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曆史的意義
關燈
小
中
大
諾德·湯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紀末時的世界觀："據他們看，曆史對他們來說已經結束。
在外交事務方面，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内事務方面，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産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面，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
他們有一切理由為曆史的這種結束所賜予他們的永久幸福而慶賀。
……英國中産階級19世紀末的這種幻覺似乎純屬神經錯亂，然而，西方其它國家的中産階級也同樣具有這種幻覺。
" 這種幻覺的确并不隻限于不列颠群島。
在大西洋彼岸，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04年緻國會的一份咨文中告誡拉丁美洲說："……長期錯誤的行為，即一種導緻文明社會的關系全面松懈的軟弱無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最終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國家來予以幹涉。
"同樣，1904年，美國一位傳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親亨利·W·盧斯也從中國報道說：那裡的條件對他們的活動很有利，"我們可以一起為上帝、為中國、為耶魯大學工作。
"最令人吃驚的還是塞西爾·羅德斯的極度自信和好戰心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夢想征服其他星球。
他說："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
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到達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将吞并這些星球。
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麼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
" 五、對歐洲優勢的最初挑戰 歐洲的全球霸權在1914年時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隻要人們較清醒地回顧一下，便可輕易發覺，殖民地世界中潛伏着的複仇者正在慢慢覺醒，正在對西方統治權發起最早的攻擊。
在整個曆史上，每逢較弱的社會受到較強的、好戰的社會威脅時，就會産生兩種相反的反應：一種是割斷同入侵勢力的一切聯系，撤回到與世隔絕的境地中，在傳統的信念和習慣中尋求安慰；另一種卻是力圖采納外國社會的許多特别吸引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人們以平等的地位對付外國社會、從而有效地抵抗外國社會所必需的。
第一種反應表現為退卻和逃避；第二種反應則體現為調整和适應。
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從前"；後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學習，以與西方作戰"。
19世紀期間，對西方入侵的這兩種反應的例子很多，逃避現實這種反應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變和1900年的義和一團一運動。
我們知道，印度兵變是心懷不滿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動下發動起來的；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國人的損害，希望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
同樣，義和一團一運動是秘密排外社一團一在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的暗中慫恿下發動的一次起義；這些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對傳統儒家學說的造詣很深，十分保守（詳見第十五章第三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
印度兵變和義和一團一運動都是悲慘的流血事件，但兩者都未能給歐洲霸權以有力的挑戰，因為它們實質上都是消極的造反，隻圖用武力趕走令人憎惡的歐洲人，以恢複以往的美好歲月。
這顯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敗的；這種方法既不能趕走西方列強，也不能阻止它們的入侵。
西方的軍事力量和西方經濟事業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當諸土著民族開始采納西方的思想和技術，以便運用這些東西來反對西方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地實行這種通過适應來進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
如前所述，由于種種情況的偶然結合，日本人能夠接受西方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技術，并進而能夠使自己擺脫西方象強加給中國人一樣強加給他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日本人還進一步仿效他們的歐洲良師，着手實行一項海外擴張計劃：1894-1895年他們打敗了衰弱的中國帝國，1904-1905年又戰勝了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詳見第十六章第七節和第八節）。
亞洲一個小王國對歐洲一個強大國家的這一勝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這一事件給整個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極大刺激。
與日俄戰争的結果同樣很有影響的是俄國大革命，這場幫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日俄戰争激起的（見第十三章第四節）。
沙皇獨一裁政一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來自滿洲戰場的報道一樣，使各地被壓迫民族激動不已。
一位當時正在波斯的英國人感覺到了各殖民地國家中一股已被喚一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潛流。
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說道： 我以為東方必将發生一場變革。
日本的勝利似乎已對整個東方産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即使在這裡，在波斯也不是沒有影響。
……此外，俄國革命也在這裡産生了極為驚人的影響。
俄國的事件已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一種新的一精一神似乎已開始支配人民。
他們厭惡統治者，并以俄國為例，開始認為有可能得到另一種較好的政體。
……看來東方正從睡夢中覺醒。
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著名的排外運動，這是一種"中國人的中國"的思想趨勢。
在波斯，由于鄰近俄國，這種覺醒看來象是采取了民一主改革運動的形式。
在埃及和北非，覺醒突出地表現為狂一熱行為的明顯增加以
在外交事務方面，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内事務方面，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産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面，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
他們有一切理由為曆史的這種結束所賜予他們的永久幸福而慶賀。
……英國中産階級19世紀末的這種幻覺似乎純屬神經錯亂，然而，西方其它國家的中産階級也同樣具有這種幻覺。
" 這種幻覺的确并不隻限于不列颠群島。
在大西洋彼岸，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04年緻國會的一份咨文中告誡拉丁美洲說："……長期錯誤的行為，即一種導緻文明社會的關系全面松懈的軟弱無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最終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國家來予以幹涉。
"同樣，1904年，美國一位傳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親亨利·W·盧斯也從中國報道說：那裡的條件對他們的活動很有利，"我們可以一起為上帝、為中國、為耶魯大學工作。
"最令人吃驚的還是塞西爾·羅德斯的極度自信和好戰心理；他走在時代的前面，夢想征服其他星球。
他說："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
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到達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将吞并這些星球。
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麼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
" 五、對歐洲優勢的最初挑戰 歐洲的全球霸權在1914年時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隻要人們較清醒地回顧一下，便可輕易發覺，殖民地世界中潛伏着的複仇者正在慢慢覺醒，正在對西方統治權發起最早的攻擊。
在整個曆史上，每逢較弱的社會受到較強的、好戰的社會威脅時，就會産生兩種相反的反應：一種是割斷同入侵勢力的一切聯系，撤回到與世隔絕的境地中，在傳統的信念和習慣中尋求安慰；另一種卻是力圖采納外國社會的許多特别吸引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人們以平等的地位對付外國社會、從而有效地抵抗外國社會所必需的。
第一種反應表現為退卻和逃避；第二種反應則體現為調整和适應。
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從前"；後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學習，以與西方作戰"。
19世紀期間，對西方入侵的這兩種反應的例子很多，逃避現實這種反應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變和1900年的義和一團一運動。
我們知道，印度兵變是心懷不滿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動下發動起來的；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國人的損害，希望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
同樣，義和一團一運動是秘密排外社一團一在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的暗中慫恿下發動的一次起義；這些朝廷官員和地方長官對傳統儒家學說的造詣很深，十分保守（詳見第十五章第三節和第十六章第五節）。
印度兵變和義和一團一運動都是悲慘的流血事件，但兩者都未能給歐洲霸權以有力的挑戰，因為它們實質上都是消極的造反，隻圖用武力趕走令人憎惡的歐洲人，以恢複以往的美好歲月。
這顯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敗的；這種方法既不能趕走西方列強，也不能阻止它們的入侵。
西方的軍事力量和西方經濟事業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當諸土著民族開始采納西方的思想和技術，以便運用這些東西來反對西方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地實行這種通過适應來進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
如前所述，由于種種情況的偶然結合，日本人能夠接受西方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技術，并進而能夠使自己擺脫西方象強加給中國人一樣強加給他們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日本人還進一步仿效他們的歐洲良師，着手實行一項海外擴張計劃：1894-1895年他們打敗了衰弱的中國帝國，1904-1905年又戰勝了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詳見第十六章第七節和第八節）。
亞洲一個小王國對歐洲一個強大國家的這一勝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這一事件給整個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極大刺激。
與日俄戰争的結果同樣很有影響的是俄國大革命，這場幫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日俄戰争激起的（見第十三章第四節）。
沙皇獨一裁政一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來自滿洲戰場的報道一樣，使各地被壓迫民族激動不已。
一位當時正在波斯的英國人感覺到了各殖民地國家中一股已被喚一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潛流。
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說道： 我以為東方必将發生一場變革。
日本的勝利似乎已對整個東方産生了非常明顯的影響，即使在這裡，在波斯也不是沒有影響。
……此外，俄國革命也在這裡産生了極為驚人的影響。
俄國的事件已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一種新的一精一神似乎已開始支配人民。
他們厭惡統治者，并以俄國為例，開始認為有可能得到另一種較好的政體。
……看來東方正從睡夢中覺醒。
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著名的排外運動，這是一種"中國人的中國"的思想趨勢。
在波斯，由于鄰近俄國，這種覺醒看來象是采取了民一主改革運動的形式。
在埃及和北非，覺醒突出地表現為狂一熱行為的明顯增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