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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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說清說不清都是同樣的結局。
他承認他說的那種情況，正是為了從他心裡排除這種情況對他進一步“說清楚”的幹擾。
他說：“你該當實事求是，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問題說個一清二楚，相信組織會辨别清白什麼是狗屙的什麼是你屙的，哪個是黃泥哪個是臭屎……” “我一定往清楚說。
”唐生法說，表示出很大的誠意，随之又微微搖搖頭，苦笑一下，“有些話，怎麼說也說不清楚……” “事實總是事實。
”關書記說，含有明顯的批駁意味，原則的問題絕不含糊，“說清楚”學習班怎麼能存在“怎麼說也說不清楚”的問題？他對他批評說，“你首先應該考慮把問題‘說清楚’，而不是‘說不清楚’。
” 他勉強點點頭，表示接受。
“對你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我向你賠情認錯，請你處罰。
”唐生法說，“我現在恰好認識到你是個好領導人。
” 關書記一下子不自在了。
這個曾經恨不得把他踹成粉末的唐生法，當面恭維起他來了，實在有點别扭，有點滑稽。
他似乎充耳不聞，無動于衷。
對他說：“你還有啥事嗎？” “沒有了，”唐生法說，“我越想越害怕！那天晚上，你要是不逃掉，我就犯下大罪了。
我這幾天總在想，那晚虧得你跑了，救了你也救了我！我當時真是一條瘋狗……” “你去休息吧！”關書記說，“該‘說清楚’的問題繼續往清楚裡說。
那件……‘麻哈’事嘛，我答應你的要求，不再追究了！” 唐生法站起來，蔫蔫地走出去。
關志雄書記閉上門，在屋子裡踱起步來。
他突然想起那潮濕憋悶的地窖，那黑緞似的柔軟光滑的生狗皮，那幹淨的半新的被子，那熱烘烘的燙人皮肉的火炕，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飽滿的乳房和擠壓出來從眼眶流過鼻翼流進嘴角的奶汁……這地窖裡的隐秘至今尚不為第三個人知曉，如果要他說清楚，他能說得清楚嗎？關志雄書記的心緒波動了一陣兒，就恢複了常态，并不影響他繼續以勝利者的寬容去批閱那卷宗裡有關唐生法文革作亂的材料…… 學習班結束了。
唐生法“說清楚”了一些應該說清楚的問題，還有一些必須“說清楚”而怎麼也說不清楚的問題，按照慣例先“挂起來”。
唐生法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被撤了。
他是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進入“三結合”革委會的。
後來老人家指示說“群衆代表”不要脫離生産，關志雄立即執行照辦不誤，把唐生法給支使回東唐村去了，他不滿意也叫他說不出口。
到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唐生法聞風而動，一長排列舉關志雄排擠打擊造反派的大字報就貼在公社大門兩邊臨着大街的圍牆上。
關志雄迫于形勢。
又把唐生法從東唐村請出來，安排到公社農具廠任廠長，他滿意與不滿意參半。
關志雄也是頗傷了腦筋，無論如何不情願給自己屁股後邊安插一雙挑剔的眼睛，塞到農具廠總比他撐在公社大院要好些。
現在，唐生法的廠長職務也給撤了，一切職務都給撤光了，讓他也嘗一嘗“從哪裡來再回到哪裡去”的滋味兒。
唐生法得到處理決定後，胡須蕪雜的臉色不僅沒有羞愧，反而緩和松弛下來。
他原先估計自己多半得坐牢，而實際隻是撤職回家。
不過，他并沒有表示感激，隻是說他完全接受組織處分。
關志雄看得出來，唐生法内心并不服氣，隻是再無絲毫的能力和熱量反抗罷了。
對唐生法的處理也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人們幾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二年”。
人們又反過來說關志雄寬宏大量。
其實關志雄心裡清楚，新的政權所實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區别于“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縮小打擊面，對“文革”中作亂的人也決不以“四人幫”的殘酷辦法整治，隻是擇其罪大惡極者予以懲處，一般人“說清楚”錯誤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東唐村去了。
關志雄在河西公社繼續擔任黨委書記，工作自然很忙，他卻精力充沛，心勁十足。
兩年之後，到1979年的春天，他與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尴尬境地…… 關志雄收到一封經别人捎來的信。
信封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牛皮紙糊成的，沒有經過郵局自然也就沒有郵票和郵戳，裡面卻裝得鼓鼓的，拿在手裡掂掂，很有點分量。
他撕開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着“唐生法”的名字，心頭不由一緊，就從頭至尾讀下去—— 關書記： 你好，一定很忙。
我本想找你談一次，一是考慮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攪；二來我怕見了你反而把想說的話說不清楚，因此寫這封長信。
你給我爸平反了，我爸經你重新安排為東唐村的支部書記了。
“四清”運動中沒收我們家的房屋和糧食以及錢款也都退賠了。
我們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親，對你十分感恩。
我卻沒有這種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條罪狀，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地富路線以及多吃多占的經濟問題全部推倒了，一分錢的問題也不存在了。
當你今天以公社黨委書記的身分宣布給他平反的時候，是否想到過當初你做為“四清”工作團團長給他整治下這些莫須有的罪狀的做法有點荒唐？ 我爸是東唐村農會主任，是東唐村第一個加入共産黨的黨員，自建立起農業社自然是第一任農業社社長，後來就是中共東唐村支部書記了。
他是怎樣一個人，作為兒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東唐村的平反大會上看到的社員的情緒就明白八九了。
你作為“四清”工作團團長把這樣一個死心塌地跟共産黨跑的老農民打倒，而且沒收财産殘忍到連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無動于衷嗎？ 在整個河西公社，大隊和小隊的幹部以及普通社員，在你領導的“四清”運動中遭受和我父親一樣冤情的人有多少？你會比我知道得準确；而我隻知道大約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幹部全都變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變成了“地富反壞”敵對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體味他們十四五年來過的是一種什麼日子！你面對這些無辜農民，心情能不感到一點愧疚嗎？ 我當時高中畢業回鄉，受聘為小學民辦教師，一月十塊錢補貼費，其餘和社員一樣掙工分。
我父親親自指示生産隊給我隻記相當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幹的“輕省活”。
我在兩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當時的校長和教員現在都活着，可以了解。
而我因父親的倒台也被從學校清除回家，替換我的竟是一個初中畢業生。
你想想和我一樣受歧視的那許多被整治的幹部的親屬和子女，他們心裡是怎樣地不受活。
“文革”開火了，我豁出去了。
反正我已經人鬼莫辨了，造你關書記的反，出一口氣，讓你也甭那麼自在地過日子，我就洩了惡氣了。
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和結局，我不會後悔。
我被撤職回來的時候，也沒有後悔。
隻是你總要我“說清楚”，我怎麼能說得清楚呢？現在我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了，“四人幫”們大鬧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原因，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風，就是為了報仇。
當你急急忙忙趕到河西公社一個又一個村莊去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農民平反的時候，你是否也會自問：這是怎麼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餘年幹了怎麼一回蠢事？而你能把這蠢事的來龍去脈以及你當初那麼賣力地幹這件蠢事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說清楚”嗎？我以為你現在說不清楚。
其實，現在根本沒有人要求你“說清楚”。
我現在想和你讨論一個問題，我做下了你認為尚未完全“說清楚”的錯誤，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說不清楚的錯事，你我十幾年來的仇視和互相傷害，究竟是為了什麼？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同是一個我，既可以做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我曾被推選為模範教師），又可以是一個兇惡的迫害革命幹部的打砸搶分子（譬如對你的種種淩辱和迫害）。
同是一個你，既可以以“團長”的名義把全公社上至支書下至會計出納的百分之九十的幹部一齊掃蕩，然而你又可以以黨委書記的名義給他們一個一個平反，你不覺得是一場真正的悲劇麼？ 這場悲劇的痛切之處還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義發生和演化着。
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義去造反的。
譬如你，也是以同樣堂皇的名義進行“四清”運動的。
而這兩場運動的共同結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現在普遍滋生起一種厭惡政治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情緒。
出現這樣情況的原因不難理解，政治在多年來變幻莫測的動亂中最終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義，變得不是于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聽之聞之就頓生厭惡之情了。
說句難聽話，當人民最關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後使人民終于發覺它不過是一塊抹布的時候，哪兒髒就朝哪兒抹而結果是越抹越髒的時候，自然就明白這塊抹布本身原來就是肮髒污穢的一塊布，那麼它就隻能使人失望以至厭惡了！ 聽說你正在與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做工作，想給我恢複民請教師的工作。
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現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師的工作。
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可以說是臭名遠揚。
我現在為自己的惡劣行為懊悔不疊。
我無法站在講台上向幼稚的孩童去做“傳道授業解惑”的神聖的事。
一句話，我現在還不能恢複面對那一雙雙純潔天真的孩子的眼睛時自尊自信的勇氣。
我作過亂，我罵過人，使用的是最肮髒的語言。
我打過人，拳頭和腳都使用上了。
我造過謠，不惜颠倒黑白，無中生有，以置對方于死地而為目的。
我搞過陰謀，用最不光彩的手段去達到最堂皇的目标。
我尚未從自己的心裡徹底掃蕩這一切人類最壞最惡劣的品質，尚未恢複到我60年代初剛剛開始做教師平作時的那種純潔的心理狀态。
我怎麼能去做教育後一代人的神聖的工作呢？ 我将認真地對自己講求一下“心理衛生”。
基于如上認識，我現在首先向你做真誠的忏悔。
我不是一般地遵循“向前看”的說教，而是真心實意地希望自己從懊悔中獲得解脫。
我也想向與一切被我傷害過的人忏悔。
既然我明白了這場悲劇的實質，同時也就覺得它十分好笑，也就覺得沒有必要使你我在心裡互相憎恨，因為這些東西，本不屬于我們應該有的東西。
緻以 敬禮 唐生法 1979.5.20. 關書記讀完這封長信，擡起頭來。
窗外是一排白楊，枝葉綠郁蔥茏，在溫柔的陽光和微風裡舞擺。
他的眼光有點呆滞，一下子難以從這封信的震撼裡清醒過來。
他點燃一支煙，在屋子裡踱起步來。
他踱着步，漸漸加快，腦子裡開始煩躁不安。
他猛然刹住腳，拉開門，吼叫起通訊員小馬來，過大的聲音在公社院子裡回蕩。
小馬聞聲奔來，機靈的眼睛瞅着公社的最高領導者的臉色，有點驚慌。
他對小馬吩咐說，立即給公社派駐到所有村莊的幹部打電話，緊急通知，讓他們今晚回公社機關來，彙報各個村莊糾正“四清”運動“冤假錯”案的進度和狀況。
小馬不敢表示出任何異議，轉過身就走，鑽進電話房裡去了。
他忽然想：要不要把唐生法給他的長信向全體公社幹部讀一讀呢？這封信對加快複查“四清”中大量案件的進度不無推動力吧？當然，拿出這封信來公之于衆……這需要勇氣！ 關志雄轉過身，一拳砸在那信紙上，自言自語吼道： “奶奶個熊！老子豁出去了！” 這是在市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我與關志雄的一次相遇。
我過去隻知道他“文革”中受過折騰，并不在意，因為幾乎所有大小領導幹部都受過類似的折騰，隻是程度上的差别，并無幸免者。
今天晚上，他卻向我道出了這一段“地窖”裡的奇特經曆，使我難以忘記。
“你看，我把我一生中最見不得人的事都告訴你了。
今晚以前，世界上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我躲地窖的事。
可我心裡很憋，我說給你，你罵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反正我心裡松泛了一些。
你們作家可以把自己心裡的事兒變個法兒寫出去，我沒這個本事。
你覺得我的這段經曆有意思的話，你可以寫小說，隻是……甭胡球編！現時有些小說、電影編得太虛了！” 這就給我日後的小說定下了調子。
當我今天打算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已經少了顧慮，文學園地早已出現了一種類似于小說也類似于報告文學的新形式，叫做報告小說或紀實小說。
不過我覺得我的《地窖》還是小說，不僅僅是因為主人公的名字是我随意改換的，我的朋友自然不叫關志雄。
那一晚，我們在一塊多喝了幾杯，關志雄臉膛泛紅，眼珠熠熠生輝，興奮難抑。
我問他後來還見過那位救他命的地窖女主人沒有？他笑着說：“見過一次，是她和唐生法開着汽車把我請去的。
他媽的，唐生法這小子有文化知識，又有在公社農具廠當廠長時拉下的熟人‘關系’，在東唐村開辦了個小加工廠，掙了大錢。
他和女人開着大卡車到縣上來把我拉去，備下家宴，把他父親也請過來。
” “那家夥真不得了，掙下幾十萬了。
他給東唐村小學捐獻了一座二層教學樓，又給東唐村修建了自來水塔。
他說……他做這些事是要講一講‘心理衛生’……” “我在他家裡，再也找不到那個地窖了。
他們蓋下了小洋樓，廈屋拆掉了，地窖早已填平夯實了。
我竟有點惆怅。
” “那玉芹也容光煥發，發胖了，還燙了發，是那個小加工廠的會計，走起路來腳下叮咚響。
進門時一見面，她的臉一下子紅到脖頸。
唐生法大瓜熊不知底細，還對着我開她的玩笑，‘都老球了，見人還臉紅哩！’……” 我不禁暢懷大笑。
關志雄卻沒有笑，從沙發上站起，走到窗前，推開窗戶。
這座十層樓的賓館下面，是灰濛濛的低矮平房的瓦頂，燈光大都熄滅，臨街公路上的路燈放出一種紫色的柔光。
這座飯店的多數窗戶也都黑下來，夜正深沉。
關志雄站在窗前，抽着煙。
他現在是河口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他對着黑沉沉的夜空，站了很長時間。
後來，我們就睡覺了。
他承認他說的那種情況，正是為了從他心裡排除這種情況對他進一步“說清楚”的幹擾。
他說：“你該當實事求是，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問題說個一清二楚，相信組織會辨别清白什麼是狗屙的什麼是你屙的，哪個是黃泥哪個是臭屎……” “我一定往清楚說。
”唐生法說，表示出很大的誠意，随之又微微搖搖頭，苦笑一下，“有些話，怎麼說也說不清楚……” “事實總是事實。
”關書記說，含有明顯的批駁意味，原則的問題絕不含糊，“說清楚”學習班怎麼能存在“怎麼說也說不清楚”的問題？他對他批評說，“你首先應該考慮把問題‘說清楚’，而不是‘說不清楚’。
” 他勉強點點頭，表示接受。
“對你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我向你賠情認錯，請你處罰。
”唐生法說，“我現在恰好認識到你是個好領導人。
” 關書記一下子不自在了。
這個曾經恨不得把他踹成粉末的唐生法，當面恭維起他來了，實在有點别扭，有點滑稽。
他似乎充耳不聞，無動于衷。
對他說：“你還有啥事嗎？” “沒有了，”唐生法說，“我越想越害怕！那天晚上，你要是不逃掉，我就犯下大罪了。
我這幾天總在想，那晚虧得你跑了，救了你也救了我！我當時真是一條瘋狗……” “你去休息吧！”關書記說，“該‘說清楚’的問題繼續往清楚裡說。
那件……‘麻哈’事嘛，我答應你的要求，不再追究了！” 唐生法站起來，蔫蔫地走出去。
關志雄書記閉上門，在屋子裡踱起步來。
他突然想起那潮濕憋悶的地窖，那黑緞似的柔軟光滑的生狗皮，那幹淨的半新的被子，那熱烘烘的燙人皮肉的火炕，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飽滿的乳房和擠壓出來從眼眶流過鼻翼流進嘴角的奶汁……這地窖裡的隐秘至今尚不為第三個人知曉，如果要他說清楚，他能說得清楚嗎？關志雄書記的心緒波動了一陣兒，就恢複了常态，并不影響他繼續以勝利者的寬容去批閱那卷宗裡有關唐生法文革作亂的材料…… 學習班結束了。
唐生法“說清楚”了一些應該說清楚的問題，還有一些必須“說清楚”而怎麼也說不清楚的問題，按照慣例先“挂起來”。
唐生法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被撤了。
他是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進入“三結合”革委會的。
後來老人家指示說“群衆代表”不要脫離生産，關志雄立即執行照辦不誤，把唐生法給支使回東唐村去了，他不滿意也叫他說不出口。
到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唐生法聞風而動，一長排列舉關志雄排擠打擊造反派的大字報就貼在公社大門兩邊臨着大街的圍牆上。
關志雄迫于形勢。
又把唐生法從東唐村請出來，安排到公社農具廠任廠長，他滿意與不滿意參半。
關志雄也是頗傷了腦筋，無論如何不情願給自己屁股後邊安插一雙挑剔的眼睛，塞到農具廠總比他撐在公社大院要好些。
現在，唐生法的廠長職務也給撤了，一切職務都給撤光了，讓他也嘗一嘗“從哪裡來再回到哪裡去”的滋味兒。
唐生法得到處理決定後，胡須蕪雜的臉色不僅沒有羞愧，反而緩和松弛下來。
他原先估計自己多半得坐牢，而實際隻是撤職回家。
不過，他并沒有表示感激，隻是說他完全接受組織處分。
關志雄看得出來，唐生法内心并不服氣，隻是再無絲毫的能力和熱量反抗罷了。
對唐生法的處理也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人們幾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二年”。
人們又反過來說關志雄寬宏大量。
其實關志雄心裡清楚，新的政權所實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區别于“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縮小打擊面，對“文革”中作亂的人也決不以“四人幫”的殘酷辦法整治，隻是擇其罪大惡極者予以懲處，一般人“說清楚”錯誤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東唐村去了。
關志雄在河西公社繼續擔任黨委書記，工作自然很忙，他卻精力充沛，心勁十足。
兩年之後，到1979年的春天，他與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尴尬境地…… 關志雄收到一封經别人捎來的信。
信封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牛皮紙糊成的，沒有經過郵局自然也就沒有郵票和郵戳，裡面卻裝得鼓鼓的，拿在手裡掂掂，很有點分量。
他撕開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着“唐生法”的名字，心頭不由一緊，就從頭至尾讀下去—— 關書記： 你好，一定很忙。
我本想找你談一次，一是考慮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攪；二來我怕見了你反而把想說的話說不清楚，因此寫這封長信。
你給我爸平反了，我爸經你重新安排為東唐村的支部書記了。
“四清”運動中沒收我們家的房屋和糧食以及錢款也都退賠了。
我們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親，對你十分感恩。
我卻沒有這種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條罪狀，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地富路線以及多吃多占的經濟問題全部推倒了，一分錢的問題也不存在了。
當你今天以公社黨委書記的身分宣布給他平反的時候，是否想到過當初你做為“四清”工作團團長給他整治下這些莫須有的罪狀的做法有點荒唐？ 我爸是東唐村農會主任，是東唐村第一個加入共産黨的黨員，自建立起農業社自然是第一任農業社社長，後來就是中共東唐村支部書記了。
他是怎樣一個人，作為兒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東唐村的平反大會上看到的社員的情緒就明白八九了。
你作為“四清”工作團團長把這樣一個死心塌地跟共産黨跑的老農民打倒，而且沒收财産殘忍到連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無動于衷嗎？ 在整個河西公社，大隊和小隊的幹部以及普通社員，在你領導的“四清”運動中遭受和我父親一樣冤情的人有多少？你會比我知道得準确；而我隻知道大約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幹部全都變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變成了“地富反壞”敵對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體味他們十四五年來過的是一種什麼日子！你面對這些無辜農民，心情能不感到一點愧疚嗎？ 我當時高中畢業回鄉，受聘為小學民辦教師，一月十塊錢補貼費，其餘和社員一樣掙工分。
我父親親自指示生産隊給我隻記相當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幹的“輕省活”。
我在兩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當時的校長和教員現在都活着，可以了解。
而我因父親的倒台也被從學校清除回家，替換我的竟是一個初中畢業生。
你想想和我一樣受歧視的那許多被整治的幹部的親屬和子女，他們心裡是怎樣地不受活。
“文革”開火了，我豁出去了。
反正我已經人鬼莫辨了，造你關書記的反，出一口氣，讓你也甭那麼自在地過日子，我就洩了惡氣了。
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和結局，我不會後悔。
我被撤職回來的時候，也沒有後悔。
隻是你總要我“說清楚”，我怎麼能說得清楚呢？現在我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了，“四人幫”們大鬧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原因，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風，就是為了報仇。
當你急急忙忙趕到河西公社一個又一個村莊去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農民平反的時候，你是否也會自問：這是怎麼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餘年幹了怎麼一回蠢事？而你能把這蠢事的來龍去脈以及你當初那麼賣力地幹這件蠢事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說清楚”嗎？我以為你現在說不清楚。
其實，現在根本沒有人要求你“說清楚”。
我現在想和你讨論一個問題，我做下了你認為尚未完全“說清楚”的錯誤，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說不清楚的錯事，你我十幾年來的仇視和互相傷害，究竟是為了什麼？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同是一個我，既可以做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我曾被推選為模範教師），又可以是一個兇惡的迫害革命幹部的打砸搶分子（譬如對你的種種淩辱和迫害）。
同是一個你，既可以以“團長”的名義把全公社上至支書下至會計出納的百分之九十的幹部一齊掃蕩，然而你又可以以黨委書記的名義給他們一個一個平反，你不覺得是一場真正的悲劇麼？ 這場悲劇的痛切之處還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義發生和演化着。
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義去造反的。
譬如你，也是以同樣堂皇的名義進行“四清”運動的。
而這兩場運動的共同結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現在普遍滋生起一種厭惡政治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情緒。
出現這樣情況的原因不難理解，政治在多年來變幻莫測的動亂中最終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義，變得不是于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聽之聞之就頓生厭惡之情了。
說句難聽話，當人民最關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後使人民終于發覺它不過是一塊抹布的時候，哪兒髒就朝哪兒抹而結果是越抹越髒的時候，自然就明白這塊抹布本身原來就是肮髒污穢的一塊布，那麼它就隻能使人失望以至厭惡了！ 聽說你正在與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做工作，想給我恢複民請教師的工作。
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現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師的工作。
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可以說是臭名遠揚。
我現在為自己的惡劣行為懊悔不疊。
我無法站在講台上向幼稚的孩童去做“傳道授業解惑”的神聖的事。
一句話，我現在還不能恢複面對那一雙雙純潔天真的孩子的眼睛時自尊自信的勇氣。
我作過亂，我罵過人，使用的是最肮髒的語言。
我打過人，拳頭和腳都使用上了。
我造過謠，不惜颠倒黑白，無中生有，以置對方于死地而為目的。
我搞過陰謀，用最不光彩的手段去達到最堂皇的目标。
我尚未從自己的心裡徹底掃蕩這一切人類最壞最惡劣的品質，尚未恢複到我60年代初剛剛開始做教師平作時的那種純潔的心理狀态。
我怎麼能去做教育後一代人的神聖的工作呢？ 我将認真地對自己講求一下“心理衛生”。
基于如上認識，我現在首先向你做真誠的忏悔。
我不是一般地遵循“向前看”的說教，而是真心實意地希望自己從懊悔中獲得解脫。
我也想向與一切被我傷害過的人忏悔。
既然我明白了這場悲劇的實質，同時也就覺得它十分好笑，也就覺得沒有必要使你我在心裡互相憎恨，因為這些東西，本不屬于我們應該有的東西。
緻以 敬禮 唐生法 1979.5.20. 關書記讀完這封長信，擡起頭來。
窗外是一排白楊，枝葉綠郁蔥茏，在溫柔的陽光和微風裡舞擺。
他的眼光有點呆滞，一下子難以從這封信的震撼裡清醒過來。
他點燃一支煙，在屋子裡踱起步來。
他踱着步，漸漸加快，腦子裡開始煩躁不安。
他猛然刹住腳，拉開門，吼叫起通訊員小馬來，過大的聲音在公社院子裡回蕩。
小馬聞聲奔來，機靈的眼睛瞅着公社的最高領導者的臉色，有點驚慌。
他對小馬吩咐說，立即給公社派駐到所有村莊的幹部打電話，緊急通知，讓他們今晚回公社機關來，彙報各個村莊糾正“四清”運動“冤假錯”案的進度和狀況。
小馬不敢表示出任何異議，轉過身就走，鑽進電話房裡去了。
他忽然想：要不要把唐生法給他的長信向全體公社幹部讀一讀呢？這封信對加快複查“四清”中大量案件的進度不無推動力吧？當然，拿出這封信來公之于衆……這需要勇氣！ 關志雄轉過身，一拳砸在那信紙上，自言自語吼道： “奶奶個熊！老子豁出去了！” 這是在市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我與關志雄的一次相遇。
我過去隻知道他“文革”中受過折騰，并不在意，因為幾乎所有大小領導幹部都受過類似的折騰，隻是程度上的差别，并無幸免者。
今天晚上，他卻向我道出了這一段“地窖”裡的奇特經曆，使我難以忘記。
“你看，我把我一生中最見不得人的事都告訴你了。
今晚以前，世界上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我躲地窖的事。
可我心裡很憋，我說給你，你罵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反正我心裡松泛了一些。
你們作家可以把自己心裡的事兒變個法兒寫出去，我沒這個本事。
你覺得我的這段經曆有意思的話，你可以寫小說，隻是……甭胡球編！現時有些小說、電影編得太虛了！” 這就給我日後的小說定下了調子。
當我今天打算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已經少了顧慮，文學園地早已出現了一種類似于小說也類似于報告文學的新形式，叫做報告小說或紀實小說。
不過我覺得我的《地窖》還是小說，不僅僅是因為主人公的名字是我随意改換的，我的朋友自然不叫關志雄。
那一晚，我們在一塊多喝了幾杯，關志雄臉膛泛紅，眼珠熠熠生輝，興奮難抑。
我問他後來還見過那位救他命的地窖女主人沒有？他笑着說：“見過一次，是她和唐生法開着汽車把我請去的。
他媽的，唐生法這小子有文化知識，又有在公社農具廠當廠長時拉下的熟人‘關系’，在東唐村開辦了個小加工廠，掙了大錢。
他和女人開着大卡車到縣上來把我拉去，備下家宴，把他父親也請過來。
” “那家夥真不得了，掙下幾十萬了。
他給東唐村小學捐獻了一座二層教學樓，又給東唐村修建了自來水塔。
他說……他做這些事是要講一講‘心理衛生’……” “我在他家裡，再也找不到那個地窖了。
他們蓋下了小洋樓，廈屋拆掉了，地窖早已填平夯實了。
我竟有點惆怅。
” “那玉芹也容光煥發，發胖了，還燙了發，是那個小加工廠的會計，走起路來腳下叮咚響。
進門時一見面，她的臉一下子紅到脖頸。
唐生法大瓜熊不知底細，還對着我開她的玩笑，‘都老球了，見人還臉紅哩！’……” 我不禁暢懷大笑。
關志雄卻沒有笑，從沙發上站起，走到窗前，推開窗戶。
這座十層樓的賓館下面，是灰濛濛的低矮平房的瓦頂，燈光大都熄滅，臨街公路上的路燈放出一種紫色的柔光。
這座飯店的多數窗戶也都黑下來，夜正深沉。
關志雄站在窗前，抽着煙。
他現在是河口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他對着黑沉沉的夜空，站了很長時間。
後來，我們就睡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