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被鑰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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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雪芹說成是楝亭之子，和袁枚的誤說完全一樣，可不必深論；《紅樓夢》大概後來真個到過乾隆的眼裡，這事還可能和這小說的迷失八十回以後的重要部分很有關系，不過這一點我們也須留待下文再講。
此刻值得注意讨論的，卻是這個傳說的後半。
所謂"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種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禮教的思想行為。
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張宜泉，在其所著《春柳堂詩稿》中說雪芹是"其人素性放達"，完全證實了宋翔鳳的傳述十分正确，因為張說"放達"、宋說"放浪"，正是同義語，隻不過口氣在婉蓄和徑直、贊賞和評論之間，微有差異罷了。
所謂"至衣食不給"，其為可信更不待言，因為關于這一點的參證就更多了，我們此處無須一一列舉。
由此足見宋翔鳳的話頗有其真實可靠性，大可注意。
但是重要點尚不在此。
宋翔鳳的話，對我們說明了兩點更值得注意的要義。
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給"，生活貧窘，并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變的後果，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規規矩矩"，投靠統治集團，老實地為他們服務，衣食之給是絲毫不成問題的小事情。
其所以竟至于"不給"，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結局。
第二，因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給，這終究還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繼續"放浪"下去，那就還會有更嚴重的後果在等待着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長遂站出來幹涉了。
"其父執某，鑰空室中，三年……"，恰好說明了這個問題。
這裡還有兩點可以略加解釋：第一，鑰空室中的這種辦法，我們今天聽起來有些驚訝了，但在當時并不是什麼新鮮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歡"生事"的本家宗室，就愛使用這種惡毒的懲罰，嚴重的"高牆圈禁"（特種監獄），輕一些的在家單室圈禁，再其次的還有所謂"不許出門"：都是嚴格限制行動自由、同時是隔離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極為殘酷。
滿洲式的家庭對"不肖"子弟也使用這一作法，是毫不足異的事情。
第二，這一作法當然也不是随時随地、"家常便飯"式地輕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須使出這一"絕着"的境地，那就說明别的辦法都已想盡了，也就說明那種矛盾沖突已然達到了十分尖銳激烈的地步了。
至于"三年"，時間上是否這樣整齊，那當然可以容有懷疑的餘地；如果這隻是表示曾經這樣度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意思，那也就罷了。
重要的是，傳說者還把《紅樓夢》的創作和這段時期的被圈禁聯系在一起。
《紅樓夢》這部大書，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間之内寫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難說一定。
不過我們知道，這部書曾經"披閱十載，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還有過像《風月寶鑒》這類的"雛型"初稿，則可見曹雪芹開始興起創作這部小說的念頭，是很早的事情。
他在青年時代"放浪"被鑰的期間内而決定着手于這一事業，藉以消遣時光，抒發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實際。
其實，這就是他對封建壓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鳳的傳述，雖然過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視和研究，我們卻不應該再掉輕心，輕加鄙棄。
它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使我們對曹雪芹的成長階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創作動機、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
這實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寶貴。
如果上面的解釋和推斷去事實不緻太遠，那麼我們也就同時可以了解，為什麼曹雪芹設計寫一部百萬言的小說巨著，卻要立意從一個封建大家庭（包括幾門命運相聯的親戚）的興衰史下手，為什麼《紅樓夢》裡會出現像賈寶玉那樣一種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義發生沖突、向它進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藝術形象了。
（注：這自然是就曹雪芹這個十八世紀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動、創作動機而言的。
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觀展示而言，當然這兩者就既有聯系而又頗有區别。
從後者來說，當然不隻是一個封建大家庭、一個叛逆子弟的問題，其藝術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廣闊得多了。
）。
此刻值得注意讨論的，卻是這個傳說的後半。
所謂"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種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禮教的思想行為。
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張宜泉，在其所著《春柳堂詩稿》中說雪芹是"其人素性放達"，完全證實了宋翔鳳的傳述十分正确，因為張說"放達"、宋說"放浪"，正是同義語，隻不過口氣在婉蓄和徑直、贊賞和評論之間，微有差異罷了。
所謂"至衣食不給"，其為可信更不待言，因為關于這一點的參證就更多了，我們此處無須一一列舉。
由此足見宋翔鳳的話頗有其真實可靠性，大可注意。
但是重要點尚不在此。
宋翔鳳的話，對我們說明了兩點更值得注意的要義。
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給"，生活貧窘，并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變的後果，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規規矩矩"，投靠統治集團，老實地為他們服務，衣食之給是絲毫不成問題的小事情。
其所以竟至于"不給"，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結局。
第二，因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給，這終究還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繼續"放浪"下去，那就還會有更嚴重的後果在等待着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長遂站出來幹涉了。
"其父執某，鑰空室中，三年……"，恰好說明了這個問題。
這裡還有兩點可以略加解釋：第一，鑰空室中的這種辦法，我們今天聽起來有些驚訝了，但在當時并不是什麼新鮮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歡"生事"的本家宗室，就愛使用這種惡毒的懲罰，嚴重的"高牆圈禁"（特種監獄），輕一些的在家單室圈禁，再其次的還有所謂"不許出門"：都是嚴格限制行動自由、同時是隔離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極為殘酷。
滿洲式的家庭對"不肖"子弟也使用這一作法，是毫不足異的事情。
第二，這一作法當然也不是随時随地、"家常便飯"式地輕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須使出這一"絕着"的境地，那就說明别的辦法都已想盡了，也就說明那種矛盾沖突已然達到了十分尖銳激烈的地步了。
至于"三年"，時間上是否這樣整齊，那當然可以容有懷疑的餘地；如果這隻是表示曾經這樣度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意思，那也就罷了。
重要的是，傳說者還把《紅樓夢》的創作和這段時期的被圈禁聯系在一起。
《紅樓夢》這部大書，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間之内寫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難說一定。
不過我們知道，這部書曾經"披閱十載，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還有過像《風月寶鑒》這類的"雛型"初稿，則可見曹雪芹開始興起創作這部小說的念頭，是很早的事情。
他在青年時代"放浪"被鑰的期間内而決定着手于這一事業，藉以消遣時光，抒發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實際。
其實，這就是他對封建壓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鳳的傳述，雖然過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視和研究，我們卻不應該再掉輕心，輕加鄙棄。
它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使我們對曹雪芹的成長階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創作動機、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
這實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寶貴。
如果上面的解釋和推斷去事實不緻太遠，那麼我們也就同時可以了解，為什麼曹雪芹設計寫一部百萬言的小說巨著，卻要立意從一個封建大家庭（包括幾門命運相聯的親戚）的興衰史下手，為什麼《紅樓夢》裡會出現像賈寶玉那樣一種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義發生沖突、向它進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藝術形象了。
（注：這自然是就曹雪芹這個十八世紀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動、創作動機而言的。
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觀展示而言，當然這兩者就既有聯系而又頗有區别。
從後者來說，當然不隻是一個封建大家庭、一個叛逆子弟的問題，其藝術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廣闊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