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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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知、守備以上毋庸改歸民籍"的命令而看,這一場文官同知、武職守備以下的逐旗為民,實在是規模非常巨大的一次旗員分化,那意義是,官方不但承認了這種日益分化的趨勢,而且明令規定以實現之、促進之。
其三,乾隆列舉了那許多種漢人歸旗的旗人,雖然特别把"從龍人員子孫,舊有功勳,曆年久遠"的這一類分出來另論(這就是包括内務府包衣人而言),以示與一般漢軍不同,但是,他稱呼内務府包衣為"漢軍",這不僅是認識上、名詞上的淆亂(注:以内務府旗漢姓人為"漢軍",乾隆以前罕有此種訛誤。
從乾隆以後,逐漸混淆不清,連旗人自己也沿用這種誤稱了。
但"内務府旗漢姓人"和"漢軍"在制度上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身份殊異,在研究旗人時最應注意分辨。
參看楊鐘羲《來室家乘》叙其先世本為内務府旗,因召見時不善滿語,奉旨貶入漢軍旗的事例。
(在曆史上,僅康熙時三藩期間曾有把個别漢軍安插于内務府當差的事例,雍正時編整漢軍時曾以内務府包衣人撥補其上三旗的不足數額。
)關于這一點,有兩種情況應該說明:一種是根本不清楚這種區分的,誤認曹家為隸于"漢軍旗";一種是以為内務府的漢姓既可稱"漢軍",又可稱"滿洲","實質上完全一樣",而且說,這樣使用名詞,"絲毫不發生混淆"。
但這後一主張是想拿較晚的誤稱事例來說明問題的,殊不知這正是混淆以後的情況。
我們不應當以誤證誤。
更重要的是,我們承認曆史上有混稱之事例是一回事,研究辨析它們的異同則是又一回事,而這後者才是我們的責任。
),而且也說明了他在"思想感情"上已不把這些老早合入滿洲、世代隸屬滿洲旗下、滿化既深且久的奴仆們再當"自家人"看待,而要歸到"漢軍"範圍以内去計算了。
這一點,無疑也反映了包衣人的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分化因素。
在這同時期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說,乾隆上來就整頓旗務,修輯滿洲《通譜》,然後就開始定出滿洲郎中保道員,滿洲進士準許選任知縣,奉天州縣選用旗員,宗室準取進士等規例;屢次諄囑宗室、八旗人等"親親睦族",提倡滿洲舊俗遺風,并"禦制"《盛京賦》以發滿洲的"祖宗之心"……。
一系列的事實,都證明乾隆自己确是在極力制造滿、漢和旗、民之間的轸域。
用滿洲為府縣親民之官的新辦法,使給事中楊二酉十分憂慮,上疏谏議;接着,便發生了杭世駿的事件--他因為考選禦史,在時務對策中表示了"意見不可先設,轸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内滿而外漢也?……"的意見,乾隆乃斥杭世駿為"懷挾私心,敢于輕視(滿洲)若此!"交部嚴議,結果竟然因此革職。
這是清代曆史上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注:參看龔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狀》:"大宗下筆為五千言,其一條雲:'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
'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拟死。
……乙酉歲純皇帝(乾隆)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為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
'……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湖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其文極冷隽深刻之緻。
杭世駿所以為乾隆所惡,也因為他曾反對屢次南巡。
)。
但是事件并不像封建統治者所設想的、設計的那樣單純,他的種種處心積慮、設阈防閑,都不能阻止滿、漢兩大民族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的彙合的趨勢,對滿人的優待、偏袒的措施也并不能消除他們對當前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不滿和憎厭,--這後者也就是滿洲、漢族彙合的共同思想基礎之一。
到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鄂昌一大案件,典型地說明了這種情況。
胡中藻,廣西人,是故相滿人鄂爾泰的門生,累官内閣學士,時為湖南學政,所著《堅磨生詩鈔》,被乾隆細加挦撦,從書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認為皆含譏刺怨怅,對國号、對時政,都肆為诽謗,連他所出的考題《乾三爻不象龍說》也解釋為是對"乾隆"諧音廋義式的低毀(等于說弘曆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爾泰之侄鄂昌,身為"滿洲世仆",曾官居廣西巡撫,不但對廣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糾舉,反而"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是為罪不容誅。
結果胡中藻以"違天叛道,覆載不容"被殺,鄂昌以"負恩黨逆"勒令自裁(當時的說法,是"賜自盡")。
在此案内被挂累的還有宗室詩人塞爾赫的《曉亭詩鈔》。
因此
其三,乾隆列舉了那許多種漢人歸旗的旗人,雖然特别把"從龍人員子孫,舊有功勳,曆年久遠"的這一類分出來另論(這就是包括内務府包衣人而言),以示與一般漢軍不同,但是,他稱呼内務府包衣為"漢軍",這不僅是認識上、名詞上的淆亂(注:以内務府旗漢姓人為"漢軍",乾隆以前罕有此種訛誤。
從乾隆以後,逐漸混淆不清,連旗人自己也沿用這種誤稱了。
但"内務府旗漢姓人"和"漢軍"在制度上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身份殊異,在研究旗人時最應注意分辨。
參看楊鐘羲《來室家乘》叙其先世本為内務府旗,因召見時不善滿語,奉旨貶入漢軍旗的事例。
(在曆史上,僅康熙時三藩期間曾有把個别漢軍安插于内務府當差的事例,雍正時編整漢軍時曾以内務府包衣人撥補其上三旗的不足數額。
)關于這一點,有兩種情況應該說明:一種是根本不清楚這種區分的,誤認曹家為隸于"漢軍旗";一種是以為内務府的漢姓既可稱"漢軍",又可稱"滿洲","實質上完全一樣",而且說,這樣使用名詞,"絲毫不發生混淆"。
但這後一主張是想拿較晚的誤稱事例來說明問題的,殊不知這正是混淆以後的情況。
我們不應當以誤證誤。
更重要的是,我們承認曆史上有混稱之事例是一回事,研究辨析它們的異同則是又一回事,而這後者才是我們的責任。
),而且也說明了他在"思想感情"上已不把這些老早合入滿洲、世代隸屬滿洲旗下、滿化既深且久的奴仆們再當"自家人"看待,而要歸到"漢軍"範圍以内去計算了。
這一點,無疑也反映了包衣人的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分化因素。
在這同時期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說,乾隆上來就整頓旗務,修輯滿洲《通譜》,然後就開始定出滿洲郎中保道員,滿洲進士準許選任知縣,奉天州縣選用旗員,宗室準取進士等規例;屢次諄囑宗室、八旗人等"親親睦族",提倡滿洲舊俗遺風,并"禦制"《盛京賦》以發滿洲的"祖宗之心"……。
一系列的事實,都證明乾隆自己确是在極力制造滿、漢和旗、民之間的轸域。
用滿洲為府縣親民之官的新辦法,使給事中楊二酉十分憂慮,上疏谏議;接着,便發生了杭世駿的事件--他因為考選禦史,在時務對策中表示了"意見不可先設,轸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内滿而外漢也?……"的意見,乾隆乃斥杭世駿為"懷挾私心,敢于輕視(滿洲)若此!"交部嚴議,結果竟然因此革職。
這是清代曆史上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注:參看龔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狀》:"大宗下筆為五千言,其一條雲:'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
'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拟死。
……乙酉歲純皇帝(乾隆)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為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
'……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湖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其文極冷隽深刻之緻。
杭世駿所以為乾隆所惡,也因為他曾反對屢次南巡。
)。
但是事件并不像封建統治者所設想的、設計的那樣單純,他的種種處心積慮、設阈防閑,都不能阻止滿、漢兩大民族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的彙合的趨勢,對滿人的優待、偏袒的措施也并不能消除他們對當前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不滿和憎厭,--這後者也就是滿洲、漢族彙合的共同思想基礎之一。
到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鄂昌一大案件,典型地說明了這種情況。
胡中藻,廣西人,是故相滿人鄂爾泰的門生,累官内閣學士,時為湖南學政,所著《堅磨生詩鈔》,被乾隆細加挦撦,從書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認為皆含譏刺怨怅,對國号、對時政,都肆為诽謗,連他所出的考題《乾三爻不象龍說》也解釋為是對"乾隆"諧音廋義式的低毀(等于說弘曆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爾泰之侄鄂昌,身為"滿洲世仆",曾官居廣西巡撫,不但對廣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糾舉,反而"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是為罪不容誅。
結果胡中藻以"違天叛道,覆載不容"被殺,鄂昌以"負恩黨逆"勒令自裁(當時的說法,是"賜自盡")。
在此案内被挂累的還有宗室詩人塞爾赫的《曉亭詩鈔》。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