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講 夢與神秘主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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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的三個聯想進行了解釋；這個解釋與下述另一個問題沒有多大關系；若沒有思維遷移，這些聯想是否能夠形成？這個問題都出現在三個聯想中，并分為三個不同的問題：P能知道弗西斯博士剛對我進行了他的第一次拜訪嗎？P能知道我到他的公寓去拜訪的那個人的姓名嗎？P知道瓊斯博士已寫了一本論噩夢的專著嗎？或者，這僅是我對出現于他的聯想中的這些事的認識？我的觀察是否能得出有利于思維遷移的結論，将取決于對這些不同問題的回答。
讓我們把第一個問題擱置一下，因為另外兩個問題更易于解決。
我去他的公寓拜訪一事，初看起來具有特别的說服力。
我斷定，我在簡略而玩笑式地提到我曾拜訪他的公寓時，并沒有說到我拜訪的人的姓。
我想，P絕不可能在公寓裡打聽我拜訪的那個人的姓名。
我更相信他完全不知道那個人的存在。
但這個例子所提供的證據價值被一偶然事件完全毀了。
我去公寓拜訪的人不僅叫&ldquoFreund&rdquo，而且還是我們大家的真正朋友。
[39]此人就是弗洛英德博士，他的捐款使我們創建出版社變為可能。
他的早逝，以及幾年後我們的同事阿伯拉罕（KarlAbraham）的去世，是精神分析發展中的最大不幸。
所以，我有可能曾對P先生說過：&ldquo我在你的公寓裡拜訪了一個朋友（friend＝freund）。
&rdquo由于這種可能性，他的第二聯想的神秘性便煙消雲散了。
同樣的，第三個聯想在我們心中産生的神秘性印象也相當快地消失了。
假如P從未讀過任何精神分析的著作，他也能知道瓊斯出版過一本論噩夢的著作嗎？是的，他能。
他擁有來自我們出版社的許多書，而且無論如何，他都可能看到過用于做廣告的、登于封皮上的新出版物的标題。
這無法證明，但也不可否定。
因此，沿着此途徑，我們不能得出結論。
令我遺憾的是，我的這個觀察像許多類似的觀察一樣，有着相同的弱點：記錄得太遲，并且讨論時，我既不能再看到P先生，也不能進一步向他提問題了。
讓我們再回頭來看看第一個事件，該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維遷移這一顯見的事實。
P能知道在他來之前，弗西斯博士曾與我會晤了一刻鐘嗎？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維也納嗎？對這兩個問題，我們不必馬上做出否定回答。
我認為有一種說法可對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
畢竟，我有可能告訴過P先生，我正在期盼着一位來自英國的博士&mdash&mdash他是我在戰後的第一個和平使者&mdash&mdash接受精神分析訓練。
這可能發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來前的幾個月，弗西斯博士就與我通信預約。
我甚至當時就向P提到過他的姓名，盡管這對我來說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鑒于這個姓名對于我倆還具有另一種意義，我們當時就一定對它探讨過，而且其中某些東西本應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然而，也有可能當時探讨過，可後來我完全忘記了。
因此，在對P做精神分析治療期間，他說出的&ldquoHerrvonVorsicht&rdquo使我大吃一驚而視為奇迹。
假如一個人将自己看作是一個懷疑主義者，那麼偶爾也懷疑一下自己的懷疑主義是有益的。
也許我也有一種對神奇事物的隐秘傾向，從而制造出神秘事實。
這樣，假如結果是我們已排除了一種神秘現象存在的可能性，仍有另一種可能性在等着我們，而且常難處理。
假設P先生知道有弗西斯博士這個人，也知道弗西斯博士正被期望能在秋天來到維也納，那麼，怎樣解釋正好在弗西斯到達的那一天，并且是弗西斯進行他的第一次拜訪後不久，他便立即知道弗西斯來了呢？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偶然&mdash&mdash無須加以解釋。
但是，我讨論P的另兩個聯想，正是為了排除偶然性，為的是說明他的确對拜訪我的人懷有嫉妒的心态。
或者，人們不應忽略一種極端的可能性，即假設P已觀察到我顯得異常興奮（可以肯定，我自己對此一無所知），并由此得出結論。
還可以認為，盡管是在那個英國人離開後一刻鐘到的，P在他倆都必須經過的一條小街上遇到了弗西斯，從他典型的英國人外表認出了他，并在一種永恒的嫉妒狀态中想到： &ldquo哦，這就是弗西斯博士；他來了，我的精神分析治療就要告終了。
他很可能是直接從教授那裡來呢！&rdquo我不能再進一步做這些理性主義的假設了。
否則，我們會再次落得個&ldquo不可證實&rdquo的結局，但我必須承認，我有一種感覺：該例也是贊成思維遷移的。
而且，絕不隻我一個人在精神分析情形中經曆過像這樣的&ldquo神秘&rdquo事件。
在1926年，多伊奇（HeleneDeutsch）曾發表了一些類似的觀察報告，并研究了它們如何受病人與精神分析者之間的移情作用的影響。
我相信，你們将很不滿意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态度&mdash&mdash不完全相信但又準備相信。
你們也許會對自己說：&ldquo這就是下述一種人的另一個例子：作為科學家他終身盡職盡責；但到晚年卻變得低能、對宗教虔誠而且輕信。
&rdquo我意識到有一些偉人一定是被包括在這類人中，但你們不應把我歸于其中。
至少我并沒有變為宗教狂徒，我也希望自己不會輕信。
如果一個人終身信服現實，避免與其産生痛苦的沖突，那麼此人晚年時也應時刻準備信服新的現實。
毫無疑問，你們喜歡我能保持一種溫和的信念，并毫不留情地反對一切神秘事物。
但我不能曲意奉迎你們，并且我要奉勸你們，對思維遷移和心靈感應的客觀可能性應有一種較友善的想法。
你們不會忘記，在此我隻想盡可能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處理這些問題。
十多年前，當這些問題第一次進入我的視野，由于認為它威脅着我們的科學世界觀，故而我也感到一種恐懼。
我擔心，若某些神秘現象被證明是真的，那麼科學世界觀必定為心靈主義或神秘論所取代。
[40]今天我的想法就相反了。
在我看來，假如有人認為科學沒有能力同化和重新産生在神秘主義者斷言中的可能被證實為真的東西，那麼就表明，我們的科學世界觀不十分信任科學。
特别是就思維遷移而言，實際上，它似乎是贊成科學的&mdash&mdash或正如我們的反對者所說，機械的&mdash&mdash思維方式擴展到難以把握的心理現象。
心靈感應的過程被假定為：一個人的心理活動激起另一個人同樣的心理活動的産生。
聯結這兩個心理活動的東西很可能是一種物理過程，在心靈感應的一端、一種心理過程轉化為這種物理過程；而在心靈感應的另一端，這種物理過程又還原為相同的心理過程。
将這種轉化看成是類似于諸如打電話中聽與說的轉化之類的過程，是不會錯的。
隻要想想，假如某人能了解這種心理動作在物理上的對應，那該多好！我認為，精神分析在物理的和前面稱為&ldquo精神&rdquo的事件之間插入潛意識，因而似乎為諸如心靈感應之類的轉化過程的假設鋪平了道路。
一個人隻要使自己習慣于心靈感應的觀念，就可以借它來完成很多解釋&mdash&mdash事實上，就目前而言，這種想法隻能存在于想象之中。
衆所周知，我們還不知道在一個昆蟲大群體中共同意圖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過心靈感應之類直接的心理傳遞形成的。
由此可猜想：心靈感應是個體間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種系進化中，它已被借助由感覺器官收到信号進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
但這種更古老的方式應該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條件下仍能起到作用&mdash&mdash比如在情緒激動的公衆中。
所有這些盡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滿着未解之謎，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靈感應之類事物是一個真實的過程，那麼，盡管難以證明，我們仍可假設它是一種相當平常的現象。
假如我們能夠證明它特别存在于兒童的心理生活中，那麼它就與我們的期望相吻合了。
這裡，我們想起兒童頻頻出現的對這樣一種想法所表示的焦慮：即父母知道他們未表露的所有思想&mdash&mdash這與成人對上帝無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後者的起源。
前不久，伯林漢姆（DorothyBurlingham）&mdash&mdash一個值得信任的見證者&mdash&mdash在一篇論兒童分析與母親的論文［1932］中發表了一些觀察報告，假如它們能被證實，那麼就能結束對思維遷移真實性所保留的懷疑。
她利用一種不再稀奇的條件，對一位母親及其孩子同時進行精神分析，并報告了下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
有一天，在接受精神分析中，母親說起一枚在她童年某一時期中具有特殊作用的金币。
其後不久，當她回到家裡時，她的10歲左右的小兒子跑到她的房間，帶給她一枚金币，并求她代為保管。
她驚訝地問他從哪裡弄來的金币。
他說是在過生日的那天得到的；但他的生日是在幾個月前過的，沒有任何理由讓人相信，為什麼恰好在那時她的孩子記起這枚金币。
母親把這個偶然事件報告給兒子的精神分析者，要求她找到孩子這一行為的緣由。
但孩子的精神分析者并沒有對這件事做出說明；孩子那一天的舉動與其生活沒有任何關系。
幾個星期後，當母親正遵循醫囑，坐在寫字台前記錄下這一經曆時，兒子走了進來，并想要回這枚金币，因為他想在下次做精神分析時，将這枚金币拿給精神分析者看。
當然，孩子的精神分析者也不能對孩子的這一行為做出解釋。
而這些就促使我們又回到了精神分析中去&mdash&mdash這是我們一開始就想讨論的。
讓我們把第一個問題擱置一下，因為另外兩個問題更易于解決。
我去他的公寓拜訪一事，初看起來具有特别的說服力。
我斷定，我在簡略而玩笑式地提到我曾拜訪他的公寓時，并沒有說到我拜訪的人的姓。
我想，P絕不可能在公寓裡打聽我拜訪的那個人的姓名。
我更相信他完全不知道那個人的存在。
但這個例子所提供的證據價值被一偶然事件完全毀了。
我去公寓拜訪的人不僅叫&ldquoFreund&rdquo，而且還是我們大家的真正朋友。
[39]此人就是弗洛英德博士，他的捐款使我們創建出版社變為可能。
他的早逝，以及幾年後我們的同事阿伯拉罕（KarlAbraham）的去世，是精神分析發展中的最大不幸。
所以，我有可能曾對P先生說過：&ldquo我在你的公寓裡拜訪了一個朋友（friend＝freund）。
&rdquo由于這種可能性，他的第二聯想的神秘性便煙消雲散了。
同樣的，第三個聯想在我們心中産生的神秘性印象也相當快地消失了。
假如P從未讀過任何精神分析的著作，他也能知道瓊斯出版過一本論噩夢的著作嗎？是的，他能。
他擁有來自我們出版社的許多書，而且無論如何，他都可能看到過用于做廣告的、登于封皮上的新出版物的标題。
這無法證明，但也不可否定。
因此，沿着此途徑，我們不能得出結論。
令我遺憾的是，我的這個觀察像許多類似的觀察一樣，有着相同的弱點：記錄得太遲，并且讨論時，我既不能再看到P先生，也不能進一步向他提問題了。
讓我們再回頭來看看第一個事件，該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維遷移這一顯見的事實。
P能知道在他來之前，弗西斯博士曾與我會晤了一刻鐘嗎？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維也納嗎？對這兩個問題，我們不必馬上做出否定回答。
我認為有一種說法可對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
畢竟，我有可能告訴過P先生，我正在期盼着一位來自英國的博士&mdash&mdash他是我在戰後的第一個和平使者&mdash&mdash接受精神分析訓練。
這可能發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來前的幾個月，弗西斯博士就與我通信預約。
我甚至當時就向P提到過他的姓名，盡管這對我來說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鑒于這個姓名對于我倆還具有另一種意義，我們當時就一定對它探讨過，而且其中某些東西本應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然而，也有可能當時探讨過，可後來我完全忘記了。
因此，在對P做精神分析治療期間，他說出的&ldquoHerrvonVorsicht&rdquo使我大吃一驚而視為奇迹。
假如一個人将自己看作是一個懷疑主義者，那麼偶爾也懷疑一下自己的懷疑主義是有益的。
也許我也有一種對神奇事物的隐秘傾向，從而制造出神秘事實。
這樣，假如結果是我們已排除了一種神秘現象存在的可能性，仍有另一種可能性在等着我們，而且常難處理。
假設P先生知道有弗西斯博士這個人，也知道弗西斯博士正被期望能在秋天來到維也納，那麼，怎樣解釋正好在弗西斯到達的那一天，并且是弗西斯進行他的第一次拜訪後不久，他便立即知道弗西斯來了呢？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偶然&mdash&mdash無須加以解釋。
但是，我讨論P的另兩個聯想，正是為了排除偶然性，為的是說明他的确對拜訪我的人懷有嫉妒的心态。
或者，人們不應忽略一種極端的可能性，即假設P已觀察到我顯得異常興奮（可以肯定，我自己對此一無所知），并由此得出結論。
還可以認為，盡管是在那個英國人離開後一刻鐘到的，P在他倆都必須經過的一條小街上遇到了弗西斯，從他典型的英國人外表認出了他，并在一種永恒的嫉妒狀态中想到： &ldquo哦，這就是弗西斯博士；他來了，我的精神分析治療就要告終了。
他很可能是直接從教授那裡來呢！&rdquo我不能再進一步做這些理性主義的假設了。
否則，我們會再次落得個&ldquo不可證實&rdquo的結局，但我必須承認，我有一種感覺：該例也是贊成思維遷移的。
而且，絕不隻我一個人在精神分析情形中經曆過像這樣的&ldquo神秘&rdquo事件。
在1926年，多伊奇（HeleneDeutsch）曾發表了一些類似的觀察報告，并研究了它們如何受病人與精神分析者之間的移情作用的影響。
我相信，你們将很不滿意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态度&mdash&mdash不完全相信但又準備相信。
你們也許會對自己說：&ldquo這就是下述一種人的另一個例子：作為科學家他終身盡職盡責；但到晚年卻變得低能、對宗教虔誠而且輕信。
&rdquo我意識到有一些偉人一定是被包括在這類人中，但你們不應把我歸于其中。
至少我并沒有變為宗教狂徒，我也希望自己不會輕信。
如果一個人終身信服現實，避免與其産生痛苦的沖突，那麼此人晚年時也應時刻準備信服新的現實。
毫無疑問，你們喜歡我能保持一種溫和的信念，并毫不留情地反對一切神秘事物。
但我不能曲意奉迎你們，并且我要奉勸你們，對思維遷移和心靈感應的客觀可能性應有一種較友善的想法。
你們不會忘記，在此我隻想盡可能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處理這些問題。
十多年前，當這些問題第一次進入我的視野，由于認為它威脅着我們的科學世界觀，故而我也感到一種恐懼。
我擔心，若某些神秘現象被證明是真的，那麼科學世界觀必定為心靈主義或神秘論所取代。
[40]今天我的想法就相反了。
在我看來，假如有人認為科學沒有能力同化和重新産生在神秘主義者斷言中的可能被證實為真的東西，那麼就表明，我們的科學世界觀不十分信任科學。
特别是就思維遷移而言，實際上，它似乎是贊成科學的&mdash&mdash或正如我們的反對者所說，機械的&mdash&mdash思維方式擴展到難以把握的心理現象。
心靈感應的過程被假定為：一個人的心理活動激起另一個人同樣的心理活動的産生。
聯結這兩個心理活動的東西很可能是一種物理過程，在心靈感應的一端、一種心理過程轉化為這種物理過程；而在心靈感應的另一端，這種物理過程又還原為相同的心理過程。
将這種轉化看成是類似于諸如打電話中聽與說的轉化之類的過程，是不會錯的。
隻要想想，假如某人能了解這種心理動作在物理上的對應，那該多好！我認為，精神分析在物理的和前面稱為&ldquo精神&rdquo的事件之間插入潛意識，因而似乎為諸如心靈感應之類的轉化過程的假設鋪平了道路。
一個人隻要使自己習慣于心靈感應的觀念，就可以借它來完成很多解釋&mdash&mdash事實上，就目前而言，這種想法隻能存在于想象之中。
衆所周知，我們還不知道在一個昆蟲大群體中共同意圖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過心靈感應之類直接的心理傳遞形成的。
由此可猜想：心靈感應是個體間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種系進化中，它已被借助由感覺器官收到信号進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
但這種更古老的方式應該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條件下仍能起到作用&mdash&mdash比如在情緒激動的公衆中。
所有這些盡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滿着未解之謎，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靈感應之類事物是一個真實的過程，那麼，盡管難以證明，我們仍可假設它是一種相當平常的現象。
假如我們能夠證明它特别存在于兒童的心理生活中，那麼它就與我們的期望相吻合了。
這裡，我們想起兒童頻頻出現的對這樣一種想法所表示的焦慮：即父母知道他們未表露的所有思想&mdash&mdash這與成人對上帝無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後者的起源。
前不久，伯林漢姆（DorothyBurlingham）&mdash&mdash一個值得信任的見證者&mdash&mdash在一篇論兒童分析與母親的論文［1932］中發表了一些觀察報告，假如它們能被證實，那麼就能結束對思維遷移真實性所保留的懷疑。
她利用一種不再稀奇的條件，對一位母親及其孩子同時進行精神分析，并報告了下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
有一天，在接受精神分析中，母親說起一枚在她童年某一時期中具有特殊作用的金币。
其後不久，當她回到家裡時，她的10歲左右的小兒子跑到她的房間，帶給她一枚金币，并求她代為保管。
她驚訝地問他從哪裡弄來的金币。
他說是在過生日的那天得到的；但他的生日是在幾個月前過的，沒有任何理由讓人相信，為什麼恰好在那時她的孩子記起這枚金币。
母親把這個偶然事件報告給兒子的精神分析者，要求她找到孩子這一行為的緣由。
但孩子的精神分析者并沒有對這件事做出說明；孩子那一天的舉動與其生活沒有任何關系。
幾個星期後，當母親正遵循醫囑，坐在寫字台前記錄下這一經曆時，兒子走了進來，并想要回這枚金币，因為他想在下次做精神分析時，将這枚金币拿給精神分析者看。
當然，孩子的精神分析者也不能對孩子的這一行為做出解釋。
而這些就促使我們又回到了精神分析中去&mdash&mdash這是我們一開始就想讨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