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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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改。
四十人中，以邵聞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謝忱（今名無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黃炎培、項骧、貝壽同諸君為高材生。
我三十六歲（前十年），南洋公學學生全體退學，其一部分借中國教育會之助，自組愛國學社，我亦離公學，為學社教員。
那時候同任教員的吳稚晖、章太炎諸君，都喜昌言革命，并在張園開演說會，凡是來會演說的人，都是講排滿革命的。
我在南洋公學時，所評改之日記及月課，本已傾向于民權女權的提倡，及到學社，受激烈環境的影響，遂亦公言革命無所忌。
何海樵君自東京來，介紹我宣誓入同盟會，又介紹我入一學習炸彈制造的小組（此小組本止六人，海糕與楊笃生、蘇鳳初諸君均在内）。
那時候學社中師生的界限很寬，程度較高的學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級生的教員；教員熱心的，一方面授課，一方面與學生同受軍事訓練。
社中軍事訓練，初由何海樵、山漁昆弟擔任，後來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來社，他們的領袖章行嚴、林力山二君助何君。
我亦斷發短裝與諸社員同練步伐，至我離學社始已。
愛國學社未成立以前，我與蔣觀雲、烏目山僧、林少泉（後改名白水）、陳夢坡、吳彥複諸君組織一女學，命名“愛國”。
初由蔣君管理，蔣君遊日本，我管理。
初辦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家中的婦女，均進愛國女學，學生驟增。
盡義務的教員，在數理方面，有王小徐、嚴練如、鐘憲鬯、虞和欽諸君；在文史方面，有葉浩吾、蔣竹莊諸君。
一年後，我離愛國女學。
我三十八歲（前八年）暑假後，又任愛國女學經理。
又約我從弟國親及龔未生、俞子夷諸君為教員。
自三十六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
覺得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
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的種子。
又以暗殺于女子更為相宜，于愛國女學，預備下暗殺的種子。
一方面受蘇鳳初君的指導，秘密賃屋，試造炸藥，并約鐘憲鬯先生相助，因鐘先生可向科學儀器館采辦儀器與藥料。
又約王小徐君試制彈殼，并接受黃克強、劇若木諸君自東京送來的彈殼，試填炸藥，由孫少侯君攜往南京僻地試驗。
一方面在愛國女學為高材生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曆史，并由鐘先生及其館中同志講授理化，學分特多，為練制炸彈的預備。
年長而根抵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亦介紹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
我三十九歲（前七年），又離愛國女學。
嗣後由徐紫虬、吳書箴、蔣竹莊諸君相繼主持，愛國女學始漸成普通中學，而脫去從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歲（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譯學館任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僅一學期，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
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前五年至一年），又為我受教育時期。
第一年在柏林，習德語。
後三年，在萊比錫，進大學。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
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删去。
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
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别注重。
對于公民道德的綱領，按法國革命時代所标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lsquo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義。
平等者，&lsquo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恕。
友愛者，&lsquo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 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改教育部後，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
我與次長範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範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
”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不過他的興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
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于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于大學。
又鑒于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
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
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對于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現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
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于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
我于《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
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伺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
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
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
但此制迄未實行。
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
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民國五年，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遂于冬間回來。
到上海後，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
也有少數勸駕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
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
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
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
學生對于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
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讨厭，因有此師生關系，畢業後可為奧援。
所以學生于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别預備外，對于學術，并沒有何等興會。
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竟為不正當的消遣。
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
我于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雲雲。
于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
并提倡進德會（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晖、李石曾、張溥泉、汪精衛諸君發起，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戎），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志，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适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顔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内容始以漸充實。
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
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隻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
二君均服務司法部，隻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
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
直到王雪艇、周鍍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
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
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對于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于教育部。
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
其實學制上并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
請從北大始。
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于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
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制，遂取此名。
大學區的組織，是摹仿法國的。
法國分全國為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内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
這種制度優于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
我們為心醉合議制，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晖、李石曾諸君為委員。
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
行了年餘，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于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
我遂自動的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為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
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
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範君靜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範君注重實戰，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于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為校長（第一年蕭君謙讓，由我居校長之名）。
增設國立藝術學校于杭州，請圖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
又計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内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
吳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曾與吳稚晖、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當時為南京）、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
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
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系，但對于教育行政，不複參與了。
（《宇宙風》第五十五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版>、五十六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自傳之一章 餘家明末由諸暨遷至山陰，餘祖先有營木材業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傷，受傷後遂不複理木材業。
此餘聞祖先轶事之最早者。
自此祖又兩世，至我曾祖，行四。
餘曾祖之兄行三者，營綢緞業于廣東，因偷關被捕，将處極刑，家中營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餘祖父營典當業，為當鋪經理。
遂在筆飛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廳三楹。
生我父兄弟七人。
先三叔好武藝，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終。
留在家同居者隻六子耳。
六叔、七叔年最幼，長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結婚。
先祖又在屋後加蓋五樓五底，以備大家庭合住之用。
餘等為大房住一樓一底之外，尚多一騎樓，騎樓雖多隻一間，亦意存優待于長子也。
餘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時，初言十八日子時，後改正為十七日亥時。
其時無鐘表，計時亦難準确。
餘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實為兄弟三人，即餘有一兄一弟。
餘有兩姊，均未出閣，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面方，膚色頗黃，先母面橢圓，膚色白營。
餘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單數者均像母，居雙數者均像父，餘行二，故像父親。
先父為錢莊經理，二叔為綢緞店經理，四叔亦經營錢莊，五叔、七叔為某莊副經理，全家經商，惟六叔讀書。
餘家至我六叔，始考試入學（秀才），後并補康（廪生）。
自六叔以前，祖傳無讀書登科之人。
餘幼時，先父延聘教師在家教讀。
年十一，先父見背，家中不克複延教師，即附學他處。
先父之喪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餘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讀一年。
十二歲、十三歲，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讀兩年。
十四歲，始從王子莊先生學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時八股文名家也。
餘從王先生學至十七歲，餘入學遊泮矣（秀才）。
十八歲、十九歲餘自設館教書。
自二十歲起，不複授徒。
餘在徐家校書矣。
紹興有徐家，藏書甚富，又喜校書印書，喜以文會友，故亦延聘及我。
餘自此不複作八股，改作辭章考據之學。
二十一、二、三、四歲四年中，均校書徐家，多得讀書之益。
二十四歲，己醜年，（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餘入鄉閨中式（舉人）。
此後成進士及殿試，《言行錄》等處已說及，不必贅述矣。
述其未說及者一二如次。
餘入同盟會在乙巳年（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為同盟會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紹入會者，何海樵也。
次年，黃克強持孫先生手書來，派餘為上海支部部長。
是年餘返紹興故鄉一行。
又次年丁未，餘随孫寶琦赴德，彼任欽差，餘往留學，由西比（伯）利亞行，同行者有齊壽山。
壽山告餘，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餘以為然，因亦吃素。
直吃至民國十年腿病不能行走，醫生感覺病時素食不易調理，為簡便計，勸我恢複肉食，我從之，實仍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嚴格耳。
戊申年（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我始遊巴黎。
辛亥革命，餘在德國，得陳英士電，促即回國，餘乃取道西伯利亞東歸。
歸後，命我任教育總長。
此後諸事，知者更多矣。
蕭瑜筆記 （《傳記文學》雜志第十卷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 [1]①此處當為“一九一一年”。
“十一年”屬作者的寫作習慣。
四十人中，以邵聞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謝忱（今名無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黃炎培、項骧、貝壽同諸君為高材生。
我三十六歲（前十年），南洋公學學生全體退學，其一部分借中國教育會之助，自組愛國學社，我亦離公學，為學社教員。
那時候同任教員的吳稚晖、章太炎諸君，都喜昌言革命，并在張園開演說會，凡是來會演說的人，都是講排滿革命的。
我在南洋公學時，所評改之日記及月課，本已傾向于民權女權的提倡，及到學社，受激烈環境的影響，遂亦公言革命無所忌。
何海樵君自東京來，介紹我宣誓入同盟會，又介紹我入一學習炸彈制造的小組（此小組本止六人，海糕與楊笃生、蘇鳳初諸君均在内）。
那時候學社中師生的界限很寬，程度較高的學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級生的教員；教員熱心的，一方面授課，一方面與學生同受軍事訓練。
社中軍事訓練，初由何海樵、山漁昆弟擔任，後來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來社，他們的領袖章行嚴、林力山二君助何君。
我亦斷發短裝與諸社員同練步伐，至我離學社始已。
愛國學社未成立以前，我與蔣觀雲、烏目山僧、林少泉（後改名白水）、陳夢坡、吳彥複諸君組織一女學，命名“愛國”。
初由蔣君管理，蔣君遊日本，我管理。
初辦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家中的婦女，均進愛國女學，學生驟增。
盡義務的教員，在數理方面，有王小徐、嚴練如、鐘憲鬯、虞和欽諸君；在文史方面，有葉浩吾、蔣竹莊諸君。
一年後，我離愛國女學。
我三十八歲（前八年）暑假後，又任愛國女學經理。
又約我從弟國親及龔未生、俞子夷諸君為教員。
自三十六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
覺得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
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的種子。
又以暗殺于女子更為相宜，于愛國女學，預備下暗殺的種子。
一方面受蘇鳳初君的指導，秘密賃屋，試造炸藥，并約鐘憲鬯先生相助，因鐘先生可向科學儀器館采辦儀器與藥料。
又約王小徐君試制彈殼，并接受黃克強、劇若木諸君自東京送來的彈殼，試填炸藥，由孫少侯君攜往南京僻地試驗。
一方面在愛國女學為高材生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曆史，并由鐘先生及其館中同志講授理化，學分特多，為練制炸彈的預備。
年長而根抵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亦介紹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
我三十九歲（前七年），又離愛國女學。
嗣後由徐紫虬、吳書箴、蔣竹莊諸君相繼主持，愛國女學始漸成普通中學，而脫去從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歲（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譯學館任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僅一學期，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
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前五年至一年），又為我受教育時期。
第一年在柏林，習德語。
後三年，在萊比錫，進大學。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
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删去。
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
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别注重。
對于公民道德的綱領，按法國革命時代所标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lsquo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義。
平等者，&lsquo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恕。
友愛者，&lsquo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 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改教育部後，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
我與次長範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範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
”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不過他的興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
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于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于大學。
又鑒于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
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
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對于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現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
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于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
我于《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
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伺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
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
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
但此制迄未實行。
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
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民國五年，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遂于冬間回來。
到上海後，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
也有少數勸駕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
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
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
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
學生對于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
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讨厭，因有此師生關系，畢業後可為奧援。
所以學生于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别預備外，對于學術，并沒有何等興會。
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竟為不正當的消遣。
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
我于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雲雲。
于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
并提倡進德會（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晖、李石曾、張溥泉、汪精衛諸君發起，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戎），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志，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适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顔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内容始以漸充實。
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
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隻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
二君均服務司法部，隻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
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
直到王雪艇、周鍍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
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
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對于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于教育部。
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
其實學制上并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
請從北大始。
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于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
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制，遂取此名。
大學區的組織，是摹仿法國的。
法國分全國為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内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
這種制度優于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
我們為心醉合議制，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晖、李石曾諸君為委員。
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
行了年餘，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于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
我遂自動的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為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
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
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範君靜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範君注重實戰，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于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為校長（第一年蕭君謙讓，由我居校長之名）。
增設國立藝術學校于杭州，請圖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
又計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内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
吳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曾與吳稚晖、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當時為南京）、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
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
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系，但對于教育行政，不複參與了。
（《宇宙風》第五十五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版>、五十六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自傳之一章 餘家明末由諸暨遷至山陰，餘祖先有營木材業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傷，受傷後遂不複理木材業。
此餘聞祖先轶事之最早者。
自此祖又兩世，至我曾祖，行四。
餘曾祖之兄行三者，營綢緞業于廣東，因偷關被捕，将處極刑，家中營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餘祖父營典當業，為當鋪經理。
遂在筆飛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廳三楹。
生我父兄弟七人。
先三叔好武藝，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終。
留在家同居者隻六子耳。
六叔、七叔年最幼，長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結婚。
先祖又在屋後加蓋五樓五底，以備大家庭合住之用。
餘等為大房住一樓一底之外，尚多一騎樓，騎樓雖多隻一間，亦意存優待于長子也。
餘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時，初言十八日子時，後改正為十七日亥時。
其時無鐘表，計時亦難準确。
餘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實為兄弟三人，即餘有一兄一弟。
餘有兩姊，均未出閣，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面方，膚色頗黃，先母面橢圓，膚色白營。
餘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單數者均像母，居雙數者均像父，餘行二，故像父親。
先父為錢莊經理，二叔為綢緞店經理，四叔亦經營錢莊，五叔、七叔為某莊副經理，全家經商，惟六叔讀書。
餘家至我六叔，始考試入學（秀才），後并補康（廪生）。
自六叔以前，祖傳無讀書登科之人。
餘幼時，先父延聘教師在家教讀。
年十一，先父見背，家中不克複延教師，即附學他處。
先父之喪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餘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讀一年。
十二歲、十三歲，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讀兩年。
十四歲，始從王子莊先生學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時八股文名家也。
餘從王先生學至十七歲，餘入學遊泮矣（秀才）。
十八歲、十九歲餘自設館教書。
自二十歲起，不複授徒。
餘在徐家校書矣。
紹興有徐家，藏書甚富，又喜校書印書，喜以文會友，故亦延聘及我。
餘自此不複作八股，改作辭章考據之學。
二十一、二、三、四歲四年中，均校書徐家，多得讀書之益。
二十四歲，己醜年，（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餘入鄉閨中式（舉人）。
此後成進士及殿試，《言行錄》等處已說及，不必贅述矣。
述其未說及者一二如次。
餘入同盟會在乙巳年（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為同盟會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紹入會者，何海樵也。
次年，黃克強持孫先生手書來，派餘為上海支部部長。
是年餘返紹興故鄉一行。
又次年丁未，餘随孫寶琦赴德，彼任欽差，餘往留學，由西比（伯）利亞行，同行者有齊壽山。
壽山告餘，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餘以為然，因亦吃素。
直吃至民國十年腿病不能行走，醫生感覺病時素食不易調理，為簡便計，勸我恢複肉食，我從之，實仍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嚴格耳。
戊申年（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我始遊巴黎。
辛亥革命，餘在德國，得陳英士電，促即回國，餘乃取道西伯利亞東歸。
歸後，命我任教育總長。
此後諸事，知者更多矣。
蕭瑜筆記 （《傳記文學》雜志第十卷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 [1]①此處當為“一九一一年”。
“十一年”屬作者的寫作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