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身雜優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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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家有奇貨，……誰家有異物"，--當然，這還算是"高雅"的話題，自有比這些更不像話的内容，然而也就足以說明那一班八旗哥兒的"生活"面貌都是什麼樣子了（注：盛昱《八旗文經》序雲："和珅擅政，凡其識拔旗人，以巧趨避為工，鑽刺為才，以善進退周旋俯仰為知禮，而風氣變：營第宅、美衣服、飾廚傳、蓄姬侍、寵奴仆，酒肉棄于衢，羅绮照于市，樓台相接，鐘鼓相聞，恣睢跳踉于辇毂之下。
"然此不過是和珅時代的變本加厲，并非以前即無此種腐敗生活風習。
具體的例子，可看舒坤批《随園詩話》："吾親友中如鄂二爺祥，乃祖父及其本身，皆司戶部銀庫，家資百萬，惟知養鷹養馬，飲食嬉遊，從不顧恤親友；未及十年，産業一空，與餘堂兄志書行為相似。
志書年未五十以貧死，有子六人，無所得食，惟作賊而已。
"此種例證，舉不勝舉。
）。
在這些人中，品類也有不齊。
粗野、庸俗、下流、惡劣的（注：可看舒坤所舉一例："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襲封貝勒，吃食鴉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晝貪睡，屢誤差使，……逐出内庭，終于淫蕩而死；其子慶敏，襲封貝子，依然遊蕩，吃食鴉片，……此皆福康安至淫極惡，作孽太重，流毒子孫，可以戒矣。
"），不用說，自是多數；也有較好些的；可是更為"高級"的也不乏其人。
他們在表面表現上、遊蕩戲耍的途徑上是相差不多的，在作風和實質上卻有區别。
前者竭力追求聲色玩好，醉生夢死，即以享樂本身為目的，是單一的、膚淺的；後者比較"雅緻"，專門尋弄一些"精緻的淘氣"，而且往往從遊蕩戲耍起而不從遊蕩戲耍止，那些"淘氣"最後轉變為他們藉以寄托心志和抒發憤懑的手段。
其所以緻成這種"分類"的原因和條件自然是非常複雜的。
在這後一類中，往往又孕育、培養出一班傑出過人的藝術家、文學家來，其專長特詣、奇輝異采，遠遠超出一般人之上，成為絕技獨門，大師巨匠。
--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
他們在"方以群分、物以類聚"的社會風氣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對于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階級、剝削生活又使他們不勞而獲、不作而食，得以專心緻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們的優越條件又能夠促成他們的偏工獨造、以達于窮工極巧的境地，（例如雖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個蛐蛐罐，他們不作便罷，隻要講求起來，勢必不到窮極精妙、出類拔萃不止，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這些，也有時是那個社會裡使封建階級的文藝天才獲得充分成長的一種土壤。
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後為生活之計而"下海"的戲劇、曲藝和其他技藝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個很大的比例數，絕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藝，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種八旗社會風氣的直接産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講究"禮法"和"家教"的，盡管無數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種家庭"培養"出來的，他們教管子弟卻是極其嚴厲，正所謂"那邊老爺也是天天打""說聲急了，什麼管兒子，竟是審賊！"，而當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徑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聯在一起，這便發生出封建勢力和反抗力量之間的鬥争的意義。
曹雪芹無疑是這種事件中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統治者自然也不會不注意到這樣的事情，他們對放浪子弟的認識可以從下面一個事例獲得消息。
在曹雪芹時代，八旗人丁屢有逃亡現象，包括幼丁在
"然此不過是和珅時代的變本加厲，并非以前即無此種腐敗生活風習。
具體的例子，可看舒坤批《随園詩話》："吾親友中如鄂二爺祥，乃祖父及其本身，皆司戶部銀庫，家資百萬，惟知養鷹養馬，飲食嬉遊，從不顧恤親友；未及十年，産業一空，與餘堂兄志書行為相似。
志書年未五十以貧死，有子六人，無所得食，惟作賊而已。
"此種例證，舉不勝舉。
）。
在這些人中，品類也有不齊。
粗野、庸俗、下流、惡劣的（注：可看舒坤所舉一例："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襲封貝勒，吃食鴉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晝貪睡，屢誤差使，……逐出内庭，終于淫蕩而死；其子慶敏，襲封貝子，依然遊蕩，吃食鴉片，……此皆福康安至淫極惡，作孽太重，流毒子孫，可以戒矣。
"），不用說，自是多數；也有較好些的；可是更為"高級"的也不乏其人。
他們在表面表現上、遊蕩戲耍的途徑上是相差不多的，在作風和實質上卻有區别。
前者竭力追求聲色玩好，醉生夢死，即以享樂本身為目的，是單一的、膚淺的；後者比較"雅緻"，專門尋弄一些"精緻的淘氣"，而且往往從遊蕩戲耍起而不從遊蕩戲耍止，那些"淘氣"最後轉變為他們藉以寄托心志和抒發憤懑的手段。
其所以緻成這種"分類"的原因和條件自然是非常複雜的。
在這後一類中，往往又孕育、培養出一班傑出過人的藝術家、文學家來，其專長特詣、奇輝異采，遠遠超出一般人之上，成為絕技獨門，大師巨匠。
--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
他們在"方以群分、物以類聚"的社會風氣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對于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階級、剝削生活又使他們不勞而獲、不作而食，得以專心緻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們的優越條件又能夠促成他們的偏工獨造、以達于窮工極巧的境地，（例如雖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個蛐蛐罐，他們不作便罷，隻要講求起來，勢必不到窮極精妙、出類拔萃不止，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這些，也有時是那個社會裡使封建階級的文藝天才獲得充分成長的一種土壤。
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後為生活之計而"下海"的戲劇、曲藝和其他技藝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個很大的比例數，絕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藝，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種八旗社會風氣的直接産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講究"禮法"和"家教"的，盡管無數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種家庭"培養"出來的，他們教管子弟卻是極其嚴厲，正所謂"那邊老爺也是天天打""說聲急了，什麼管兒子，竟是審賊！"，而當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徑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聯在一起，這便發生出封建勢力和反抗力量之間的鬥争的意義。
曹雪芹無疑是這種事件中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統治者自然也不會不注意到這樣的事情，他們對放浪子弟的認識可以從下面一個事例獲得消息。
在曹雪芹時代，八旗人丁屢有逃亡現象，包括幼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