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戰略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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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突入波希米亞。
8月29日和30日，被俄、普、奧聯軍包圍于波希米亞的庫爾姆村（Kulm，即今捷克小城克魯梅克）附近，旺達姆本人被俘，部隊損失1萬餘人。
此次庫爾姆會戰基本上抵消了拿破侖在德累斯頓會戰中的勝利。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符騰堡公國（HerzogtumWürttemberg），存在于1482&mdash1806年，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4]歐根（EugenFriedrichHeinrichvonWürttemberg，1758&mdash1822），符騰堡公爵。
在1806年10月18日的耶拿會戰中，其指揮的普魯士預備隊被貝納多特率領的法軍擊敗。
&mdash&mdash譯者注 [5]薩勒河（dieSaale），易北河的一條支流，流經耶拿、哈雷、馬格德堡等地，長413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6]東普魯士（Ostpreussen），曆史上是普魯士王國及後來德意志帝國的一個省（1773&mdash1829），位于波羅的海的東南海岸。
&mdash&mdash譯者注 [7]南普魯士（Südpreussen），曆史上是普魯士的一個省（1793&mdash1807）。
&mdash&mdash譯者注 [8]1806年普法戰争中，普魯士國王将符騰堡的歐根親王指揮的薩克森部隊（約2萬人）作為預備隊留在勃蘭登堡邊區，并在東普魯士、南普魯士和西裡西亞等地保留30多個步兵營和50多個騎兵連。
這些兵力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會戰中要麼由于投入過晩而失利，要麼根本沒有派上用場。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如同我們說過的那樣，思索的小路極少能被衆多的原則和觀點擠壓為純粹的一條線，而總是有一定的餘地。
在實際生活的一切藝術中也是如此。
用橫坐标和縱坐标是描不出美麗線條的，用代數公式是做不出圓和橢圓的。
因此指揮官在判斷時有時要依靠更敏感的直覺，這種直覺源自天賦的敏銳，并經過深入思考的訓練，幾乎下意識地就可以察明真相；有時則要把法則簡化為突出的要點，形成行動的規則；有時還要把慣用的方法作為行動的依據。
因此指揮官應始終注意讓所有兵力發揮作用，或者換句話說，應随時注意不要讓任何一部分兵力無事可做。
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就是這樣一個簡化得來的要點，是有助于思維的一個抓手。
誰在沒必要部署兵力的地方部署了兵力，誰在受到敵人進攻時還讓一部分部隊在行軍（也就是說，這部分部隊沒有發揮作用），誰就是不善于合理用兵。
從這個意義上說，有而不用比用而不當更糟糕。
一旦要行動，首先就要讓所有的部隊都行動起來，因為即使是最不恰當的活動畢竟也能牽制和擊敗一部分敵人，而完全擱置不用的部隊在這一時刻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顯而易見，這個觀點與前三章闡述的原則是聯系在一起的，是同一個真理。
我們隻不過是從更廣泛的角度進行考察，把它歸納成一個單獨的概念。
第十五章 幾何要素 幾何要素或部隊部署的形狀在多大程度上會成為戰争中的一個主要因素，我們在築城術上就可以看到。
在築城術中，幾何學幾乎支配着從小到大的一切問題。
在戰術上，幾何學也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狹義的戰術上，即關于部隊運動的理論中，幾何學是基礎，而在野戰築城術以及在關于陣地和對陣地進攻的理論中，幾何學的角和線則像裁決争端的立法者一樣居于統治地位。
在這裡，有些幾何要素被用錯了，另外一些則隻是毫無意義的遊戲。
盡管如此，恰恰是在每戰必求包圍對手的現代戰術中，幾何要素又重新有了大的影響，得到很簡單但卻反複的運用。
現代戰術比起要塞戰來，一切都更為機動，精神力量、個人特點和偶然性都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幾何要素不可能像在要塞戰中那樣居于統治地位。
在戰略範圍，幾何要素的影響就更小了。
在這裡，兵力部署和國土的形狀固然也有很大的影響，但幾何要素不像在築城術中那樣是決定性的，而且很長時間以來都不像在戰術中那樣重要了。
至于這種影響是以什麼方式表現出來的，隻有當以後幾何要素出現并值得注意時，我們才能逐步予以闡明[1]。
在這裡我們隻想提請讀者注意幾何要素在戰術與戰略之間的差别。
在戰術範圍，時間和空間很快會向其絕對最小值的方向退縮。
一支部隊如果在側面和背後受到敵人一支部隊的進攻，很快就會陷入根本沒有退路的境地。
這種處境接近于絕對無法繼續戰鬥，因此這支部隊必須擺脫或者防止陷入這種境地。
這種在側面和後面的兵力部署一開始就使得所有緻力于讓對手陷入這種境地的戰鬥行動具有大的效果，這一效果主要體現在讓對手對後果産生擔憂。
因此兵力部署的幾何形狀是産生上述效果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戰略範圍，由于地域廣、時間長，因此這一切隻産生微弱的影響。
人們不可能從一個戰區射擊到另一個戰區，實現一個預定的戰略迂回往往需要數周或數月時間，而且地域是如此之廣，即使采取了最好的舉措，要想準确達到目的也隻有很小的可能性。
因此在戰略範圍，這些行動組合（其形成的幾何形狀）的效果要小得多，而人們暫且在一個地點上實際取得的效果要大得多。
這一長處在受到可能失敗的擔憂幹擾甚或抵消之前，有時間充分發揮其作用。
因此我們敢于将以下這一點視為一個已經确定了的真理：在戰略上更重要的是勝利戰鬥的次數和規模，而非這些戰鬥地點相連形成的大的線條形狀。
但恰恰是相反的觀點成為較新理論偏愛的題目，因為人們認為，這樣可以使戰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由于他們又把戰略看作思維的更高功能，故以為這樣就可以使戰争變得更加高貴，用一個新的時髦詞來說，就是可使戰争更科學。
我們認為，一個完整理論的主要用處就在于揭穿這些奇談怪論。
而由于幾何要素是這些怪論慣于開始論述的主要概念，因此我們要特别強調這一點。
*** [1]作者在此引用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小說《堂吉诃德》（DonQuixote）中的故事。
故事主角堂吉诃德幻想自己是個騎士，做出諸如大戰風車等種種荒唐行徑。
後人常以堂吉诃德這個人物比喻捕風捉影和脫離現實的人。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六章 軍事行動中的停頓 如果人們把戰争看作一個相互消滅的行為，那麼人們想必要把交戰雙方想象成總的來說都是在前進的，但是就某一時刻而言，人們想必幾乎同樣要想象其中一方是在等待，隻有另一方是在前進，因為雙方的情況永遠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者永遠保持相同。
随着時間的推移将會出現交替，從而導緻當前這個時刻對其中一方比對另一方更有利。
假設雙方統帥都完全了解這些情況，那麼從中就會出現一個其中一方應采取行動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對另一方而言同時就成為一個等待的理由。
據此，雙方不會同時對前進感興趣，也不會同時對等待感興趣。
我們在此排除雙方同時追求同一個目的，不是出于普遍存在的兩極性的理由（因此與第二篇第五章[1]的斷言并不矛盾），而是由于對雙方統帥而言，在這裡确實是同一件事情成了他們下定決心的依據，這就是今後其各自處境改善或惡化的蓋然性。
即使人們允許雙方在這方面的情況有可能完全相同，或者人們考慮到，由于各自對對方情況了解不夠，雙方統帥有可能誤認為情況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于雙方的政治目的不同，還是不可能出現雙方都在等待（停頓）的情況。
從政治上看，雙方中的一方必然是進攻者，如果雙方都持防禦的意圖，那就不會發生戰争了。
進攻者抱有積極的目的，防禦者抱有純粹消極的目的；進攻者必須采取積極的行動，因為隻有這樣他才能達到積極的目的。
因此在雙方所處狀況完全相同的情況下，積極的目的會要求進攻者采取行動。
根據這種想法，軍事行動中的停頓嚴格說來是與事物的本性相矛盾的，因為兩支軍隊就像兩個敵對的因素，必然會不停地消滅對方，就像水火永遠不會相容，而是相互作用，直到一方完全消失。
但是人們對兩個長時間僵持在一起、一動不動的摔跤手又如何解釋呢？軍事行動本應像一座上了發條的鐘表不停地運動，但是不管戰争的本性是多麼野蠻，它畢竟受到人類弱點所組成的鍊條的束縛。
在戰争中，人們一方面在尋求和制造危險，但同時又害怕危險。
對這一矛盾，沒有人會感到奇怪。
如果我們籠統地看一下戰史，看到的往往是與不停地奔向目标相反的現象。
在戰争中，止步不前和按兵不動非常明顯是軍隊的基本狀态，而行動卻是例外。
這幾乎讓我們懷疑前面所提觀點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說戰史是通過大量戰事說明這一現象的，那麼戰史中距離我們最近的一系列戰事又自動說明了我們的觀點。
革命戰争已經充分表明這個觀點的現實性，也充分證明了其必然性。
在革命戰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侖的幾次戰局中，作戰達到了最大限度發揮力量的程度。
我們認為這是暴力的自然規律。
因此戰争達到這種程度是有可能的，而如果說達到這一程度是可能的，那麼也就是說達到這一程度是必然的。
實際上，假如人們在戰争中的目的不是行動，那麼人們在理智面前又如何解釋在戰争中消耗的力量呢？面包師隻在要烤面包時才燒熱他的爐子；人們隻在要乘車時才把馬套在車上。
如果人們做出戰争這樣巨大的努力，隻是為了讓敵人做出類似的努力，而不想從中得到其他其他東西，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 關于這個原則的總的方面，我們就解釋這麼多，現在來談談它在事物本性範圍内的、不受具體情況影響的變化情況。
在這裡要指出引起變化的三個原因，它們是内在的牽制力量，可以阻止戰争這個鐘表走得太快或者不停地走下去。
第一個原因是人類本性中的怯懦和猶豫不決。
它使行動經常具有停頓的傾向，從而成為一種抑制因素，是精神世界中的一種重力，但不是由引力而是由斥力引起的，即是由害怕危險和擔責而引起的。
在戰争的烈火中，一般人想必會顯得更沉重，因此要想讓他們持續地運動，就必須更強烈和更經常地推動他們。
僅是想到戰争的目的，極少足以克服這種重力。
如果沒有一個尚武和富于進取的人統率（他在戰争中如魚得水一樣适得其所），或者如果沒有來自上級的巨大的責任壓力，那麼停止不前就會成為常事，前進就會成為例外。
第二個原因是人的認識和判斷不完善。
這一不完善在戰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突出，因為人們對自己的實時情況幾乎無法了解，而對于對手的情況，由于其受到了遮掩，隻能根據少量的情報加以猜測。
因此這就常常引起這樣一種情況：實際上同一種情況隻對一方更為有利，但雙方卻都認為對自己有利。
于是就像我們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講過的那樣，每一方都有可能認為等待另一個時刻是明智的做法。
第三個原因是防禦更為有力。
這一原因就像鐘表裡的一個掣子輪，不時會使行動完全停下來。
甲可能覺得力量太弱而不能進攻乙，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說，乙有足夠的力量進攻甲。
防禦所擁有的附加的力量，通過進攻不僅會失去，而且還會轉給對手，形象地說，就如同a+b和a-b的差等于2b，因此有可能出現雙方不僅同時感覺無力進攻，而且确實如此的情況。
于是，即使是憂心忡忡的謹慎和對較大危險的畏懼，在軍事藝術中也找到了舒适的立足點，以證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并抑制戰争所固有的暴烈性。
然而上述三個原因還是難以解釋為什麼在過去那些不是重大利益沖突所引起的戰争中會有長時間的停頓。
在這些戰争中，部隊有十分之九的時間是在無所事事中度過的。
這種現象主要是由一方的要求以及另一方的狀态和情緒對戰争進程的影響所引起的。
關于這一點，我們在論戰争的本性和目的那一章中[2]已經談過了。
這些情況有可能産生很大的影響，以至戰争成為不倫不類的東西。
這樣的戰争往往和一種武裝中立，或者為有利于談判而擺出的威脅姿态差不多，或者隻是一種使自己處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後相機行事的和緩的嘗試，或者盡量少地履行自己不願履行的同盟義務。
在所有這些場合，利益沖撞不大，敵對因素不強，人們不想對對手采取很多行動，也不怎麼擔心對手采取行動。
簡單地說，在沒有大的利益催促和驅動下，雙方内閣不願下很多賭注，于是就出現了這種溫和的戰争，真正戰争的仇恨思維受到了束縛。
戰争越是以這種方式成為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戰争理論要得出其結論，就越缺乏必要的牢靠依據和基礎，得出的必然的結論就越少，得出的偶然的結論就越多。
然而即便是在這樣的戰争中，才智也是能夠發揮作用的，而且它在此的表現比在其他戰争中也許更為多種多樣，其活動範圍也許更為廣泛，就像賭金币的擲骰子豪賭變成了賭零錢的小賭一樣。
在這裡，作戰的時間都花費在裝模作樣的小行動上，花在半真半假的前哨戰，沒有任何效果的長時間部署，以及被後人稱為可資借鑒的布陣和行軍上（之所以被稱為可資借鑒，隻是因為這些布陣和行軍的細小原因已經不為人所知，而一般人又無法想象出這些原因）。
恰恰在這裡，一些理論家找到了&ldquo真正&rdquo軍事藝術的所在。
他們從以往戰争運用的這些虛晃一槍、隔擋、半突刺和四分之一突刺中找到了所有理論的研究目标，認為精神比物質重要。
對他們來說，最近幾次戰争反倒是野蠻的搏鬥，沒有什麼可值得學習的，隻能視為向野蠻時代的倒退。
這一觀點和它論及的對象都是狹隘的。
在缺乏巨大力量和激情的地方，小聰明當然就更容易施展它的把戲。
但是指揮大規模的軍隊就如同在驚濤駭浪中掌舵，其本身不就是思維的一種更高級的活動嗎？難道上述劍術沒有包括和體現在真正的戰法中嗎？難道前者和後者的關系不像人們在船上的運動與船的運動的關系一樣嗎？實際上，這種劍術隻有在&ldquo對手的劍術比我方差&rdquo這一不言自明的條件下才能采用。
但是我們知道對手能滿足這一條件多久嗎？法國革命不正是在我們幻想舊式戰法穩妥可靠的時候襲擊了我們，把我們從沙隆趕到了莫斯科嗎[3]？弗裡德裡希大帝不是也以類似的方式讓安于以往戰法的奧地利人大吃一驚，并震動了他們的君主國嗎？如果一個内閣遇到一個隻知内在力量形成的法則而不知其他法則的野蠻對手時，采取似是而非的政策，運用墨守成規的軍事藝術，那就真是太可憐了！那樣的話，這一内閣在行動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等于在增加對手的力量；那樣的話，這一内閣就很難把擊劍架勢轉變為摔跤架勢，對手往往隻要輕輕一推，就會讓它整個摔倒在地。
從上述所列原因可以得出結論：一次戰局中的軍事行動不是連續不斷的，而是一陣一陣的；在各流血行動之間有一個觀望期，雙方均處于防禦之中；一般來說，抱有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進攻的原則，從而讓它總的來看處于前進的狀态，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它的行動。
*** [1]參閱本書第二卷第五篇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第一篇第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第一篇第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七章 現代戰争的特點[1] 人們必須考慮現代戰争的特點，這種考慮對一切行動計劃，特别是對戰略計劃有很大的影響。
拿破侖的幸運和果敢推翻了過去人們慣用的一切作戰手段，很多一流國家幾乎一擊即潰。
西班牙人通過他們持久的鬥争表明，民衆武裝和起義盡管在個别方面還有弱點和被滲透性，但在總的方面還是能起到作用的。
俄國通過其1812年戰局告誡人們：第一，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是不可征服的；第二，會戰的失利、首都和地區的失守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降低獲勝的可能性（過去對所有外交官來說，這種情況會降低獲勝的可能性是一個原則，因此一旦遇到，他們就立即準備接受一個臨時的不利和約）。
1812年的俄國戰局反而說明，當對手用于攻勢的力量已經枯竭時，防禦者在自己國土的縱深處往往是最有力的，然後就可以以巨大的力量轉守為攻。
此外，普魯士在1813年表明，通過短時的努力能夠以建立民兵[2]的方式，使一支軍隊的平時兵力增加六倍[3]，而且這些民兵在國外可以像在國内一樣使用。
上述這些情況均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國家力量、軍事力量和作戰力量所形成的結果中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因素。
在各國政府已經知道這些輔助手段後，人們很難設想他們在未來戰争中不使用這些手段，不管是因為危險威脅到他們自己的生存，還是因為一種強烈的榮譽心驅使他們這樣做。
顯而易見，與以往雙方隻根據常備軍兵力對比進行的戰争相比，對雙方以全國力量進行的戰争要按不同的原則進行組織。
以前常備軍與國家其餘部分的關系就如同它與艦隊的關系，陸上力量與國家其餘部分的關系就如同它與海上力量的關系，因此陸上的軍事藝術曾采用海上戰術的某些做法，現在已經完全不采用了。
注： *** [1]1792年普魯士和奧地利聯軍在反法戰争中曾到達法國沙隆附近。
此後，反法聯軍節節敗退。
1812年，拿破侖率領法軍抵達并短暫占領莫斯科。
&mdash&mdash譯者注 [2]參閱本書第三卷第八篇第三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普魯士當時根據後備軍制度組織起來的部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八章 緊張與平靜 戰争的力學法則 我們在本篇第十六章已經看到，在大多數戰局中，停頓和平靜的時間比行動的時間要長得多。
盡管我們在第十章[1]中又談到現代戰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但是我們仍可以肯定地說，本來的軍事行動還是會被或長或短的間歇打斷。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兩種狀态的實質做進一步的考察。
如果軍事行動中出現了停頓，就是說雙方都不想采取行動，那麼就會出現平靜，因此也就出現均勢。
當然這裡指的是廣義上的均勢，不僅是指軍隊的物質和精神力量的均勢，還包括一切關系和利益的均勢。
但是如果雙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積極目的，并且為達到這一目的而有了行動（即使隻是一些準備活動），一旦對手對此進行了抵制，那麼雙方力量之間就會出現緊張。
這種緊張狀态将一直持續到決出勝負為止，也就是說，直到要麼一方放棄自己的目的，要麼另一方做出讓步。
在雙方決出勝負後（勝負産生的原因總是在于雙方多場戰鬥組合産生的影響），就會出現向這一或另一方向的運動。
如果這個運動由于要克服困難（例如自己産生的阻力）或者新出現的對抗力量而衰竭下來，則要麼是再度出現平靜，要麼是出現新的緊張和決戰，然後出現一個新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相反方向的運動。
對均勢、緊張和運動進行的這種理論上的區分，對實際行動來說，比初看上去更為重要。
在平靜和均勢的狀态下也會有某些活動，但是這些活動隻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不是能導緻重大變化的目的引起的。
這種活動也可能包含大的戰鬥，甚至是主力會戰，但是這種活動的本性畢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大多有不同的效果。
在緊張狀态下，決戰總是具有更大的效果，這一方面是由于人們的意志力和環境的壓力在決戰中能有更多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由于雙方對這種大規模行動已經做了各方面的準備和組織。
緊張狀态下的決戰猶如密閉很好的地雷爆炸，本身也許就是同樣規模的戰事，如果是在平靜狀态中發生，則或多或少類似于露天的火藥在燃燒。
此外，不言而喻的是，人們應想到緊張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從緊張到平靜狀态之間有很多不同的緊張程度，以至最弱的緊張狀态與平靜狀态之間的區别很小。
上述考察中對我們最有益的是以下結論：同樣的舉措在緊張狀态中比在均勢狀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好的效果，而當緊張程度最大時，這一重要性也就最大。
瓦爾米炮戰[2]比霍赫基爾希會戰[3]更具決定性。
在敵人因無法防禦而放棄給我們的地區駐防，與在敵人隻是為在更有利條件下發起決戰而退出的地區駐防相比，我們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
針對敵人正在進行的戰略進攻，一處錯誤的陣地或者僅一次錯誤的行軍都會帶來決定性的後果，而在均勢狀态中，這些問題想必十分突出，才會刺激對手采取些行動。
像我們說過的那樣，以往大多數戰争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這種均勢狀态中度過的，或者至少是在程度較輕、停頓較長和作用較小的緊張狀态中度過的，以至在這兩種狀态下發生的戰事很少産生大的結果。
它們有時隻是為了慶祝某位女君主誕辰的即興之作（例如霍赫基爾希會戰）[4]，有時隻是為了争取軍人的榮譽感（例如庫讷斯多夫會戰[5]），有時隻是為了滿足統帥的虛榮心（例如弗賴貝格會戰[6]）。
統帥必須清楚地辨識這些狀态，針對這些狀态要有合理行動的直覺。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1806年戰局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們有時距這個要求還很遠。
當時已經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态，一切迹象均表明要進行一場主力決戰，統帥本應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這個事關重大的主力決戰上。
在這一緊張狀态中，普魯士的統帥也提出了一些舉措，部分舉措也已付諸實施（例如前往弗蘭肯偵察[7]），但這些舉措頂多是一些在均勢狀态中能引起微弱震動的活動。
人們隻注意到了采取和采納這些混亂的、浪費精力的舉措和意見，卻忘了采取必要的、獨自即能挽救局勢的舉措。
我們所做的這種理論上的區分，對進一步建立我們的理論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對進攻和防禦的關系以及這兩方面行動的實施所要談的一切，都與危機狀态（各種力量在緊張和運動期間所處的狀态）有關，而對均勢狀态中可能出現的一切活動，我們隻視作附加的東西加以處理，因為危機是真正的戰争，而均勢隻是危機的一個反射物[8]。
*** [1]1806年普法戰争後，普魯士的軍隊按條約不得超過4.2萬人。
1813年戰争開始前，普魯士通過建立後備軍将軍隊實際人數增加到25萬人。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上一章，即第十七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1792年7月，普奧聯軍在布倫瑞克統率下攻入法國。
9月20日，迪穆裡埃（Charles-FrançoisDumouriez，1739&mdash1823）和克勒曼（François-Étienne-ChristopheKellermann，1735&mdash1820）率法軍在瓦爾米村（Valmy，今法國馬恩省小鎮聖默努爾德以西10公裡處一村莊）附近與聯軍對峙，雙方進行炮戰。
由于法軍火炮優于聯軍，且軍官訓練有素，最後雙方雖未明确分出勝負，但聯軍還是且戰且退，退至萊茵河東岸。
&mdash&mdash譯者注 [4]1758年10月14日夜間，弗裡德裡希二世在霍赫基爾希（Hochkirch，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小鎮）受到奧軍元帥道恩和勞東的襲擊而戰敗。
一般将失敗的原因歸咎于弗裡德裡希二世選擇營壘不當。
&mdash&mdash譯者注 [5]原文如此，疑誤。
霍赫基爾希會戰于1758年10月14日進行，而奧地利大公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後特蕾西娅生于1717年5月13日，故此次會戰更有可能是為紀念其繼位（1740年10月20日）。
&mdash&mdash譯者注 [6]1759年8月12日，弗裡德裡希二世率普軍在庫讷斯多夫（Kunersdorf，即今波蘭盧布斯卡省村莊庫諾維采）附近對奧俄聯軍的堅固陣地發起進攻，經過激烈戰鬥奪得聯軍的左翼陣地。
此後他不顧部下的反對和兵力劣勢，執意以其著名的斜向戰鬥序列繼續發起進攻，結果傷亡近2萬人，損失慘重，弗裡德裡希二世本人也險些被俘，首都柏林危在旦夕。
會戰後，弗裡德裡希二世做了輸掉戰争和國家滅亡的最壞打算，将軍團指揮權交給了芬克将軍，并指定弟弟海因裡希親王為全軍最高統帥，自己則一度打算自殺。
但俄奧聯軍對後續行動意見不一，沒有乘勝擴大戰果，而是一連四天按兵不動，随後退往薩克森。
弗裡德裡希四天後收回權力，重振精神，很快将兵力增至3.3萬人，并占據有利陣地，成功阻擋聯軍進軍柏林。
&mdash&mdash譯者注 [7]弗賴貝格會戰是七年戰争中的最後一場大規模戰鬥。
1762年8月，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的弟弟海因裡希親王在薩克森與奧地利和神聖羅馬帝國軍隊周旋，并一時處于劣勢，薩克森大部面臨失守，但弗裡德裡希二世讓弟弟堅守，以便在今後的和談中将薩克森作為籌碼。
10月29日，海因裡希親王在弗賴貝格（Freiberg，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城市，東北距首府德累斯頓30公裡）戰勝奧軍，事後得到弗裡德裡希二世的褒獎。
&mdash&mdash譯者注 [8]指在耶拿會戰前，普魯士軍隊派缪夫林上尉在弗蘭肯地區進行偵察活動。
&mdash&mdash譯者注
8月29日和30日，被俄、普、奧聯軍包圍于波希米亞的庫爾姆村（Kulm，即今捷克小城克魯梅克）附近，旺達姆本人被俘，部隊損失1萬餘人。
此次庫爾姆會戰基本上抵消了拿破侖在德累斯頓會戰中的勝利。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符騰堡公國（HerzogtumWürttemberg），存在于1482&mdash1806年，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4]歐根（EugenFriedrichHeinrichvonWürttemberg，1758&mdash1822），符騰堡公爵。
在1806年10月18日的耶拿會戰中，其指揮的普魯士預備隊被貝納多特率領的法軍擊敗。
&mdash&mdash譯者注 [5]薩勒河（dieSaale），易北河的一條支流，流經耶拿、哈雷、馬格德堡等地，長413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6]東普魯士（Ostpreussen），曆史上是普魯士王國及後來德意志帝國的一個省（1773&mdash1829），位于波羅的海的東南海岸。
&mdash&mdash譯者注 [7]南普魯士（Südpreussen），曆史上是普魯士的一個省（1793&mdash1807）。
&mdash&mdash譯者注 [8]1806年普法戰争中，普魯士國王将符騰堡的歐根親王指揮的薩克森部隊（約2萬人）作為預備隊留在勃蘭登堡邊區，并在東普魯士、南普魯士和西裡西亞等地保留30多個步兵營和50多個騎兵連。
這些兵力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會戰中要麼由于投入過晩而失利，要麼根本沒有派上用場。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如同我們說過的那樣，思索的小路極少能被衆多的原則和觀點擠壓為純粹的一條線，而總是有一定的餘地。
在實際生活的一切藝術中也是如此。
用橫坐标和縱坐标是描不出美麗線條的，用代數公式是做不出圓和橢圓的。
因此指揮官在判斷時有時要依靠更敏感的直覺，這種直覺源自天賦的敏銳，并經過深入思考的訓練，幾乎下意識地就可以察明真相；有時則要把法則簡化為突出的要點，形成行動的規則；有時還要把慣用的方法作為行動的依據。
因此指揮官應始終注意讓所有兵力發揮作用，或者換句話說，應随時注意不要讓任何一部分兵力無事可做。
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就是這樣一個簡化得來的要點，是有助于思維的一個抓手。
誰在沒必要部署兵力的地方部署了兵力，誰在受到敵人進攻時還讓一部分部隊在行軍（也就是說，這部分部隊沒有發揮作用），誰就是不善于合理用兵。
從這個意義上說，有而不用比用而不當更糟糕。
一旦要行動，首先就要讓所有的部隊都行動起來，因為即使是最不恰當的活動畢竟也能牽制和擊敗一部分敵人，而完全擱置不用的部隊在這一時刻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顯而易見，這個觀點與前三章闡述的原則是聯系在一起的，是同一個真理。
我們隻不過是從更廣泛的角度進行考察，把它歸納成一個單獨的概念。
第十五章 幾何要素 幾何要素或部隊部署的形狀在多大程度上會成為戰争中的一個主要因素，我們在築城術上就可以看到。
在築城術中，幾何學幾乎支配着從小到大的一切問題。
在戰術上，幾何學也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狹義的戰術上，即關于部隊運動的理論中，幾何學是基礎，而在野戰築城術以及在關于陣地和對陣地進攻的理論中，幾何學的角和線則像裁決争端的立法者一樣居于統治地位。
在這裡，有些幾何要素被用錯了，另外一些則隻是毫無意義的遊戲。
盡管如此，恰恰是在每戰必求包圍對手的現代戰術中，幾何要素又重新有了大的影響，得到很簡單但卻反複的運用。
現代戰術比起要塞戰來，一切都更為機動，精神力量、個人特點和偶然性都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幾何要素不可能像在要塞戰中那樣居于統治地位。
在戰略範圍，幾何要素的影響就更小了。
在這裡，兵力部署和國土的形狀固然也有很大的影響，但幾何要素不像在築城術中那樣是決定性的，而且很長時間以來都不像在戰術中那樣重要了。
至于這種影響是以什麼方式表現出來的，隻有當以後幾何要素出現并值得注意時，我們才能逐步予以闡明[1]。
在這裡我們隻想提請讀者注意幾何要素在戰術與戰略之間的差别。
在戰術範圍，時間和空間很快會向其絕對最小值的方向退縮。
一支部隊如果在側面和背後受到敵人一支部隊的進攻，很快就會陷入根本沒有退路的境地。
這種處境接近于絕對無法繼續戰鬥，因此這支部隊必須擺脫或者防止陷入這種境地。
這種在側面和後面的兵力部署一開始就使得所有緻力于讓對手陷入這種境地的戰鬥行動具有大的效果，這一效果主要體現在讓對手對後果産生擔憂。
因此兵力部署的幾何形狀是産生上述效果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戰略範圍，由于地域廣、時間長，因此這一切隻産生微弱的影響。
人們不可能從一個戰區射擊到另一個戰區，實現一個預定的戰略迂回往往需要數周或數月時間，而且地域是如此之廣，即使采取了最好的舉措，要想準确達到目的也隻有很小的可能性。
因此在戰略範圍，這些行動組合（其形成的幾何形狀）的效果要小得多，而人們暫且在一個地點上實際取得的效果要大得多。
這一長處在受到可能失敗的擔憂幹擾甚或抵消之前，有時間充分發揮其作用。
因此我們敢于将以下這一點視為一個已經确定了的真理：在戰略上更重要的是勝利戰鬥的次數和規模，而非這些戰鬥地點相連形成的大的線條形狀。
但恰恰是相反的觀點成為較新理論偏愛的題目，因為人們認為，這樣可以使戰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由于他們又把戰略看作思維的更高功能，故以為這樣就可以使戰争變得更加高貴，用一個新的時髦詞來說，就是可使戰争更科學。
我們認為，一個完整理論的主要用處就在于揭穿這些奇談怪論。
而由于幾何要素是這些怪論慣于開始論述的主要概念，因此我們要特别強調這一點。
*** [1]作者在此引用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小說《堂吉诃德》（DonQuixote）中的故事。
故事主角堂吉诃德幻想自己是個騎士，做出諸如大戰風車等種種荒唐行徑。
後人常以堂吉诃德這個人物比喻捕風捉影和脫離現實的人。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六章 軍事行動中的停頓 如果人們把戰争看作一個相互消滅的行為，那麼人們想必要把交戰雙方想象成總的來說都是在前進的，但是就某一時刻而言，人們想必幾乎同樣要想象其中一方是在等待，隻有另一方是在前進，因為雙方的情況永遠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者永遠保持相同。
随着時間的推移将會出現交替，從而導緻當前這個時刻對其中一方比對另一方更有利。
假設雙方統帥都完全了解這些情況，那麼從中就會出現一個其中一方應采取行動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對另一方而言同時就成為一個等待的理由。
據此，雙方不會同時對前進感興趣，也不會同時對等待感興趣。
我們在此排除雙方同時追求同一個目的，不是出于普遍存在的兩極性的理由（因此與第二篇第五章[1]的斷言并不矛盾），而是由于對雙方統帥而言，在這裡确實是同一件事情成了他們下定決心的依據，這就是今後其各自處境改善或惡化的蓋然性。
即使人們允許雙方在這方面的情況有可能完全相同，或者人們考慮到，由于各自對對方情況了解不夠，雙方統帥有可能誤認為情況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于雙方的政治目的不同，還是不可能出現雙方都在等待（停頓）的情況。
從政治上看，雙方中的一方必然是進攻者，如果雙方都持防禦的意圖，那就不會發生戰争了。
進攻者抱有積極的目的，防禦者抱有純粹消極的目的；進攻者必須采取積極的行動，因為隻有這樣他才能達到積極的目的。
因此在雙方所處狀況完全相同的情況下，積極的目的會要求進攻者采取行動。
根據這種想法，軍事行動中的停頓嚴格說來是與事物的本性相矛盾的，因為兩支軍隊就像兩個敵對的因素，必然會不停地消滅對方，就像水火永遠不會相容，而是相互作用，直到一方完全消失。
但是人們對兩個長時間僵持在一起、一動不動的摔跤手又如何解釋呢？軍事行動本應像一座上了發條的鐘表不停地運動，但是不管戰争的本性是多麼野蠻，它畢竟受到人類弱點所組成的鍊條的束縛。
在戰争中，人們一方面在尋求和制造危險，但同時又害怕危險。
對這一矛盾，沒有人會感到奇怪。
如果我們籠統地看一下戰史，看到的往往是與不停地奔向目标相反的現象。
在戰争中，止步不前和按兵不動非常明顯是軍隊的基本狀态，而行動卻是例外。
這幾乎讓我們懷疑前面所提觀點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說戰史是通過大量戰事說明這一現象的，那麼戰史中距離我們最近的一系列戰事又自動說明了我們的觀點。
革命戰争已經充分表明這個觀點的現實性，也充分證明了其必然性。
在革命戰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侖的幾次戰局中，作戰達到了最大限度發揮力量的程度。
我們認為這是暴力的自然規律。
因此戰争達到這種程度是有可能的，而如果說達到這一程度是可能的，那麼也就是說達到這一程度是必然的。
實際上，假如人們在戰争中的目的不是行動，那麼人們在理智面前又如何解釋在戰争中消耗的力量呢？面包師隻在要烤面包時才燒熱他的爐子；人們隻在要乘車時才把馬套在車上。
如果人們做出戰争這樣巨大的努力，隻是為了讓敵人做出類似的努力，而不想從中得到其他其他東西，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 關于這個原則的總的方面，我們就解釋這麼多，現在來談談它在事物本性範圍内的、不受具體情況影響的變化情況。
在這裡要指出引起變化的三個原因，它們是内在的牽制力量，可以阻止戰争這個鐘表走得太快或者不停地走下去。
第一個原因是人類本性中的怯懦和猶豫不決。
它使行動經常具有停頓的傾向，從而成為一種抑制因素，是精神世界中的一種重力，但不是由引力而是由斥力引起的，即是由害怕危險和擔責而引起的。
在戰争的烈火中，一般人想必會顯得更沉重，因此要想讓他們持續地運動，就必須更強烈和更經常地推動他們。
僅是想到戰争的目的，極少足以克服這種重力。
如果沒有一個尚武和富于進取的人統率（他在戰争中如魚得水一樣适得其所），或者如果沒有來自上級的巨大的責任壓力，那麼停止不前就會成為常事，前進就會成為例外。
第二個原因是人的認識和判斷不完善。
這一不完善在戰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突出，因為人們對自己的實時情況幾乎無法了解，而對于對手的情況，由于其受到了遮掩，隻能根據少量的情報加以猜測。
因此這就常常引起這樣一種情況：實際上同一種情況隻對一方更為有利，但雙方卻都認為對自己有利。
于是就像我們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講過的那樣，每一方都有可能認為等待另一個時刻是明智的做法。
第三個原因是防禦更為有力。
這一原因就像鐘表裡的一個掣子輪，不時會使行動完全停下來。
甲可能覺得力量太弱而不能進攻乙，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說，乙有足夠的力量進攻甲。
防禦所擁有的附加的力量，通過進攻不僅會失去，而且還會轉給對手，形象地說，就如同a+b和a-b的差等于2b，因此有可能出現雙方不僅同時感覺無力進攻，而且确實如此的情況。
于是，即使是憂心忡忡的謹慎和對較大危險的畏懼，在軍事藝術中也找到了舒适的立足點，以證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并抑制戰争所固有的暴烈性。
然而上述三個原因還是難以解釋為什麼在過去那些不是重大利益沖突所引起的戰争中會有長時間的停頓。
在這些戰争中，部隊有十分之九的時間是在無所事事中度過的。
這種現象主要是由一方的要求以及另一方的狀态和情緒對戰争進程的影響所引起的。
關于這一點，我們在論戰争的本性和目的那一章中[2]已經談過了。
這些情況有可能産生很大的影響，以至戰争成為不倫不類的東西。
這樣的戰争往往和一種武裝中立，或者為有利于談判而擺出的威脅姿态差不多，或者隻是一種使自己處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後相機行事的和緩的嘗試，或者盡量少地履行自己不願履行的同盟義務。
在所有這些場合，利益沖撞不大，敵對因素不強，人們不想對對手采取很多行動，也不怎麼擔心對手采取行動。
簡單地說，在沒有大的利益催促和驅動下，雙方内閣不願下很多賭注，于是就出現了這種溫和的戰争，真正戰争的仇恨思維受到了束縛。
戰争越是以這種方式成為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戰争理論要得出其結論，就越缺乏必要的牢靠依據和基礎，得出的必然的結論就越少，得出的偶然的結論就越多。
然而即便是在這樣的戰争中，才智也是能夠發揮作用的，而且它在此的表現比在其他戰争中也許更為多種多樣，其活動範圍也許更為廣泛，就像賭金币的擲骰子豪賭變成了賭零錢的小賭一樣。
在這裡，作戰的時間都花費在裝模作樣的小行動上，花在半真半假的前哨戰，沒有任何效果的長時間部署，以及被後人稱為可資借鑒的布陣和行軍上（之所以被稱為可資借鑒，隻是因為這些布陣和行軍的細小原因已經不為人所知，而一般人又無法想象出這些原因）。
恰恰在這裡，一些理論家找到了&ldquo真正&rdquo軍事藝術的所在。
他們從以往戰争運用的這些虛晃一槍、隔擋、半突刺和四分之一突刺中找到了所有理論的研究目标，認為精神比物質重要。
對他們來說，最近幾次戰争反倒是野蠻的搏鬥，沒有什麼可值得學習的，隻能視為向野蠻時代的倒退。
這一觀點和它論及的對象都是狹隘的。
在缺乏巨大力量和激情的地方，小聰明當然就更容易施展它的把戲。
但是指揮大規模的軍隊就如同在驚濤駭浪中掌舵，其本身不就是思維的一種更高級的活動嗎？難道上述劍術沒有包括和體現在真正的戰法中嗎？難道前者和後者的關系不像人們在船上的運動與船的運動的關系一樣嗎？實際上，這種劍術隻有在&ldquo對手的劍術比我方差&rdquo這一不言自明的條件下才能采用。
但是我們知道對手能滿足這一條件多久嗎？法國革命不正是在我們幻想舊式戰法穩妥可靠的時候襲擊了我們，把我們從沙隆趕到了莫斯科嗎[3]？弗裡德裡希大帝不是也以類似的方式讓安于以往戰法的奧地利人大吃一驚，并震動了他們的君主國嗎？如果一個内閣遇到一個隻知内在力量形成的法則而不知其他法則的野蠻對手時，采取似是而非的政策，運用墨守成規的軍事藝術，那就真是太可憐了！那樣的話，這一内閣在行動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等于在增加對手的力量；那樣的話，這一内閣就很難把擊劍架勢轉變為摔跤架勢，對手往往隻要輕輕一推，就會讓它整個摔倒在地。
從上述所列原因可以得出結論：一次戰局中的軍事行動不是連續不斷的，而是一陣一陣的；在各流血行動之間有一個觀望期，雙方均處于防禦之中；一般來說，抱有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進攻的原則，從而讓它總的來看處于前進的狀态，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它的行動。
*** [1]參閱本書第二卷第五篇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第一篇第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第一篇第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七章 現代戰争的特點[1] 人們必須考慮現代戰争的特點，這種考慮對一切行動計劃，特别是對戰略計劃有很大的影響。
拿破侖的幸運和果敢推翻了過去人們慣用的一切作戰手段，很多一流國家幾乎一擊即潰。
西班牙人通過他們持久的鬥争表明，民衆武裝和起義盡管在個别方面還有弱點和被滲透性，但在總的方面還是能起到作用的。
俄國通過其1812年戰局告誡人們：第一，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是不可征服的；第二，會戰的失利、首都和地區的失守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降低獲勝的可能性（過去對所有外交官來說，這種情況會降低獲勝的可能性是一個原則，因此一旦遇到，他們就立即準備接受一個臨時的不利和約）。
1812年的俄國戰局反而說明，當對手用于攻勢的力量已經枯竭時，防禦者在自己國土的縱深處往往是最有力的，然後就可以以巨大的力量轉守為攻。
此外，普魯士在1813年表明，通過短時的努力能夠以建立民兵[2]的方式，使一支軍隊的平時兵力增加六倍[3]，而且這些民兵在國外可以像在國内一樣使用。
上述這些情況均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國家力量、軍事力量和作戰力量所形成的結果中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因素。
在各國政府已經知道這些輔助手段後，人們很難設想他們在未來戰争中不使用這些手段，不管是因為危險威脅到他們自己的生存，還是因為一種強烈的榮譽心驅使他們這樣做。
顯而易見，與以往雙方隻根據常備軍兵力對比進行的戰争相比，對雙方以全國力量進行的戰争要按不同的原則進行組織。
以前常備軍與國家其餘部分的關系就如同它與艦隊的關系，陸上力量與國家其餘部分的關系就如同它與海上力量的關系，因此陸上的軍事藝術曾采用海上戰術的某些做法，現在已經完全不采用了。
注： *** [1]1792年普魯士和奧地利聯軍在反法戰争中曾到達法國沙隆附近。
此後，反法聯軍節節敗退。
1812年，拿破侖率領法軍抵達并短暫占領莫斯科。
&mdash&mdash譯者注 [2]參閱本書第三卷第八篇第三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普魯士當時根據後備軍制度組織起來的部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八章 緊張與平靜 戰争的力學法則 我們在本篇第十六章已經看到，在大多數戰局中，停頓和平靜的時間比行動的時間要長得多。
盡管我們在第十章[1]中又談到現代戰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但是我們仍可以肯定地說，本來的軍事行動還是會被或長或短的間歇打斷。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兩種狀态的實質做進一步的考察。
如果軍事行動中出現了停頓，就是說雙方都不想采取行動，那麼就會出現平靜，因此也就出現均勢。
當然這裡指的是廣義上的均勢，不僅是指軍隊的物質和精神力量的均勢，還包括一切關系和利益的均勢。
但是如果雙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積極目的，并且為達到這一目的而有了行動（即使隻是一些準備活動），一旦對手對此進行了抵制，那麼雙方力量之間就會出現緊張。
這種緊張狀态将一直持續到決出勝負為止，也就是說，直到要麼一方放棄自己的目的，要麼另一方做出讓步。
在雙方決出勝負後（勝負産生的原因總是在于雙方多場戰鬥組合産生的影響），就會出現向這一或另一方向的運動。
如果這個運動由于要克服困難（例如自己産生的阻力）或者新出現的對抗力量而衰竭下來，則要麼是再度出現平靜，要麼是出現新的緊張和決戰，然後出現一個新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相反方向的運動。
對均勢、緊張和運動進行的這種理論上的區分，對實際行動來說，比初看上去更為重要。
在平靜和均勢的狀态下也會有某些活動，但是這些活動隻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不是能導緻重大變化的目的引起的。
這種活動也可能包含大的戰鬥，甚至是主力會戰，但是這種活動的本性畢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大多有不同的效果。
在緊張狀态下，決戰總是具有更大的效果，這一方面是由于人們的意志力和環境的壓力在決戰中能有更多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由于雙方對這種大規模行動已經做了各方面的準備和組織。
緊張狀态下的決戰猶如密閉很好的地雷爆炸，本身也許就是同樣規模的戰事，如果是在平靜狀态中發生，則或多或少類似于露天的火藥在燃燒。
此外，不言而喻的是，人們應想到緊張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從緊張到平靜狀态之間有很多不同的緊張程度，以至最弱的緊張狀态與平靜狀态之間的區别很小。
上述考察中對我們最有益的是以下結論：同樣的舉措在緊張狀态中比在均勢狀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好的效果，而當緊張程度最大時，這一重要性也就最大。
瓦爾米炮戰[2]比霍赫基爾希會戰[3]更具決定性。
在敵人因無法防禦而放棄給我們的地區駐防，與在敵人隻是為在更有利條件下發起決戰而退出的地區駐防相比，我們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
針對敵人正在進行的戰略進攻，一處錯誤的陣地或者僅一次錯誤的行軍都會帶來決定性的後果，而在均勢狀态中，這些問題想必十分突出，才會刺激對手采取些行動。
像我們說過的那樣，以往大多數戰争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這種均勢狀态中度過的，或者至少是在程度較輕、停頓較長和作用較小的緊張狀态中度過的，以至在這兩種狀态下發生的戰事很少産生大的結果。
它們有時隻是為了慶祝某位女君主誕辰的即興之作（例如霍赫基爾希會戰）[4]，有時隻是為了争取軍人的榮譽感（例如庫讷斯多夫會戰[5]），有時隻是為了滿足統帥的虛榮心（例如弗賴貝格會戰[6]）。
統帥必須清楚地辨識這些狀态，針對這些狀态要有合理行動的直覺。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1806年戰局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們有時距這個要求還很遠。
當時已經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态，一切迹象均表明要進行一場主力決戰，統帥本應把全部心思都放在這個事關重大的主力決戰上。
在這一緊張狀态中，普魯士的統帥也提出了一些舉措，部分舉措也已付諸實施（例如前往弗蘭肯偵察[7]），但這些舉措頂多是一些在均勢狀态中能引起微弱震動的活動。
人們隻注意到了采取和采納這些混亂的、浪費精力的舉措和意見，卻忘了采取必要的、獨自即能挽救局勢的舉措。
我們所做的這種理論上的區分，對進一步建立我們的理論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對進攻和防禦的關系以及這兩方面行動的實施所要談的一切，都與危機狀态（各種力量在緊張和運動期間所處的狀态）有關，而對均勢狀态中可能出現的一切活動，我們隻視作附加的東西加以處理，因為危機是真正的戰争，而均勢隻是危機的一個反射物[8]。
*** [1]1806年普法戰争後，普魯士的軍隊按條約不得超過4.2萬人。
1813年戰争開始前，普魯士通過建立後備軍将軍隊實際人數增加到25萬人。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上一章，即第十七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1792年7月，普奧聯軍在布倫瑞克統率下攻入法國。
9月20日，迪穆裡埃（Charles-FrançoisDumouriez，1739&mdash1823）和克勒曼（François-Étienne-ChristopheKellermann，1735&mdash1820）率法軍在瓦爾米村（Valmy，今法國馬恩省小鎮聖默努爾德以西10公裡處一村莊）附近與聯軍對峙，雙方進行炮戰。
由于法軍火炮優于聯軍，且軍官訓練有素，最後雙方雖未明确分出勝負，但聯軍還是且戰且退，退至萊茵河東岸。
&mdash&mdash譯者注 [4]1758年10月14日夜間，弗裡德裡希二世在霍赫基爾希（Hochkirch，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小鎮）受到奧軍元帥道恩和勞東的襲擊而戰敗。
一般将失敗的原因歸咎于弗裡德裡希二世選擇營壘不當。
&mdash&mdash譯者注 [5]原文如此，疑誤。
霍赫基爾希會戰于1758年10月14日進行，而奧地利大公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後特蕾西娅生于1717年5月13日，故此次會戰更有可能是為紀念其繼位（1740年10月20日）。
&mdash&mdash譯者注 [6]1759年8月12日，弗裡德裡希二世率普軍在庫讷斯多夫（Kunersdorf，即今波蘭盧布斯卡省村莊庫諾維采）附近對奧俄聯軍的堅固陣地發起進攻，經過激烈戰鬥奪得聯軍的左翼陣地。
此後他不顧部下的反對和兵力劣勢，執意以其著名的斜向戰鬥序列繼續發起進攻，結果傷亡近2萬人，損失慘重，弗裡德裡希二世本人也險些被俘，首都柏林危在旦夕。
會戰後，弗裡德裡希二世做了輸掉戰争和國家滅亡的最壞打算，将軍團指揮權交給了芬克将軍，并指定弟弟海因裡希親王為全軍最高統帥，自己則一度打算自殺。
但俄奧聯軍對後續行動意見不一，沒有乘勝擴大戰果，而是一連四天按兵不動，随後退往薩克森。
弗裡德裡希四天後收回權力，重振精神，很快将兵力增至3.3萬人，并占據有利陣地，成功阻擋聯軍進軍柏林。
&mdash&mdash譯者注 [7]弗賴貝格會戰是七年戰争中的最後一場大規模戰鬥。
1762年8月，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的弟弟海因裡希親王在薩克森與奧地利和神聖羅馬帝國軍隊周旋，并一時處于劣勢，薩克森大部面臨失守，但弗裡德裡希二世讓弟弟堅守，以便在今後的和談中将薩克森作為籌碼。
10月29日，海因裡希親王在弗賴貝格（Freiberg，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城市，東北距首府德累斯頓30公裡）戰勝奧軍，事後得到弗裡德裡希二世的褒獎。
&mdash&mdash譯者注 [8]指在耶拿會戰前，普魯士軍隊派缪夫林上尉在弗蘭肯地區進行偵察活動。
&mdash&mdash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