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印度的知識、禁欲與神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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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戲劇中。
卡理斯瑪，以其為巫術性本質的狀态之一，乃是最具個人性的，并不與任何身份階層相聯結。
因此，此種巫師即使在我們所能得知的最早時期，确實也并不像婆羅門那樣，光從一個官方的祭司種姓或巫師種姓當中來征補成員。
不過，這種開放的做法不太可能維持下去，并且愈來愈不可能，因為婆羅門愈來愈成為一個精通禮儀的高貴身份階層，其社會條件則奠基于知識與高貴的教養。
情況愈是如此，婆羅門階層就愈無法包容吸納所有種類的巫術性禁欲苦行。
&ldquo知識&rdquo與&ldquo教養&rdquo之内在的理性主義，在此一如其他各處一樣，反抗非理性的、狂迷忘我的陶醉&mdash禁欲，同時，高貴教養階層的尊榮感也抵制忘我療法的施行與神經狀态的誇示等不高尚的要求。
于此，我們不免要再談談一開始就已讨論過的情形，亦即，巫術的發展，在印度與在中國有着部分相類似的軌迹。
某些巫術行徑，特别是那種急遽病理性的與感性忘我的，換言之，&ldquo非理性的&rdquo巫術行為，要不是明白被指斥為非古典的與野蠻的，就是事實上并不在身份團體内部實行，并且被生活實踐的樣式所排拒。
此種情形，如我們先前所說的，實際上廣為所見，并且也是與中國士人的發展相應平行的現象。
不過，另一方面，一個高貴的知識階層也可以直接面對非感情性的忘我形态（&ldquo冥思&rdquo的萌芽發展），以至于一切得以理性化的禁欲行為。
這對一個國家官方的士大夫階層而言固然行不通，然而對于一個祭司階層而言則是可行的。
事實上後者根本擺脫不了這些。
由于婆羅門并不是中國士大夫那樣的一個官職候補階層，而是個巫師的種姓，所以婆羅門所必須接受，或者更正确地說，所保持或必須保持的那部分巫師的禁欲苦行與恍惚忘我，也随着婆羅門之逐漸成為一個高貴的知識階層，而愈來愈被體系性地理性化。
此等事功終非傳統上與任何禁欲相乖離的中國士人所能成就的，而毋甯得委之于為其所蔑視且勉強忍受的職業巫師與道士之手。
這正是中國與印度知識階層雙方之政治發展的起點之所以恰相對立的關鍵所在。
婆羅門的哲學與中國哲學最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其所始終圍繞着的特有問題，而此種問題無論就其發問的形式或其解答的方式，若未顧及以下的事實即不得解，此一事實即：被理性化的禁欲與忘我，構成了所有正确的婆羅門生活态度的基本要素。
事實上，梵行者（brahmachari）&mdash&mdash個人嚴格服屬于教師的權威與家教之下的新進者[11]&mdash&mdash被規定要徹底禁欲地遵守貞操戒律與托缽戒律，而老年的婆羅門的理想生活态度則是退隐山林（成為隐居者），最後變成沉潛到永恒靜默之中的遁世者（第四隐遁期），并獲得苦行者（Yati）的資格，亦即，自我内在地從現世中解脫出來的禁欲者[12]。
不隻如此，就連作為家長（Grihastha）的正統婆羅門本身的入世生活态度，也都要受到嚴格的禁欲規制。
除了回避庶民的營利形态（特别是商業、高利貸與個人的耕作）之外，尚有許許多多的戒律，這些戒律在後來的拒世性印度救贖宗教裡都再度出現。
素食與禁酒的誡命，顯然是出自反對肉食狂迷的立場；極為強烈的通奸禁忌與抑制性沖動的訓誡，一般而言也是來自類似的反狂迷的根源。
盛怒與激情，在此和中國一樣，由于深信一切情感皆生于異靈魔念，而成為禁忌。
嚴格的潔淨誡命，特别是在飲食方面，源之于巫術性的潔淨規則。
誠摯與慷慨的誡命，以及不準侵占他人财物的禁令，最終不過是更加強調（對于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妥當性的、古老鄰人倫理的基本特征。
我們自然不應該太過誇大曆史時期入世的婆羅門在生活态度上的禁欲特征。
俄國人在17世紀引入西歐藝術形式時，曾經抗議道：一個聖者&ldquo不該胖得像個德國人那樣&rdquo。
而印度的藝術卻反倒是要求：一個大神（Mahāpuruscha）必得要胖才行&mdash&mdash因為明白可見的良好營養狀态乃是富與貴的表征[13]。
尤其是，尊貴的騎士之得體與高雅，一點兒也傷害不得。
就此而言，婆羅門實際的日常倫理實與儒教徒多所相似。
古典文獻以及《富蘭那書》（Purāna）[14]裡都一再告誡人：要說真實與令人愉快的話，而不要說不實而令人愉快的話，不過，可能的話，也不要說真實卻令人不快的話。
和婆羅門一樣，所有的高貴知識分子（佛教徒也很明顯地被包含在内），都很強調作為&ldquo雅利安&rdquo（ārya）的重要性。
直到今日，&ldquo雅利安&rdquo一詞（包括組合字詞在内），還是被用來表示&ldquo士紳&rdquo的優越之類的意思。
事實上，打從史詩時代就已認知到這樣的原則：一個人是否為&ldquo雅利安&rdquo，并不在于膚色，而是在于教養，并且唯教養是問[15]。
婆羅門有個相當突出的特色：男性之拒斥女性&mdash&mdash類似儒教徒的情形，隻不過，儒教徒完全沒有他們那種特有的禁欲動機。
女性乃是被拒斥為不體面且非理性的古老性狂迷的擔綱者，而這種性狂迷的存在會嚴重擾亂導緻救贖的冥思。
倘若有着像性欲那樣強烈的欲望，那麼救贖将是不可能的，佛陀也曾這麼說過。
總之，女人的非理性到後來還是一直受到婆羅門的經典編纂者所極力強調，其強烈的程度或恐遠甚于刹帝利的宮廷沙龍文化時期。
男人不應對他的妻子無禮或沒耐心，例如《毗濕奴富蘭那書》就這麼說[16]；然而，他也不可将任何重要的事情交付給她，并且絕不能完全信任她。
因為&mdash&mdash這點是所有的印度作者都一緻同意的&mdash&mdash基于&ldquo倫理的&rdquo理由，沒有任何妻子忠實于丈夫[17]：所有的貴婦人無不暗暗地忌妒着活潑生動的名妓；然而，若就妓女在沙龍裡所享有的特權地位，以及&mdash&mdash相對于中國&mdash&mdash洗練的印度色情文學、抒情詩、戲劇所賦予她們的詩意光芒而言，這些貴婦人也實在無可厚非[18]。
除了婆羅門被規制的日常生活态度裡那些相對而言&ldquo禁欲的&rdquo特色
卡理斯瑪，以其為巫術性本質的狀态之一，乃是最具個人性的，并不與任何身份階層相聯結。
因此，此種巫師即使在我們所能得知的最早時期，确實也并不像婆羅門那樣，光從一個官方的祭司種姓或巫師種姓當中來征補成員。
不過，這種開放的做法不太可能維持下去，并且愈來愈不可能，因為婆羅門愈來愈成為一個精通禮儀的高貴身份階層，其社會條件則奠基于知識與高貴的教養。
情況愈是如此，婆羅門階層就愈無法包容吸納所有種類的巫術性禁欲苦行。
&ldquo知識&rdquo與&ldquo教養&rdquo之内在的理性主義，在此一如其他各處一樣，反抗非理性的、狂迷忘我的陶醉&mdash禁欲，同時，高貴教養階層的尊榮感也抵制忘我療法的施行與神經狀态的誇示等不高尚的要求。
于此，我們不免要再談談一開始就已讨論過的情形，亦即，巫術的發展，在印度與在中國有着部分相類似的軌迹。
某些巫術行徑，特别是那種急遽病理性的與感性忘我的，換言之，&ldquo非理性的&rdquo巫術行為，要不是明白被指斥為非古典的與野蠻的，就是事實上并不在身份團體内部實行，并且被生活實踐的樣式所排拒。
此種情形，如我們先前所說的，實際上廣為所見，并且也是與中國士人的發展相應平行的現象。
不過，另一方面，一個高貴的知識階層也可以直接面對非感情性的忘我形态（&ldquo冥思&rdquo的萌芽發展），以至于一切得以理性化的禁欲行為。
這對一個國家官方的士大夫階層而言固然行不通，然而對于一個祭司階層而言則是可行的。
事實上後者根本擺脫不了這些。
由于婆羅門并不是中國士大夫那樣的一個官職候補階層，而是個巫師的種姓，所以婆羅門所必須接受，或者更正确地說，所保持或必須保持的那部分巫師的禁欲苦行與恍惚忘我，也随着婆羅門之逐漸成為一個高貴的知識階層，而愈來愈被體系性地理性化。
此等事功終非傳統上與任何禁欲相乖離的中國士人所能成就的，而毋甯得委之于為其所蔑視且勉強忍受的職業巫師與道士之手。
這正是中國與印度知識階層雙方之政治發展的起點之所以恰相對立的關鍵所在。
婆羅門的哲學與中國哲學最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其所始終圍繞着的特有問題，而此種問題無論就其發問的形式或其解答的方式，若未顧及以下的事實即不得解，此一事實即：被理性化的禁欲與忘我，構成了所有正确的婆羅門生活态度的基本要素。
事實上，梵行者（brahmachari）&mdash&mdash個人嚴格服屬于教師的權威與家教之下的新進者[11]&mdash&mdash被規定要徹底禁欲地遵守貞操戒律與托缽戒律，而老年的婆羅門的理想生活态度則是退隐山林（成為隐居者），最後變成沉潛到永恒靜默之中的遁世者（第四隐遁期），并獲得苦行者（Yati）的資格，亦即，自我内在地從現世中解脫出來的禁欲者[12]。
不隻如此，就連作為家長（Grihastha）的正統婆羅門本身的入世生活态度，也都要受到嚴格的禁欲規制。
除了回避庶民的營利形态（特别是商業、高利貸與個人的耕作）之外，尚有許許多多的戒律，這些戒律在後來的拒世性印度救贖宗教裡都再度出現。
素食與禁酒的誡命，顯然是出自反對肉食狂迷的立場；極為強烈的通奸禁忌與抑制性沖動的訓誡，一般而言也是來自類似的反狂迷的根源。
盛怒與激情，在此和中國一樣，由于深信一切情感皆生于異靈魔念，而成為禁忌。
嚴格的潔淨誡命，特别是在飲食方面，源之于巫術性的潔淨規則。
誠摯與慷慨的誡命，以及不準侵占他人财物的禁令，最終不過是更加強調（對于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妥當性的、古老鄰人倫理的基本特征。
我們自然不應該太過誇大曆史時期入世的婆羅門在生活态度上的禁欲特征。
俄國人在17世紀引入西歐藝術形式時，曾經抗議道：一個聖者&ldquo不該胖得像個德國人那樣&rdquo。
而印度的藝術卻反倒是要求：一個大神（Mahāpuruscha）必得要胖才行&mdash&mdash因為明白可見的良好營養狀态乃是富與貴的表征[13]。
尤其是，尊貴的騎士之得體與高雅，一點兒也傷害不得。
就此而言，婆羅門實際的日常倫理實與儒教徒多所相似。
古典文獻以及《富蘭那書》（Purāna）[14]裡都一再告誡人：要說真實與令人愉快的話，而不要說不實而令人愉快的話，不過，可能的話，也不要說真實卻令人不快的話。
和婆羅門一樣，所有的高貴知識分子（佛教徒也很明顯地被包含在内），都很強調作為&ldquo雅利安&rdquo（ārya）的重要性。
直到今日，&ldquo雅利安&rdquo一詞（包括組合字詞在内），還是被用來表示&ldquo士紳&rdquo的優越之類的意思。
事實上，打從史詩時代就已認知到這樣的原則：一個人是否為&ldquo雅利安&rdquo，并不在于膚色，而是在于教養，并且唯教養是問[15]。
婆羅門有個相當突出的特色：男性之拒斥女性&mdash&mdash類似儒教徒的情形，隻不過，儒教徒完全沒有他們那種特有的禁欲動機。
女性乃是被拒斥為不體面且非理性的古老性狂迷的擔綱者，而這種性狂迷的存在會嚴重擾亂導緻救贖的冥思。
倘若有着像性欲那樣強烈的欲望，那麼救贖将是不可能的，佛陀也曾這麼說過。
總之，女人的非理性到後來還是一直受到婆羅門的經典編纂者所極力強調，其強烈的程度或恐遠甚于刹帝利的宮廷沙龍文化時期。
男人不應對他的妻子無禮或沒耐心，例如《毗濕奴富蘭那書》就這麼說[16]；然而，他也不可将任何重要的事情交付給她，并且絕不能完全信任她。
因為&mdash&mdash這點是所有的印度作者都一緻同意的&mdash&mdash基于&ldquo倫理的&rdquo理由，沒有任何妻子忠實于丈夫[17]：所有的貴婦人無不暗暗地忌妒着活潑生動的名妓；然而，若就妓女在沙龍裡所享有的特權地位，以及&mdash&mdash相對于中國&mdash&mdash洗練的印度色情文學、抒情詩、戲劇所賦予她們的詩意光芒而言，這些貴婦人也實在無可厚非[18]。
除了婆羅門被規制的日常生活态度裡那些相對而言&ldquo禁欲的&rdquo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