在東山嘴之上。
因此，在這裡進行祭祀的應是範圍更廣的原始居民或他們的代表者，換言之，牛河梁祭祀中心應是紅山文化相當大的部分地區居民的聚集處，女神廟中的女神至少是統治着這部分居民意識觀念的神權代表。
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多層①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栅山考古新發現》圖五、圖八，《文物》1982年第3期。
②郭大順等：《遼甯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圖版貳：1，《文物》1984年第11期。
③孫守道等：《牛河梁江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次的組織機構，是不能保證這個神權在相當廣的地區内得到一緻維護和崇奉的，因此可以說，這時在紅山文化内部已逐漸孕育出與文明社會一些特征相近的若幹因素，緻使紅山文化後段晚期已有些不同于一般的氏族社會，而較以前發生了幅度很大的變化。
事實上，前面提到的一夫一妻個體家庭之建立和父系社會的存在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時的社會狀況。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現象值得注意：氏族社會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人們死後要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内，但牛河梁Z1中的石椁墓顯然不是當時某個村落公共墓地中的墓葬。
埋在這裡的死者均有石椁，有的身上還佩帶精美的玉器，特别是存在多人二次葬的墓穴，從而說明這些死者主前具有某種親屬關系。
凡此，都不便将Z1中的所有死者作為祭祀用牲來理解，而至少這些死者中的一部分應是當時一些村落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
盡管目前尚難确認他（她）們的具體身份和将他（她）們埋在這裡的原因，但他（她）們死後不葬于本村落公共墓地，卻被人們安置在這神聖的祭祀中心周圍，則至少已在某種程度上有悖于氏族社會的埋葬原則，是對氏族社會古老制度的沖擊。
紅山文化的玉器常見于祭祀遺址，說明它不僅是一般的工藝品，而應有着特殊的含義。
尤其象豬龍、鴉形和勾雲形這些造型比較複雜的玉器，在努魯兒虎山南側和西拉木倫河以北均有發現，雖然兩地相隔如此之遠，但這些玉器的風格基本未改，形制十分相似①，說明各地原始居民在制作這些玉器時，嚴格地遵循着統一的規格，若不是它們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不會做到如此地步的。
因而這些玉器就初步具有了“禮器”的性質，它們的出現或許是以産生了某種原始禮制的社會作為背景的（圖4&mdash18）。
圖4&mdash18西拉木倫河以北和努魯兒虎山以南出土的部分玉器1.4.勾雲形玉器；2.5.玉豬龍；3.6.玉鳥。
（1&mdash3，西拉木倫河以北，4&mdash6，努魯兒虎山以南） 需要提及的是，見于上述祭祀遺址的神像，凡能判明性别者均為女性，對女神的尊奉，應是母權制氏族社會精神思想的遺留，這暗示了當時的社會可能距脫離母系氏族制階段沒有多遠，同時，說明母權制時代也存在相當規模的宗教。
因此，綜合以上這些情況，宜将發生了空前變革的紅山文化後段晚期稱為文明的起源階段。
努魯兒虎山南側的建平、淩源、喀左一帶，是紅山文化祭祀遺址的密集分布區，而其它地區發現較少，甚至尚無發現。
故而在紅山文化範圍内已形成了上述三縣一帶的中心地區與其它地方的一般地區之間的差别。
這也是社會發展到文明起源階段的一種表現。
值紅山文化後段晚期之時，燕山、熊耳山南北的北方古文化都有向南推進的趨勢，這無疑是紅山文化空前進步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連鎖反應①。
①孫守道等：《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甯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彩版壹，《文物》1986年第8期。
①至于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的一些墓葬，将在“宗教的發展與文明的起源”中予以說明。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前後，黃河流域及其周圍地區社會面貌都發生了較大變化，與東山嘴、牛河梁性質類似的較大規模宗教中心在黃河流域也不無發現，如屬于此時的隴東秦安大地灣乙址①和稍晚于此時的包頭阿善積石祭壇，①可見紅山文化發生在此時的社會變革與以黃河流域為主體的廣大北方地區的發展步伐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前者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都是在注進了廟底溝文化新鮮血液後，跨度較大地步入了原始文明起源的階段。
不過，紅山文化這種“步入”過程卻有它自身特點，總的來說，它發展到這一階段所邁出的步伐跨度更大，跳躍性更為明顯，從而以其空前的進步成就在東北地區曆史發展中揭開了新的一幕。
小珠山上層文化時期及其它遺存小珠山上層文化時期約當公元前第三千紀末前後。
東北地區迄今發現确屬此時的考古學文化隻有分布在遼東半島的小珠山上層文化一種。
它和以郭家村下層為代表的小珠山中層文化晚期在時間上尚有一段不小的缺環。
經過發掘的小珠山上層文化遺址主要有長海縣廣鹿島的小珠山、蛎碴崗和南窯，大長山島的上馬石②，新金縣喬東①，大連郭家村①。
這時遼東半島原始居民的主要交往方向同過去一樣，仍是和膠東半島方面的聯系。
因此，在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上，有一部分表現為那裡的文化之變體，但其主要文化成份仍可看出是上一期小珠山中層文化的延續。
小珠山上層文化的房址主要還是圓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築。
牆壁是在木質構件内外敷抹草拌泥的木骨泥牆，房頂的做法亦為木結構上加蓋草拌泥。
通過對郭家村遺址的發掘，了解到此時的窖穴大為增加，如在該遺址發現四座房址，而坑穴即有四十八個，據發掘者判斷，其中絕大多數為窖穴。
這些坑穴的大多數都屬同一層位，如果它們和房址的比例數是能夠粗略地反映當時房屋與窖穴一般比例的話，那麼，此時窖穴的數量确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
窖穴一般是圓形，直徑多在1&mdash2米左右，有的現存深度約為1米。
個
另一件是小山F2②：30鳥獸圖尊形陶器，這件尊形器的形體是同類陶器中最規整的，制作工藝也最為精緻，尤其是滿施于器腹的鳥獸紋，堪稱趙寶溝文化陶器的傑作。
紋飾的主體内容是鹿、豬、鳥三個動物的側視圖像。
動物輪廓線内多以網格紋為充填圖4&mdash9小山F2的刻劃人首斧形石器紋飾。
鹿有茸角，豬具長吻和獠牙，鳥則畫出長喙和頂冠，重點表現的是三個動物的頭部形象，此外，肢、翅尚易辨識，體軀部分則都十分抽象，多畫成流線或蜷曲紋而給人以強烈的動感。
鹿和獵作奔馳狀，鳥亦呈振翅之态。
這幅作品的令人稱絕處在于對這三個動物的畫面安排上。
豬被畫在鹿之前方，但它的部分身軀已為鹿頭遮掩，這就多少在人們視覺中留下了兩者并行驅進的印象。
而鳥的位置離它們都比較遠，大體上說，鹿、豬居尊形器腹部一側，鳥位于相對的另一側②。
鹿紋是趙寶溝文化陶器中屢見不鮮的動物紋飾，在這裡當是作為該文化先民的主要象征出現的，豬至少可理解為紅山文化部分原始居民的象征，鳥則很可能代表了與西拉木倫河流域相鄰的一些先民群體。
如前所述，紅山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先民此時于西拉術倫河以南的地區并存發展，甚或兩種文化的村落集團經常相鄰而居，他們之間的關系無疑應比較親密，尊形器上的鹿、豬并行可解釋成是這種情形的真實寫照：而這個區域以外的其他先民集團，雖與趙寶溝文化先民發生過接觸、交流，但在後者看來，與他們的關系要比與紅山文化先民的關系疏遠得多，因此，陶工在設計畫面時，将象征他們的鳥安排在遠離鹿、豬的位置③。
當然，這未必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旗小山遺址》圖一六：2，《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圖五：2，《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一二：18，《文物》1989年第8期。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一七，《考古》1987年第6期。
是整個圖案的全部含義，不過，通過這件作品對當時西拉木倫河流域及其周圍的原始居民中那種複雜的交往關系和動蕩的局面，則是可以有所了解的（圖4&mdash10）。
圖4&mdash1O小山F2的鳥獸圖尊形器新樂F2發現有十二個石珠和一個玉珠，外觀均呈圓柱狀，珠孔多為兩面對鑽而成。
石珠最長者為1.1厘米，最寬的1.25厘米，玉珠比石珠大些，長、寬各為1．4和1.6厘米，遺憾的是，還不能肯定它究竟是作為裝飾品的項鍊中的串珠，還是具有另外一些用途的珠子。
出于同一房址的鳥形木雕系這一時期罕見的木質藝術品，其長度約有40厘米。
鳥形構造十分抽象，隻有喙與眼略可辨認，其它部位多卷曲纏繞，鳥的尾部延伸成本柄，其長度約占整個木雕的三分之二，木柄尾端漸細，可能曾插在某件物體上，由此看來，這件木雕所體現的鳥很可能是曾被人們供奉的神物①。
把它理解為新樂文化部分先民崇奉的對象，該不緻有誤，而這部分先民與小山那件尊形器上的鳥或許有一定的關系。
古時候，掌握宗教權力者，同時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也實施着一定的職權。
如恩格斯在談到希臘氏族社會的“英雄時代”時就指出，巴賽勒斯同時具有“軍事首長、法官和最高祭司”這三種職能①。
小山F2和新樂F2已如前述應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居民的首領之居所，而上述出在這兩座房址中的特殊藝術品幾乎都具有宗教方面的含義，可見，居于小山和新樂這兩個村落而司類似首領之職的人物，同時也在一定範圍内主持着公共的宗教活動。
能說明此時原始宗教情況的，還有上宅遺址及其出土遺物和富河溝門所見到的蔔骨。
上宅遺址位于泃河旁一處開闊的台地，事實上，其全部遺存均在這台地的一道天然溝内，沒有關于周圍存在該文化遺址的介紹，因此，這是一處特殊的遺迹，從中看不出與當時人們所從事的生産和日常起居生活有什麼直接的聯系。
溝内遺物中除含有大量日用陶器外，還以一些做成動物形象的陶、石制品稱奇。
如T0606(4)：6是一件類似陶支腳的镂空陶器，外形近圓台狀，平頂，内空，在器壁上開有四個等分器周的長豁口，頂部捏出鳥喙，喙之後方按有商個凹坑以表示雙民頂與器壁外表滿飾羽狀或交叉狀刻劃紋。
此器殘高21．8厘米，被認為是祭祀用的特殊器物；其餘動物形象的工藝品則都比較小，一般不超過5厘米，如石羊頭、陶羊頭、陶豬頭和陶蠶等。
而其中一些石制品又都具有一個用作拴繩的穿孔，可知它們是挂在人身某個部位的裝飾物，屬此類的什有石龜、石猴和烏形石飾，均采用黑色石料制成。
石龜做出隆起的背部、凸出的頭都和四肢，頭部前端還刻出嘴形，穿孔位于頸部附近；石猴（T1(5)：1）的頭部表現突出，有眼、眉、耳、鼻、嘴，但頭下僅有蟬形軀體而未刻出四肢；鳥形石飾（T1(5)：2）略呈三棱錐狀，做出一道雞冠形凸棱，凸棱下鑽有一孔，除可拴繩外，孔兩端還分别是左、右眼的标志，雙耳凸出于頭後中。
這處遺址的特殊性以及上述可能與祭祀有關的①北京布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圖三：10，《文物》1989年第8期。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七：13和圖一三：6；圖八：3和圖一三：5，《考古》，1987年第6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豪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一七和圖版壹：2，《考古》1987年第6期。
藝術品之存在，說明這裡很可能是人們用來舉行某種宗教儀式的場所，恐怕就是為求得大自然的庇佑和關照而行類似“祈年”之禮的地方。
富河溝門遺址發現一些蔔骨，均系鹿的肩胛骨，無鑽鑿，僅在肩腫骨的一面有灼烤的痕迹，當時人們根據灼烤後在肩胛骨另一面産生的裂紋，即所謂兆痕來判斷所占蔔之事将出現的結果。
此系我國目前所知最早的蔔骨。
至于當時是否已出現專行占蔔的巫師，則還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
如前所述，小山F2和新樂F2都是具有類似村落首領身份的人物的居所。
從這些房址出土遺物看，谷物脫粒和複合工具的制作也都是在這裡進行的，從而反映這些類似首領者還實行着分配糧食和控制部分制石業的權力。
象小山F2的斧杖和尊形器，新樂F2的玉、石珠和鳥形木雕，這些雖然都是具有宗教意義的特殊物，但同時也都是珍貴的工藝品，毫無疑問，這些工藝品系由類似首領的人物享有。
看來，這些特殊人物不僅在公共經濟和宗教事務上掌握着相當可觀的職權，而且他們的生活條件也超出了一般居民的平均水平。
囿于目前資料所限，尚不能較全面地揭示當時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的社會發展狀況，但個别村落成員經疥地位較高這一事實至少暗示了此時的社會較上一時期已發生了一些變化。
紅山文化後段時期約自公元前第四千紀前葉後段到第三千紀初前後，東北地區的原始居民處在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紅山文化後段時期。
考古學文化及居民的分布有關這一時期的考古工作仍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南部，已發現屬此時的六種考古學文化就有四種分布在這個地區。
它們是：紅山文化（本節中提到的紅山文化一般系指紅山文化後段）、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中層文化。
另外兩種是分布在長春附近的左家山三期文化和穆棱河、興凱湖一帶的新開流文化。
紅山文化的居民空前活躍，其分布區域明顯超出了紅山文化前段的發現範圍，除仍分布在西拉木倫河南北的廣大地區外，南面已達錦承鐵路附近①，向東遠可至西遼河東流折向南流的轉彎一帶①。
老哈河上遊到努魯兒虎山甫北兩側是該文化中心地區，那裡的居民最為密集，如赤峰市市區周圍曾同時存在的至少有西水泉、蜘蛛山和紅山後三處遺址，其中相距最遠的西水泉和蜘蛛山之間也不超過8公裡。
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區也在西拉木倫河流城，東至奈曼旗①，向南可達錦西一帶②，迄今發現的小河沿文化存在時間僅相當于紅山文化晚期，而後者的遺存主要是近年在努魯兒虎山南側陸續發現的，因此，小河沿文化和紅山文化居民雖肯定有過同時并存的情況，但二者并存的空間範圍及其所反映的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了解。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圖一二，右和圖一四，《考古》1987年第6期。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鳥獸圖試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圖一一和圖版拾貳：4，《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04頁。
至于偏堡子和小珠山中層文化，現知前者的範圍在遼河下遊的本溪到新民之間，後者分布于丹東以西的遼東半島地區。
考古學文化特征、階段的劃分及文化淵源屬于這時的紅山文化遺存發現較多，經相當規模發掘的遺址主要集中在赤峰市和敖漢旗一帶以及努魯兒虎山南側，較重要的有赤峰市紅山後①、西水泉①、蜘蛛山②，敖漢旗三道灣子③、四棱山④，喀左縣東山嘴①，淩源縣城子山②、牛河梁③，阜新縣胡頭溝④。
紅山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為：夾砂陶中除繼續流行筒形罐和斜口器外，又出現了側視如半圓狀的器蓋和侈口鼓腹罐；之字狀壓印紋無論是豎壓橫排還是橫壓豎排都十分規整，基本不見前段那種空行間隔的之字紋；許多筒形罐口沿外貼一周附加堆紋，堆紋比前一時期增厚。
泥質陶數量比前段明顯增加，在有的遺址中已超過夾砂陶，其器類除前段已有的外，新見器座、豆、盆、甕、束頸垂腹罐和無底中空的筒形器等；彩陶甚為流行，與前段的紅彩為主有别，此時大量見到的是黑彩，彩陶紋飾空前繁缛、多變，與前段很大的區别在于此時直線條較少，大量的是弧線組成的圖案，主要有寬帶或數行平行寬帶、橫向平行線、斜向平行線、斜向蝌蚪狀平行線、橫向長三角狀平行線、鈎形、鱗形、半月形、弧線三角、錯疊三角、錯疊菱形、錯疊弧線寬帶、紅黑方格或由這些因素組成的花紋圖案（圖4&mdash11）。
紅山文化大體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的折口倚形罐口呈緩折，基本沒有内斂；斜口器矮壁的一側比紅山文化前段的更顯低矮；泥質陶中尚缺乏豆、盆類；彩陶圖案中錯疊菱形紋的每一菱格橫長顯大于高，緻使二者之比較大，呈不成熟菱格狀，鈎形紋的鈎筆較粗，此期流形弧線三角彩陶花紋，其年代應與廟底溝文化中、晚期相當，即大體處在公元前第四千紀前葉後段到後葉前段之時。
晚期折口狀夾砂筒形罐的口部明顯硬折，并有年斂：基本不見斜口器；泥質陶數量和種類更多，筒形器甚為流行，新見豆和盆。
彩陶中錯疊菱形紋每一菱格的橫長與高之比縮小，呈成熟型菱格狀，鈎形紋的鈞筆纖細，錯疊三角是此時新出現的花紋。
此期約當中原的半坡四期階段，亦即公元前第四千紀末到第三千紀初左右。
這一時期紅山文化的主要文化成份是對前段紅山文化的一脈相承，同時也反映出與西南面黃河流域文化的聯系有增無減，這主要是早期接受的廟底溝文化影響。
在前一階段，後崗一期文化的因素傳播到紅山文化中，其原來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圖一七：1、2、4，圖版壹：1、2、5，《文物》1989年第8期。
①J．G.andersson：《The&mdashDepositatShaKuoTuninFengTien》，PlateXI,3a、3b、8a、8b；PlateXII,5&mdash7,PublishedbyTheGeologicalSurveyofChina,Peking,1923.②齊永賀：《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新艾力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圖一：2、3，《考古》1965年第5期。
孟慶忠：《康平縣的三處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遺存》，《遼甯文物》1980年第1期。
③朱鳳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圖九：8，《考古》1979年第3期。
④同①，PlateX,1，2，4。
①東亞考古學會：《赤峰紅山後》，1938年。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④的風格基本未發生大的變化，說明那時的紅山文化對黃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往往隻是照搬，但在這一時期，紅山文化顯示出空前的創造性，對廟底溝文化傳來的因素更多的是改造和融合，将後者最活躍的成份變為适合自身發展的積極因素，因此，紅山文化早期的彩陶中，經常可見與廟底溝文化有關的花紋，但絕非廟底溝式彩陶的再現，而是表現為與紅山文化固有紋飾融合後的一種新的彩陶面貌。
紅山文化發展到晚期時，開始向周圍地區擴展其文化影響。
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彩陶上有一定數量的鍺疊菱形紋，接近紅山文化晚期的成熟型菱格紋圖案。
如前述錯疊菱形紋在紅山文化中有其發生和演變的線索，應是紅山文化國有因素，由此可見，海生不浪文化接受了紅山文化晚期的影響。
小河沿文化經過發掘的地點有：敖漢旗白斯朗營子（屬小河沿鄉）⑤、石羊石虎山⑥和翁牛特旗石棚山⑦。
該文化陶器特征是：夾砂陶和泥質陶比例相當。
夾砂陶陶色灰黃：主要是弧壁筒形罐和盂兩種器類；筒形罐器壁經過拍打，其上最常見的是交叉狀細線拍印紋，也有不少素面的，口外表多貼一周附加堆紋，有的在堆紋下還安有兩對短泥條，對稱地貼在器壁兩側。
泥質陶器有紅、灰、黑三種顔色；器類有各種缽類、雙耳小口鼓腹罐，盆、豆、鼓腹罐，還有數量雖少但别具特色的陶尊、器座、鳥形壺和雙口壺等；外表主要是素面和彩陶，也有一定數量施紅衣和燒後繪彩的，彩陶顔色有紅有黑，個别還有内彩，紋飾以錯向平行線或于這些線之間再加施錯向半重環紋的最為多見。
小河沿文化的年代與紅山文化晚期約略同時。
其主要淵源目前尚難确認，但拍印線紋系華北地區前一時期已有的做法，因此，西南面的某種文化遺存對小河沿文化的形成應有重要作用；而陶尊和一些幾何紋彩陶圖案則表現出與本地區以前的趙寶溝文化有一定的繼承性；某些器物又同紅山文化早期有關；此外，見于豆座上的三角形镂孔和器座上的八角星彩陶圖案，還表明它曾接受過南面大汶口文化的影響。
看來，小河沿文化的産生是相當複雜的。
屬偏堡子文化的遺址最早發現于新民縣偏堡⑧，目前隻有新民縣高台山經過發掘⑨。
這種文化的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并有相當數量的夾滑石紅褐陶，部分陶器外表施一層陶衣，常見的主體紋飾為多道泥條堆紋和幾何劃紋，後者中常見用複線構成二方連續的圖案單元。
器類主要有筒形罐、小口長腹壺和小口鼓腹罐。
在太子河流域的本溪縣所發現的該文化遺存面貌與新民一帶的略有不同。
前者代表了偏堡子文化比較典型的部分①，因而這一文化可能最先在鴨綠江下遊以北的遼東山區興起，而後逐漸擴展到遼河以西。
偏堡子文化陶器中的部分幾何劃紋與小珠山中層文化的十分相似，這是兩種文化的先民存在交流的反映。
⑤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
⑥郭大順等：《遼甯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⑦李恭笃：《遼甯淩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試掘報告》，《考古》1986年第6期。
⑧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甯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8期。
⑨方殿春等：《遼甯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文物》1984年第6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
通過對吉林農安縣左家山遺址的發掘②，了解到左家山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夾蚌黃褐陶為主，泥質陶極少，不見夾砂陶，器表多為素面，有紋飾者以刻劃的人字紋較為常見，器類主要是一種深長腹的筒形罐，還有缽、斜口器和支架。
該文化的面貌除表現對左家山二期文化有所繼承外，也反映出與東北地區的東部文化系統較多聯系。
小珠山中層文化經過發掘的遺址主要有：遼甯長海縣廣鹿島小珠山③、吳家村①和大連旅順口的郭家村②。
該文化陶器以夾砂褐陶為主，含滑石的陶質也占一定比重，泥質陶較少；陶器成型多用泥條盤築，極少數黑色泥質陶器系用輪制法做成；除素面陶以外，刻劃紋為主要紋飾，多見人字、葉脈、平行斜線、網格狀和以複線構成的幾何紋，其次為壓印紋，附加堆紋和彩陶，彩陶有紅、黑兩種顔色，花紋與膠東半島的紫荊山一期③大體相似；器類常見筒形罐、缽和壺、此外還有類似紫荊山一期的豆、觚、鼎、盂等器物。
小珠山中層文化可分兩個發展階段，以小珠山中層和郭家村遺址三、四層（或稱郭家村下層）為早、晚兩期的代表，分别相當于紅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的年代，其中郭家村下層有些遺存的年代或更晚些。
早期刻劃紋數量很多，素面陶尚少，器類中存在三足觚形杯；晚期素面陶略多于刻劃紋陶器，不見觚形杯而出現了樓空足豆等器類。
小珠山中層文化主要成份是從前一時期的小珠山下層文化發展而來的，但此時與膠東半島古文化的聯系頗為密切，明顯地接受了來自那裡的文化影響。
新開流文化因對黑龍江密山縣新開流遺址的發掘而得名④。
陶器主要是夾砂筒形罐，其上盛行魚鱗狀或菱形等印紋，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曾見有個别鱗狀紋與此相似，可知新開流文化的年代大體也應處在這一時期。
房屋建築這一時期的房屋主要仍是半地穴建築。
紅山文化房址一般為方形或長方形。
在偏于一側的中部挖有竈坑，其平面近瓢形，故被稱作瓢形竈。
竈坑深度一般超過0．5米，底部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瓢把”部分的竈底略高于“瓢”的底部，這兩部分坑底的聯接處一般為一較緩的斜坡，有的“瓢把”之底本身即是一個長斜坡，但不拘怎樣，竈底最淺處距坑口一般也都超過35厘米；另一種的“瓢把”和“瓢”的坑底同深，整個竈底處在同一平面，目前所見此類最多。
常見的竈坑之坑壁不加任何處理，隻是個别較大的房屋才存在于竈壁外表貼敷一層草拌泥的現象。
房址的一側穴壁中部沒有向外凸出的斜坡門道，其入口處與竈坑的瓢把狀火道相距很近。
西水泉遺址的房屋有大小之分，小的約16平方米，大的在100平方米左右①。
目前見到的小河沿文化房址的面積一般不超過6&mdash7平方米。
在白斯朗營子發現的四座房址為不規則橢圓形，未見門道，中部或靠近中部的紅燒土面②内蒙古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昭烏達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1968年第10期。
③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文物》1982年第3期。
①東北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遼甯新民縣偏堡沙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記》，《考古通訊》1958年第1期。
②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新民東高台山第二次發掘》，《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創刊号。
③齊俊：《本溪地區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銅時期遺址》，《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④吉林大學考古研究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①系長期燒火之處，一些房屋内尚有兩個對稱于房址短軸的柱坑。
這樣的房屋隻能供一個家庭的成員起居之用，糧食等生活所需物資則應存放在别處，這些小房址周圍所發現的若幹坑穴，正是從屬于它們的窖藏遺迹。
編号為F4的房址，被一道夯土隔梁間隔成大、小二室，“小室”中置放彩陶尊和彩陶器座等特殊器物。
該房址附近還發現一個口徑1．9米的圓坑，坑底倒扣着一件雙耳紅陶罐和一件筒形罐，填土中還埋入一隻狗②，此坑可能與F4的主人所進行的祭祀活動有關。
小珠山中層文化的房址均是圓角方形，面積為20平方米左右，在中部附近亦有經常燒火而形成的紅燒面，四壁和中間多埋有立柱。
晏家村F1展現了這種建築的一般情況（圖4&mdash12）。
該圖4&mdash12吳家村的小珠山中層文化房址平、剖面房屋因失火坍塌而被廢棄，從倒塌的木質構件中了解到，房頂架有南北向的檩木，在檩木之上尚有一層東西向的椽木。
檩木中有的是圓木，有的則是将圓木從中間劈成一半的半圓柱體，其直徑一般在13&mdash15厘米，椽木較綱，直徑為5&mdash10厘米。
在椽木之上可能直接鋪抹黃泥，泥厚約20厘米。
如此結實厚重的屋頂，勢必要加強支撐，此房屋所發現的柱坑有二十二個，可見用于支撐的木柱确是很多的。
四周牆壁處的柱坑有十五個，其餘柱坑大體分布在房屋中心與四壁之間的位置，許多柱坑兩兩相鄰挨在一起（屬于這種情況的兩個柱坑往往一大一小，系所埋木柱一粗一細的反映），說明出于承重的需要而專門設置了雙柱，四壁的壁往之間還貼牆安裝了類似籬笆的枝條編織物，其外再敷抹泥土。
門道開在西北角，現存門道的地面較屋内地面高出0.35米，形成一層台階③。
從以上情況看，這座房屋的堅固性明顯超過了東北地區以往的一般房址建築。
另外，在太子河上遊的山區中，還發現過曾為偏堡子文化先民居住過的洞穴。
如本溪縣北甸村“三角洞”，高和寬分别為4和3米，進深20米。
根據遺物判斷，洞内居民的生活來源可能主要是狩獵和采集④。
遼東山區常見石灰岩溶洞，而在這種表面多為岩石的山地修建房屋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部分主營狩獵和采集的先民仍保留了舊石器時期以來的傳統，就環境條件之便而栖身于洞穴。
這一古老的居住方式在該地區甚至被延用到更晚的時代。
生産經濟及勞動分工東北地區的飼養業起于何時一直不十分明朗，上述屬于紅山文化早期之時的吳家村F1屋内留有一隻豬的遺骸，與此同時的小珠山遺址中層出土的獸骨中豬的數量僅次于鹿而多千獐等其它動物，聯系到下面将提到的紅山文化晚期時飼養家獵的情況，可認為這兩個地點的豬都是飼養之家豬，也就是說，在開始進入紅山文化後段時，東北地區南部的飼養業，至少已有了初步的經營，其發生的階段應比這更早。
屬于小珠山中層文化晚期的郭家村遺址下層出土的豬骨，經鑒定确認為是飼養的家豬⑤，而且這裡的家豬個體遠遠超過鹿和其它狩獵對象的總和，竟②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大連市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4年第3期。
④嚴文明：《膠東原始文化初論》，載《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1986年。
⑤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
占所發現動物個體總數的78%①；吳家村與此同時的遺迹中所見豬骨也多于鹿、獐等而居哺乳動物之首。
該遺址并出有三件家豬形象的陶塑①：在紅山文化晚期的一些祭把遺址（詳後）中，亦曾發現過豬骨，其中東山嘴遺址數量較多①，當是将飼養之豬用于獻祭的例證；小河沿文化的白斯朗營子遺址也出土了家豬陶塑②。
凡此，均說明紅山文化晚期之時東北地區南部飼養業的發達程度，與紅山文化早期階段相比，其進展步伐不能不說是個飛躍。
家豬飼養的進步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農業的發展，處在這一時期東北地區南部的原始居民當已較為普遍地将農業作為主要的謀生手段。
紅山文化的石鋤和小河沿文化的石鏟都是用于耕作的農具。
和前一時期的趙寶溝文化相比，這時紅山文化的石鋤體積大，而且質地堅硬，如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上的一件，長、寬分别為42.6和13．5厘米①（圖4&mdash13.1；石鏟在前一時期基本上隻見到打制的，而此時小河沿文化不僅已有磨制石鏟，并且在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中還被用作随葬品，這些石鏟皆通體磨制光亮，頂寬稍窄于刃寬而略呈梯形，在靠近頂部一側有一個對鑽孔，系為固定木柄所設②。
圖4&mdash13紅山文化後段的石耜和石刀1．石耜；2．石刀。
收割工具也比前一時期普遍增多。
如紅山文化和小珠山中層文化都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石刀，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梭形，背與刃部均呈凸弧狀（圖4&mdash13，2），另一種是長方形或近長方形，系繩的穿孔一般有兩個，多位于近背部一恻。
除石刀外，用陶器殘片改制的陶刀和蚌刀在小珠山中層文化中為數也很多。
郭家村下層尚發現蚌鐮，如ⅡT2(4)：3，作凹弧刃，長12.6厘米，較寬的一端鑽有兩個用于安柄的穿孔③。
可知這時遼東半島的。
一些厚始居民有可能已開始将作物連莖帶穗一起收割。
這些收割工具在小珠山中層文化的吳家村和郭家村遺址中，都是數量最多的農具之一。
在吳家村石斧和石鏟一共隻出土四件，但石刀和陶刀合計卻達到二十三件：郭家村下層的石斧共有七件，各種收割工具總和則是二十四件，兩個地點的收割工具分别是同遺址耕種或可能用于耕種的工具數量的5．8和3．4倍。
不言而喻，這是農業生産的收獲量空前增長的反映。
在上述農業發達的地區，人們對漁獵的經營仍十分重視，見于許多文化的镞、矛等狩獵工具即是例證。
郭家村下層不僅有石镞和骨镞，還有牙镞和蚌镞，該遺址共發現石器三百四十一件，僅石镞就占三分之二而達到二百二十六件，其中磨制的石镞竟有一百九十件。
沿海一帶的小珠山中層文化常見大量貝殼，說明捕撈海産仍是該地區先民的一項重要謀生手段。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②齊俊：《本溪地區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銅時期遺址》，《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①傅仁義：《大連郭家村遺址的動物遺骨》，《考古學報》1934年第3期。
②遼甯省博物館等：《大連市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4年第3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圖一三：7，《考古學報》1931年第1期。
地處興凱湖一帶的新開流文化先民主要靠捕魚為生。
在新開流遺址發現十座魚窖，一般窖内藏魚都有數十條。
出土的骨質生産工具中大部分是漁具，如魚叉、魚镖、魚鈎和“魚卡”，後者做成魚形，在水中似小魚遊動，被魚吞食後，卡在嘴中或鰓邊，此對回收系在魚卡上的繩索，即可将魚捕獲，由此可見當時漁民的智慧和擱熟的捕魚技巧。
此外，還有織魚網用的穿針。
該文化陶器上盛行的魚鱗狀紋飾也反映出魚類與當時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
新開流文化先民同時還從事大量的狩獵活動，并采集植物果實，但在漁獵、采集以外，卻幾乎不見經營農業的迹象。
如前述，所發現可能主營狩獵和采集生活的還有居住在太子河上遊山區裡的偏堡子文化先民。
象這些主營漁獵的原始居民在當時的東北地區，恐怕要比農業集團的分布更為普遍。
兩性間的勞動分工很早就已存在，但直至農業初步發展的階段，在東北地區仍缺乏說明這個問題的考古資料。
由于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葬的發掘，使我們能夠對這一時期男女分工情況有所了解。
石棚山經發掘的七十七座墓中大多數是單人墓，男性墓多随葬石鏟、石镞和骨刀等農耕或狩獵工具，而女性的随葬品中屬工具類的隻有紡輪、骨針和骨錐等紡織、縫紉用具。
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的男子承擔着農耕和狩獵這些作為生活主要來源的生産勞動，而女子則大量從事紡織、縫紉等家務或輔助性生産勞動。
如果說，在種植農業發生的初期，男性還很少将其主要精力轉向務農的話，那麼，使男子固定在農業生産中則無疑是農業的發展已具有較高水平的一項重要标志。
新開流遺址也發現一批墓葬，随葬品含工具類的墓主有兩例經過性别鑒定，皆為男性。
與他們葬在一起的工具有石斧、石镞、投槍頭、魚叉、魚卡、牙刀、兩端骨器和骨匕，其中大部分應是當時經常使用的漁獵工具。
看來，在主營漁獵的先民那裡，主要謀生手段也是由男子所掌握的。
手工業技術在這新的時期，手工業的各主要項目都有了進步和發展。
磨制石器比重普遍比前一時期增加，是制作石器水平進步的一個重要标志。
在東北地區南部和左家山三期文化中所見磨制石器基本上都達到石器中的多數④。
如果将磨盤、磨棒和砥石等可能主要是琢制而成但被用來砥、磨的工具剔除在外，則經過相當規模發掘的小珠山中層和吳家村遺址的磨制石器（指生産工具而言）分别為十四件和四十八件，均超過石器總數的一半：發掘規模較大的郭家村下層這類磨制石器共有二百六十六件，占石器總數的比例竟超過70％：就連主營漁獵的新開流文化也有部分石器經過磨制。
磨制石器中用于收割的石刀和狩獵用的石镞不僅數量上比前一時期顯為增多，而且也都出現了許多新的型式。
在器類方面，主要是新出現了石鏟。
玉器的制作此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紅山文化一些祭祀遺址所出玉器，是這時期玉制品的代表作。
這些玉器很多都具有穿孔，因此，大多數應是佩帶在人身某個部位的物件。
玉色大緻有乳白、白色透明、淡綠和深綠。
最常見的玉器有兩種類别，一種是動物類，另一種是壁環類。
動物類主要有常被稱作“玉豬龍”的玉器和玉鳥、玉龜。
玉豬龍作豬首龍身，蜷曲如璧或環狀，首尾分界多以在璧（或環）上切開一豁口來表現，有的豁口并不完全切透而作成部分首尾相連的式樣，頭部刻出五官，龍身上穿有一孔。
這種玉器的長度多在5&mdash10厘米左右，但見于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的一件玉豬龍也被許多人認為是屬于此時的作品，其最大長度達29．5厘米，是這種玉器中體④郭大順等：《遼甯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積最大的⑤；玉鳥最長不超過4厘米，常作雙翅挺展的鸮形；玉龜做出隆起的背、頭頸和四肢，長一般也是5厘米左右；其它動物類玉器還有玉魚、玉蠶。
壁環類即包括環和璧兩種，直徑最大的為12．9厘米，最小的是4厘米，一些玉璧還被做成雙聯或三聯的型式。
除上述兩類外，紅山文化還有玉管、玉珠和做成勾雲形、箍形、斧钺形、棒形的玉器。
箍形玉器突出地反映了紅山文化玉器的工藝水平。
這種玉器略呈扁圓筒狀，中空，一端口平，一端作斜口，靠近平口一端的器壁上有兩個對稱分布的穿孔。
最大的一件為牛河梁M4：1，長18．6、最寬處10．7、壁厚0．3&mdash0.7厘米，内壁留有琢磨痕迹①（圖4&mdash14）。
采出這樣大的整塊玉料已非易事，而加工這件玉器尚有兩個難點，一是需要掏空的部分很厚（即器長18．6厘米），二是這件玉器非圓形，被掏空的部分是一個不規則的橢圓台體，這就不能僅憑一般施鑽法，還需經過剔挖、锉磨等多道複雜的工序方可制成，着非掌握了精湛技藝的玉匠是不可能做圖4&mdash14牛河梁出土的箍形玉器到這一步的。
在骨、牙和蚌類制品方面，此時一些地區也不乏精品。
如新開流文化各種式樣的魚卡和魚镖以及鑽孔的牙镞等都是以前所不曾見到的骨、牙類工具。
石棚山墓葬的一位成年女性死者，左臂帶有一件鑲嵌蚌珠的臂環。
此器系以粗麻布做底襯，再塗一層黑色膠狀物，其上嵌粘兩圈小蚌珠，每一圈蚌珠至少都超過三十個，蚌珠外徑3、孔徑1、厚0．9毫米②。
即使使用金屬工具，要做成這樣小的蚌珠，也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無論是鑽孔還是裁割都要格外小心，否則極易造成蚌片斷裂，在當時缺乏或尚未掌握金屬工具的條件下，做成此件珍品的難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這隻能憑借制作者的經驗和技巧來彌補因工具落後而帶來的不足。
這一時期制陶業有了長足的進步。
東北地區南部的紅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層文化中許多陶器是由泥條盤築成型的，郭家村下層尚見有一些輪制陶器，這是東北地區最早使用簡單機械制陶的實例。
小河沿文化筒形罐和盂上的交叉細線紋以及紅山文化晚期的方格紋都是拍印紋飾，而郭家村下層則出現了陶拍，說明此時東北地區南部已流行用拍打和擠壓的辦法來緊固器壁。
安置雙耳的陶器在紅山文化前段雖已有少量出現，但那時在含雙耳器較多的小珠山下層文化中，雙耳往往是在陶器上做成瘤狀凸起再行穿孔的一種較原始型式，到這一時期，帶有雙耳的陶器不僅更為普遍，而且基本上都是寬大的橋狀耳，至少在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中，這種橋狀耳多數是将耳的上下兩端做成凸榫，插入器壁後塗泥捏緊的做法，如此制作的橋狀耳堅固性較強，能承重，切實可起到容器之把手和器蓋之捉手的作用。
用陶窯燒制陶器在上一時期就已出現，而此時至少在東北地區南部絕大部分陶器都已采用這種方式燒制而成，因而，各文化的陶器火候普遍提高，顔色都比較純正。
敖漢旗白斯朗營子四棱山發現六座紅山文化陶窯，均為橫穴式，由掏洞式火膛和圓角方形或長方形的地穴式窯室組成。
室内設若幹窯柱，窯柱之間形成分火道，多數陶窯的窯柱系用石或上、石砌成，窯壁也砌⑤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二九：5，《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巴林右旗博物館：《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調查》圖六：1，《考古》。
1987年第6期。
②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圖九：1《文物》1982年第3期。
土、石加以攔護，窯壁和窯柱的壁面上再抹一層草拌泥，連接火膛與窯室的窯門為火道最低處，這樣可使進入窯室内的火力更能集中。
在陶窯形制上，分作單火膛和雙火膛兩種，前者較多，畜室内一般設四個窯柱，形成十字形火道；雙火膛連室窯做法比圖4&mdash15四棱山的雙火膛連室陶窯較先進，為兩個火膛的終端共同連接一個長方形窯室，室内正對每個火膛備有兩個大窯柱，在它們之間還有四個小窯柱，形成兩個川字形中間夾一個十字形的分火道，窯室長2.7米、寬1米①。
雙火膛的設置是與這種長方形大窯室相适應的，這樣可以保證整個窯室内火力強而均勻（圖4&mdash15）。
此時制陶工藝的進步，還反映在後面将要說明的陶器造型和彩陶藝術諸方面。
紡織業也有了很大發展，這時期在絕大部分考古學文化中都發現了紡輪，而且，很多陶紡輪已不象過去那樣用陶片改制而是專門做成的。
小珠山中層文化陶紡輪較多，在郭家村下層發現屬于生産工具的遺物共七百六十四件，僅紡輪就達一百四十二件而接近生産工具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中隻有一件是用陶器殘片改制成的，其餘的紡輪以大小而論，主要有兩種，一種直徑多在5&mdash6厘米左右，另一種均在4厘米以下。
形态上有兩面皆平而橫剖面作長方形者，也有中間厚、周邊薄而橫剖面略呈梭形的，還有一些隻是在中心圓孔的周圍做得較厚，其他部位則厚薄一緻。
相當數量的紡輪表面尚著有刻劃或壓印等紋飾。
小河沿文化還發現石紡輪。
此時由于男子代替婦女擔任了農業勞動的主要職能，婦女得以脫身專事紡織等輔助性生産勞動，這可能是紡織業獲得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陶器和泥塑的藝術在陶器造型上，小河沿文化出現了一些值得稱道的精品。
石棚山墓葬中的M67：2為一件鳥形壺，壺口被制成張嘴待食的鳥首，呈引頸啼叫狀，頸部繪一圈黑彩帶，頭頂中部也畫一道黑彩，兩眼按成凹坑，以黑彩點睛，眼周圍用黑彩勾勒，筆調簡樸，無論從正面還是從後面觀察，都使人獲得烏頭的形象，短尾上有七個小孔，可能原來插有羽毛；M36：1系侈口鼓腹彩陶盆，其上腹處塑着一隻可充作鋬手的翹尾小狗；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葬都出有一種雙口壺，在壺身上接出一對長頸，形态十分别緻，其中石棚山M76：5的雙口均呈弧斜狀，口沿裡高外低，兩長頸之間的壺體頂部尚開有一圓口，系這類陶壺中最為奇特者①。
此時的彩陶堪稱陶器裝飾之冠，其時代特征主要表現在花紋的繁縛、裝飾的效果和多彩兼施這三個方面。
紅山文化前段的彩陶花紋主要是直線條的平行線幾何紋，而進入紅山文化後段，由于融合了廟底溝文化彩陶圖案因素，緻使以弧線為主體的花紋空前繁盛起來，母題圖案多種多樣，取材廣泛，甚至将自身固有的之字紋也納入彩陶構圖中，從而創造出紅黑相間的錯疊菱形紋②。
小河沿文化則還見到表現動物題材的彩陶紋飾。
紅山文化前段的彩陶多施于缽的口沿外表，因此，那時的彩陶效果隻是局部裝飾，花紋給人感覺并不是整個陶器的重點，而是附屬于陶器的一種陪①遼甯省博物館等：《大連市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圖五：21，《考古學報》1984年第3期。
①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中細石器較多，但這不是一般的紅山文化房址及其它遺迹中所見到的情況。
②翁牛特旗文化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玉龍》圖一和彩版，《文物》1984年第6期。
襯。
但到紅山文化後段；這種情況發生了質變，彩陶花紋在陶器上所占面積普遍加大，象束頸垂腹罐上的鱗紋，小口雙耳罐上的錯疊菱形紋，這些令人奪目的彩陶圖案顯然已成為整個陶器上最突出的部分，一改過去那種局部裝飾而給人以着重渲染的感覺。
尤其是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常見的彩陶筒形器①，往往全身上下布滿花紋，同時也存在一面著紋另一面素地而有正背面之分的現象。
因此，這些筒形器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們表現花紋之需要有關。
類似的情況在彩陶缽中反映也十分明顯，這時出現了許多上腹直而高的折腹缽，折腹以上的器表滿飾平行長三角或措疊菱形等彩陶花紋，事實上，其折腹以上的部分正是由前一時期缽的口沿發展而來，此時之所以不再因襲過去的矮口沿而做成加高的上腹，自然有依時間推移引起造型變化的一面，但也不妨看作是為了适應在其外表繪制上述彩陶紋飾的需要①。
可見，紅山文化後段彩陶的表現效果，有許多已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用花紋來裝飾陶器，而是借用陶器之形體來反映花紋圖案，這不正是典型意義上的彩陶藝術嗎？ 多彩兼施也是此時的新創。
白斯朗營子出上的小河沿文化陶尊F4：1與器座F4：2可算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尊的外表先施白色陶農，于其上再繪紅彩幾何圖案，最後再以黑彩勾邊。
尊腹下半部無紋，将尊置于器座之上，則器座口沿恰在尊腹無紋部分的上線之處，使其幾何狀彩陶花紋與尊腹的花紋正好銜接；構成一幅完整的圖案；尊與器座的主體紋飾都呈等分器表的四個單元，尊的每單元母題是對稱的三角和折尺、斜線組成的幾何紋，器座每單元母題為八角星圖案①（圖4&mdash16）。
圖4&mdash16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和彩陶器座此外，在石棚山發現的小河沿文化陶器中，見到一些刻劃或畫彩的特殊紋樣，可能是表示某種事物的符号，M52：1筒形罐上劃有若幹種符号，有人認為是圖象文字①。
紅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層文化中都出有動物或人像的泥塑。
在牛河梁和東山嘴這兩處紅山文化祭祀遺址還發現全身的人物塑像，東山嘴的這種小型人像如TD82：5，頭、足短缺，體殘高5．8厘米，系一裸體孕婦立像②。
大型人物像僅發現殘塊，呈盤腿端坐之态。
牛河梁女神廟（詳後）出有大型人物和豬龍的泥塑，多以木和草稭做成骨架，而後塗泥塑成。
女神廟中現已發現的人像至少有六個，最大的一尊可能接近真人身體的三倍①；J1B：1系一與真人大小相當的人像，其頭部比較完整，殘高22.5、寬16.5厘米，面部施紅彩，唇塗朱，兩個眼窩中嵌入淡青色餅狀玉片為睛，玉片直徑3．5厘米，正面凸弧，背面正中琢成一個短釘，以嵌固于泥塑眼眶内，其高聳的顴骨系蒙古人種的特①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甯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圖一一：3，《文物》1986年第8期。
①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圖九：2，《文物》1982年第3期。
①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五&mdash&mdash七，《文物》1977年第12期。
①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棚山考古新發現》圖四：1、5、2，《文物》1982年第3期。
②有關彩陶花紋的内容等情況，在本節的“考古學文化特征、階段的劃分及文化淵源”部分中已做過介紹，此不贅述。
①此器無底中空，皇圓筒狀，故稱“筒形器”。
圖4&mdash17牛河梁“女神廟”的泥塑人像征，發掘者并據這尊塑像其它部位的殘塊判定為女性②（圖4&mdash17）。
這些人像應是得到人們崇拜的神偶，為當時東北地區乃至全國範圍内罕見的藝術佳作。
墓葬及其反映的社會組織情況經發掘屬于此時的墓葬有：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敖漢旗石羊石虎山的一座墓葬和新開流墓葬群③。
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的墓均屬小河沿文化，這些墓葬都埋在高山頂坡處。
石棚山共發掘七十七座墓，分屬三個互有一定距離的墓區。
除六座土洞墓以外，其餘均是上坑豎穴結構，大多數墓隻埋一人，多為仰身屈肢葬式，一般将死者用桦樹皮盛裹，然後埋入墓坑，填上之前還在坑口處燃火，有的屍體骨骼亦被燒成黑色，少數墓在桦樹皮上還蓋有樹枝。
幾乎每座墓都有随葬品，最常見的是罐、豆、壺（或罐、豆、缽）三種陶器，一般放在頭旁或腳下的位置，除陶器外，男性一般還葬有石鏟、骨刀、石镞，胸前佩項環，女性往往還有紡輪、骨針，一些女性手臂套着臂環，有的頭上戴蚌珠和發夾。
在這片墓地裡隻發現兩座兒童墓，此外，有三座合葬墓、四座無頭骨的墓和四座無人骨之墓，都是較為特殊的情況。
合葬墓均為頭向相反、下肢相對的二人仰身屈肢葬，其中一座墓的人骨經鑒定為一男一女。
無頭骨的墓在頭骨的位置扣放一件陶罐，無人骨之墓的随葬陶器與一般墓葬無大差别，隻是将陶器放在墓坑中央。
上述合葬墓中的男女二人應理解為夫妻關系，這無異于說。
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至遲在此時就已經出現了。
前面提到的發現于白斯朗營子的小房址至多可容納四人，應是這種個體家庭的房屋遺迹。
石棚山所揭露的墓葬被劃分成三個墓區，合葬墓從屬于某一墓區，由此可知，石棚山墓地所反映的是包含了個體家庭&mdash&mdash以墓區反映的一級組織&mdash&mdash整個墓地為代表的人們共同體這樣三級組織的一個小社會。
在新開流共揭露三十一座屬同一層位的新開流文化墓葬。
其中一次葬的單人墓共有十座，餘皆二次葬。
一次葬的墓在發掘區内相對均勻地分布成八處，除有三座墓集中在一處以外，其餘各處均隻有一座墓，二次葬的墓則都分布在這些墓之間，且多數都明顯地靠近某個一次葬墓，有些緊挨在一次葬的墓邊上，個别二次葬人骨甚至就擺放在一次葬者的墓穴中。
可知目前得到揭露的這群墓葬基本上是以上述八處一次葬者為中心，再分别埋入若幹個二次葬者在他們的附近，也就是說，這三十一座墓可分割成占據不同空間的八個墓組。
一次葬者的墓坑皆為長方形土坑豎穴，經過性别鑒定的墓主均為男性，呈仰身直肢或屈肢狀。
除與一次葬的墓主同穴者外，其餘二次葬者的墓坑多是接近圓形或圓角方形的豎穴，二次葬的墓一般隻葬一人，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各有兩座，三人的有一座，這些多人合葬墓一般都将死者的屍骨分開安放，實行二次葬的死者中有男有女。
所有墓穴都未發現葬具的迹象。
為數一半的墓穴中無随葬品，具有随葬品的墓穴一般也隻有幾件石器、骨器或一、二件②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三，《文物》1977年第12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遼甯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圖二六、二七、二八，《文物》1977年第12期。
陶罐，或再有一件小型裝飾品。
但M3、M6和M7這三座一次葬的墓随葬品特别豐富，均有陶罐和數量較多的石器、骨器，且有野豬牙、蚌殼等物，其中兩座還出有鼈腹骨。
随葬品最多的K6有陶、石、骨器共三十五件、殘石器和殘骨器共七件，裝飾品二件，豬、狗、鹿、鷹的牙或角十四件，鼈腹骨九件，還有許多石器半成品和牙料。
這三座墓的死者均為男性，M7的墓主年齡不詳，餘皆步入老年。
從以上情況來看，這批墓葬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以一次葬男性死者為中心構成的墓組，二是随葬品較為豐富的墓主亦均為男性。
通過這兩種現象可以認識到，新開流文化的原始居民中男性社會地位往往高于女性，這顯然是父系社會的典型特征。
石棚山墓地和新開流墓葬群向我們揭示了在紅山文化後段時期，東北地區許多地方都已産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并處在男性得到尊重的父系社會中。
宗教的發展與文明的起源紅山文化祭祀遺址集中地反映了此時原始宗教的發展情況。
這種祭祀遺址目前發現四處，即阜新縣胡頭溝、淩源縣城子山和跨淩源、建平兩縣的牛河梁以及喀左縣東山嘴，都在努魯兒虎山南側一線，其時代均屬紅山文化晚期。
它們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類似“壇”的祭祀建築，并于壇内或壇旁有埋人現象，祭祀用的泥質彩陶筒形器等特殊陶器和動物類、璧環類等王器是這些遺址特有的器物。
這四處遺址按規模之大小可歸納為三類。
城子山和胡頭溝系這些遺址中最小的一類。
前者座落在山頂，後者位于臨河的圓土丘上，所在之處均是周圍地貌中的一個高點。
根據胡頭溝殘存的遺迹，可大緻了解原始居民建造此遺址的情況：先在丘頂挖一個墓坑，内用石闆砌成椁，按仰身直肢的擺法埋入一死者，死者身上或椁内有玉龜、玉鸮、璧、環等多件玉器。
再以死者為中心按6．5米左右的半徑置放一圈彩陶筒形器碎片，于這圈碎陶片之上建成一個石圍圈，石圍圈的兩端并不閉合，一端延伸到圈外，恰似圍圈的人口處，延伸在圈外的石塊下既有碎陶片，又有一排立置而完整的彩陶筒形器，這處石圍圈即是上面提到的類似壇的建築。
此後，在圍圈内又散放大量彩陶筒形器碎片，這些碎陶片很可能是在這處基址建成以後人們多次來此活動時撒下的。
似此，就應将石圍圈理解為一個供人們舉行祭祀儀式的固定場所。
圈外尚建有一座石椁墓，内以石闆隔成五室，每室大約隻埋一人。
看來，圍圈中心的死者和圈外的這些死者都與祭祀有關，但究竟是什麼樣的關系尚不清楚。
東山嘴遺址的規模大于上述兩處。
遺址位于三面環山，一面臨河的突起台地上，其主體建築為一方形和一圓形的壇狀基址，基址周圍都砌有石塊。
由于這裡曾是人們長時間進行祭祀活動的場所，因此，存在若幹個不同時期的方形或圓形基址。
但不論是方形還是圓形，它們的面積和位置變化都不是很大，方形基址最大的約有100平方米，圓形基址的直徑在3.5&mdash4.1米之間，從方形基址到圓形基址的最近距離為15米。
在這範圍内，還發現一個被埋葬的死者，發掘者認為這個死者與上述這些建築的祭祀性質有關。
這處遺址出土許多遺物，其中大量的豬骨和一些鹿骨應是獻祭用牲，陶器中主要是彩陶筒形器和彩陶雙腹盆等用于祭祀的特殊陶器，還出有雙龍首玻形玉飾和用綠松石做成的鸮，也有石器等生産工具。
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批泥塑人像（詳前），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塑像即是人們在該遺址進行祭祀的主要對象&mdash&mdash“地母”之神①。
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規模最大的是牛河梁“廟、壇、冢”群體建築。
根據目前的發現，這處群體建築的中心是“女神廟”，圍繞它分布着許多處“積石冢群”，屬于這個群體的遺迹大約廣布在5公裡見方的範圍内②。
女神廟位于一緩坡頂部，其北側有一塊100多米見方的平台，地表散布陶片等遺物。
女神廟的主體為一長18．4米的多室半地穴建築，牆蟹上畫有彩繪。
内出大小不一的人體和動物泥塑（泥塑情況詳前），還有祭祀專用的特殊陶器。
這些人體塑像應是這處遺址群的主要祭祀對象，人們習稱為“女神”，但究竟是自然之神還是祖先之神的偶像，則還存在不同的意見③。
積石冢群隻有一處經過較大規模的發掘，内含呈東西向一字排開的四個“積石家”，其範圍長約110餘米，西數第二個積石家（z2）為一邊長18米左右的砌石方形圍牆，中心處是一個邊長3．6米的方形石椁，椁内物品多已不存；其東面的積石家（z3）主體系呈同心圓布局的三圈石樁，内圈和外圈的直徑分别為11和22米，内圈位置最高，中圈次之，外圈最矮，恰似一座三層遞收的圓壇，壇上有積石和彩陶筒形器碎片：最西面的積石家（Z1）狀如内外兩道石牆的方形或長方形結構，牆内存有積石和彩陶筒形器或其殘片，内牆以南現已發掘出十五座用石闆或石塊堆砌成的石椁墓，椁内死者有一人，也有多人的，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的，有的石椁内尚見玉豬龍等玉器，有的則一無所有。
處在積石冢群中間的是Z2、Z3這兩個方形和圓形的壇狀積石建築，這與東山嘴遺址的情況有着某種共性，亦應為人們進行祭祀的場所。
如果其餘大部分積石冢群都具有類似用途的話，那麼，牛河梁遺址群在某種意義上就應被看作是由作為祭祀中心的女神廟和分布在周圍的許多祭壇組成的有機結合體，女神廟中的人像是她周圍許多個祭壇上的祭祀者共同尊奉并定期祭把的女神。
上述遺址常見的玉器中最令人關注的是玉獵龍。
上一節已提到獵與紅山文化先民的密切關系，将豬首安上龍身，說明它是被人們抽象了的神化動物。
牛河梁女神廟的位置恰恰選在遙對形似豬首的高山之處，也正反映了人們把建廟這一崇高的行動看作是受到豬神的驅使。
可以認為，豬龍即是龍的一種起源形态。
據此，對龍的信仰至少可追溯到紅山文化之時。
胡頭溝、東山嘴、牛河梁這三種不同規模祭祀遺址的存在，以及豬龍在人們觀念中的支配地位，都反映出紅山文化後段之時，該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已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階段。
象胡頭溝那樣隻有一個石圍圈的祭祀址，很可能是屬于一個村落或村落群的祭祀遺迹；東山嘴祭祀址不僅規模更大，且存在女神塑像，故規格比胡頭溝要高些，應該是統一若幹個村落群的組織中心的祭祀場所；而牛河梁遺址的規模和高大的女神像，說明這一祭祀址的規格又遠在東山嘴之上。
因此，在這裡進行祭祀的應是範圍更廣的原始居民或他們的代表者，換言之，牛河梁祭祀中心應是紅山文化相當大的部分地區居民的聚集處，女神廟中的女神至少是統治着這部分居民意識觀念的神權代表。
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多層①李恭笃：《昭烏達盟石栅山考古新發現》圖五、圖八，《文物》1982年第3期。
②郭大順等：《遼甯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圖版貳：1，《文物》1984年第11期。
③孫守道等：《牛河梁江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次的組織機構，是不能保證這個神權在相當廣的地區内得到一緻維護和崇奉的，因此可以說，這時在紅山文化内部已逐漸孕育出與文明社會一些特征相近的若幹因素，緻使紅山文化後段晚期已有些不同于一般的氏族社會，而較以前發生了幅度很大的變化。
事實上，前面提到的一夫一妻個體家庭之建立和父系社會的存在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時的社會狀況。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現象值得注意：氏族社會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人們死後要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内，但牛河梁Z1中的石椁墓顯然不是當時某個村落公共墓地中的墓葬。
埋在這裡的死者均有石椁，有的身上還佩帶精美的玉器，特别是存在多人二次葬的墓穴，從而說明這些死者主前具有某種親屬關系。
凡此，都不便将Z1中的所有死者作為祭祀用牲來理解，而至少這些死者中的一部分應是當時一些村落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
盡管目前尚難确認他（她）們的具體身份和将他（她）們埋在這裡的原因，但他（她）們死後不葬于本村落公共墓地，卻被人們安置在這神聖的祭祀中心周圍，則至少已在某種程度上有悖于氏族社會的埋葬原則，是對氏族社會古老制度的沖擊。
紅山文化的玉器常見于祭祀遺址，說明它不僅是一般的工藝品，而應有着特殊的含義。
尤其象豬龍、鴉形和勾雲形這些造型比較複雜的玉器，在努魯兒虎山南側和西拉木倫河以北均有發現，雖然兩地相隔如此之遠，但這些玉器的風格基本未改，形制十分相似①，說明各地原始居民在制作這些玉器時，嚴格地遵循着統一的規格，若不是它們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不會做到如此地步的。
因而這些玉器就初步具有了“禮器”的性質，它們的出現或許是以産生了某種原始禮制的社會作為背景的（圖4&mdash18）。
圖4&mdash18西拉木倫河以北和努魯兒虎山以南出土的部分玉器1.4.勾雲形玉器；2.5.玉豬龍；3.6.玉鳥。
（1&mdash3，西拉木倫河以北，4&mdash6，努魯兒虎山以南） 需要提及的是，見于上述祭祀遺址的神像，凡能判明性别者均為女性，對女神的尊奉，應是母權制氏族社會精神思想的遺留，這暗示了當時的社會可能距脫離母系氏族制階段沒有多遠，同時，說明母權制時代也存在相當規模的宗教。
因此，綜合以上這些情況，宜将發生了空前變革的紅山文化後段晚期稱為文明的起源階段。
努魯兒虎山南側的建平、淩源、喀左一帶，是紅山文化祭祀遺址的密集分布區，而其它地區發現較少，甚至尚無發現。
故而在紅山文化範圍内已形成了上述三縣一帶的中心地區與其它地方的一般地區之間的差别。
這也是社會發展到文明起源階段的一種表現。
值紅山文化後段晚期之時，燕山、熊耳山南北的北方古文化都有向南推進的趨勢，這無疑是紅山文化空前進步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連鎖反應①。
①孫守道等：《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甯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彩版壹，《文物》1986年第8期。
①至于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的一些墓葬，将在“宗教的發展與文明的起源”中予以說明。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前後，黃河流域及其周圍地區社會面貌都發生了較大變化，與東山嘴、牛河梁性質類似的較大規模宗教中心在黃河流域也不無發現，如屬于此時的隴東秦安大地灣乙址①和稍晚于此時的包頭阿善積石祭壇，①可見紅山文化發生在此時的社會變革與以黃河流域為主體的廣大北方地區的發展步伐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前者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都是在注進了廟底溝文化新鮮血液後，跨度較大地步入了原始文明起源的階段。
不過，紅山文化這種“步入”過程卻有它自身特點，總的來說，它發展到這一階段所邁出的步伐跨度更大，跳躍性更為明顯，從而以其空前的進步成就在東北地區曆史發展中揭開了新的一幕。
小珠山上層文化時期及其它遺存小珠山上層文化時期約當公元前第三千紀末前後。
東北地區迄今發現确屬此時的考古學文化隻有分布在遼東半島的小珠山上層文化一種。
它和以郭家村下層為代表的小珠山中層文化晚期在時間上尚有一段不小的缺環。
經過發掘的小珠山上層文化遺址主要有長海縣廣鹿島的小珠山、蛎碴崗和南窯，大長山島的上馬石②，新金縣喬東①，大連郭家村①。
這時遼東半島原始居民的主要交往方向同過去一樣，仍是和膠東半島方面的聯系。
因此，在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上，有一部分表現為那裡的文化之變體，但其主要文化成份仍可看出是上一期小珠山中層文化的延續。
小珠山上層文化的房址主要還是圓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築。
牆壁是在木質構件内外敷抹草拌泥的木骨泥牆，房頂的做法亦為木結構上加蓋草拌泥。
通過對郭家村遺址的發掘，了解到此時的窖穴大為增加，如在該遺址發現四座房址，而坑穴即有四十八個，據發掘者判斷，其中絕大多數為窖穴。
這些坑穴的大多數都屬同一層位，如果它們和房址的比例數是能夠粗略地反映當時房屋與窖穴一般比例的話，那麼，此時窖穴的數量确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
窖穴一般是圓形，直徑多在1&mdash2米左右，有的現存深度約為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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