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 徐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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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錫麟與同志張伯平、馬宗漢，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奪占軍械庫，事敗，就義。
他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的“副貢生”，在十三歲時離家出走，當了一個很短時期和尚，回來讀書，喜歡算術、天文、地理。
到了二十九歲，便在紹興中學當教員，由教員而副監督，前後四年。
在這四年之中，他一度于癸卯年（1903年）去日本，看博覽會，結交了陶成章；其後，于翌年十二月到上海，在愛國女學校見到蔡元培，便加入光複會。
乙巳年（1905年）三月，蔡元培本家弟弟蔡元康回到紹興，向同志們建議：用搶劫錢莊的方法籌款，買軍火。
徐錫麟聽了，不說什麼話，卻暗暗地向一位同志許仲卿借了五千塊錢，去上海，買了五十支“後堂九響槍”，子彈兩萬顆。
事前，他報告紹興知府熊起蟠，說學校裡教體操需要槍，請熊起蟠發一張公文給他。
熊起蟠糊裡糊塗地準如所請。
于是，徐錫麟在買好槍彈以後，便大模大樣地運回紹興中學。
徐錫麟本想用這些槍交給各同志，作為搶劫錢莊之用。
等到槍買來了以後，卻沒有一個同志懂得放槍的技術。
他這才放棄搶劫錢莊的念頭，計劃辦一所軍事學校，向東浦鎮大通寺的方丈和尚借了幾間空房，取名“大通學堂”。
陶成章叫他改為“大通師範學校”，附設一個“體育專修科”在裡面。
陶成章替他向杭州的學務處請求轉禀總督、巡撫、布政使，準予立案：“照我國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
然市民村農罔識步伐。
據生等意，以為欲行征兵，須先倡辦團練，以為基礎。
今特設立大通體育專修科。
凡有志者均可入學，六月畢業，即行各歸本鄉，倡辦鄉團，以為征兵預備。
”結果，這大通師範學校，連同體育專修科，果然獲得立案。
徐錫麟的父親徐鳳鳴，對于錫麟的舉動十分懷疑，便告訴大通寺的方丈和尚，不許借房子。
徐錫麟卻有辦法，叫陶成章與龔寶铨出面，從豫倉（存儲糧食、預防饑荒的倉庫）董事徐诒孫那裡，借得了幾間房子，在乙巳年八月二十五日照樣開學。
學校的名稱仍舊叫做“大通”，沒有改。
徐錫麟 1904年底加入光複會，翌年與陶成章等創辦大通學堂，訓練會黨骨幹，以培養、積蓄革命力量。
後與清軍激戰中因寡不敵衆而被捕，慘遭剖腹挖心酷刑，壯烈捐軀。
學生呢，并未公開招考，由徐錫麟本人先到嵊縣，向“平陽黨”首領竺紹康要來了二十名小頭目，其後再由陶成章、龔寶铨與呂熊祥三人到諸暨、東陽、永康、缙雲、金華、富陽等縣跑了一趟，也邀來了不少大小頭目，其中以“龍華會”的為多。
在大通師範學校開學的一天，錫麟以“總理”的身份，請了知府以下的官吏與紳士到場，拍照。
這學校在起初幾個月辦得很好。
幾個月以後，徐錫麟與陶成章、龔寶铨、陳志軍、陳德穀一共五個人，動了“中央革命”與“襲取重鎮”之念。
計劃是：先到日本學陸軍。
學成以後，回國取得清軍之中的官位與實權，相機行事。
徐錫麟先向許仲卿借了一些錢，“捐”得了一個候補道的頭銜，與陶等四人乘船去日本，同行的另有徐錫麟的弟弟徐錫麒與馬宗漢等二十人。
到了日本以後，徐錫麟托了日本的通商局局長石井菊次郎說情，想入日本陸軍的某一聯隊，未成；去考振武學校，因眼睛近視而不曾考取；想進陸軍經理學校，沒有成功；最後，要學警察，也達不到目的。
在日本耽擱了幾個月，回國。
回國以後，他一度去東北，與綠林豪俠馮麟閣會面，也到北京訪袁世凱，袁世凱不肯見他，俞廉三介紹他給安徽巡撫恩銘，于是他就留在安徽候補。
俞廉三是浙江人，為徐錫麟的表伯父，當過湖南巡撫（從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十二月）；恩銘是他的門生。
恩銘是滿洲鑲白旗人，姓于庫裡氏，考中了舉人，捐得了候補知縣，由候補知縣而候補知府，權知兖州，保升道員，實授山西歸綏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調任直隸口北道、浙江鹽運使、兩淮鹽運使，不久，兼江蘇按察使，升江蘇布政使，最後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做到了安徽巡撫。
恩銘這人辦事相當能幹，對徐錫麟的才幹十分賞識，把徐錫麟一再提拔，提拔到“巡察處會辦、巡警學堂堂長”，加“二品銜”。
這巡警學堂辦到丁未年（1907年）五月，已是第一班學生畢業之時。
徐錫麟早已與秋瑾約好在五月二十八日皖、浙兩省同時起事，于是就決定在這一天舉行畢業典禮，請恩銘及安慶城的文武大官到場。
恩銘通知徐錫麟改期，改在五月二十六日去舉行。
徐錫麟卻來不及通知秋瑾，也來不及通知安慶外圍以及更遠的各縣的同志，隻得孤注一擲。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徐錫麟召集學生訓話，訓話的内容，叫大家“救國”。
講畢，恩銘及城内的大官皆到。
徐錫麟請他們先吃預備好了的筵席，才行畢業典禮。
恩銘說：“先行了禮，然後吃飯。
”徐錫麟無可奈何，就召集學生，
他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的“副貢生”，在十三歲時離家出走，當了一個很短時期和尚，回來讀書，喜歡算術、天文、地理。
到了二十九歲，便在紹興中學當教員，由教員而副監督，前後四年。
在這四年之中，他一度于癸卯年（1903年）去日本，看博覽會，結交了陶成章；其後，于翌年十二月到上海，在愛國女學校見到蔡元培，便加入光複會。
乙巳年（1905年）三月，蔡元培本家弟弟蔡元康回到紹興，向同志們建議：用搶劫錢莊的方法籌款，買軍火。
徐錫麟聽了，不說什麼話，卻暗暗地向一位同志許仲卿借了五千塊錢，去上海，買了五十支“後堂九響槍”，子彈兩萬顆。
事前，他報告紹興知府熊起蟠，說學校裡教體操需要槍，請熊起蟠發一張公文給他。
熊起蟠糊裡糊塗地準如所請。
于是，徐錫麟在買好槍彈以後，便大模大樣地運回紹興中學。
徐錫麟本想用這些槍交給各同志，作為搶劫錢莊之用。
等到槍買來了以後，卻沒有一個同志懂得放槍的技術。
他這才放棄搶劫錢莊的念頭，計劃辦一所軍事學校，向東浦鎮大通寺的方丈和尚借了幾間空房，取名“大通學堂”。
陶成章叫他改為“大通師範學校”，附設一個“體育專修科”在裡面。
陶成章替他向杭州的學務處請求轉禀總督、巡撫、布政使，準予立案：“照我國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
然市民村農罔識步伐。
據生等意，以為欲行征兵，須先倡辦團練，以為基礎。
今特設立大通體育專修科。
凡有志者均可入學，六月畢業，即行各歸本鄉，倡辦鄉團，以為征兵預備。
”結果，這大通師範學校，連同體育專修科，果然獲得立案。
徐錫麟的父親徐鳳鳴，對于錫麟的舉動十分懷疑，便告訴大通寺的方丈和尚，不許借房子。
徐錫麟卻有辦法，叫陶成章與龔寶铨出面，從豫倉（存儲糧食、預防饑荒的倉庫）董事徐诒孫那裡，借得了幾間房子，在乙巳年八月二十五日照樣開學。
學校的名稱仍舊叫做“大通”，沒有改。
徐錫麟 1904年底加入光複會，翌年與陶成章等創辦大通學堂，訓練會黨骨幹，以培養、積蓄革命力量。
後與清軍激戰中因寡不敵衆而被捕，慘遭剖腹挖心酷刑，壯烈捐軀。
學生呢，并未公開招考，由徐錫麟本人先到嵊縣，向“平陽黨”首領竺紹康要來了二十名小頭目，其後再由陶成章、龔寶铨與呂熊祥三人到諸暨、東陽、永康、缙雲、金華、富陽等縣跑了一趟，也邀來了不少大小頭目，其中以“龍華會”的為多。
在大通師範學校開學的一天，錫麟以“總理”的身份，請了知府以下的官吏與紳士到場，拍照。
這學校在起初幾個月辦得很好。
幾個月以後，徐錫麟與陶成章、龔寶铨、陳志軍、陳德穀一共五個人，動了“中央革命”與“襲取重鎮”之念。
計劃是：先到日本學陸軍。
學成以後，回國取得清軍之中的官位與實權，相機行事。
徐錫麟先向許仲卿借了一些錢，“捐”得了一個候補道的頭銜，與陶等四人乘船去日本，同行的另有徐錫麟的弟弟徐錫麒與馬宗漢等二十人。
到了日本以後，徐錫麟托了日本的通商局局長石井菊次郎說情，想入日本陸軍的某一聯隊，未成；去考振武學校，因眼睛近視而不曾考取；想進陸軍經理學校，沒有成功；最後，要學警察，也達不到目的。
在日本耽擱了幾個月，回國。
回國以後，他一度去東北，與綠林豪俠馮麟閣會面，也到北京訪袁世凱，袁世凱不肯見他，俞廉三介紹他給安徽巡撫恩銘，于是他就留在安徽候補。
俞廉三是浙江人，為徐錫麟的表伯父，當過湖南巡撫（從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十二月）；恩銘是他的門生。
恩銘是滿洲鑲白旗人，姓于庫裡氏，考中了舉人，捐得了候補知縣，由候補知縣而候補知府，權知兖州，保升道員，實授山西歸綏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調任直隸口北道、浙江鹽運使、兩淮鹽運使，不久，兼江蘇按察使，升江蘇布政使，最後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做到了安徽巡撫。
恩銘這人辦事相當能幹，對徐錫麟的才幹十分賞識，把徐錫麟一再提拔，提拔到“巡察處會辦、巡警學堂堂長”，加“二品銜”。
這巡警學堂辦到丁未年（1907年）五月，已是第一班學生畢業之時。
徐錫麟早已與秋瑾約好在五月二十八日皖、浙兩省同時起事，于是就決定在這一天舉行畢業典禮，請恩銘及安慶城的文武大官到場。
恩銘通知徐錫麟改期，改在五月二十六日去舉行。
徐錫麟卻來不及通知秋瑾，也來不及通知安慶外圍以及更遠的各縣的同志，隻得孤注一擲。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徐錫麟召集學生訓話，訓話的内容，叫大家“救國”。
講畢，恩銘及城内的大官皆到。
徐錫麟請他們先吃預備好了的筵席，才行畢業典禮。
恩銘說：“先行了禮，然後吃飯。
”徐錫麟無可奈何，就召集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