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關于戰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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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每個人的才智水平多種多樣，倒是可以因此而出現通往目标的多種多樣的途徑
通往目标的途徑之所以多種多樣（我們在第一篇中已經談過），蓋然性和幸運之所以對戰事起如此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每個人的才智水平非常多種多樣。
其影響主要來自職位較高的人，因為這種影響是随職位的提高而增加的。
第二個特點：生動的反應 軍事活動的第二個特點是生動的反應，以及從中産生的相互作用。
我們在這裡不談計算這種反應是如何的困難，因為前面已經談過将精神力量作為要素來對待是很困難的，其中就已經包括這種計算上的困難了。
我們在這裡要談的是，相互作用就其本性來說是與一切計劃性相悖的。
任何一個針對對手的舉措所引起的對手的行動，都有可能是所有軍事行動中最不相同的。
然而任何理論都不得不以某類現象為依據，從來無法将原本就個别的情況包括在内，這種個别的情況隻能處處交由判斷力和才能去處理。
在軍事活動中，根據一般情況所制訂的計劃常常被意外的個别現象幹擾，因此，與人類的其他活動一樣，此時就要更多地依靠才能，而較少地運用某個理論上的規定。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個特點：所有情況的不确定性 最後，戰争中所有情況的極大的不确定性是一種特有的困難，因為所有活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在若明若暗的光線下進行的，而且往往還要加上霧和月光的影響，這讓所有有關物體的輪廓變得誇張，樣子變得稀奇古怪。
由于光線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要靠才能去推測，或者交由幸運去處理。
因此，在缺乏客觀智慧的情況下，就隻好再依靠才能甚至是偶然性的眷顧了。
不可能有一種實用的理論 說到軍事活動的這一本性[14]，我們必須指出：試圖像圍繞一個建築物建起一套腳手架那樣，圍繞軍事藝術建起一座實用的理論大廈，來保證指揮官到處都有外在的依據，是根本不可能的。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指揮官就會在所有那些隻能依靠其才能的場合位于這座理論大廈之外，并與之相矛盾，而且無論這座理論大廈的内容是多麼豐富，總是會出現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的同樣結果：才能和天賦在法則以外活動，理論成為現實的對立面。
有可能建立一種理論的出路（困難不是到處都一樣大） 對我們來說，擺脫上述這一困難，有兩條出路。
首先，我們對軍事活動的本性所做的探讨是一般性的，并不适合任何職位上的活動。
一個人的職位越低，就越要求有自我犧牲的勇氣，而對其才智和判斷力的要求則要少很多，其接觸的事物要封閉得多，追求的目的和擁有的手段在數量上有更多的限制，對相關情況的掌握更确切，甚至大部分情況都是他親眼所見。
但是一個人的職位越高，其面臨的困難就越大，到了最高統帥的位置，困難達到最大程度，以至他幾乎不得不把一切都交給天賦來處理。
即使我們對軍事活動進行了上述客觀的區分，人們在軍事活動中面臨的困難也不是到處都相同。
軍事活動的效果越是體現在物質世界，人們面臨的困難就越少；軍事活動的效果越是過渡到精神世界，成為決定意志的動機，人們面臨的困難就越多。
因此，通過理論上的法則規定一次戰鬥的内在部署、組織和實施，比規定如何運用這一戰鬥更容易。
在戰鬥中，以物質形态出現的相互争奪，雖然精神因素在其中也不可或缺，但畢竟還是以物質為主，而在戰鬥的效果中，物質的結果成了動機，人們所要打交道的就隻是精神本性了。
一句話，戰術在理論上遇到的困難比起戰略遇到的要少得多。
理論應該是一種思考，而非信條 有可能建立一種理論的第二條出路是這樣一個觀點，即理論無須一定是實用的信條，也就是說無須一定是行動的規定。
如果一個活動絕大部分一再涉及同樣的事物，涉及同樣的目的和手段，那麼即使它們有些小的變化，即使它們的組合方式多種多樣，仍然應該可以成為理智思考的對象。
而這樣的思考正是每個理論最重要的部分，而且隻有這樣的思考才配稱為理論。
這種思考是對事物進行分析探讨，使人們對事物有一個确切的認識。
如果對經驗（對我們來說就是對戰史）進行這樣的思考，就能使人們熟知同一事物。
思考越是達到使人們熟知事物的目的，就越是能更多地從一種客觀的知識形态過渡到一種主觀的能力形态，就越是能在隻能依靠才能解決問題的場合也發揮作用，就是說，它将對才能本身産生作用。
如果理論能夠研究構成戰争的事物，能夠将初看上去似乎混成一體的東西區分得更清楚，能夠全面地說明手段的特性，能夠指出手段很可能産生的作用，能夠明确目的的本性，能夠處處對戰争進行評析式的考察，那麼它就完成了其主要任務。
這樣對那些想從書本中了解戰争的人來說，理論就成為他們的引路人，到處都能為他們照亮道路，方便他們前行，培養他們的判斷力，防止他們誤入歧途。
如果一位專家将其半生精力用于全面闡述一個晦暗不明的問題，那麼他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當然要比那些想在短時間内了解這一問題的人深刻得多。
理論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别人不必從頭整理材料和進行完整的研究，而是可以利用已經整理和研究好的成果。
理論應該培養未來戰争中指揮官的才智，或者更确切地說是應該引導他們自修，而不應該陪伴他們上戰場。
這正如一位高明的教育工作者會引導和采取措施來幫助一位少年發展才智，而不會一輩子用襟帶牽着他走。
如果從理論所進行的思考中能自動形成原則和規則，如果真理能自動凝結成這些晶體[15]，那麼理論就不會與這一才智的自然法則相抵觸，反而會更加突出這些原則和規則，就像拱門最後彙聚到的那塊拱頂石終将突出于拱門一樣。
但是理論這樣做，隻是為了符合思維的富于哲理性的法則，是為了明确所有線索的彙合點，而不是為了從中歸納出一個用于戰場的代數公式，因為這些原則和規則也主要是為一位勤于思考者的習慣行動确定基本輪廓，而不是像路标那樣立即為他指出具體道路。
有了上述這一觀點就有可能建立理論，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就消失了 有了上述這一觀點，人們才有可能建立一種令人滿意的，即有用的、從不與現實矛盾的戰法理論。
隻要人們處理得當，就可以使理論與行動關系密切，以至完全消除理論與實踐相互脫節的反常現象。
這種脫節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論引起的，它使理論和健全的理智相對立，但同樣也常常被那些才智貧乏和愚昧無知的人用來當作他們天生笨拙的借口。
因此，理論必須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本性（戰術上的目的和手段） 因此，理論必須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本性。
在戰術中，手段是受命進行鬥争的、訓練有素的軍隊，目的是勝利。
至于如何進一步确定勝利這一概念，我們以後在考察戰鬥時[16]将更詳細地進行闡述。
在這裡，隻要我們把對手退出戰場視為勝利的标志就夠了。
借助于這一勝利，戰略就達到了它為戰鬥規定的目的，這一目的構成了戰鬥的本來意義。
這一意義對勝利的本性當然是有一些影響的。
一個以削弱敵軍為目的的勝利和一個僅以占領一處陣地為目的的勝利是有所不同的。
由此可見，戰鬥的意義會對戰鬥的組織和實施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戰鬥的這些意義也是戰術考察的一個對象。
在戰術上運用手段時離不開的各種情況 由于有些情況是戰鬥離不開的，并或多或少地影響到戰鬥，因此在使用軍隊時就必須一并考慮它們。
這些情況就是地形、白晝和天氣。
地形 我們更願意将地形分為地帶和地貌兩個概念。
嚴格來講，假如戰鬥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進行的，那麼地形對戰鬥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種情況在草原地帶确實會出現，但在文明的歐洲地區就幾乎隻是臆想了。
因此，文明民族間的戰鬥要不受地形的影響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白晝 白晝通過晝夜之别影響戰鬥，但這種影響的範圍當然會超過晝夜的界限，因為每次戰鬥都持續一定的時間，大規模的戰鬥甚至持續很多小時。
對組織一次大規模的會戰來說，從早晨開始還是從下午開始是有重大區别的。
當然也有很多戰鬥不受白晝的影響。
總的來說，白晝的影響隻是有限的。
天氣 天氣對戰鬥産生決定性影響的情況更為少見，大多隻是通過霧有一定的影響。
戰略上的目的和手段 戰略最初隻将勝利（戰術成果）作為手段，最終将實現應直接導緻媾和的事項作為目的。
戰略為達到這些目的而運用手段時，同樣離不開或多或少對戰略産生影響的情況。
在戰略上運用手段時離不開的各種情況 這些情況是地帶和地貌（前者同時也擴展至整個戰區内的地表和民衆）、白晝（同時也包括季節），以及天氣（具體指嚴寒等特殊現象）。
這些情況構成新的手段 戰略将上述情況與一次戰鬥的成果聯系在一起，就使這一成果即戰鬥有了特殊的意義，使戰鬥成果有了一個特殊的目的[17]。
但是隻要這個目的不是可以直接導緻媾和的目的，即隻是一個從屬的目的，那麼人們也可以把它視為手段。
因此，我們可以把具有各種不同意義的戰鬥成果或勝利看作戰略上的手段。
占領一處陣地就是這樣一種作用于地形的戰鬥成果。
然而人們不僅可以把具有特殊目的的單個戰鬥視為手段，也可以把任何一個更高的、由多個戰鬥組合而成、有共同目的的戰鬥單位視為一個手段。
一次冬季戰局就是這樣一種作用于季節的戰鬥組合。
因此，隻有那些可以看作直接導緻媾和的事項才是目的。
理論就是要研究所有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的本性。
戰略隻從經驗中提取要研究的手段和目的 第一個問題是，戰略如何能全部列舉出這些手段和目的。
如果一項富于哲理性的研究一定要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那麼這一研究就會陷入種種困難，這些困難就會排斥戰法及其理論在邏輯上的必然性。
于是這一研究就轉向經驗，将其考察對準戰史中已經出現過的那些戰鬥組合。
當然，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理論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它隻适合與戰史提供的相同的情況。
但是這種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理論陳述的問題要麼是從戰史中抽象出來的，要麼至少是與戰史進行過比較的。
而且無論如何，這種局限性更多是概念上的局限性，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局限性。
這一途徑的一個大的優點在于能使理論保持務實，而不是在苦思冥想、吹毛求疵和空泛幻想中迷失自己。
對手段應分析到什麼程度 另一個問題是，理論對手段應分析到什麼程度。
顯然隻需考察它們在使用時的特性就夠了。
各種火器的射程和效果對戰術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至于其構造，盡管它決定效果，對戰術來說卻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戰法關心的不是用炭粉、硫黃和硝石制成火藥，用銅和錫造出火炮，而是現成的武器及其效果。
戰略需要使用地圖，但是對三角測量并不關心；為取得最好的戰果，戰略不必去研究應如何建設國家，怎樣教育和統治民衆，而是要接受歐洲各國社會在這些方面的現狀，提請注意哪裡有非常不同的狀态會對戰争産生顯著的影響。
知識大為簡化 這樣一來，理論要研究的對象就大為減少了，戰法要求具備的知識就很有限了，這是顯而易見的。
軍事活動一般所需要的，以及一支隻是有了裝備的部隊上戰場前所必須要有的大量的知識和技能，在它們能在戰争中達到其活動的最終目的以前，就被壓縮成少數大的結論，就像陸地上的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彙成大河一樣。
隻有那些直接流入戰争這個大海的活動，才是指揮這些活動的人所需要了解的。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傑出的統帥可以迅速成長以及為什麼統帥不是學者 事實上，我們的考察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得出其他的結論，就會讓我們懷疑考察的正确性。
隻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往往有些以前從未接觸過軍事活動的人在戰争中，而且是在較高的職位上，甚至作為統帥，能建立豐功偉業；為什麼傑出的統帥從來都不是出自知識淵博的甚至學者型的軍官階層，而大多數是那些大環境不許可他們獲得大量知識的人。
因此那些認為培養未來的統帥必須從了解所有細節開始，或者認為這樣做至少有益的人，總是不無道理地被譏諷為可笑的書呆子。
不難證明，了解所有細節對統帥是有害的，因為人的才智是通過傳授給他知識和思想培養起來的。
隻有大的知識和思想能使一位統帥成為傑出的統帥，而細枝末節的知識和思想，如果統帥沒有把它們當作無關緊要的東西而加以拒絕，就隻會使統帥成為狹隘的人。
以往的矛盾 由于人們沒有注意到戰争中所需的知識是簡單的，而總是把這些知識與那些為軍事活動服務的大量知識和技能混為一談，因此，就會陷入與現實世界現象的明顯矛盾中。
為解決這一矛盾，就隻有把一切都推給天才。
天才是不需要理論的，而理論也不應是為天才而寫的。
因此，人們就否認所有知識的用處，把一切都推給天賦 那些天生愛耍小聰明的人大概覺得，在非凡的天才與學究之間還是有很大距離的。
他們根本不相信理論，認為作戰是人天生的一種能力，作戰天賦的多少決定作戰水平的高低。
這樣他們就成了懷疑論者。
不可否認，這種人比那些相信錯誤知識的人更接近真理，可是人們很快看出，這種人的觀點隻是一種誇大的說法。
一個人沒有一定數量的觀點的積累，就不可能進行理智的活動，而這些觀點至少大部分不是他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獲得的，并構成了他的知識。
問題隻在于，構成這一知識的應該是哪一類觀點。
我們認為，軍人需要的觀點應涉及他在戰争中要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事情。
不同的職位需要不同的知識 在軍事活動本身這一領域内，根據指揮官的職位，需要不同的知識。
如果指揮官職位較低，那麼他需要涉及面較窄和比較具體的知識；如果指揮官職位較高，那麼他需要涉及面較廣和概括性更強的知識。
假如有的統帥擔任騎兵團長，并不一定出色，反之亦然。
戰争中所需要的知識是很簡單的，但擁有相應的能力卻不是很容易 戰争中所需要的知識是很簡單的，它隻涉及很少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都已經概括為最後的結論，但擁有相應的能力卻不是很容易。
我們在第一篇中已經談過在戰争中會遇到什麼困難。
在這裡，我們不談那些隻有通過勇氣才能克服的困難。
我們認為，即使是真正的理智的活動也隻是在較低的職位上是簡單和容易的，而随着職位的提高，它的困難就會增大，到了統帥這樣的最高職位，理智活動就成為人類最困難的精神活動之一。
戰争中所需要的知識應該有什麼特性 統帥既無須是學識淵博的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也無須是政論家，但是他必須熟悉國家大事，了解和正确認識傳統的方針、已經激起的利益要求、存在的問題，以及當權者的性格；統帥無須是細緻的人物觀察家和敏銳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須了解部下的性格、思維方式、習慣和特有的優缺點；統帥無須了解如何整備一部馬車和如何套緊一門火炮，但是他必須知道如何正确估計一路部隊在不同情況下行軍所需的時間。
所有這些知識都無法靠科學公式和機械的方法強行得到，隻有在對事物進行思考時，在現實生活中運用了正确的判斷力，并且有指向這一觀點的天分起作用才能得到。
職位較高者在軍事活動中所必需的知識之所以與衆不同，一是因為人們在思考中（也就是在研究和深思中）隻有通過一種特别的天分才能獲得它，這種天分的特别之處在于作為一種精神上的本能，如同蜜蜂從花裡采蜜一樣，懂得從生活萬象中隻汲取精華；二是因為除了思考和研究以外，人們還可以通過生活實踐來獲得這種知識。
具有豐富經驗教訓的生活實踐雖然永遠不會培養出牛頓或歐拉那樣的人物，但也許能培養出孔戴[18]或弗裡德裡希那樣的人物所具有的較強的計算能力。
因此，人們沒有必要為挽救軍事活動的學術榮譽而陷入謬誤和幼稚的學究氣的泥淖。
從來沒有一位傑出的統帥是才智有限的人，但是常常有些人在較低職位上表現得很突出，而到了最高職位卻由于才智不足而表現平庸。
甚至同樣處于統帥的位置，由于其職權範圍不同，表現也是不同的，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
知識必須成為能力 現在我們還要考慮到一個要求，這個要求對戰法知識來說比對其他任何知識都更為迫切，那就是戰法知識必須完全融入精神領域，幾乎完全不再是客觀上的事物。
在人類除軍事活動以外的幾乎其他所有活動中，行動者即使隻接觸過一次有關真理，而且已經遺忘了，可他還是能從滿是灰塵的書本中重新找出和運用這一真理，甚至他每天在手頭運用的真理，也可能完全是身外之物。
當一位建築師拿起筆，以便通過複雜的計算來确定一個橋台的負荷力時，他所得出的正确結果并不表明他自己的才智有多麼高超。
首先他必須費力地查找數據，然後對這些數據進行計算，計算時運用的定律并不是他發明的，在計算時他甚至往往沒有意識到為什麼要運用這些定律，多半隻是機械地運用它們。
而在戰争中從來不是這樣。
在戰争中，人們的頭腦不斷地做出反應，客觀情況不斷地發生變化，這就要求指揮官内心必須裝着自己的全部知識，必須能随時随地自主做出必要的決定。
因此他的知識必須與精神和實踐完全融為一體，轉化成為一種真正的能力。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戰争中表現傑出的指揮官們看上去都那麼輕松，似乎一切都歸功于他們的天賦才能。
我們之所以說天賦才能，是為了把這種才能與通過思考和研究教育培養出來的才能區别開來。
我們認為，通過上面的考察，我們已經明确了戰法理論的任務，并指出了完成這一任務的方法。
我們曾把戰法分為戰術和戰略兩個範疇，其中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建立戰略理論無疑有更多的困難，因為戰術幾乎僅涉及有限的問題，幾乎是一個封閉的範疇；而戰略涉及直接導緻媾和的目的，面臨的是不确定的多種可能性。
由于要考慮這些目的的主要是統帥，因此，戰略中與統帥有關的那一部分尤其要面臨這一困難。
因此，理論在戰略中，尤其是在涉及最重大問題的那些地方，應比在戰術中更多地對事物進行純粹的思考和研究，并滿足于協助統帥達成對有關事物的認知。
這一認知融入他的整個思想，使他更輕松和更有把握地行動，從不強迫他為了聽從一個客觀結論的說教而脫離自己的主觀思想。
*** [1]攻城術又稱圍攻法，即圍攻要塞和城堡的方法。
在歐洲很早就出現了攻城術，到17世紀形成了一整套循規蹈矩的方法。
攻城時先挖掘與要塞外廓相平行的壕溝（因此稱平行壕），攻城炮兵在這裡構築炮台，以壓制要塞的炮火。
然後向要塞挖掘矩形的接近壕，并挖掘第二道和第三道平行壕，然後挖掘坑道，進行爆破，最後向要塞發起強攻。
守備部隊為阻止攻城部隊向要塞接近，針對接近壕所挖的壕溝則稱為反接近壕。
&mdash&mdash譯者注 [2]&ldquo接近壕&rdquo一詞，作者使用了法語&ldquoapproch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3]&ldquo塹壕&rdquo一詞，作者使用了法語&ldquotranché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4]在18世紀的歐洲軍隊中盛行線式戰術。
部隊的戰鬥隊形主要是橫隊，作戰時要求全隊同時推進，動作整齊劃一，不顧敵人的火力，像機械一樣行動。
因此戰鬥隊形各部分的組成、行列和間隔距離，戰鬥中隊形的變換、步法、步幅和步速，使用武器的動作，以及其他一切行動等都有嚴格的規定。
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的軍隊即以嚴格的紀律和機械一樣的行動而聞名于歐洲。
甚至在百餘年後，這種機械規定在軍隊的使用中仍有一定的影響。
&mdash&mdash譯者注 [5]此處指戰史。
&mdash&mdash譯者注 [6]&ldquo一種實用的理論&rdquo，原文&ldquoeinepositiveLehr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7]即兵力優勢。
當時，普魯士軍事理論家亞當·馮·比洛、奧地利軍事家卡爾大公，以及瑞士軍事理論家若米尼等都強調數量上的優勢。
比洛認為，應該集中主力去對付主要的對象，并且形成對敵人的優勢兵力；卡爾大公認為，軍事藝術的目的就在于說明如何在決定性方向上巧妙地集中和運用優勢兵力；若米尼認為，在決戰方向上集中優勢兵力，并将其投入會戰是戰争的基本原則。
&mdash&mdash譯者注 [8]亞當·馮·比洛和維利森（KarlWilhelmvonWillisen，1790&mdash1879，普魯士中将、軍事著作家）等都很強調給養的作用。
比洛認為，倉庫是給養的來源，好比人的心髒，心髒一出問題，軍隊就完了；維利森認為，軍隊是由人和馬匹組成的，糧秣和給養是軍隊作戰的基礎。
&mdash&mdash譯者注 [9]指普魯士軍事理論家亞當·馮·比洛。
代表作《新軍事體系的精神》《新軍事原理》《新戰術》，對19世紀普魯士、奧地利兩國軍事思想有較大影響。
&mdash&mdash譯者注 [10]這裡指亞當·馮·比洛的理論。
比洛在其主要著作《新軍事體系的精神》中指出，作戰的目标不是敵人的軍隊，而是敵人的補給線或基地。
所謂基地即擁有各種補給倉庫的設防地區或要塞。
比洛認為，從基地兩端向進攻目标引兩條直線即構成一個等腰三角形，基地底邊所對的頂角稱為作戰角。
一般來說，這個角不應小于60度，進攻部隊前進的距離不應超過三日行程，隻有在建立新的基地之後方可繼續前進。
克勞塞維茨早在1805年就曾匿名發表文章《評比洛先生的純粹和應用戰略&mdash&mdash對其中所含觀點的批評》（BemerkungenüberdiereineundangewandteStrategiedesHerrnvonBülow,oderKritikderdarinenthaltenenAnsichten），批評比洛的這種觀點。
&mdash&mdash譯者注 [11]這裡是指若米尼強調的内線作戰的理論。
若米尼認為内線作戰總比外線作戰優越，因為軍隊處于内線，既便于集中，又便于實施機動，容易各個擊破敵人。
&mdash&mdash譯者注 [12]&ldquo有形的&rdquo（physisch），也可譯為&ldquo物質的&rdquo或&ldquo肉體的&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13]&ldquo無形的&rdquo（moralisch），也可譯為&ldquo精神的&rdquo或&ldquo道義的&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14]指作者上面剛說過的軍事活動的第三個特點。
&mdash&mdash譯者注 [15]指總結和歸納出的原則和規則。
&mdash&mdash譯者注 [16]指本卷第四篇第四章。
&mdash&mdash譯者注 [17]參閱本卷第四篇第三章。
&mdash&mdash譯者注 [18]孔戴（LudwigⅡ.vonBourbon，PrinzvonCondé，1621&mdash1686），公爵，法國将軍、政治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三章 軍事藝術或軍事科學 用詞尚未統一（能力與知識。
以探讨純粹知識為目的的是科學，以培養能力為目的的是藝術） 人們似乎至今還沒有決定，究竟采用軍事藝術這個術語，還是采用軍事科學這個術語，而且也不知道應該根據什麼來解決這個問題，盡管問題是簡單的。
我們在另一處曾經說過，知識和能力是不同的。
兩者之間是如此不同，本來是不易混淆的。
能力本來不能寫在任何書本中，因此藝術也從來不應該是一部書的名字。
但是由于人們已經習慣于把掌握某種藝術所需要的知識（這些知識有可能是獨立的、完整的科學）歸結在一起，稱為藝術理論，或者直截了當地稱為藝術，因此必然會采用這樣的區分，把凡是以培養創造能力為目的的都叫作藝術，例如建築藝術；把凡是以探讨純粹知識為目的的都叫作科學，例如數學、天文學。
在任何藝術理論中都可能包含某幾門獨立的科學，這是不言而喻和無可置疑的。
然而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任何科學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藝術，例如在數學中，算術和代數的應用就是一種藝術，不過這還遠不是兩者之間的界限。
這是因為，雖然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來看，知識和能力之間的差别極為明顯，但具體到每個人身上，是很難把它們截然分開的。
将認識從判斷中分開是困難的（軍事藝術） 所有思維可以說都是藝術。
當邏輯學者畫出一條橫線[1]時，當條件前置句[2]（認識的結果）結束時，當人們開始判斷時，藝術便開始起作用。
但這還不夠：甚至通過才智去認識也是判斷，因此也是藝術。
最後，通過知覺去認識大概也是如此。
總之，一個人隻有認識能力而沒有判斷力，或者隻有判斷力而沒有認識能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藝術和知識從來就是不能截然分開的。
藝術和知識這些精緻的、可以照亮其他事物的因素越是體現在世界的外部形态上，它們之間的區别就越大。
我們再說一遍，以産生和創造為目的的是藝術的領域，以研究和獲得知識為目标的是科學的領域。
由此可見，使用軍事藝術這個術語比使用軍事科學這個術語更恰當。
對這個問題之所以談了這麼多，是因為人們不能缺少這些概念。
但是我們認為，戰争就其本來的意義來說既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人們正是由于沒有看到這一點才走上錯誤的道路，無意中把戰争與其他藝術或者科學等同起來，進行了很多錯誤的類比推定。
人們早已感覺到了這一點，于是宣稱戰争是一種手藝。
但是這種做法是弊多利少的，因為手藝隻是一種比較初級的藝術，而且作為這樣的藝術還要服從更嚴格和更狹隘的法則。
軍事藝術确實有一段時間是帶有手藝的精神實質的，那就是傭兵隊長時期，但是軍事藝術的這種傾向并不是由内在的原因，而是由外在的原因造成的[3]。
戰史表明，這種傾向在當時是不符合事物本性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戰争是人類交往的一種行為 因此我們認為，戰争不屬于藝術和科學的領域，而是屬于社會生活的領域。
戰争是一種以流血的方式解決的大的利益的沖突，它隻是在這一點上與其他沖突不同。
拿戰争與某種藝術相比，不如拿它與貿易相比，貿易也是人類利益和活動的一種沖突。
距戰争近得多的是政治，人們也可将政治視為一種規模更大的貿易。
此外，政治是戰争在其中發育的母體；戰争的輪廓在政治中已經隐約形成，就如同生物的特性在其胚胎中就已形成。
區别 根本的區别在于：戰争既不是意志針對一個無生命對象（例如機械的藝術[4]）的活動，也不是意志針對一個有生命的、但畢竟是被動的、任人擺布的對象（例如人在理想的藝術[5]中的精神和情感）的活動，而是意志針對一個有生命的、有反應的對象的活動。
人們很容易看到，藝術和科學的公式化的思維是很難适用于戰争這種活動的，同樣也可以理解，如果人們不斷地尋找和緻力于遵循那些類似于從無生命的物質世界中所能找出的法則去應用于戰争，則必定會導緻不斷的失誤。
然而過去人們在确立軍事藝術時，仿效的正是機械的藝術。
仿效理想的藝術自然也行不通，因為這些理想的藝術本身還非常缺乏法則和規則。
而迄今人們試着仿效過的其他藝術又往往是不完善和片面的，它們受到各種主張、感覺和習慣的巨流沖擊而淹沒。
至于這種在戰争中形成和消失的有生命的對象之間的沖突是否始終服從于一般法則，以及這些法則能否成為行動的有用的準繩，我們将在本篇中[6]做一些探讨。
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像對任何沒有超出我們認識能力的對象一樣，對戰争這個對象用探讨的精神是能夠闡明的，對其内在聯系或多或少是可以弄清楚的，而這就已經足以使理論成為名副其實的理論。
*** [1]指在形式邏輯中使用三段論法時，寫完大前提和小前提後畫一條線，然後再寫結論。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從上下文看，似應為結果後置句。
&mdash&mdash譯者注 [3]中世紀晚期至16世紀中葉，意大利一些城市國家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等雖然經濟發達，但防禦能力弱，于是為維護其利益而與傭兵簽合同，由其提供保護。
傭兵成為一種職業，傭兵的首領稱為傭兵隊長（Condittiere）。
每個傭兵集團的武器裝備為傭兵隊長所有，給養和薪饷由傭兵隊長負責。
傭兵隊長可以将自己的集團受雇于任何國家甚至個人，因此戰争就成為傭兵隊長的職業，軍事藝術就好像是他的手藝。
作者認為這種情況不是戰争本身的原因決定的，而是社會狀态等外在原因決定的。
&mdash&mdash譯者注 [4]康德（ImmanuelKant，1724&mdash1804）在《對判斷力的評析》中将藝術分為&ldquo機械的藝術&rdquo和&ldquo美學的藝術&rdquo，認為前者隻是根據對可能存在的事物的認識而表現該事物，後者則是&ldquo令人愉快的、美好的藝術&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5]黑格爾（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mdash1831）認為理想隻存在于藝術之中，藝術的任務就是表現絕對的想法。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四章 習慣做法[1] 為了說清楚在戰争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方法和習慣做法的概念，我們必須概略地看一下支配着所有行動的邏輯上的層次（就如同政府機構的層級）。
法則是對認識和行動同樣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在其詞義中顯然有某些主觀和專斷的東西，但是它恰恰表達出我們和我們之外的事物所必須遵循的東西。
作為認識的一個對象，法則是事物及其作用之間的關系；作為意志的一個對象，法則是對行動
其影響主要來自職位較高的人，因為這種影響是随職位的提高而增加的。
第二個特點：生動的反應 軍事活動的第二個特點是生動的反應，以及從中産生的相互作用。
我們在這裡不談計算這種反應是如何的困難，因為前面已經談過将精神力量作為要素來對待是很困難的，其中就已經包括這種計算上的困難了。
我們在這裡要談的是，相互作用就其本性來說是與一切計劃性相悖的。
任何一個針對對手的舉措所引起的對手的行動，都有可能是所有軍事行動中最不相同的。
然而任何理論都不得不以某類現象為依據，從來無法将原本就個别的情況包括在内，這種個别的情況隻能處處交由判斷力和才能去處理。
在軍事活動中，根據一般情況所制訂的計劃常常被意外的個别現象幹擾，因此，與人類的其他活動一樣，此時就要更多地依靠才能，而較少地運用某個理論上的規定。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個特點：所有情況的不确定性 最後，戰争中所有情況的極大的不确定性是一種特有的困難，因為所有活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在若明若暗的光線下進行的，而且往往還要加上霧和月光的影響，這讓所有有關物體的輪廓變得誇張，樣子變得稀奇古怪。
由于光線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要靠才能去推測，或者交由幸運去處理。
因此，在缺乏客觀智慧的情況下，就隻好再依靠才能甚至是偶然性的眷顧了。
不可能有一種實用的理論 說到軍事活動的這一本性[14]，我們必須指出：試圖像圍繞一個建築物建起一套腳手架那樣，圍繞軍事藝術建起一座實用的理論大廈，來保證指揮官到處都有外在的依據，是根本不可能的。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指揮官就會在所有那些隻能依靠其才能的場合位于這座理論大廈之外，并與之相矛盾，而且無論這座理論大廈的内容是多麼豐富，總是會出現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的同樣結果：才能和天賦在法則以外活動，理論成為現實的對立面。
有可能建立一種理論的出路（困難不是到處都一樣大） 對我們來說，擺脫上述這一困難，有兩條出路。
首先，我們對軍事活動的本性所做的探讨是一般性的，并不适合任何職位上的活動。
一個人的職位越低，就越要求有自我犧牲的勇氣，而對其才智和判斷力的要求則要少很多，其接觸的事物要封閉得多，追求的目的和擁有的手段在數量上有更多的限制，對相關情況的掌握更确切，甚至大部分情況都是他親眼所見。
但是一個人的職位越高，其面臨的困難就越大，到了最高統帥的位置，困難達到最大程度，以至他幾乎不得不把一切都交給天賦來處理。
即使我們對軍事活動進行了上述客觀的區分，人們在軍事活動中面臨的困難也不是到處都相同。
軍事活動的效果越是體現在物質世界，人們面臨的困難就越少；軍事活動的效果越是過渡到精神世界，成為決定意志的動機，人們面臨的困難就越多。
因此，通過理論上的法則規定一次戰鬥的内在部署、組織和實施，比規定如何運用這一戰鬥更容易。
在戰鬥中，以物質形态出現的相互争奪，雖然精神因素在其中也不可或缺，但畢竟還是以物質為主，而在戰鬥的效果中，物質的結果成了動機，人們所要打交道的就隻是精神本性了。
一句話，戰術在理論上遇到的困難比起戰略遇到的要少得多。
理論應該是一種思考，而非信條 有可能建立一種理論的第二條出路是這樣一個觀點，即理論無須一定是實用的信條，也就是說無須一定是行動的規定。
如果一個活動絕大部分一再涉及同樣的事物，涉及同樣的目的和手段，那麼即使它們有些小的變化，即使它們的組合方式多種多樣，仍然應該可以成為理智思考的對象。
而這樣的思考正是每個理論最重要的部分，而且隻有這樣的思考才配稱為理論。
這種思考是對事物進行分析探讨，使人們對事物有一個确切的認識。
如果對經驗（對我們來說就是對戰史）進行這樣的思考，就能使人們熟知同一事物。
思考越是達到使人們熟知事物的目的，就越是能更多地從一種客觀的知識形态過渡到一種主觀的能力形态，就越是能在隻能依靠才能解決問題的場合也發揮作用，就是說，它将對才能本身産生作用。
如果理論能夠研究構成戰争的事物，能夠将初看上去似乎混成一體的東西區分得更清楚，能夠全面地說明手段的特性，能夠指出手段很可能産生的作用，能夠明确目的的本性，能夠處處對戰争進行評析式的考察，那麼它就完成了其主要任務。
這樣對那些想從書本中了解戰争的人來說，理論就成為他們的引路人，到處都能為他們照亮道路，方便他們前行，培養他們的判斷力，防止他們誤入歧途。
如果一位專家将其半生精力用于全面闡述一個晦暗不明的問題，那麼他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當然要比那些想在短時間内了解這一問題的人深刻得多。
理論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别人不必從頭整理材料和進行完整的研究，而是可以利用已經整理和研究好的成果。
理論應該培養未來戰争中指揮官的才智，或者更确切地說是應該引導他們自修，而不應該陪伴他們上戰場。
這正如一位高明的教育工作者會引導和采取措施來幫助一位少年發展才智，而不會一輩子用襟帶牽着他走。
如果從理論所進行的思考中能自動形成原則和規則，如果真理能自動凝結成這些晶體[15]，那麼理論就不會與這一才智的自然法則相抵觸，反而會更加突出這些原則和規則，就像拱門最後彙聚到的那塊拱頂石終将突出于拱門一樣。
但是理論這樣做，隻是為了符合思維的富于哲理性的法則，是為了明确所有線索的彙合點，而不是為了從中歸納出一個用于戰場的代數公式，因為這些原則和規則也主要是為一位勤于思考者的習慣行動确定基本輪廓，而不是像路标那樣立即為他指出具體道路。
有了上述這一觀點就有可能建立理論，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就消失了 有了上述這一觀點，人們才有可能建立一種令人滿意的，即有用的、從不與現實矛盾的戰法理論。
隻要人們處理得當，就可以使理論與行動關系密切，以至完全消除理論與實踐相互脫節的反常現象。
這種脫節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論引起的，它使理論和健全的理智相對立，但同樣也常常被那些才智貧乏和愚昧無知的人用來當作他們天生笨拙的借口。
因此，理論必須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本性（戰術上的目的和手段） 因此，理論必須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本性。
在戰術中，手段是受命進行鬥争的、訓練有素的軍隊，目的是勝利。
至于如何進一步确定勝利這一概念，我們以後在考察戰鬥時[16]将更詳細地進行闡述。
在這裡，隻要我們把對手退出戰場視為勝利的标志就夠了。
借助于這一勝利，戰略就達到了它為戰鬥規定的目的，這一目的構成了戰鬥的本來意義。
這一意義對勝利的本性當然是有一些影響的。
一個以削弱敵軍為目的的勝利和一個僅以占領一處陣地為目的的勝利是有所不同的。
由此可見，戰鬥的意義會對戰鬥的組織和實施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戰鬥的這些意義也是戰術考察的一個對象。
在戰術上運用手段時離不開的各種情況 由于有些情況是戰鬥離不開的，并或多或少地影響到戰鬥，因此在使用軍隊時就必須一并考慮它們。
這些情況就是地形、白晝和天氣。
地形 我們更願意将地形分為地帶和地貌兩個概念。
嚴格來講，假如戰鬥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進行的，那麼地形對戰鬥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種情況在草原地帶确實會出現，但在文明的歐洲地區就幾乎隻是臆想了。
因此，文明民族間的戰鬥要不受地形的影響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白晝 白晝通過晝夜之别影響戰鬥，但這種影響的範圍當然會超過晝夜的界限，因為每次戰鬥都持續一定的時間，大規模的戰鬥甚至持續很多小時。
對組織一次大規模的會戰來說，從早晨開始還是從下午開始是有重大區别的。
當然也有很多戰鬥不受白晝的影響。
總的來說，白晝的影響隻是有限的。
天氣 天氣對戰鬥産生決定性影響的情況更為少見，大多隻是通過霧有一定的影響。
戰略上的目的和手段 戰略最初隻将勝利（戰術成果）作為手段，最終将實現應直接導緻媾和的事項作為目的。
戰略為達到這些目的而運用手段時，同樣離不開或多或少對戰略産生影響的情況。
在戰略上運用手段時離不開的各種情況 這些情況是地帶和地貌（前者同時也擴展至整個戰區内的地表和民衆）、白晝（同時也包括季節），以及天氣（具體指嚴寒等特殊現象）。
這些情況構成新的手段 戰略将上述情況與一次戰鬥的成果聯系在一起，就使這一成果即戰鬥有了特殊的意義，使戰鬥成果有了一個特殊的目的[17]。
但是隻要這個目的不是可以直接導緻媾和的目的，即隻是一個從屬的目的，那麼人們也可以把它視為手段。
因此，我們可以把具有各種不同意義的戰鬥成果或勝利看作戰略上的手段。
占領一處陣地就是這樣一種作用于地形的戰鬥成果。
然而人們不僅可以把具有特殊目的的單個戰鬥視為手段，也可以把任何一個更高的、由多個戰鬥組合而成、有共同目的的戰鬥單位視為一個手段。
一次冬季戰局就是這樣一種作用于季節的戰鬥組合。
因此，隻有那些可以看作直接導緻媾和的事項才是目的。
理論就是要研究所有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的本性。
戰略隻從經驗中提取要研究的手段和目的 第一個問題是，戰略如何能全部列舉出這些手段和目的。
如果一項富于哲理性的研究一定要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那麼這一研究就會陷入種種困難，這些困難就會排斥戰法及其理論在邏輯上的必然性。
于是這一研究就轉向經驗，将其考察對準戰史中已經出現過的那些戰鬥組合。
當然，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理論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它隻适合與戰史提供的相同的情況。
但是這種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理論陳述的問題要麼是從戰史中抽象出來的，要麼至少是與戰史進行過比較的。
而且無論如何，這種局限性更多是概念上的局限性，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局限性。
這一途徑的一個大的優點在于能使理論保持務實，而不是在苦思冥想、吹毛求疵和空泛幻想中迷失自己。
對手段應分析到什麼程度 另一個問題是，理論對手段應分析到什麼程度。
顯然隻需考察它們在使用時的特性就夠了。
各種火器的射程和效果對戰術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至于其構造，盡管它決定效果，對戰術來說卻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戰法關心的不是用炭粉、硫黃和硝石制成火藥，用銅和錫造出火炮，而是現成的武器及其效果。
戰略需要使用地圖，但是對三角測量并不關心；為取得最好的戰果，戰略不必去研究應如何建設國家，怎樣教育和統治民衆，而是要接受歐洲各國社會在這些方面的現狀，提請注意哪裡有非常不同的狀态會對戰争産生顯著的影響。
知識大為簡化 這樣一來，理論要研究的對象就大為減少了，戰法要求具備的知識就很有限了，這是顯而易見的。
軍事活動一般所需要的，以及一支隻是有了裝備的部隊上戰場前所必須要有的大量的知識和技能，在它們能在戰争中達到其活動的最終目的以前，就被壓縮成少數大的結論，就像陸地上的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彙成大河一樣。
隻有那些直接流入戰争這個大海的活動，才是指揮這些活動的人所需要了解的。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傑出的統帥可以迅速成長以及為什麼統帥不是學者 事實上，我們的考察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得出其他的結論，就會讓我們懷疑考察的正确性。
隻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往往有些以前從未接觸過軍事活動的人在戰争中，而且是在較高的職位上，甚至作為統帥，能建立豐功偉業；為什麼傑出的統帥從來都不是出自知識淵博的甚至學者型的軍官階層，而大多數是那些大環境不許可他們獲得大量知識的人。
因此那些認為培養未來的統帥必須從了解所有細節開始，或者認為這樣做至少有益的人，總是不無道理地被譏諷為可笑的書呆子。
不難證明，了解所有細節對統帥是有害的，因為人的才智是通過傳授給他知識和思想培養起來的。
隻有大的知識和思想能使一位統帥成為傑出的統帥，而細枝末節的知識和思想，如果統帥沒有把它們當作無關緊要的東西而加以拒絕，就隻會使統帥成為狹隘的人。
以往的矛盾 由于人們沒有注意到戰争中所需的知識是簡單的，而總是把這些知識與那些為軍事活動服務的大量知識和技能混為一談，因此，就會陷入與現實世界現象的明顯矛盾中。
為解決這一矛盾，就隻有把一切都推給天才。
天才是不需要理論的，而理論也不應是為天才而寫的。
因此，人們就否認所有知識的用處，把一切都推給天賦 那些天生愛耍小聰明的人大概覺得，在非凡的天才與學究之間還是有很大距離的。
他們根本不相信理論，認為作戰是人天生的一種能力，作戰天賦的多少決定作戰水平的高低。
這樣他們就成了懷疑論者。
不可否認，這種人比那些相信錯誤知識的人更接近真理，可是人們很快看出，這種人的觀點隻是一種誇大的說法。
一個人沒有一定數量的觀點的積累，就不可能進行理智的活動，而這些觀點至少大部分不是他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獲得的，并構成了他的知識。
問題隻在于，構成這一知識的應該是哪一類觀點。
我們認為，軍人需要的觀點應涉及他在戰争中要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事情。
不同的職位需要不同的知識 在軍事活動本身這一領域内，根據指揮官的職位，需要不同的知識。
如果指揮官職位較低，那麼他需要涉及面較窄和比較具體的知識；如果指揮官職位較高，那麼他需要涉及面較廣和概括性更強的知識。
假如有的統帥擔任騎兵團長，并不一定出色，反之亦然。
戰争中所需要的知識是很簡單的，但擁有相應的能力卻不是很容易 戰争中所需要的知識是很簡單的，它隻涉及很少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都已經概括為最後的結論，但擁有相應的能力卻不是很容易。
我們在第一篇中已經談過在戰争中會遇到什麼困難。
在這裡，我們不談那些隻有通過勇氣才能克服的困難。
我們認為，即使是真正的理智的活動也隻是在較低的職位上是簡單和容易的，而随着職位的提高，它的困難就會增大，到了統帥這樣的最高職位，理智活動就成為人類最困難的精神活動之一。
戰争中所需要的知識應該有什麼特性 統帥既無須是學識淵博的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也無須是政論家，但是他必須熟悉國家大事，了解和正确認識傳統的方針、已經激起的利益要求、存在的問題，以及當權者的性格；統帥無須是細緻的人物觀察家和敏銳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須了解部下的性格、思維方式、習慣和特有的優缺點；統帥無須了解如何整備一部馬車和如何套緊一門火炮，但是他必須知道如何正确估計一路部隊在不同情況下行軍所需的時間。
所有這些知識都無法靠科學公式和機械的方法強行得到，隻有在對事物進行思考時，在現實生活中運用了正确的判斷力，并且有指向這一觀點的天分起作用才能得到。
職位較高者在軍事活動中所必需的知識之所以與衆不同，一是因為人們在思考中（也就是在研究和深思中）隻有通過一種特别的天分才能獲得它，這種天分的特别之處在于作為一種精神上的本能，如同蜜蜂從花裡采蜜一樣，懂得從生活萬象中隻汲取精華；二是因為除了思考和研究以外，人們還可以通過生活實踐來獲得這種知識。
具有豐富經驗教訓的生活實踐雖然永遠不會培養出牛頓或歐拉那樣的人物，但也許能培養出孔戴[18]或弗裡德裡希那樣的人物所具有的較強的計算能力。
因此，人們沒有必要為挽救軍事活動的學術榮譽而陷入謬誤和幼稚的學究氣的泥淖。
從來沒有一位傑出的統帥是才智有限的人，但是常常有些人在較低職位上表現得很突出，而到了最高職位卻由于才智不足而表現平庸。
甚至同樣處于統帥的位置，由于其職權範圍不同，表現也是不同的，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
知識必須成為能力 現在我們還要考慮到一個要求，這個要求對戰法知識來說比對其他任何知識都更為迫切，那就是戰法知識必須完全融入精神領域，幾乎完全不再是客觀上的事物。
在人類除軍事活動以外的幾乎其他所有活動中，行動者即使隻接觸過一次有關真理，而且已經遺忘了，可他還是能從滿是灰塵的書本中重新找出和運用這一真理，甚至他每天在手頭運用的真理，也可能完全是身外之物。
當一位建築師拿起筆，以便通過複雜的計算來确定一個橋台的負荷力時，他所得出的正确結果并不表明他自己的才智有多麼高超。
首先他必須費力地查找數據，然後對這些數據進行計算，計算時運用的定律并不是他發明的，在計算時他甚至往往沒有意識到為什麼要運用這些定律，多半隻是機械地運用它們。
而在戰争中從來不是這樣。
在戰争中，人們的頭腦不斷地做出反應，客觀情況不斷地發生變化，這就要求指揮官内心必須裝着自己的全部知識，必須能随時随地自主做出必要的決定。
因此他的知識必須與精神和實踐完全融為一體，轉化成為一種真正的能力。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戰争中表現傑出的指揮官們看上去都那麼輕松，似乎一切都歸功于他們的天賦才能。
我們之所以說天賦才能，是為了把這種才能與通過思考和研究教育培養出來的才能區别開來。
我們認為，通過上面的考察，我們已經明确了戰法理論的任務，并指出了完成這一任務的方法。
我們曾把戰法分為戰術和戰略兩個範疇，其中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建立戰略理論無疑有更多的困難，因為戰術幾乎僅涉及有限的問題，幾乎是一個封閉的範疇；而戰略涉及直接導緻媾和的目的，面臨的是不确定的多種可能性。
由于要考慮這些目的的主要是統帥，因此，戰略中與統帥有關的那一部分尤其要面臨這一困難。
因此，理論在戰略中，尤其是在涉及最重大問題的那些地方，應比在戰術中更多地對事物進行純粹的思考和研究，并滿足于協助統帥達成對有關事物的認知。
這一認知融入他的整個思想，使他更輕松和更有把握地行動，從不強迫他為了聽從一個客觀結論的說教而脫離自己的主觀思想。
*** [1]攻城術又稱圍攻法，即圍攻要塞和城堡的方法。
在歐洲很早就出現了攻城術，到17世紀形成了一整套循規蹈矩的方法。
攻城時先挖掘與要塞外廓相平行的壕溝（因此稱平行壕），攻城炮兵在這裡構築炮台，以壓制要塞的炮火。
然後向要塞挖掘矩形的接近壕，并挖掘第二道和第三道平行壕，然後挖掘坑道，進行爆破，最後向要塞發起強攻。
守備部隊為阻止攻城部隊向要塞接近，針對接近壕所挖的壕溝則稱為反接近壕。
&mdash&mdash譯者注 [2]&ldquo接近壕&rdquo一詞，作者使用了法語&ldquoapproch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3]&ldquo塹壕&rdquo一詞，作者使用了法語&ldquotranché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4]在18世紀的歐洲軍隊中盛行線式戰術。
部隊的戰鬥隊形主要是橫隊，作戰時要求全隊同時推進，動作整齊劃一，不顧敵人的火力，像機械一樣行動。
因此戰鬥隊形各部分的組成、行列和間隔距離，戰鬥中隊形的變換、步法、步幅和步速，使用武器的動作，以及其他一切行動等都有嚴格的規定。
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的軍隊即以嚴格的紀律和機械一樣的行動而聞名于歐洲。
甚至在百餘年後，這種機械規定在軍隊的使用中仍有一定的影響。
&mdash&mdash譯者注 [5]此處指戰史。
&mdash&mdash譯者注 [6]&ldquo一種實用的理論&rdquo，原文&ldquoeinepositiveLehr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7]即兵力優勢。
當時，普魯士軍事理論家亞當·馮·比洛、奧地利軍事家卡爾大公，以及瑞士軍事理論家若米尼等都強調數量上的優勢。
比洛認為，應該集中主力去對付主要的對象，并且形成對敵人的優勢兵力；卡爾大公認為，軍事藝術的目的就在于說明如何在決定性方向上巧妙地集中和運用優勢兵力；若米尼認為，在決戰方向上集中優勢兵力，并将其投入會戰是戰争的基本原則。
&mdash&mdash譯者注 [8]亞當·馮·比洛和維利森（KarlWilhelmvonWillisen，1790&mdash1879，普魯士中将、軍事著作家）等都很強調給養的作用。
比洛認為，倉庫是給養的來源，好比人的心髒，心髒一出問題，軍隊就完了；維利森認為，軍隊是由人和馬匹組成的，糧秣和給養是軍隊作戰的基礎。
&mdash&mdash譯者注 [9]指普魯士軍事理論家亞當·馮·比洛。
代表作《新軍事體系的精神》《新軍事原理》《新戰術》，對19世紀普魯士、奧地利兩國軍事思想有較大影響。
&mdash&mdash譯者注 [10]這裡指亞當·馮·比洛的理論。
比洛在其主要著作《新軍事體系的精神》中指出，作戰的目标不是敵人的軍隊，而是敵人的補給線或基地。
所謂基地即擁有各種補給倉庫的設防地區或要塞。
比洛認為，從基地兩端向進攻目标引兩條直線即構成一個等腰三角形，基地底邊所對的頂角稱為作戰角。
一般來說，這個角不應小于60度，進攻部隊前進的距離不應超過三日行程，隻有在建立新的基地之後方可繼續前進。
克勞塞維茨早在1805年就曾匿名發表文章《評比洛先生的純粹和應用戰略&mdash&mdash對其中所含觀點的批評》（BemerkungenüberdiereineundangewandteStrategiedesHerrnvonBülow,oderKritikderdarinenthaltenenAnsichten），批評比洛的這種觀點。
&mdash&mdash譯者注 [11]這裡是指若米尼強調的内線作戰的理論。
若米尼認為内線作戰總比外線作戰優越，因為軍隊處于内線，既便于集中，又便于實施機動，容易各個擊破敵人。
&mdash&mdash譯者注 [12]&ldquo有形的&rdquo（physisch），也可譯為&ldquo物質的&rdquo或&ldquo肉體的&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13]&ldquo無形的&rdquo（moralisch），也可譯為&ldquo精神的&rdquo或&ldquo道義的&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14]指作者上面剛說過的軍事活動的第三個特點。
&mdash&mdash譯者注 [15]指總結和歸納出的原則和規則。
&mdash&mdash譯者注 [16]指本卷第四篇第四章。
&mdash&mdash譯者注 [17]參閱本卷第四篇第三章。
&mdash&mdash譯者注 [18]孔戴（LudwigⅡ.vonBourbon，PrinzvonCondé，1621&mdash1686），公爵，法國将軍、政治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三章 軍事藝術或軍事科學 用詞尚未統一（能力與知識。
以探讨純粹知識為目的的是科學，以培養能力為目的的是藝術） 人們似乎至今還沒有決定，究竟采用軍事藝術這個術語，還是采用軍事科學這個術語，而且也不知道應該根據什麼來解決這個問題，盡管問題是簡單的。
我們在另一處曾經說過，知識和能力是不同的。
兩者之間是如此不同，本來是不易混淆的。
能力本來不能寫在任何書本中，因此藝術也從來不應該是一部書的名字。
但是由于人們已經習慣于把掌握某種藝術所需要的知識（這些知識有可能是獨立的、完整的科學）歸結在一起，稱為藝術理論，或者直截了當地稱為藝術，因此必然會采用這樣的區分，把凡是以培養創造能力為目的的都叫作藝術，例如建築藝術；把凡是以探讨純粹知識為目的的都叫作科學，例如數學、天文學。
在任何藝術理論中都可能包含某幾門獨立的科學，這是不言而喻和無可置疑的。
然而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任何科學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藝術，例如在數學中，算術和代數的應用就是一種藝術，不過這還遠不是兩者之間的界限。
這是因為，雖然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來看，知識和能力之間的差别極為明顯，但具體到每個人身上，是很難把它們截然分開的。
将認識從判斷中分開是困難的（軍事藝術） 所有思維可以說都是藝術。
當邏輯學者畫出一條橫線[1]時，當條件前置句[2]（認識的結果）結束時，當人們開始判斷時，藝術便開始起作用。
但這還不夠：甚至通過才智去認識也是判斷，因此也是藝術。
最後，通過知覺去認識大概也是如此。
總之，一個人隻有認識能力而沒有判斷力，或者隻有判斷力而沒有認識能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藝術和知識從來就是不能截然分開的。
藝術和知識這些精緻的、可以照亮其他事物的因素越是體現在世界的外部形态上，它們之間的區别就越大。
我們再說一遍，以産生和創造為目的的是藝術的領域，以研究和獲得知識為目标的是科學的領域。
由此可見，使用軍事藝術這個術語比使用軍事科學這個術語更恰當。
對這個問題之所以談了這麼多，是因為人們不能缺少這些概念。
但是我們認為，戰争就其本來的意義來說既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人們正是由于沒有看到這一點才走上錯誤的道路，無意中把戰争與其他藝術或者科學等同起來，進行了很多錯誤的類比推定。
人們早已感覺到了這一點，于是宣稱戰争是一種手藝。
但是這種做法是弊多利少的，因為手藝隻是一種比較初級的藝術，而且作為這樣的藝術還要服從更嚴格和更狹隘的法則。
軍事藝術确實有一段時間是帶有手藝的精神實質的，那就是傭兵隊長時期，但是軍事藝術的這種傾向并不是由内在的原因，而是由外在的原因造成的[3]。
戰史表明，這種傾向在當時是不符合事物本性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戰争是人類交往的一種行為 因此我們認為，戰争不屬于藝術和科學的領域，而是屬于社會生活的領域。
戰争是一種以流血的方式解決的大的利益的沖突，它隻是在這一點上與其他沖突不同。
拿戰争與某種藝術相比，不如拿它與貿易相比，貿易也是人類利益和活動的一種沖突。
距戰争近得多的是政治，人們也可将政治視為一種規模更大的貿易。
此外，政治是戰争在其中發育的母體；戰争的輪廓在政治中已經隐約形成，就如同生物的特性在其胚胎中就已形成。
區别 根本的區别在于：戰争既不是意志針對一個無生命對象（例如機械的藝術[4]）的活動，也不是意志針對一個有生命的、但畢竟是被動的、任人擺布的對象（例如人在理想的藝術[5]中的精神和情感）的活動，而是意志針對一個有生命的、有反應的對象的活動。
人們很容易看到，藝術和科學的公式化的思維是很難适用于戰争這種活動的，同樣也可以理解，如果人們不斷地尋找和緻力于遵循那些類似于從無生命的物質世界中所能找出的法則去應用于戰争，則必定會導緻不斷的失誤。
然而過去人們在确立軍事藝術時，仿效的正是機械的藝術。
仿效理想的藝術自然也行不通，因為這些理想的藝術本身還非常缺乏法則和規則。
而迄今人們試着仿效過的其他藝術又往往是不完善和片面的，它們受到各種主張、感覺和習慣的巨流沖擊而淹沒。
至于這種在戰争中形成和消失的有生命的對象之間的沖突是否始終服從于一般法則，以及這些法則能否成為行動的有用的準繩，我們将在本篇中[6]做一些探讨。
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像對任何沒有超出我們認識能力的對象一樣，對戰争這個對象用探讨的精神是能夠闡明的，對其内在聯系或多或少是可以弄清楚的，而這就已經足以使理論成為名副其實的理論。
*** [1]指在形式邏輯中使用三段論法時，寫完大前提和小前提後畫一條線，然後再寫結論。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從上下文看，似應為結果後置句。
&mdash&mdash譯者注 [3]中世紀晚期至16世紀中葉，意大利一些城市國家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等雖然經濟發達，但防禦能力弱，于是為維護其利益而與傭兵簽合同，由其提供保護。
傭兵成為一種職業，傭兵的首領稱為傭兵隊長（Condittiere）。
每個傭兵集團的武器裝備為傭兵隊長所有，給養和薪饷由傭兵隊長負責。
傭兵隊長可以将自己的集團受雇于任何國家甚至個人，因此戰争就成為傭兵隊長的職業，軍事藝術就好像是他的手藝。
作者認為這種情況不是戰争本身的原因決定的，而是社會狀态等外在原因決定的。
&mdash&mdash譯者注 [4]康德（ImmanuelKant，1724&mdash1804）在《對判斷力的評析》中将藝術分為&ldquo機械的藝術&rdquo和&ldquo美學的藝術&rdquo，認為前者隻是根據對可能存在的事物的認識而表現該事物，後者則是&ldquo令人愉快的、美好的藝術&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5]黑格爾（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mdash1831）認為理想隻存在于藝術之中，藝術的任務就是表現絕對的想法。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四章 習慣做法[1] 為了說清楚在戰争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方法和習慣做法的概念，我們必須概略地看一下支配着所有行動的邏輯上的層次（就如同政府機構的層級）。
法則是對認識和行動同樣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在其詞義中顯然有某些主觀和專斷的東西，但是它恰恰表達出我們和我們之外的事物所必須遵循的東西。
作為認識的一個對象，法則是事物及其作用之間的關系；作為意志的一個對象，法則是對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