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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進行的戰局，特别是1757年和1758年的戰局就提供了這方面的例子。
由于此時戰鬥是主要的、決定性的事，因此采取向心狀行動的一方如果沒有決定性的兵力優勢，就會由于進行多場會戰而失去包圍原本能帶來的所有好處，因為針對敵人給養采取的行動需要較長時間才會有效果，而會戰勝利的效果産生得很快。
因此在戰略上，位于敵人之間的一方比包圍他的一方處境更有利，特别是在雙方兵力相等，甚至前者比後者兵力少時。
若米尼上校在這一點上是完全正确的；亞當·馮·比洛先生用很多虛構的&ldquo真理&rdquo論證了相反的觀點，其原因僅在于他認為針對敵人給養的行動很快就會産生效果，同時他十分輕率地完全否認會戰必然會産生的效果。
戰略迂回和戰略包圍用于切斷敵人的退路，當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人們必要時通過戰術迂回也能達到這個目的，因此隻有當自己占有很大優勢（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以至在主要地點上有足夠的兵力，不會因派出迂回部隊而受到影響時，才建議進行戰略迂回。
法國皇帝盡管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往往（幾乎是始終）占有優勢，但是他從未進行過戰略迂回。
弗裡德裡希二世隻是在1757年進攻波希米亞時進行過唯一一次戰略迂回。
不錯，他用這一方法迫使奧地利人直到布拉格附近才發起第一次會戰，然而盡管他占領了直至布拉格的波希米亞地區，卻并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一占領對他又有什麼用呢？後來的科林會戰[17]迫使他又放棄了這些地方。
這就證明，會戰決定一切。
他在布拉格附近顯然面臨在什未林到來之前即受到奧軍全部兵力進攻的危險，而假如他此前率全部兵力穿薩克森而行，就不會面臨這種危險，與奧軍的第一次會戰也許就在艾格爾河畔布丁[18]進行了，而這次會戰也會與布拉格會戰一樣是決定性的。
普魯士軍隊冬季在西裡西亞和薩克森的位置無疑是他們呈向心狀進入波希米亞的原因。
重要的是要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在決定是否采取戰略迂回時，更應考慮上述有關原因，而不應從部署的形狀可能帶來的好處出發考慮問題，因為行動的便捷性能加快行動的速度，軍隊這部龐大機器的阻力本來就已經很大了，人們除非迫不得已，不應再去加大這些阻力。
（12）如果人們能遵循我們剛闡明的&ldquo在主要地點上盡量集中兵力&rdquo這一原則，那麼自然就會放棄戰略包圍的想法，部隊的部署也就自然形成了。
因此我可以說，這一部署的形狀是沒什麼價值的。
但是如果敵人在一個貧痟的地區十分費力地設置了很多倉庫，他的行動完全依賴這些倉庫，那麼對敵翼側的戰略行動就可以取得與會戰相似的大的戰果。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甚至建議不要以主力去迎向敵人主力，而是以主力直搗敵人的基地。
不過這需要有兩個條件： ①敵人距其基地很遠，以至他因我們對其基地的行動而被迫進行遠距離的退卻。
②在敵主力的行進方向上，我方能夠利用天然的和人為的障礙，以少量部隊加大敵人前進的難度，以至他在此無法以占領我們的土地來補償其基地的損失。
（13）給養是部隊作戰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對行動有很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隻允許大部隊集中到一定程度，并在選擇行動線方面與其他因素一道決定戰區有關情況。
（14）隻要所在地區的條件允許，部隊的給養就應以就地征用的辦法解決。
在現代戰争樣式中，軍隊作戰的區域比過去大得多。
組成若幹獨立行動的部隊，就有可能就地征用給養，就可以避免按照老辦法把部隊（7萬～10萬人）集中在一個地點所帶來的不利，因為一支按照現代編制組織起來的獨立的部隊，對兩三倍于己的優勢之敵也可以抵抗一段時間，然後其他部隊就會趕過來支援。
即使這支部隊真的被擊敗了，它所進行的戰鬥也不是徒勞無益的，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另一處已經做了說明。
因此，現在各個師和軍都是互相分開的，并列或先後進入戰場。
如果它們同屬一個軍團，那麼它們的間距隻要能保證它們參加同一次會戰就可以了。
這樣一來，在沒有倉庫的情況下，部隊也有可能得到即刻的給養保障。
部隊本身的組織，包括其參謀部和供給機關使給養問題變得容易解決了。
（15）在沒有比給養更重要的原因（例如敵主力的位置）時，人們應該選擇在最富庶的地區行動，因為給養的便利有助于迅速行動。
比給養更重要的隻能是我們正在尋找的敵主力的陣地位置，以及我們要攻占的首都和要塞的位置。
其他一切原因，例如部隊部署時的有利形狀（關于這一點我們已經談過）通常是無關緊要的。
（16）盡管有了這種新的給養方式，人們還是遠不能沒有任何倉庫。
即使當地有足夠的物資，一位睿智的統帥為防備意外，為在單個地點能夠集中更多的兵力，也會在後方設置一些倉庫。
這種謹慎屬于那種無損于目的的謹慎。
2.防禦 （1）防禦戰争在政治上就是人們為維護其獨立而進行的戰争；在戰略上就是在已經為抗擊敵人做好準備的戰區内與敵人作戰的戰局。
不管在這個戰區内的會戰是以攻勢進行的還是以守勢進行的，都不會改變防禦戰争的含義。
（2）如果敵人在兵力上占優勢，那麼人們就主要選擇采取戰略守勢。
作為戰區主要設施的要塞和設防營壘自然能夠為防禦者提供很好的有利條件。
此外，熟悉地形和擁有完善的地圖也應該被看作是有利條件。
有了這些有利條件，一支較小的軍隊，或者一支基于一個較小國家和較少後援力量源泉的軍隊比沒有這些輔助條件會更有能力抵抗對手。
此外，還有以下兩個原因可能促使人們選擇防禦戰争。
①如果我們戰區周圍的地區在給養方面使行動非常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避免這種不利，而敵人卻不得不忍受這種不利。
例如現在（1812年）俄軍的情況就是這樣[19]。
②如果敵人在作戰方面占優勢。
在一個我們了解的、做好了準備的、各種條件都對我們有利的戰區作戰是比較容易的，不會犯太多錯誤。
在我們的部隊和将領因作戰能力差而選擇防禦戰争的情況下，人們通常願意把戰術防禦與戰略防禦結合起來，也就是在我們準備好了的陣地上進行會戰，這同樣是因為可以少犯錯誤。
（3）與在進攻戰争中一樣，在防禦戰争中也必須追求一個大的目的。
這個目的隻能是消滅敵軍。
為達到這一目的，可以通過一次會戰，也可以通過讓敵人的給養出現極大的困難，使敵人沮喪，不得不退卻，而他在退卻中必定會受到大的損失。
威靈頓的1810年和1811年戰局[20]就是這樣的例子。
因此，防禦戰争并不是無所事事地等待事情的發生；隻有從等待中能夠得到明顯的、決定性的好處時，才可以等待。
進攻者集結新的兵力，準備進行大規模戰鬥時出現的那種猶如暴風雨前的平靜，對防禦者來說是極其危險的。
假如奧地利人在阿斯旁會戰[21]後像法國皇帝那樣把兵力增加三倍（當然這是他們能夠做到的），那麼直到瓦格拉姆會戰前的一段平靜時間對他們來說就是有益處的，但是隻有在這一假設條件下才是這樣。
由于他們沒有這樣做，因此他們就失去了這段時間。
當時如果奧地利人利用拿破侖的不利處境去收獲阿斯旁會戰的果實，本是更聰明的做法。
（4）要塞的任務是通過讓敵軍圍攻來牽制其一大部分兵力，因此防禦者必須利用這個時機打擊敵軍的其餘部分。
由此可見，防禦者應該在自己要塞的後面，而不是在其前面進行會戰，但是不能無所作為地坐視要塞被攻占。
但澤[22]被圍攻時，本甯森[23]就是坐視其被攻占[24]。
（5）大的江河，也就是架橋非常困難的江河，例如自維也納起的多瑙河下遊河段和下萊茵河[25]，都是天然的防線。
但是防禦者不應為絕對阻止敵人渡河而沿江河均勻地部署兵力（這是危險的），而是應該對江河進行監視，在敵人渡過江河的地點，在其尚未把全部兵力集結起來，還被限制在靠近江河的一個窄小地帶的時候，從各方面進攻他們。
阿斯旁會戰就提供了這樣的範例。
在瓦格拉姆會戰中，奧地利人毫無必要地給渡過河的法國人留出了過多地方，以至法軍渡河原本面臨的不利消失了。
（6）山地是可以用來構成良好防線的第二種地形障礙。
一種方法是把防線設置在山地的後面，隻用輕裝部隊占領山地，以便某種程度上把山地視為敵人必須過的一條河流，一旦敵人的幾路部隊從山口中出來，就用全部兵力進攻其中一路部隊；另一種方法是将部隊部署在山地中。
在後一種情況下，防禦者隻應以小部隊對各山口進行防禦，而把較大部分部隊（1/3～1/2）留作預備隊，以便以優勢兵力對突入我方陣地的一路部隊進行攻擊。
因此防禦者不要為絕對阻止敵各路部隊突入其陣地而把這支大的預備隊分散開，而是應從一開始就決定用它進攻其認為最強的那路部隊。
如果防禦者用這種方法擊敗了正在進攻的一支大部隊，那麼已經突入其陣地的其他幾路部隊就會自行退卻。
大多數山地的形狀是：在群山的中央或多或少有一些高的平地（台地），山地面向平地的一面有很多陡峭的山谷穿過，這些山谷就形成通道。
因此防禦者在山中可以找到迅速向左右運動的地方，而進攻者的各路部隊則被陡峭的、不便通行的山脊隔開。
隻有在這樣的山地，才能進行良好的防禦。
如果整個山地内部荒涼，不便通行，以緻防禦者的部隊不得不分散部署，缺少互相聯系，那麼防禦者以主力在這種山地進行防禦就是危險的舉措，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有利條件都為進攻者所有，他可以用大的優勢兵力進攻各個點。
任何山口和某個地點都不會堅固到進攻者以優勢兵力在一天内無法攻克的程度。
（7）關于山地戰，我們必須總的指出，在山地戰中，一切都取決于部下和各級指揮官的機智，但更多取決于士兵的精神狀态。
這裡不要求有大的機動能力，但是要求有勇于作戰的精神和對事業的熱忱，因為在這裡每個人多少都要獨自行動。
因此民衆武裝特别适合山地戰，他們雖然缺少勇于作戰的精神，但具備對事業的極大熱忱。
（8）最後，關于戰略守勢，我們必須指出，由于守勢本身比攻勢有力，因此戰略守可以應用于奪取最初的大的戰果。
如果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但随後未能立即締結和約，那麼進一步的戰果就隻能通過攻勢取得了。
誰要是總停留于守勢，誰就會總是陷入消耗自己的力量的不利境地。
任何一個國家這樣做，都隻能支撐一時。
如果一個國家受到對手進攻而總是不還擊，那麼最後它極可能衰弱和失敗。
人們以守勢開始，是為了能夠更有把握地以攻勢結束。
3.進攻 （1）戰略進攻直接追求戰争的目的，直接以摧毀敵軍為目标，而戰略防禦在某種程度上隻是試圖間接地達到這個目的，因此在戰略的一般原則中已經包含了進攻的原則。
隻有兩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
（2）第一個問題是部隊和武器的不斷補充。
這個問題對防禦者來說，由于他靠近補充來源地，相對更容易。
進攻者盡管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個較大的國家，但他多少不得不從遠方把其軍隊調上來，因此在這方面就有困難。
為了不缺少兵員和武器，他必須在需要使用它們以前很早就采取措施，征召新兵和運輸武器。
在他的行動線的各條道路上必須不斷有開赴戰場的士兵和前送的必需品；在這些道路上必須建立兵站來加以運輸。
（3）即使在最順利的情況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占有極大優勢時，進攻者也必須考慮到有可能出現大的不利情況，因此必須在行動線上設置一些自己一旦失敗可以前往的地點，例如帶有設防營壘的要塞或者單純的設防營壘。
大的江河是把追敵阻擋一段時間的最好手段，因此必須确保這些大江河的渡口（由一系列堅固多面堡環繞的橋頭堡）的安全。
為據守這些地點，為據守最重要的城市和要塞，進攻者不得不根據敵人的襲擾情況和當地居民的敵對程度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部隊。
這些守備部隊與前來增援的部隊一起組成新的部隊，在前方部隊取得勝利戰果時，這些新的部隊就可以跟随前進；在前方部隊失利時，則可以部署在經過加固的地點，保障退卻的安全。
法國皇帝在其部隊的後面一直是非常謹慎地采取這些措施的，因此他進行的最大膽的行動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樣冒險。
（四）關于既定原則在戰争中的運用 軍事藝術的各項原則本身是極其簡單的，很容易被理解力健全的人理解。
即使這些原則在戰術上比在戰略上更需要專門的知識作為基礎，這種知識包括的範圍也是很小的，幾乎無法在複雜多樣和内在聯系方面與其他科學相比，因此這裡根本不要求有淵博和高深的學問，甚至不要求有很高的理解力。
如果說除了訓練有素的判斷力以外，還需要一種特殊的才能，那麼可以斷言，那就是狡詐或機智。
長期以來，有人堅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但是這種看法隻是出于對軍事藝術的錯誤崇拜，出于撰寫軍事藝術的著作家們的虛榮心。
隻要我們毫無偏見地思考一下，就會認識到這一點，而且經驗也讓我們對這一點更加确信無疑。
在革命戰争期間，就有很多人以事實證明自己是機智的統帥，而且往往是一流的統帥，但他們并沒有接受過軍事教育。
至少孔戴、瓦倫斯坦[26]、蘇沃洛夫[27]以及其他很多人很讓人懷疑是受過軍事教育的。
指揮作戰本身是很困難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困難不在于要求有專門的學識或大的天賦才能理解真正的作戰原則；每個頭腦清楚、沒有成見、對軍事不是一竅不通的人都能理解這些原則；甚至在地圖或紙上運用這些原則，也不是什麼難事，拟訂一份好的行動計劃也還不是什麼偉大的傑作。
指揮作戰的全部困難在于： 在實施中始終遵循既定的原則。
提請殿下注意到這一困難，是最後這段論述的目的。
我認為，使殿下對此有一個清晰明确的概念，是我要通過這篇文章達到的所有目的中最主要的。
整個作戰如同一部帶有莫大阻力的複雜機器的運轉，以至在紙上很容易就制訂出來的計劃，在實施時隻有付出大的努力才能實現。
這樣，統帥的自由意志和行動時的一些考慮，時刻都會遇到阻力，于是一方面要求統帥有獨特的精神力量和理解力去克服這種阻力，另一方面一些好的想法還是會由于這種阻力而無法實現，因此即使統帥在指揮作戰時以更複雜的方法能獲得更大的效果，他還是應該采用更簡單、更易行的方法。
要把産生這種阻力的原因一一列舉出來，也許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1.我們對敵人狀況和舉措的了解總是比制訂計劃時設想的少得多。
因此當我們要實施定下的決心時，會有無數的疑慮，懷疑自己的設想一旦有很多錯誤會造成危險。
人在實施大的行動時容易産生的畏懼心理就會支配我們，而從這種畏懼到猶豫不決，從猶豫不決到不徹底的行動，隻有很小的、不引人注意的一步。
2.我們不僅對敵人的兵力不确定，而且傳聞（通過前哨、間諜或者偶然從敵人處得到的一切情報）往往會誇大敵軍的兵力。
很多人天生就是膽怯的，因此通常會誇大危險，于是所有這些影響就會促使統帥對他面前的敵人的兵力做出錯誤的估計。
這是猶豫不決的另一個根源。
這種對敵人的兵力不确定的程度，是人們怎麼想象都不為過的，因此一開始就要對此有準備，這是很重要的。
即使人們事先已經冷靜地思考過一切，即使人們已經毫無偏見地尋找并找到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人們也不應立即就準備放棄先前的看法，而是應該對新收到的情報進行仔細的分析，對多個情報進行比較，并派人搜集新的情報，等等。
如此一來，錯誤的情報往往當場被否定，最初得到的情報經常得到證實。
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就可以得到确切的情況，并據此定下決心。
如果缺少确切的情況，那麼人們應該懂得，在戰争中凡事總是要冒險的；戰争的本性根本不允許人們總是看清前進的方向；可能的事情盡管不是馬上就能感性地讓人看到，但畢竟是可能實現的；在其他舉措理智的情況下，即使出現一個錯誤也不會立即毀滅。
3.我們不僅不能确切地了解敵人每時每刻的情況，而且也不能确切地了解自己軍隊每時每刻的情況。
自己的軍隊也很少能夠集中到随時都可以讓統帥清楚地看到各部分情況的程度。
如果我們此時有所膽怯，就會産生新的疑慮。
我們就會等待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整個行動的停滞。
因此我們必須對自己總的舉措有信心，相信它們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特别是要信任自己的下級将領。
我們必須選擇信得過的人擔任下級将領，其他任何考慮都是次要的。
如果我們采取了适當的措施，并且考慮到了可能出現的失利情況，即做好了準備，以至在實施中即使遇到不利也不會立即毀滅，那麼我們就要像穿過黑夜那樣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勇敢地前進。
4.如果統帥要部隊付出艱辛的努力進行戰争，那麼下級将領，甚至部隊（特别是戰争曆練較少的部隊）往往會遇到在他們看來不可克服的困難。
他們會覺得行軍路程太遠，太勞頓，給養無法維持。
如果我們聽信所有這些困難（弗裡德裡希二世就是這樣稱呼它們的），那麼很快就會完全屈從于它們，就不會采取有力的行動，而是軟弱地無所作為。
要抵制住這一切，就要求信賴自己的見解和信念，這在當時看來往往是固執，但實際上是我們稱之為堅定的那種理解力和性格的有力表現。
5.人們設想的戰争中的一切行動，從不像一個本人沒有留意觀察過戰争、未習慣于戰争的人所想象的那樣精确。
一路部隊的行軍時間往往會延誤很多小時，卻說不出停滞的原因；往往會出現無法預計到的障礙；往往設想率領部隊抵達某一地點，卻不得不在距該地點數小時行程的地方停下來；我們布設的小哨所發揮的作用往往比預期的小得多，而敵人的小哨所發揮的作用卻大得多；一個地區的人力、物力往往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大；等等。
對所有這些阻力，不付出很艱辛的努力是無法克服的，而統帥隻有通過近乎冷酷的嚴格，才能使部隊付出艱辛的努力。
隻有這樣，隻有确信部下總是會盡力去做，他才能有把握認為這些小困難不會對行動産生大的影響，他才不會距離可能達到的目标過遠。
6.可以肯定，一支軍隊在戰争中所處的狀況絕不會像那位在室内跟進其行動的人所設想的那樣。
如果他對這支軍隊有好感，就會把它估計得比實際情況要強和要好1/3～1/2。
統帥在最初制訂行動計劃時處于這種情況，後來出乎意料地看到其兵力逐漸減少，騎兵和炮兵變得毫無用處等，這是相當自然的。
甚至在戰局開始時，在觀察者和統帥看來可能和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實施中往往會變得困難和無法做到。
如果統帥此時在熾烈的榮譽心驅使下仍能大膽而堅定地追求自己的目的，那麼他就會達到目的，而一個平庸的人就會把軍隊的這種狀況當作放棄既定目标的充分理由。
馬塞納在熱那亞和葡萄牙的行動就是大膽而堅定追求自己目的的例子。
在熱那亞，他的堅強性格（可以說是他的冷酷）驅使部下付出十分艱辛的努力，因此獲得了成功[28]；在葡萄牙，他至少比任何一個處于同樣情況下的人都撤退得晚得多[29]。
在大多數情況下，敵軍也處于類似的狀态。
瓦倫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紐倫堡附近[30]，法國皇帝和本甯森在埃勞會戰後的情況就是如此。
人們看不到敵人的狀況，但能看到自己的狀況，因此自己的狀況較敵人的狀況對一般人的影響更大，因為對一般人來說，感性的印象總是比理性的語言更強烈。
7.部隊的給養，無論是通過倉庫供給還是就地征收解決，總是有很多困難的，以至它在統帥選擇舉措時是一個很具決定性的因素。
部隊的給養問題往往與最有效的行動相矛盾，迫使部隊在本應追求勝利和輝煌戰果的時候去籌集給養。
整個機器尤其因給養而變得笨重，其運轉效果遠落後于宏大計劃設定的速度。
一位嚴酷地要求其部隊付出最艱辛的努力和忍受最極端困苦的将領，一支在長期戰争中慣于做出這些犧牲的軍隊，他們會領先對手多少啊！他們會不顧這些障礙比對手快多少去追求其目标啊！同樣是好的計劃，但結果是多麼不同啊！ 8.總的來說，對所有上述情況，我們應該時刻注意以下這一點。
在實施中得到的直觀的印象比此前通過深思熟慮所形成的觀點更鮮活，但是直觀的印象隻是事物的初步表象。
我們知道，這種表象很少與事物的本質完全一緻，因此人們會面臨注重直觀印象而輕視此前的深思熟慮的危險。
這種最初的表象通常使人變得膽怯和過于謹慎，這是人的膽怯天性決定的，而膽怯的人看一切問題都是片面的。
因此我們應該警惕這一點，應該對自己此前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有充分的信心，使自己有力量去克服那些讓人動搖的一時印象。
由此可見，能否克服在實施中遇到的這種困難，關鍵在于自己的信念是否牢固和堅定，因此研究戰史才如此重要，因為通過研究戰史可以使人在某種程度上仿佛身臨其境，好似親曆事件的進程。
從理論課中能學到的原則隻适于幫助我們研究戰史，提醒我們注意戰史中最重要的東西。
因此，殿下應該抱着這樣一種意圖去熟悉這些原則，即在閱讀戰史時檢驗這些原則，并且看一下這些原則在哪些地方是與戰争進程相符的，在哪些地方是為戰争進程所修正甚至推翻的。
但是在缺乏親身經曆的情況下，研究戰史隻适于讓人對我在此稱為&ldquo整個機器的阻力&rdquo的概念有一個形象的想象。
當然人們不應滿足于得出的主要結論，更不應一味遵循曆史著作家們的論斷，而是應該盡可能地研究細節。
這是因為曆史著作家很少以記述最真實的情況為目的，他們通常要美化本國軍隊的行為，或者要證明事件與虛構的規則是一緻的。
他們不是寫曆史，而是造曆史。
為研究曆史的細節，人們并不需要讀很多曆史。
詳盡地了解數場戰鬥比泛泛地了解很多戰局更有益處。
因此，多讀一些雜志上刊載的有關報告和日記比閱讀真正的史書更有益處。
沙恩霍斯特将軍在其回憶錄中關于1794年梅嫩保衛戰[31]的叙述，就是這種報告的無與倫比的範例。
這一叙述，特别是關于出擊和突圍的描述，給殿下提供了一個應該如何撰寫戰史的标準。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次戰鬥像這次戰鬥讓我确信：在戰争中，直到最後時刻都不應對成功有所懷疑；好的原則不可能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永遠有規律地發揮作用，在人們認為這些原則已經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場合，它們往往又出人意料地發揮出作用。
一定有某種大的情感會激發統帥的巨大力量。
這種情感可以是恺撒的虛榮心，可以是漢尼拔的對敵仇恨，也可以是弗裡德裡希大帝的甯願光榮戰敗的豪邁。
殿下，請您敞開胸襟，來接納這種情感吧！在制訂計劃時，您要大膽而有計謀，在實施時要堅決而頑強，要抱定甯願光榮戰敗的決心。
這樣命運就會在您年輕的頭上加上光榮的桂冠，它是君主的飾品，它的光芒将把您的形象镌刻到子孫萬代的心中。
注： *** [1]熱那亞（Genua），今意大利熱那亞省省會，位于熱那亞灣内。
&mdash&mdash譯者注 [2]此處的德意志帝國指的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962&mdash1806），而非曆史上的德意志帝國（1871&mdash1945）。
&mdash&mdash譯者注 [3]即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1770&mdash1840）的長子，後來的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Ⅳ.，1795&mdash1861），1840&mdash1861年期間為普魯士國王。
&mdash&mdash譯者注 [4]洛伊滕（Leuthen），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村莊盧蒂尼亞（Lutynia），位于該省首府布雷斯勞附近。
&mdash&mdash譯者注 [5]指洛伊滕會戰。
[6]指1809年4月19&mdash23日，法國和奧地利之間進行的一系列戰鬥，統稱雷根斯堡會戰。
[7]1759年7月，法國和薩克森聯軍占領普魯士城市明登（Minden，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東北部一城市，位于威悉河畔）。
斐迪南公爵率英國、普魯士、布倫瑞克-呂讷堡、黑森-卡塞爾聯軍在明登附近的托滕豪森和庫滕豪森一線占領陣地。
8月1日，法國-薩克森聯軍的右翼部隊炮擊斐迪南公爵在托滕豪森附近的左翼，但中央和左翼被斐迪南公爵擊敗。
次日，明登守軍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8]托滕豪森（Todtenhausen），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東北部城市明登的一個市區。
作者在原作中給出的地點是坦豪森（Tannhausen，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小鎮），應為筆誤。
&mdash&mdash譯者注 [9]1757年11月5日，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2.2萬人，在薩克森選帝侯國的羅斯巴赫（Rossbach，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城市布勞恩斯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附近與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聯軍計4.1萬人進行會戰并獲全勝。
普方傷亡500餘人，聯軍方面傷亡3000餘人，并有7000餘人被俘。
&mdash&mdash譯者注 [10]1760年8月15日，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1.6萬人，在下西裡西亞的利格尼茨（Liegnitz，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城市萊格尼察，位于卡茨巴赫河左岸）附近與勞東率領的奧軍3.2萬人進行會戰，并戰勝對方。
普方傷亡3300餘人，奧軍傷亡3800餘人，并有4700餘人被俘。
&mdash&mdash譯者注 [11]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12]魯斯巴赫河（derRussbach），多瑙河的一條支流，流經今奧地利瓦格拉姆等地，長約71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3]阿德克拉（Aderklaa），今奧地利下奧州一小鎮，位于維也納與瓦格拉姆之間。
&mdash&mdash譯者注 [14]指拿破侖。
&mdash&mdash譯者注 [15]平行進攻（Parallelangriff），與敵軍正面完全對峙的正面進攻。
&mdash&mdash譯者注 [16]輕步兵（leichteInfanterie），18世紀時，在步兵列陣前部署的攜帶輕型裝備、便于機動的步兵，目的是在會戰正式開始前對敵陣進行不規律的點射，以擾亂敵部署。
&mdash&mdash譯者注 [17]火力線（dieFeuerlinie），處于交火中的散兵或成建制的部隊組成的、在戰術上距敵人最近的戰線。
&mdash&mdash譯者注 [18]&ldquo習慣做法&rdquo，德語為&ldquoMethodismus&rdquo，是作者創的一個詞，意為&ldquoRitual&rdquo，即&ldquo嚴格的程序&rdquo或&ldquo習慣做法&rdquo。
有的中譯本将該詞譯為&ldquo方法主義&rdquo或&ldquo認識論&rdquo，似不妥。
&mdash&mdash譯者注 [19]1757年5月6日，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赢得布拉格會戰後，率5萬普軍包圍了布拉格，欲圍困該城，迫其投降。
奧軍元帥道恩率6萬人前來解圍，在布拉格以東60公裡的科林（Kolin，波希米亞中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畔）附近與32,000名普軍進行會戰并戰勝普軍。
弗裡德裡希二世不得不放棄包圍布拉格，退回薩克森。
&mdash&mdash譯者注 [20]艾格爾河畔布丁（BudinanderEger），即今捷克城市奧赫熱河畔布德讷（BudyněnadOh?í），東南距布拉格5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1]在1812年戰局中，處于守勢的俄軍在給養方面較法軍占優勢。
&mdash&mdash譯者注 [22]1810年，拿破侖命馬塞納率法軍攻入葡萄牙，試圖将威靈頓率領的英葡聯軍逐出葡萄牙。
英葡聯軍退入托裡什&mdash韋德拉什營壘進行防禦，法軍屢攻不下，因糧食缺乏和疾病流行，不得不于1811年3月退往西班牙。
&mdash&mdash譯者注 [23]第五次反法聯盟戰争期間，1809年5月21&mdash22日，拿破侖所率法軍與卡爾大公所率奧軍在阿斯旁（Aspern，今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城區的一部分）和埃斯靈（Essling，今維也納城區的一部分）一帶進行會戰，法軍戰敗。
卡爾大公滿足于打破拿破侖不可戰勝的神話，未追擊法軍。
&mdash&mdash譯者注 [24]但澤（Danzig），即今波蘭城市格但斯克（Gdańsk）。
&mdash&mdash譯者注 [25]本甯森（LevinAugustTheophilvonBennigsen，1745&mdash1826），伯爵，俄國将軍。
出生于布倫瑞克，曾在漢諾威選帝侯國軍隊任職。
&mdash&mdash譯者注 [26]1807年2月8日，俄普聯軍取得埃勞會戰勝利後未乘勝追擊法軍，而是進入海爾斯貝格防禦，導緻法軍于3月19日開始圍攻但澤。
5月中旬，部分英軍和俄軍部隊試圖從海上解圍未果，本甯森則根本未去解圍，結果但澤守軍于25日向法軍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7]下萊茵河（derNiederrhein），指萊茵河由波恩至萊茵河三角洲的河段，位于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境内。
&mdash&mdash譯者注 [28]瓦倫斯坦（AlbrechtWenzelEusebiusvonWallenstein，1583&mdash1634），波希米亞貴族，公爵。
三十年戰争期間曾兩次出任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統帥。
&mdash&mdash譯者注 [29]蘇沃洛夫（AlexanderVasilyevichSuvorov，1730&mdash1800），俄國軍事家、軍事理論家、戰略家、統帥，俄國軍事學術的奠基人之一。
指揮過60餘次會戰和戰鬥，戰功顯赫。
代表作《蘇茲達爾團條令》《制勝的科學》。
&mdash&mdash譯者注 [30]1800年，馬塞納奉命在北意大利對梅拉斯将軍指揮的奧軍進行牽制，以等待拿破侖率主力越過阿爾卑斯山脈。
4月4日，梅拉斯以優勢兵力向馬塞納發起進攻；16日，馬塞納退入熱那亞，在前有奧軍攻城、後有英國艦隊炮轟的情況下堅守月餘，後雖因彈盡糧絕于6月4日投降，但為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脈赢得了時間，為法軍在馬倫戈會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奠定了基礎。
&mdash&mdash譯者注 [31]1810年，馬塞納遠征葡萄牙，至托裡什&mdash韋德拉什防線，進攻受挫。
雖然給養缺乏，疾病流行，但他一直堅持到次年3月才退往西班牙。
&mdash&mdash譯者注 附錄2 關于軍隊的有機劃分（可作為對第二卷第五篇第五章的說明） 當人們看到實際出現的部隊的無數隊形，就應該已經能推斷出，對一支部隊因基本戰術而形成的不同部分進行劃分并确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并非十分嚴格，而是允許有很大的餘地。
但是我們無須多加思考即可确信，根據這些理由是無法做出比較精确的規定的。
至于在這方面通常提出的一些看法，例如如果一位騎兵軍官提出，一個騎兵團的兵力越多越好，否則它就沒有能力采取什麼行動，是不值得認真予以考慮的。
與基本戰術有關的小部隊（步兵連、騎兵連、步兵營和騎兵團）的情況就已經如此，而規模較大部隊的情況就更複雜得多。
基本戰術在這裡已經根本不夠用了，要高等戰術（或稱之為部署戰鬥的學問）與戰略一起才能解決。
現在我們要研究一下這些較大的部隊：旅、師、軍和軍團。
首先，我們用一點時間談談這個問題的哲理。
究竟為什麼要把大量人員有序地分為多個部分呢？這顯然是因為一個人隻能直接指揮一定數量的人。
一位統帥不可能把5萬名士兵中的每一個都部署和控制在适當的位置，并且指示他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
假如這是可能的，那顯然是最好不過了，因為這樣一來，無數的下級指揮官中就不會有哪位再給統帥的命令加上些什麼（至少這将是反常現象），但部隊分為多個層級會使每個人在執行上級命令時或多或少地削弱其原有的力量，減少上級原有想法的準确性。
此外，如果部隊有多個層級，那麼一個命令就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傳達到受命者。
由此可見，部隊的層層劃分形成一個傳達命令的階梯，是一件避免不了的苦惱事。
我們的哲理就談到這裡為止，現在開始從戰術和戰略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大的或小的獨立整體來與敵人對抗的完全獨立的部隊有三個主要部分。
如果沒有這三個部分，這支部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一個是這支部隊前出的部分a，一個是這支部隊為應對意外情況而保留的部分c，以及在這兩部分之間的主力部分b： 如果在對較大的整體進行劃分時要着眼于各部分的獨立性，如果要使固定的劃分與經常的需要相适應（這一點當然應該是統帥的意圖），那麼這個整體就從不應該少于三個部分。
但是不難看出，即使是這三個部分也還不能構成很自然的序列，因為誰也不會願意讓他前出的和保留的部分與主力部分的兵力一樣多，因此設想主力部分至少由兩個部分組成，也就是整體由四個部分組成，按abcd的順序，會更自然： 但是這顯然還不是最自然的序列。
盡管現在采取了縱深部署，但在戰術和戰略上使用部隊的方式仍然是橫線式的，因此就自然需要有右翼、左翼和中央。
這樣分為五個部分可以說是最自然的了，形式是abcde： 這種部署已經允許把主力的一個部分（在緊急情況下甚至是兩個部分）派向右面或左面。
如果有人與我一樣主張保留強大的預備隊，那麼他也許認為保留的部分與整體相比兵力太少，因此再增加一個部分，使預備隊的兵力占總兵力的1/3。
于是整個劃分的順序是abcdef： 如果是一支兵力很大的部隊，是一個較大的軍團，那麼我們從戰略上必須指出，這個軍團幾乎經常需要向左右派出部隊，因此還可以增加兩個部分，于是就形成下列abcdefgh的戰略形狀： 由此可見，人們在劃分一個整體時，不應少于三個部分，同時不應超過八個部分。
不過這似乎是很不确定的，因為人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把一個軍團分為軍、師和旅三個層級，每個層級有三個同級部隊單位（3×3×3），計27個旅，或者把一個軍團分為可以允許的18個因數的任何一個可能的結果，那麼就會産生很多不同的組合。
我們還要考慮到一些重要問題。
我們沒有談到步兵營和騎兵團的兵力問題，因為我們想把它留到談論基本戰術時再論述。
根據以上所述應該隻會得出結論說，我們希望一個旅不少于三個步兵營。
當然我們也必須堅持這一點，而且也看不到其中有什麼不合理之處，但是要限定一個旅可以有的最多兵力卻比較困難。
旅通常被視為尚可以和應該由一個人直接（在他的口令範圍内）指揮的部隊。
如果我們堅持這一點，那麼一個旅自然不能超過4000～5000人，即根據步兵營不同的兵力，可以由6～8個營組成。
但是我們在此必須同時把另一個問題作為一個新的因素納入這一研究中來，這就是各兵種的結合。
現在歐洲國家一緻認為，在軍團以下的部隊就應該進行這種結合，隻是有些人主張隻在軍一級，即2萬～3萬人的部隊進行這種結合，有些人則主張在師一級，即8000～12,000人的部隊就已經應該進行這種結合。
我們暫且不想參與這個争論，隻想指出一點（大概不會有人反對這一點）：一支部隊之所以能夠獨立行動，主要是三個兵種相結合的緣故，因此對那些在戰争中經常要獨立作戰的部隊來說，至少是非常希望有這種結合的。
不過我們不僅要考慮三個兵種的結合，而且也要考慮到兩個兵種，即炮兵和步兵的結合。
雖然近代炮兵在騎兵先例的鼓舞下，幾乎也要獨立起來，單獨組成一個小規模的炮兵軍團，但是按照一般的習慣，炮兵和步兵的結合很早就已經出現了。
迄今炮兵不得不同意分配到旅裡去，因此炮兵和步兵的這種結合以另一種方式構成了旅的概念。
問題僅在于，人們首先要确定将一個炮兵連經常與之結合在一起的步兵部隊的兵力應該有多大。
确定這個問題比人們初看上去認為的要容易得多，因為能為每千人帶到戰場上去的火炮數目很少是我們能随意決定的，而是由其他一些原因（部分原因和我們的關系很小）決定的。
有關一個炮兵連應該有多少門火炮的規定，比任何其他類似的規定都有更充分的戰術依據，因此人們不問這部分步兵（例如一個旅）應該有多少門火炮，而是問應該有多少步兵與一個炮兵連編在一起。
例如，如果在軍團一級每千人有三門火炮，并且其中一門留在炮兵預備隊，那麼可以分配給部隊的就是兩門火炮，于是一個有8門火炮的炮兵連就可配屬4000名步兵。
由于這裡所講的比例也是最常用的比例，這就表明，我們在這裡大體上得出了相同的結果。
關于确定一個旅的人數，我們就不想多談了。
根據上述，一個旅由3000～5000人組成。
部隊的劃分盡管一方面因此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因軍團的兵力是一個既定數而已經受到限制，但總還是可以進行很多種組合的。
嚴格地讓部隊遵循&ldquo劃分的部分應該盡量少&rdquo的原則，為時尚早；我們還有一些一般性的問題需要考慮，而且也應該允許具體情況有特殊考慮的權利。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較大的部隊應比小部隊有更多的部分，因為它們必須更靈活一些（上面已經提到），而如果将小部隊分成太多的部分，則不便于指揮。
如果人們以兩個主要部分組成一個軍團，而每個部分有其專門的指揮官[1]，那麼這就等于說人們要取消軍團指揮官。
每個了解這方面問題的人，無須進一步解釋都會明白這一點。
把軍團分為三個部分也好不了很多，因為不把這三個部分再加以劃分，就不可能進行靈活的運動和形成合适的戰鬥序列，而繼續劃分很快就會引起這些部分的指揮官不滿。
部分的數目越多，最高指揮官的權力就越大，整個部隊的靈活性也越大，這是人們把部隊分成盡可能多的部分的一個原因。
由于人們在較大的大本營中（例如軍團的大本營）比一個軍或一個師的較小的參謀部有更多的傳達命令的手段，因此根據普遍存在的理由，劃分一個軍團最好不要少于八個部分。
如果其他情況允許，可以把劃分的數目增至九或十。
而如果超過十個部分，要想總是十分迅速而完整地傳達命令就會有困難，因為我們不應忘記，在這裡不單純是傳達命令的問題（否則一個軍團擁有的師的數量就可以與一個連的人數一樣多了），而是還有與命令相關的大量的部署和檢查問題，對六個或八個師進行這些工作當然要比對12個或15個師更容易。
相反，如果一個師的絕對兵力少，即假設它是一個軍的一部分，那麼它總是可以分成比說過的标準數目更少的部分：分為四個部分是非常恰當的，必要時可分為三個部分，而分為六個和八個部分恐怕就有困難，因為這個師迅速傳達命令的手段較少。
對我們提出的标準數目的這一修正給了我們一個結論：一個軍團不應少于五個部分，最多可以劃分為十個部分；一個師不應超過五個部分，可以少到四個部分。
在這兩者之間是軍，至于一個軍的兵力應該有多少，以及到底應不應該有軍存在，則取決于軍團和師的數量關系結果。
如果把20萬人分為十個師，一個師分為五個旅，那麼一個旅就有4000人。
就是說，把這樣一支軍隊劃分成幾個師也就足夠了。
人們當然也可以把這支軍隊分為五個軍，每個軍再分為四個師，每個師分為四個旅，這樣每個旅就有2500人。
我認為第一種分法更好，因為第一，在指揮層級上少一個層次，因此命令抵達較快；第二，一個軍團分為五個部分太少，不夠靈活；一個軍分為四個部分也是這個問題，而且一個2500人的旅太小。
采取後一種劃分方法，一個軍團就有80個旅，而采取第一種劃分方法隻有50個旅，更為簡便。
然而人們為了直接指揮五位而不是十位将領，就放棄了第一種劃分方法的這些優點。
一般性的考察就到此為止。
但是根據具體情況确定如何劃分部隊是無比重要的。
在平原上指揮十個師是容易的，而在複雜的山地陣地中就有可能變得完全無法指揮。
如果一條大的江河把一個軍團分開，那麼在河的另一岸就需要派一位專門的指揮官。
一般規則遇到這些實際情況是無能為力的。
要指出的是，随着這些實際情況的出現，有些劃分方法在其他情況下會引起的不利絕大部分會消失。
當然這裡也會出現濫加劃分的情況，例如為滿足某種不成熟的虛榮心，以及出于個人考慮而進行不恰當的劃分。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不管具體情況的需求到了何種程度，對部隊的劃分通常仍是要根據一般的理由進行。
*** [1]三十年戰争期間，瓦倫斯坦率神聖羅馬帝國軍隊于1632年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作戰。
7月3日，瑞典軍隊在紐倫堡西南占領一處堅固陣地，瓦倫斯坦軍隊構築營壘與之對峙兩個月。
此後阿道夫數次向帝國軍隊發起進攻，但均未成功，最後放棄陣地，退往巴伐利亞。
&mdash&mdash譯者注 附錄3 戰術或戰鬥學授課計劃 一、引言戰略和戰術概念界限的确定 二、戰鬥的一般理論（戰鬥&mdash&mdash舍營&mdash&mdash野營&mdash&mdash行軍） 1.戰鬥的本性。
戰鬥中的有效要素。
仇恨和敵視&mdash&mdash變化&mdash&mdash其他情感力量&mdash&mdash理解力和才能。
2.對戰鬥的進一步規定&mdash&mdash獨立的戰鬥&mdash&mdash部分戰鬥&mdash&mdash部分戰鬥是怎樣産生的。
3.戰鬥的目的：勝利&mdash&mdash勝利的程度、色彩和分量。
4.勝利的原因，即敵人退卻的原因。
5.根據兵種劃分戰鬥&mdash&mdash白刃戰&mdash&mdash火力戰。
6.戰鬥的不同行動。
破壞行動和決戰行動。
7.根據積極或消極原因劃分戰鬥。
進攻和防禦。
8.戰鬥計劃。
戰鬥的戰略目的&mdash&mdash戰鬥的目标&mdash&mdash手段&mdash&mdash戰鬥方式的确定&mdash&mdash時間的确定&mdash&mdash空間的确定&mdash&mdash相互作用&mdash&mdash指揮。
此外，第一部分的授課提綱應該根據上述劃分來制訂。
三、不結合具體情況的特定部隊的戰鬥 （隊形&mdash&mdash戰鬥序列&mdash&mdash基本戰術） （一）各兵種 （二）進攻和防禦時的兵種結合 1.兵種結合的理論 （1）步兵與炮兵的結合 （2）步兵與騎兵的結合 （3）騎兵與炮兵的結合 （4）三個兵種的結合 2.由三個兵種組成的某些部隊 四、結合地形地貌進行戰鬥 1.關于地形對戰鬥的總的影響 （1）在防禦時的影響 （2）在進攻時的影響 此外，如果這裡的考察不符合邏輯，那麼這是因為出于實際的考慮。
對地形應該盡早加以考察，但是如果人們沒有一開始就從進攻或防禦這兩種形式中的一種來設想戰鬥，那麼就不可能考察地形，因此要把地形和戰鬥融合起來進行考察。
2.防禦的一般理論 3.進攻的一般理論 4.特定部隊的防禦戰鬥 （1）一支小部隊的防禦戰鬥 （2）旅防禦戰鬥 （3）師防禦戰鬥 （4）軍防禦戰鬥 （5）軍團防禦戰鬥 5.特定部隊的進攻戰鬥 （1）一支小部隊的進攻戰鬥 （2）旅進攻戰鬥 （3）師進攻戰鬥 （4）軍進攻戰鬥 （5）軍團進攻戰鬥 五、有特定目的的戰鬥
由于此時戰鬥是主要的、決定性的事，因此采取向心狀行動的一方如果沒有決定性的兵力優勢，就會由于進行多場會戰而失去包圍原本能帶來的所有好處，因為針對敵人給養采取的行動需要較長時間才會有效果，而會戰勝利的效果産生得很快。
因此在戰略上，位于敵人之間的一方比包圍他的一方處境更有利，特别是在雙方兵力相等，甚至前者比後者兵力少時。
若米尼上校在這一點上是完全正确的；亞當·馮·比洛先生用很多虛構的&ldquo真理&rdquo論證了相反的觀點，其原因僅在于他認為針對敵人給養的行動很快就會産生效果，同時他十分輕率地完全否認會戰必然會産生的效果。
戰略迂回和戰略包圍用于切斷敵人的退路，當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人們必要時通過戰術迂回也能達到這個目的，因此隻有當自己占有很大優勢（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以至在主要地點上有足夠的兵力，不會因派出迂回部隊而受到影響時，才建議進行戰略迂回。
法國皇帝盡管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往往（幾乎是始終）占有優勢，但是他從未進行過戰略迂回。
弗裡德裡希二世隻是在1757年進攻波希米亞時進行過唯一一次戰略迂回。
不錯，他用這一方法迫使奧地利人直到布拉格附近才發起第一次會戰，然而盡管他占領了直至布拉格的波希米亞地區，卻并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一占領對他又有什麼用呢？後來的科林會戰[17]迫使他又放棄了這些地方。
這就證明，會戰決定一切。
他在布拉格附近顯然面臨在什未林到來之前即受到奧軍全部兵力進攻的危險，而假如他此前率全部兵力穿薩克森而行，就不會面臨這種危險，與奧軍的第一次會戰也許就在艾格爾河畔布丁[18]進行了，而這次會戰也會與布拉格會戰一樣是決定性的。
普魯士軍隊冬季在西裡西亞和薩克森的位置無疑是他們呈向心狀進入波希米亞的原因。
重要的是要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在決定是否采取戰略迂回時，更應考慮上述有關原因，而不應從部署的形狀可能帶來的好處出發考慮問題，因為行動的便捷性能加快行動的速度，軍隊這部龐大機器的阻力本來就已經很大了，人們除非迫不得已，不應再去加大這些阻力。
（12）如果人們能遵循我們剛闡明的&ldquo在主要地點上盡量集中兵力&rdquo這一原則，那麼自然就會放棄戰略包圍的想法，部隊的部署也就自然形成了。
因此我可以說，這一部署的形狀是沒什麼價值的。
但是如果敵人在一個貧痟的地區十分費力地設置了很多倉庫，他的行動完全依賴這些倉庫，那麼對敵翼側的戰略行動就可以取得與會戰相似的大的戰果。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甚至建議不要以主力去迎向敵人主力，而是以主力直搗敵人的基地。
不過這需要有兩個條件： ①敵人距其基地很遠，以至他因我們對其基地的行動而被迫進行遠距離的退卻。
②在敵主力的行進方向上，我方能夠利用天然的和人為的障礙，以少量部隊加大敵人前進的難度，以至他在此無法以占領我們的土地來補償其基地的損失。
（13）給養是部隊作戰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對行動有很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隻允許大部隊集中到一定程度，并在選擇行動線方面與其他因素一道決定戰區有關情況。
（14）隻要所在地區的條件允許，部隊的給養就應以就地征用的辦法解決。
在現代戰争樣式中，軍隊作戰的區域比過去大得多。
組成若幹獨立行動的部隊，就有可能就地征用給養，就可以避免按照老辦法把部隊（7萬～10萬人）集中在一個地點所帶來的不利，因為一支按照現代編制組織起來的獨立的部隊，對兩三倍于己的優勢之敵也可以抵抗一段時間，然後其他部隊就會趕過來支援。
即使這支部隊真的被擊敗了，它所進行的戰鬥也不是徒勞無益的，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另一處已經做了說明。
因此，現在各個師和軍都是互相分開的，并列或先後進入戰場。
如果它們同屬一個軍團，那麼它們的間距隻要能保證它們參加同一次會戰就可以了。
這樣一來，在沒有倉庫的情況下，部隊也有可能得到即刻的給養保障。
部隊本身的組織，包括其參謀部和供給機關使給養問題變得容易解決了。
（15）在沒有比給養更重要的原因（例如敵主力的位置）時，人們應該選擇在最富庶的地區行動，因為給養的便利有助于迅速行動。
比給養更重要的隻能是我們正在尋找的敵主力的陣地位置，以及我們要攻占的首都和要塞的位置。
其他一切原因，例如部隊部署時的有利形狀（關于這一點我們已經談過）通常是無關緊要的。
（16）盡管有了這種新的給養方式，人們還是遠不能沒有任何倉庫。
即使當地有足夠的物資，一位睿智的統帥為防備意外，為在單個地點能夠集中更多的兵力，也會在後方設置一些倉庫。
這種謹慎屬于那種無損于目的的謹慎。
2.防禦 （1）防禦戰争在政治上就是人們為維護其獨立而進行的戰争；在戰略上就是在已經為抗擊敵人做好準備的戰區内與敵人作戰的戰局。
不管在這個戰區内的會戰是以攻勢進行的還是以守勢進行的，都不會改變防禦戰争的含義。
（2）如果敵人在兵力上占優勢，那麼人們就主要選擇采取戰略守勢。
作為戰區主要設施的要塞和設防營壘自然能夠為防禦者提供很好的有利條件。
此外，熟悉地形和擁有完善的地圖也應該被看作是有利條件。
有了這些有利條件，一支較小的軍隊，或者一支基于一個較小國家和較少後援力量源泉的軍隊比沒有這些輔助條件會更有能力抵抗對手。
此外，還有以下兩個原因可能促使人們選擇防禦戰争。
①如果我們戰區周圍的地區在給養方面使行動非常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避免這種不利，而敵人卻不得不忍受這種不利。
例如現在（1812年）俄軍的情況就是這樣[19]。
②如果敵人在作戰方面占優勢。
在一個我們了解的、做好了準備的、各種條件都對我們有利的戰區作戰是比較容易的，不會犯太多錯誤。
在我們的部隊和将領因作戰能力差而選擇防禦戰争的情況下，人們通常願意把戰術防禦與戰略防禦結合起來，也就是在我們準備好了的陣地上進行會戰，這同樣是因為可以少犯錯誤。
（3）與在進攻戰争中一樣，在防禦戰争中也必須追求一個大的目的。
這個目的隻能是消滅敵軍。
為達到這一目的，可以通過一次會戰，也可以通過讓敵人的給養出現極大的困難，使敵人沮喪，不得不退卻，而他在退卻中必定會受到大的損失。
威靈頓的1810年和1811年戰局[20]就是這樣的例子。
因此，防禦戰争并不是無所事事地等待事情的發生；隻有從等待中能夠得到明顯的、決定性的好處時，才可以等待。
進攻者集結新的兵力，準備進行大規模戰鬥時出現的那種猶如暴風雨前的平靜，對防禦者來說是極其危險的。
假如奧地利人在阿斯旁會戰[21]後像法國皇帝那樣把兵力增加三倍（當然這是他們能夠做到的），那麼直到瓦格拉姆會戰前的一段平靜時間對他們來說就是有益處的，但是隻有在這一假設條件下才是這樣。
由于他們沒有這樣做，因此他們就失去了這段時間。
當時如果奧地利人利用拿破侖的不利處境去收獲阿斯旁會戰的果實，本是更聰明的做法。
（4）要塞的任務是通過讓敵軍圍攻來牽制其一大部分兵力，因此防禦者必須利用這個時機打擊敵軍的其餘部分。
由此可見，防禦者應該在自己要塞的後面，而不是在其前面進行會戰，但是不能無所作為地坐視要塞被攻占。
但澤[22]被圍攻時，本甯森[23]就是坐視其被攻占[24]。
（5）大的江河，也就是架橋非常困難的江河，例如自維也納起的多瑙河下遊河段和下萊茵河[25]，都是天然的防線。
但是防禦者不應為絕對阻止敵人渡河而沿江河均勻地部署兵力（這是危險的），而是應該對江河進行監視，在敵人渡過江河的地點，在其尚未把全部兵力集結起來，還被限制在靠近江河的一個窄小地帶的時候，從各方面進攻他們。
阿斯旁會戰就提供了這樣的範例。
在瓦格拉姆會戰中，奧地利人毫無必要地給渡過河的法國人留出了過多地方，以至法軍渡河原本面臨的不利消失了。
（6）山地是可以用來構成良好防線的第二種地形障礙。
一種方法是把防線設置在山地的後面，隻用輕裝部隊占領山地，以便某種程度上把山地視為敵人必須過的一條河流，一旦敵人的幾路部隊從山口中出來，就用全部兵力進攻其中一路部隊；另一種方法是将部隊部署在山地中。
在後一種情況下，防禦者隻應以小部隊對各山口進行防禦，而把較大部分部隊（1/3～1/2）留作預備隊，以便以優勢兵力對突入我方陣地的一路部隊進行攻擊。
因此防禦者不要為絕對阻止敵各路部隊突入其陣地而把這支大的預備隊分散開，而是應從一開始就決定用它進攻其認為最強的那路部隊。
如果防禦者用這種方法擊敗了正在進攻的一支大部隊，那麼已經突入其陣地的其他幾路部隊就會自行退卻。
大多數山地的形狀是：在群山的中央或多或少有一些高的平地（台地），山地面向平地的一面有很多陡峭的山谷穿過，這些山谷就形成通道。
因此防禦者在山中可以找到迅速向左右運動的地方，而進攻者的各路部隊則被陡峭的、不便通行的山脊隔開。
隻有在這樣的山地，才能進行良好的防禦。
如果整個山地内部荒涼，不便通行，以緻防禦者的部隊不得不分散部署，缺少互相聯系，那麼防禦者以主力在這種山地進行防禦就是危險的舉措，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有利條件都為進攻者所有，他可以用大的優勢兵力進攻各個點。
任何山口和某個地點都不會堅固到進攻者以優勢兵力在一天内無法攻克的程度。
（7）關于山地戰，我們必須總的指出，在山地戰中，一切都取決于部下和各級指揮官的機智，但更多取決于士兵的精神狀态。
這裡不要求有大的機動能力，但是要求有勇于作戰的精神和對事業的熱忱，因為在這裡每個人多少都要獨自行動。
因此民衆武裝特别适合山地戰，他們雖然缺少勇于作戰的精神，但具備對事業的極大熱忱。
（8）最後，關于戰略守勢，我們必須指出，由于守勢本身比攻勢有力，因此戰略守可以應用于奪取最初的大的戰果。
如果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但随後未能立即締結和約，那麼進一步的戰果就隻能通過攻勢取得了。
誰要是總停留于守勢，誰就會總是陷入消耗自己的力量的不利境地。
任何一個國家這樣做，都隻能支撐一時。
如果一個國家受到對手進攻而總是不還擊，那麼最後它極可能衰弱和失敗。
人們以守勢開始，是為了能夠更有把握地以攻勢結束。
3.進攻 （1）戰略進攻直接追求戰争的目的，直接以摧毀敵軍為目标，而戰略防禦在某種程度上隻是試圖間接地達到這個目的，因此在戰略的一般原則中已經包含了進攻的原則。
隻有兩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
（2）第一個問題是部隊和武器的不斷補充。
這個問題對防禦者來說，由于他靠近補充來源地，相對更容易。
進攻者盡管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個較大的國家，但他多少不得不從遠方把其軍隊調上來，因此在這方面就有困難。
為了不缺少兵員和武器，他必須在需要使用它們以前很早就采取措施，征召新兵和運輸武器。
在他的行動線的各條道路上必須不斷有開赴戰場的士兵和前送的必需品；在這些道路上必須建立兵站來加以運輸。
（3）即使在最順利的情況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占有極大優勢時，進攻者也必須考慮到有可能出現大的不利情況，因此必須在行動線上設置一些自己一旦失敗可以前往的地點，例如帶有設防營壘的要塞或者單純的設防營壘。
大的江河是把追敵阻擋一段時間的最好手段，因此必須确保這些大江河的渡口（由一系列堅固多面堡環繞的橋頭堡）的安全。
為據守這些地點，為據守最重要的城市和要塞，進攻者不得不根據敵人的襲擾情況和當地居民的敵對程度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部隊。
這些守備部隊與前來增援的部隊一起組成新的部隊，在前方部隊取得勝利戰果時，這些新的部隊就可以跟随前進；在前方部隊失利時，則可以部署在經過加固的地點，保障退卻的安全。
法國皇帝在其部隊的後面一直是非常謹慎地采取這些措施的，因此他進行的最大膽的行動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樣冒險。
（四）關于既定原則在戰争中的運用 軍事藝術的各項原則本身是極其簡單的，很容易被理解力健全的人理解。
即使這些原則在戰術上比在戰略上更需要專門的知識作為基礎，這種知識包括的範圍也是很小的，幾乎無法在複雜多樣和内在聯系方面與其他科學相比，因此這裡根本不要求有淵博和高深的學問，甚至不要求有很高的理解力。
如果說除了訓練有素的判斷力以外，還需要一種特殊的才能，那麼可以斷言，那就是狡詐或機智。
長期以來，有人堅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但是這種看法隻是出于對軍事藝術的錯誤崇拜，出于撰寫軍事藝術的著作家們的虛榮心。
隻要我們毫無偏見地思考一下，就會認識到這一點，而且經驗也讓我們對這一點更加确信無疑。
在革命戰争期間，就有很多人以事實證明自己是機智的統帥，而且往往是一流的統帥，但他們并沒有接受過軍事教育。
至少孔戴、瓦倫斯坦[26]、蘇沃洛夫[27]以及其他很多人很讓人懷疑是受過軍事教育的。
指揮作戰本身是很困難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困難不在于要求有專門的學識或大的天賦才能理解真正的作戰原則；每個頭腦清楚、沒有成見、對軍事不是一竅不通的人都能理解這些原則；甚至在地圖或紙上運用這些原則，也不是什麼難事，拟訂一份好的行動計劃也還不是什麼偉大的傑作。
指揮作戰的全部困難在于： 在實施中始終遵循既定的原則。
提請殿下注意到這一困難，是最後這段論述的目的。
我認為，使殿下對此有一個清晰明确的概念，是我要通過這篇文章達到的所有目的中最主要的。
整個作戰如同一部帶有莫大阻力的複雜機器的運轉，以至在紙上很容易就制訂出來的計劃，在實施時隻有付出大的努力才能實現。
這樣，統帥的自由意志和行動時的一些考慮，時刻都會遇到阻力，于是一方面要求統帥有獨特的精神力量和理解力去克服這種阻力，另一方面一些好的想法還是會由于這種阻力而無法實現，因此即使統帥在指揮作戰時以更複雜的方法能獲得更大的效果，他還是應該采用更簡單、更易行的方法。
要把産生這種阻力的原因一一列舉出來，也許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1.我們對敵人狀況和舉措的了解總是比制訂計劃時設想的少得多。
因此當我們要實施定下的決心時，會有無數的疑慮，懷疑自己的設想一旦有很多錯誤會造成危險。
人在實施大的行動時容易産生的畏懼心理就會支配我們，而從這種畏懼到猶豫不決，從猶豫不決到不徹底的行動，隻有很小的、不引人注意的一步。
2.我們不僅對敵人的兵力不确定，而且傳聞（通過前哨、間諜或者偶然從敵人處得到的一切情報）往往會誇大敵軍的兵力。
很多人天生就是膽怯的，因此通常會誇大危險，于是所有這些影響就會促使統帥對他面前的敵人的兵力做出錯誤的估計。
這是猶豫不決的另一個根源。
這種對敵人的兵力不确定的程度，是人們怎麼想象都不為過的，因此一開始就要對此有準備，這是很重要的。
即使人們事先已經冷靜地思考過一切，即使人們已經毫無偏見地尋找并找到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人們也不應立即就準備放棄先前的看法，而是應該對新收到的情報進行仔細的分析，對多個情報進行比較，并派人搜集新的情報，等等。
如此一來，錯誤的情報往往當場被否定，最初得到的情報經常得到證實。
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就可以得到确切的情況，并據此定下決心。
如果缺少确切的情況，那麼人們應該懂得，在戰争中凡事總是要冒險的；戰争的本性根本不允許人們總是看清前進的方向；可能的事情盡管不是馬上就能感性地讓人看到，但畢竟是可能實現的；在其他舉措理智的情況下，即使出現一個錯誤也不會立即毀滅。
3.我們不僅不能确切地了解敵人每時每刻的情況，而且也不能确切地了解自己軍隊每時每刻的情況。
自己的軍隊也很少能夠集中到随時都可以讓統帥清楚地看到各部分情況的程度。
如果我們此時有所膽怯，就會産生新的疑慮。
我們就會等待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整個行動的停滞。
因此我們必須對自己總的舉措有信心，相信它們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特别是要信任自己的下級将領。
我們必須選擇信得過的人擔任下級将領，其他任何考慮都是次要的。
如果我們采取了适當的措施，并且考慮到了可能出現的失利情況，即做好了準備，以至在實施中即使遇到不利也不會立即毀滅，那麼我們就要像穿過黑夜那樣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勇敢地前進。
4.如果統帥要部隊付出艱辛的努力進行戰争，那麼下級将領，甚至部隊（特别是戰争曆練較少的部隊）往往會遇到在他們看來不可克服的困難。
他們會覺得行軍路程太遠，太勞頓，給養無法維持。
如果我們聽信所有這些困難（弗裡德裡希二世就是這樣稱呼它們的），那麼很快就會完全屈從于它們，就不會采取有力的行動，而是軟弱地無所作為。
要抵制住這一切，就要求信賴自己的見解和信念，這在當時看來往往是固執，但實際上是我們稱之為堅定的那種理解力和性格的有力表現。
5.人們設想的戰争中的一切行動，從不像一個本人沒有留意觀察過戰争、未習慣于戰争的人所想象的那樣精确。
一路部隊的行軍時間往往會延誤很多小時，卻說不出停滞的原因；往往會出現無法預計到的障礙；往往設想率領部隊抵達某一地點，卻不得不在距該地點數小時行程的地方停下來；我們布設的小哨所發揮的作用往往比預期的小得多，而敵人的小哨所發揮的作用卻大得多；一個地區的人力、物力往往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大；等等。
對所有這些阻力，不付出很艱辛的努力是無法克服的，而統帥隻有通過近乎冷酷的嚴格，才能使部隊付出艱辛的努力。
隻有這樣，隻有确信部下總是會盡力去做，他才能有把握認為這些小困難不會對行動産生大的影響，他才不會距離可能達到的目标過遠。
6.可以肯定，一支軍隊在戰争中所處的狀況絕不會像那位在室内跟進其行動的人所設想的那樣。
如果他對這支軍隊有好感，就會把它估計得比實際情況要強和要好1/3～1/2。
統帥在最初制訂行動計劃時處于這種情況，後來出乎意料地看到其兵力逐漸減少，騎兵和炮兵變得毫無用處等，這是相當自然的。
甚至在戰局開始時，在觀察者和統帥看來可能和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實施中往往會變得困難和無法做到。
如果統帥此時在熾烈的榮譽心驅使下仍能大膽而堅定地追求自己的目的，那麼他就會達到目的，而一個平庸的人就會把軍隊的這種狀況當作放棄既定目标的充分理由。
馬塞納在熱那亞和葡萄牙的行動就是大膽而堅定追求自己目的的例子。
在熱那亞，他的堅強性格（可以說是他的冷酷）驅使部下付出十分艱辛的努力，因此獲得了成功[28]；在葡萄牙，他至少比任何一個處于同樣情況下的人都撤退得晚得多[29]。
在大多數情況下，敵軍也處于類似的狀态。
瓦倫斯坦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紐倫堡附近[30]，法國皇帝和本甯森在埃勞會戰後的情況就是如此。
人們看不到敵人的狀況，但能看到自己的狀況，因此自己的狀況較敵人的狀況對一般人的影響更大，因為對一般人來說，感性的印象總是比理性的語言更強烈。
7.部隊的給養，無論是通過倉庫供給還是就地征收解決，總是有很多困難的，以至它在統帥選擇舉措時是一個很具決定性的因素。
部隊的給養問題往往與最有效的行動相矛盾，迫使部隊在本應追求勝利和輝煌戰果的時候去籌集給養。
整個機器尤其因給養而變得笨重，其運轉效果遠落後于宏大計劃設定的速度。
一位嚴酷地要求其部隊付出最艱辛的努力和忍受最極端困苦的将領，一支在長期戰争中慣于做出這些犧牲的軍隊，他們會領先對手多少啊！他們會不顧這些障礙比對手快多少去追求其目标啊！同樣是好的計劃，但結果是多麼不同啊！ 8.總的來說，對所有上述情況，我們應該時刻注意以下這一點。
在實施中得到的直觀的印象比此前通過深思熟慮所形成的觀點更鮮活，但是直觀的印象隻是事物的初步表象。
我們知道，這種表象很少與事物的本質完全一緻，因此人們會面臨注重直觀印象而輕視此前的深思熟慮的危險。
這種最初的表象通常使人變得膽怯和過于謹慎，這是人的膽怯天性決定的，而膽怯的人看一切問題都是片面的。
因此我們應該警惕這一點，應該對自己此前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有充分的信心，使自己有力量去克服那些讓人動搖的一時印象。
由此可見，能否克服在實施中遇到的這種困難，關鍵在于自己的信念是否牢固和堅定，因此研究戰史才如此重要，因為通過研究戰史可以使人在某種程度上仿佛身臨其境，好似親曆事件的進程。
從理論課中能學到的原則隻适于幫助我們研究戰史，提醒我們注意戰史中最重要的東西。
因此，殿下應該抱着這樣一種意圖去熟悉這些原則，即在閱讀戰史時檢驗這些原則，并且看一下這些原則在哪些地方是與戰争進程相符的，在哪些地方是為戰争進程所修正甚至推翻的。
但是在缺乏親身經曆的情況下，研究戰史隻适于讓人對我在此稱為&ldquo整個機器的阻力&rdquo的概念有一個形象的想象。
當然人們不應滿足于得出的主要結論，更不應一味遵循曆史著作家們的論斷，而是應該盡可能地研究細節。
這是因為曆史著作家很少以記述最真實的情況為目的，他們通常要美化本國軍隊的行為，或者要證明事件與虛構的規則是一緻的。
他們不是寫曆史，而是造曆史。
為研究曆史的細節，人們并不需要讀很多曆史。
詳盡地了解數場戰鬥比泛泛地了解很多戰局更有益處。
因此，多讀一些雜志上刊載的有關報告和日記比閱讀真正的史書更有益處。
沙恩霍斯特将軍在其回憶錄中關于1794年梅嫩保衛戰[31]的叙述，就是這種報告的無與倫比的範例。
這一叙述，特别是關于出擊和突圍的描述，給殿下提供了一個應該如何撰寫戰史的标準。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次戰鬥像這次戰鬥讓我确信：在戰争中，直到最後時刻都不應對成功有所懷疑；好的原則不可能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永遠有規律地發揮作用，在人們認為這些原則已經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場合，它們往往又出人意料地發揮出作用。
一定有某種大的情感會激發統帥的巨大力量。
這種情感可以是恺撒的虛榮心，可以是漢尼拔的對敵仇恨，也可以是弗裡德裡希大帝的甯願光榮戰敗的豪邁。
殿下，請您敞開胸襟，來接納這種情感吧！在制訂計劃時，您要大膽而有計謀，在實施時要堅決而頑強，要抱定甯願光榮戰敗的決心。
這樣命運就會在您年輕的頭上加上光榮的桂冠，它是君主的飾品，它的光芒将把您的形象镌刻到子孫萬代的心中。
注： *** [1]熱那亞（Genua），今意大利熱那亞省省會，位于熱那亞灣内。
&mdash&mdash譯者注 [2]此處的德意志帝國指的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962&mdash1806），而非曆史上的德意志帝國（1871&mdash1945）。
&mdash&mdash譯者注 [3]即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1770&mdash1840）的長子，後來的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Ⅳ.，1795&mdash1861），1840&mdash1861年期間為普魯士國王。
&mdash&mdash譯者注 [4]洛伊滕（Leuthen），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村莊盧蒂尼亞（Lutynia），位于該省首府布雷斯勞附近。
&mdash&mdash譯者注 [5]指洛伊滕會戰。
[6]指1809年4月19&mdash23日，法國和奧地利之間進行的一系列戰鬥，統稱雷根斯堡會戰。
[7]1759年7月，法國和薩克森聯軍占領普魯士城市明登（Minden，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東北部一城市，位于威悉河畔）。
斐迪南公爵率英國、普魯士、布倫瑞克-呂讷堡、黑森-卡塞爾聯軍在明登附近的托滕豪森和庫滕豪森一線占領陣地。
8月1日，法國-薩克森聯軍的右翼部隊炮擊斐迪南公爵在托滕豪森附近的左翼，但中央和左翼被斐迪南公爵擊敗。
次日，明登守軍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8]托滕豪森（Todtenhausen），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東北部城市明登的一個市區。
作者在原作中給出的地點是坦豪森（Tannhausen，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小鎮），應為筆誤。
&mdash&mdash譯者注 [9]1757年11月5日，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2.2萬人，在薩克森選帝侯國的羅斯巴赫（Rossbach，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城市布勞恩斯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附近與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聯軍計4.1萬人進行會戰并獲全勝。
普方傷亡500餘人，聯軍方面傷亡3000餘人，并有7000餘人被俘。
&mdash&mdash譯者注 [10]1760年8月15日，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1.6萬人，在下西裡西亞的利格尼茨（Liegnitz，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城市萊格尼察，位于卡茨巴赫河左岸）附近與勞東率領的奧軍3.2萬人進行會戰，并戰勝對方。
普方傷亡3300餘人，奧軍傷亡3800餘人，并有4700餘人被俘。
&mdash&mdash譯者注 [11]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12]魯斯巴赫河（derRussbach），多瑙河的一條支流，流經今奧地利瓦格拉姆等地，長約71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3]阿德克拉（Aderklaa），今奧地利下奧州一小鎮，位于維也納與瓦格拉姆之間。
&mdash&mdash譯者注 [14]指拿破侖。
&mdash&mdash譯者注 [15]平行進攻（Parallelangriff），與敵軍正面完全對峙的正面進攻。
&mdash&mdash譯者注 [16]輕步兵（leichteInfanterie），18世紀時，在步兵列陣前部署的攜帶輕型裝備、便于機動的步兵，目的是在會戰正式開始前對敵陣進行不規律的點射，以擾亂敵部署。
&mdash&mdash譯者注 [17]火力線（dieFeuerlinie），處于交火中的散兵或成建制的部隊組成的、在戰術上距敵人最近的戰線。
&mdash&mdash譯者注 [18]&ldquo習慣做法&rdquo，德語為&ldquoMethodismus&rdquo，是作者創的一個詞，意為&ldquoRitual&rdquo，即&ldquo嚴格的程序&rdquo或&ldquo習慣做法&rdquo。
有的中譯本将該詞譯為&ldquo方法主義&rdquo或&ldquo認識論&rdquo，似不妥。
&mdash&mdash譯者注 [19]1757年5月6日，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赢得布拉格會戰後，率5萬普軍包圍了布拉格，欲圍困該城，迫其投降。
奧軍元帥道恩率6萬人前來解圍，在布拉格以東60公裡的科林（Kolin，波希米亞中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畔）附近與32,000名普軍進行會戰并戰勝普軍。
弗裡德裡希二世不得不放棄包圍布拉格，退回薩克森。
&mdash&mdash譯者注 [20]艾格爾河畔布丁（BudinanderEger），即今捷克城市奧赫熱河畔布德讷（BudyněnadOh?í），東南距布拉格5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1]在1812年戰局中，處于守勢的俄軍在給養方面較法軍占優勢。
&mdash&mdash譯者注 [22]1810年，拿破侖命馬塞納率法軍攻入葡萄牙，試圖将威靈頓率領的英葡聯軍逐出葡萄牙。
英葡聯軍退入托裡什&mdash韋德拉什營壘進行防禦，法軍屢攻不下，因糧食缺乏和疾病流行，不得不于1811年3月退往西班牙。
&mdash&mdash譯者注 [23]第五次反法聯盟戰争期間，1809年5月21&mdash22日，拿破侖所率法軍與卡爾大公所率奧軍在阿斯旁（Aspern，今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城區的一部分）和埃斯靈（Essling，今維也納城區的一部分）一帶進行會戰，法軍戰敗。
卡爾大公滿足于打破拿破侖不可戰勝的神話，未追擊法軍。
&mdash&mdash譯者注 [24]但澤（Danzig），即今波蘭城市格但斯克（Gdańsk）。
&mdash&mdash譯者注 [25]本甯森（LevinAugustTheophilvonBennigsen，1745&mdash1826），伯爵，俄國将軍。
出生于布倫瑞克，曾在漢諾威選帝侯國軍隊任職。
&mdash&mdash譯者注 [26]1807年2月8日，俄普聯軍取得埃勞會戰勝利後未乘勝追擊法軍，而是進入海爾斯貝格防禦，導緻法軍于3月19日開始圍攻但澤。
5月中旬，部分英軍和俄軍部隊試圖從海上解圍未果，本甯森則根本未去解圍，結果但澤守軍于25日向法軍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7]下萊茵河（derNiederrhein），指萊茵河由波恩至萊茵河三角洲的河段，位于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境内。
&mdash&mdash譯者注 [28]瓦倫斯坦（AlbrechtWenzelEusebiusvonWallenstein，1583&mdash1634），波希米亞貴族，公爵。
三十年戰争期間曾兩次出任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統帥。
&mdash&mdash譯者注 [29]蘇沃洛夫（AlexanderVasilyevichSuvorov，1730&mdash1800），俄國軍事家、軍事理論家、戰略家、統帥，俄國軍事學術的奠基人之一。
指揮過60餘次會戰和戰鬥，戰功顯赫。
代表作《蘇茲達爾團條令》《制勝的科學》。
&mdash&mdash譯者注 [30]1800年，馬塞納奉命在北意大利對梅拉斯将軍指揮的奧軍進行牽制，以等待拿破侖率主力越過阿爾卑斯山脈。
4月4日，梅拉斯以優勢兵力向馬塞納發起進攻；16日，馬塞納退入熱那亞，在前有奧軍攻城、後有英國艦隊炮轟的情況下堅守月餘，後雖因彈盡糧絕于6月4日投降，但為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脈赢得了時間，為法軍在馬倫戈會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奠定了基礎。
&mdash&mdash譯者注 [31]1810年，馬塞納遠征葡萄牙，至托裡什&mdash韋德拉什防線，進攻受挫。
雖然給養缺乏，疾病流行，但他一直堅持到次年3月才退往西班牙。
&mdash&mdash譯者注 附錄2 關于軍隊的有機劃分（可作為對第二卷第五篇第五章的說明） 當人們看到實際出現的部隊的無數隊形，就應該已經能推斷出，對一支部隊因基本戰術而形成的不同部分進行劃分并确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并非十分嚴格，而是允許有很大的餘地。
但是我們無須多加思考即可确信，根據這些理由是無法做出比較精确的規定的。
至于在這方面通常提出的一些看法，例如如果一位騎兵軍官提出，一個騎兵團的兵力越多越好，否則它就沒有能力采取什麼行動，是不值得認真予以考慮的。
與基本戰術有關的小部隊（步兵連、騎兵連、步兵營和騎兵團）的情況就已經如此，而規模較大部隊的情況就更複雜得多。
基本戰術在這裡已經根本不夠用了，要高等戰術（或稱之為部署戰鬥的學問）與戰略一起才能解決。
現在我們要研究一下這些較大的部隊：旅、師、軍和軍團。
首先，我們用一點時間談談這個問題的哲理。
究竟為什麼要把大量人員有序地分為多個部分呢？這顯然是因為一個人隻能直接指揮一定數量的人。
一位統帥不可能把5萬名士兵中的每一個都部署和控制在适當的位置，并且指示他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
假如這是可能的，那顯然是最好不過了，因為這樣一來，無數的下級指揮官中就不會有哪位再給統帥的命令加上些什麼（至少這将是反常現象），但部隊分為多個層級會使每個人在執行上級命令時或多或少地削弱其原有的力量，減少上級原有想法的準确性。
此外，如果部隊有多個層級，那麼一個命令就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傳達到受命者。
由此可見，部隊的層層劃分形成一個傳達命令的階梯，是一件避免不了的苦惱事。
我們的哲理就談到這裡為止，現在開始從戰術和戰略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大的或小的獨立整體來與敵人對抗的完全獨立的部隊有三個主要部分。
如果沒有這三個部分，這支部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一個是這支部隊前出的部分a，一個是這支部隊為應對意外情況而保留的部分c，以及在這兩部分之間的主力部分b： 如果在對較大的整體進行劃分時要着眼于各部分的獨立性，如果要使固定的劃分與經常的需要相适應（這一點當然應該是統帥的意圖），那麼這個整體就從不應該少于三個部分。
但是不難看出，即使是這三個部分也還不能構成很自然的序列，因為誰也不會願意讓他前出的和保留的部分與主力部分的兵力一樣多，因此設想主力部分至少由兩個部分組成，也就是整體由四個部分組成，按abcd的順序，會更自然： 但是這顯然還不是最自然的序列。
盡管現在采取了縱深部署，但在戰術和戰略上使用部隊的方式仍然是橫線式的，因此就自然需要有右翼、左翼和中央。
這樣分為五個部分可以說是最自然的了，形式是abcde： 這種部署已經允許把主力的一個部分（在緊急情況下甚至是兩個部分）派向右面或左面。
如果有人與我一樣主張保留強大的預備隊，那麼他也許認為保留的部分與整體相比兵力太少，因此再增加一個部分，使預備隊的兵力占總兵力的1/3。
于是整個劃分的順序是abcdef： 如果是一支兵力很大的部隊，是一個較大的軍團，那麼我們從戰略上必須指出，這個軍團幾乎經常需要向左右派出部隊，因此還可以增加兩個部分，于是就形成下列abcdefgh的戰略形狀： 由此可見，人們在劃分一個整體時，不應少于三個部分，同時不應超過八個部分。
不過這似乎是很不确定的，因為人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把一個軍團分為軍、師和旅三個層級，每個層級有三個同級部隊單位（3×3×3），計27個旅，或者把一個軍團分為可以允許的18個因數的任何一個可能的結果，那麼就會産生很多不同的組合。
我們還要考慮到一些重要問題。
我們沒有談到步兵營和騎兵團的兵力問題，因為我們想把它留到談論基本戰術時再論述。
根據以上所述應該隻會得出結論說，我們希望一個旅不少于三個步兵營。
當然我們也必須堅持這一點，而且也看不到其中有什麼不合理之處，但是要限定一個旅可以有的最多兵力卻比較困難。
旅通常被視為尚可以和應該由一個人直接（在他的口令範圍内）指揮的部隊。
如果我們堅持這一點，那麼一個旅自然不能超過4000～5000人，即根據步兵營不同的兵力，可以由6～8個營組成。
但是我們在此必須同時把另一個問題作為一個新的因素納入這一研究中來，這就是各兵種的結合。
現在歐洲國家一緻認為，在軍團以下的部隊就應該進行這種結合，隻是有些人主張隻在軍一級，即2萬～3萬人的部隊進行這種結合，有些人則主張在師一級，即8000～12,000人的部隊就已經應該進行這種結合。
我們暫且不想參與這個争論，隻想指出一點（大概不會有人反對這一點）：一支部隊之所以能夠獨立行動，主要是三個兵種相結合的緣故，因此對那些在戰争中經常要獨立作戰的部隊來說，至少是非常希望有這種結合的。
不過我們不僅要考慮三個兵種的結合，而且也要考慮到兩個兵種，即炮兵和步兵的結合。
雖然近代炮兵在騎兵先例的鼓舞下，幾乎也要獨立起來，單獨組成一個小規模的炮兵軍團，但是按照一般的習慣，炮兵和步兵的結合很早就已經出現了。
迄今炮兵不得不同意分配到旅裡去，因此炮兵和步兵的這種結合以另一種方式構成了旅的概念。
問題僅在于，人們首先要确定将一個炮兵連經常與之結合在一起的步兵部隊的兵力應該有多大。
确定這個問題比人們初看上去認為的要容易得多，因為能為每千人帶到戰場上去的火炮數目很少是我們能随意決定的，而是由其他一些原因（部分原因和我們的關系很小）決定的。
有關一個炮兵連應該有多少門火炮的規定，比任何其他類似的規定都有更充分的戰術依據，因此人們不問這部分步兵（例如一個旅）應該有多少門火炮，而是問應該有多少步兵與一個炮兵連編在一起。
例如，如果在軍團一級每千人有三門火炮，并且其中一門留在炮兵預備隊，那麼可以分配給部隊的就是兩門火炮，于是一個有8門火炮的炮兵連就可配屬4000名步兵。
由于這裡所講的比例也是最常用的比例，這就表明，我們在這裡大體上得出了相同的結果。
關于确定一個旅的人數，我們就不想多談了。
根據上述，一個旅由3000～5000人組成。
部隊的劃分盡管一方面因此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因軍團的兵力是一個既定數而已經受到限制，但總還是可以進行很多種組合的。
嚴格地讓部隊遵循&ldquo劃分的部分應該盡量少&rdquo的原則，為時尚早；我們還有一些一般性的問題需要考慮，而且也應該允許具體情況有特殊考慮的權利。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較大的部隊應比小部隊有更多的部分，因為它們必須更靈活一些（上面已經提到），而如果将小部隊分成太多的部分，則不便于指揮。
如果人們以兩個主要部分組成一個軍團，而每個部分有其專門的指揮官[1]，那麼這就等于說人們要取消軍團指揮官。
每個了解這方面問題的人，無須進一步解釋都會明白這一點。
把軍團分為三個部分也好不了很多，因為不把這三個部分再加以劃分，就不可能進行靈活的運動和形成合适的戰鬥序列，而繼續劃分很快就會引起這些部分的指揮官不滿。
部分的數目越多，最高指揮官的權力就越大，整個部隊的靈活性也越大，這是人們把部隊分成盡可能多的部分的一個原因。
由于人們在較大的大本營中（例如軍團的大本營）比一個軍或一個師的較小的參謀部有更多的傳達命令的手段，因此根據普遍存在的理由，劃分一個軍團最好不要少于八個部分。
如果其他情況允許，可以把劃分的數目增至九或十。
而如果超過十個部分，要想總是十分迅速而完整地傳達命令就會有困難，因為我們不應忘記，在這裡不單純是傳達命令的問題（否則一個軍團擁有的師的數量就可以與一個連的人數一樣多了），而是還有與命令相關的大量的部署和檢查問題，對六個或八個師進行這些工作當然要比對12個或15個師更容易。
相反，如果一個師的絕對兵力少，即假設它是一個軍的一部分，那麼它總是可以分成比說過的标準數目更少的部分：分為四個部分是非常恰當的，必要時可分為三個部分，而分為六個和八個部分恐怕就有困難，因為這個師迅速傳達命令的手段較少。
對我們提出的标準數目的這一修正給了我們一個結論：一個軍團不應少于五個部分，最多可以劃分為十個部分；一個師不應超過五個部分，可以少到四個部分。
在這兩者之間是軍，至于一個軍的兵力應該有多少，以及到底應不應該有軍存在，則取決于軍團和師的數量關系結果。
如果把20萬人分為十個師，一個師分為五個旅，那麼一個旅就有4000人。
就是說，把這樣一支軍隊劃分成幾個師也就足夠了。
人們當然也可以把這支軍隊分為五個軍，每個軍再分為四個師，每個師分為四個旅，這樣每個旅就有2500人。
我認為第一種分法更好，因為第一，在指揮層級上少一個層次，因此命令抵達較快；第二，一個軍團分為五個部分太少，不夠靈活；一個軍分為四個部分也是這個問題，而且一個2500人的旅太小。
采取後一種劃分方法，一個軍團就有80個旅，而采取第一種劃分方法隻有50個旅，更為簡便。
然而人們為了直接指揮五位而不是十位将領，就放棄了第一種劃分方法的這些優點。
一般性的考察就到此為止。
但是根據具體情況确定如何劃分部隊是無比重要的。
在平原上指揮十個師是容易的，而在複雜的山地陣地中就有可能變得完全無法指揮。
如果一條大的江河把一個軍團分開，那麼在河的另一岸就需要派一位專門的指揮官。
一般規則遇到這些實際情況是無能為力的。
要指出的是，随着這些實際情況的出現，有些劃分方法在其他情況下會引起的不利絕大部分會消失。
當然這裡也會出現濫加劃分的情況，例如為滿足某種不成熟的虛榮心，以及出于個人考慮而進行不恰當的劃分。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不管具體情況的需求到了何種程度，對部隊的劃分通常仍是要根據一般的理由進行。
*** [1]三十年戰争期間，瓦倫斯坦率神聖羅馬帝國軍隊于1632年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作戰。
7月3日，瑞典軍隊在紐倫堡西南占領一處堅固陣地，瓦倫斯坦軍隊構築營壘與之對峙兩個月。
此後阿道夫數次向帝國軍隊發起進攻，但均未成功，最後放棄陣地，退往巴伐利亞。
&mdash&mdash譯者注 附錄3 戰術或戰鬥學授課計劃 一、引言戰略和戰術概念界限的确定 二、戰鬥的一般理論（戰鬥&mdash&mdash舍營&mdash&mdash野營&mdash&mdash行軍） 1.戰鬥的本性。
戰鬥中的有效要素。
仇恨和敵視&mdash&mdash變化&mdash&mdash其他情感力量&mdash&mdash理解力和才能。
2.對戰鬥的進一步規定&mdash&mdash獨立的戰鬥&mdash&mdash部分戰鬥&mdash&mdash部分戰鬥是怎樣産生的。
3.戰鬥的目的：勝利&mdash&mdash勝利的程度、色彩和分量。
4.勝利的原因，即敵人退卻的原因。
5.根據兵種劃分戰鬥&mdash&mdash白刃戰&mdash&mdash火力戰。
6.戰鬥的不同行動。
破壞行動和決戰行動。
7.根據積極或消極原因劃分戰鬥。
進攻和防禦。
8.戰鬥計劃。
戰鬥的戰略目的&mdash&mdash戰鬥的目标&mdash&mdash手段&mdash&mdash戰鬥方式的确定&mdash&mdash時間的确定&mdash&mdash空間的确定&mdash&mdash相互作用&mdash&mdash指揮。
此外，第一部分的授課提綱應該根據上述劃分來制訂。
三、不結合具體情況的特定部隊的戰鬥 （隊形&mdash&mdash戰鬥序列&mdash&mdash基本戰術） （一）各兵種 （二）進攻和防禦時的兵種結合 1.兵種結合的理論 （1）步兵與炮兵的結合 （2）步兵與騎兵的結合 （3）騎兵與炮兵的結合 （4）三個兵種的結合 2.由三個兵種組成的某些部隊 四、結合地形地貌進行戰鬥 1.關于地形對戰鬥的總的影響 （1）在防禦時的影響 （2）在進攻時的影響 此外，如果這裡的考察不符合邏輯，那麼這是因為出于實際的考慮。
對地形應該盡早加以考察，但是如果人們沒有一開始就從進攻或防禦這兩種形式中的一種來設想戰鬥，那麼就不可能考察地形，因此要把地形和戰鬥融合起來進行考察。
2.防禦的一般理論 3.進攻的一般理論 4.特定部隊的防禦戰鬥 （1）一支小部隊的防禦戰鬥 （2）旅防禦戰鬥 （3）師防禦戰鬥 （4）軍防禦戰鬥 （5）軍團防禦戰鬥 5.特定部隊的進攻戰鬥 （1）一支小部隊的進攻戰鬥 （2）旅進攻戰鬥 （3）師進攻戰鬥 （4）軍進攻戰鬥 （5）軍團進攻戰鬥 五、有特定目的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