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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然而，我當時認定：除了千方百計從各個方面表現黨中央、毛主席的統帥全局、親自指揮西北戰場軍民對敵鬥争的決定性地位外，要寫出彭德懷将軍這個形象，對體現黨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争的規模，特别是對作品思想和藝術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寫《保衛延安》以前，在行軍途中或群衆和部隊舉行的會上，當然不止一次見過彭總，但是坐到一塊兒談話，卻隻有一次。
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黃龍山的一個窯洞裡，彭總給全體前線記者談話，談了三四個小時，參加的有一二十人，這些人現在活着的還有十幾個。
當時，彭總根本認不得我這個普通幹部，怎麼能授意我為他寫什麼書&mdash&mdash&ldquo樹碑立傳&rdquo呢？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證的。
隻是在戰争年代，我作為部隊的一員，深深地感到：在那與人民群衆和包括我在内的每一個革命戰士都是生死攸關的嚴重的曆史關頭，他臨危不懼，按照黨的意志，忠誠地執行毛主席軍事路線，帶領我們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以少勝多，連打勝仗，最後解放了全西北。
而且，他忠心耿耿，時時把人民群衆和戰士們放在心上，覺得他自己就是比群衆和戰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為慚愧的！&ldquo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rdquo，就是他的寫照。
這一切，在我心裡産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動人心的巨大的形象。
偉大的中國革命，造就了許多光輝燦爛的巨人&mdash&mdash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以及包括彭總在内的為人民所敬佩、所愛戴的老帥們，&hellip&hellip這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數十年如一日，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私無畏、舍身奮鬥，同人民息息相關，和群衆生死與共。
這種崇高品格，整個中華民族都引以為榮地傳誦着。
當年，部隊的幹部、戰士和人民群衆中，流傳着關于彭總的許多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痛恨階級敵人，剛正無私、艱苦樸素的事情，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所動。
我是帶着廣大指戰員強烈的崇敬心情來描繪彭德懷将軍的形象的。
他是來自現實鬥争生活，也是來自廣大指戰員的心裡。
我想，塑造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輝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起碼的職責嗎？作者在這方面作各種嘗試和探索，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像&ldquo四人幫&rdquo之流那樣把戰士們流的血當作污水來看待，是公平的嗎？難道把中國人民精神上優美的東西摧殘殆盡，才甘心嗎？ 總之，我寫《保衛延安》的時候，沒有什麼能耐。
我就是忘不了戰士們，忘不了人民群衆，忘不了那一場壯烈的戰争，忘不了戰鬥生活對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流血鬥争的曆史。
今天看來，它隻不過如實地把那場偉大的鬥争點滴地記錄下來罷了。
但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還非得從中國的大地上掃除出去不可！一個時代的文學，是大家創造的；創作經驗，是大家辛勤勞動而積累起來的。
如果連這樣一部反映曆史真實的作品也要鏟除消滅，那中國文學還有什麼希望呢？《保衛延安》是最先嘗試着塑造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形象的小說之一，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過去了，在長篇小說領域裡的這個方面，似乎是停滞不前。
這是多麼讓人痛苦和百思莫解的文學狀況啊！後代的人會憤怒地責問我們： 追随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戰鬥過的可以執筆為文的人，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份貧乏的文學遺産麼？ 林彪、&ldquo四人幫&rdquo的邏輯是：我說你寫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說你是&ldquo黑幫&rdquo，你就是&ldquo黑幫&rdquo。
但是，曆史和客觀現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誰違犯這鐵的法則，誰就碰得頭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權勢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書印近百萬冊，比較少見。
由此可知，群衆并不厭棄它。
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這本書不叫印了。
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
作者無權過問，也不敢過問。
到了一九六三年後半年，我在鄉村&ldquo社教&rdquo，聽說有人下令叫燒毀這本書。
要燒毀，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
不僅當時不通知，就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通知我一聲！最近，為了寫這篇&ldquo後記&rdquo，我才費了一番功夫，請别的同志查出這樣兩份文件。
現抄錄如下： 文化部１９６３年９月２日〈６３〉文出密字第１３９４号通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保衛延安》（杜鵬程著）應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閱。
&hellip&hellip立即遵照執行&hellip&hellip 隔了不久，又急忙發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６４〉文群密字２９１号補充通知：&hellip&hellip關于《保衛延安》一書&hellip&hellip就地銷毀，&hellip&hellip不必封存。
&hellip&hellip立即遵照辦理。
一聲令下，煙火沖天；有的地方還派了保衛工作人員&ldquo監燒&rdquo，直到看到燒為灰燼為止，生怕有&ldquo膽大妄為之徒
然而，我當時認定：除了千方百計從各個方面表現黨中央、毛主席的統帥全局、親自指揮西北戰場軍民對敵鬥争的決定性地位外，要寫出彭德懷将軍這個形象，對體現黨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争的規模，特别是對作品思想和藝術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寫《保衛延安》以前，在行軍途中或群衆和部隊舉行的會上，當然不止一次見過彭總，但是坐到一塊兒談話，卻隻有一次。
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黃龍山的一個窯洞裡，彭總給全體前線記者談話，談了三四個小時，參加的有一二十人，這些人現在活着的還有十幾個。
當時，彭總根本認不得我這個普通幹部，怎麼能授意我為他寫什麼書&mdash&mdash&ldquo樹碑立傳&rdquo呢？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證的。
隻是在戰争年代，我作為部隊的一員，深深地感到：在那與人民群衆和包括我在内的每一個革命戰士都是生死攸關的嚴重的曆史關頭，他臨危不懼，按照黨的意志，忠誠地執行毛主席軍事路線，帶領我們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以少勝多，連打勝仗，最後解放了全西北。
而且，他忠心耿耿，時時把人民群衆和戰士們放在心上，覺得他自己就是比群衆和戰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為慚愧的！&ldquo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rdquo，就是他的寫照。
這一切，在我心裡産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動人心的巨大的形象。
偉大的中國革命，造就了許多光輝燦爛的巨人&mdash&mdash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以及包括彭總在内的為人民所敬佩、所愛戴的老帥們，&hellip&hellip這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數十年如一日，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私無畏、舍身奮鬥，同人民息息相關，和群衆生死與共。
這種崇高品格，整個中華民族都引以為榮地傳誦着。
當年，部隊的幹部、戰士和人民群衆中，流傳着關于彭總的許多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痛恨階級敵人，剛正無私、艱苦樸素的事情，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所動。
我是帶着廣大指戰員強烈的崇敬心情來描繪彭德懷将軍的形象的。
他是來自現實鬥争生活，也是來自廣大指戰員的心裡。
我想，塑造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輝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起碼的職責嗎？作者在這方面作各種嘗試和探索，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像&ldquo四人幫&rdquo之流那樣把戰士們流的血當作污水來看待，是公平的嗎？難道把中國人民精神上優美的東西摧殘殆盡，才甘心嗎？ 總之，我寫《保衛延安》的時候，沒有什麼能耐。
我就是忘不了戰士們，忘不了人民群衆，忘不了那一場壯烈的戰争，忘不了戰鬥生活對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流血鬥争的曆史。
今天看來，它隻不過如實地把那場偉大的鬥争點滴地記錄下來罷了。
但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還非得從中國的大地上掃除出去不可！一個時代的文學，是大家創造的；創作經驗，是大家辛勤勞動而積累起來的。
如果連這樣一部反映曆史真實的作品也要鏟除消滅，那中國文學還有什麼希望呢？《保衛延安》是最先嘗試着塑造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形象的小說之一，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過去了，在長篇小說領域裡的這個方面，似乎是停滞不前。
這是多麼讓人痛苦和百思莫解的文學狀況啊！後代的人會憤怒地責問我們： 追随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戰鬥過的可以執筆為文的人，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份貧乏的文學遺産麼？ 林彪、&ldquo四人幫&rdquo的邏輯是：我說你寫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說你是&ldquo黑幫&rdquo，你就是&ldquo黑幫&rdquo。
但是，曆史和客觀現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誰違犯這鐵的法則，誰就碰得頭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權勢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書印近百萬冊，比較少見。
由此可知，群衆并不厭棄它。
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這本書不叫印了。
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
作者無權過問，也不敢過問。
到了一九六三年後半年，我在鄉村&ldquo社教&rdquo，聽說有人下令叫燒毀這本書。
要燒毀，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
不僅當時不通知，就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通知我一聲！最近，為了寫這篇&ldquo後記&rdquo，我才費了一番功夫，請别的同志查出這樣兩份文件。
現抄錄如下： 文化部１９６３年９月２日〈６３〉文出密字第１３９４号通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保衛延安》（杜鵬程著）應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閱。
&hellip&hellip立即遵照執行&hellip&hellip 隔了不久，又急忙發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６４〉文群密字２９１号補充通知：&hellip&hellip關于《保衛延安》一書&hellip&hellip就地銷毀，&hellip&hellip不必封存。
&hellip&hellip立即遵照辦理。
一聲令下，煙火沖天；有的地方還派了保衛工作人員&ldquo監燒&rdquo，直到看到燒為灰燼為止，生怕有&ldquo膽大妄為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