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1萬年至前3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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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靈井到磁山
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大約在公元煎1萬年左右，人類進入了地質上的全新世時期，地球上的最後一次冰期結束了。
随着氣候的逐漸變暖，自然環境發生了變化。
在新環境下，原始人群的生産活動也随之改變，導緻了舊石器時代的結束，而開始了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
恩格斯總結說：“蒙昧時代是以采集現成的天然産物為主的時期；人類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這種采集的輔助工具。
野蠻時代是學會經營畜牧業和農業的時期，是學會靠人類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産物生産的方法的時期。
”①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就是從單純的攫取天然産物的掠奪經濟轉變為以種植農業、飼養家畜為主的生産經濟的過程。
在考古發現中，新石器時代是以出現長期定居的村落、在生産中使用磨光石器、燒制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及飼養家畜為特征的。
與舊石器時代相比，狩獵、采集、捕撈活動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文化面貌也有了極大改觀。
當然，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别是随着人類生産能力的進步逐漸實現的，上述新石器時代的幾種基本特征也并非同時出現，因此，人們提出“中石器時代”這一概念，作為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的橋梁。
與舊、新石器時代相比，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過渡狀态。
中石器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是：石器向細小化發展，在石器制造方法上，大量采用間接打擊法及壓削法，由這些方法産生的細石器工具廣泛應用于當時的一些主要生産領域；發明了弓箭這一遠射程狩獵工具；狗作為人類最早馴養的動物，也是中石器時代的産物。
間接打擊石器的方法，比起舊石器時代始終以直接打擊法為主制作石器來說，是一種技術上的重大進步。
生産工具以細石器為主，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産活動對勞動工具的新的需求。
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嶄露頭角的複合工具，在中石器時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那種極薄的小石葉，被鑲嵌在木或骨質的柄上，二者組成的複合工具，具有刃口鋒利，便于把握，輕便靈活等特點。
當時人所使用的複合工具種類很多，弓箭是其中重要的一種。
恩格斯對人類發明和使用弓箭曾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弓矢對于蒙昧時期，正如鐵劍對于野蠻時期和槍炮對于文明時期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
”①弓箭的使用，“使狩獵也成了普通的勞動部門之一”②，無疑提高了人們捕獲野獸的能力，從而使人們有可能将暫時食用不了或弱小的獵獲物豢養起來。
也許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進一步了解了動物的習性，逐漸将野生動物馴育為家畜，為家畜飼養業或畜牧業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這階段采集仍然是與狩獵、捕撈并重的生産部門。
長期采集植物籽實、根莖的活動，促使人們了解植物的生長規律，為适時收獲作好準備。
正是在這種對植物生長規律逐步深入的認識中，人們開始掌握栽培植物的技術，為進入新石器時代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5頁。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1、20頁。
在我國，屬于中石器時代的遺址發現得很少，研究工作亦很薄弱，對這一時期文化的總體面貌知之不多。
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情況還很不清楚，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缺環。
此外，新石器時代諸代表性特征出現的年代順序如何？在我國，是否也如西亞等地一樣，存在前陶新石器時代階段？尚都無法回答。
從已經發現的材料看，人們比較傾向于把以靈井、沙苑為代表的遺存看作我國中石器時代文化的代表。
靈井和沙苑的細石器河南許昌的靈井和陝西大荔的沙苑兩遺址的發現，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化類型①。
兩處遺址的遺物分别采自地下十米深處的砂層和地面流動的沙丘，遺物基本上都是石器。
兩地石器的質料并不相同，靈井以石英為主，沙苑的燧石石器占80％左右，但在石器制法及類型上，二者卻有許多共同之處。
兩處遺址中的細石器及産生細石器的石核都相當豐富。
靈井遺址中的細石器占全部石器的多數。
在制作方法上，幾乎所有的細石器都采用間接打擊石片的技術，第二步加工則以壓削法為主，加工方式主要為單面加工。
石核以圓錐形、半錐形、扁錐形、柱形、楔形、扇形（亦稱船底形）為典型。
從這幾種石核上，采用間接或直接打擊法，就可以打下形狀規整、厚薄均勻的石片，這些石片再經壓削法加工，就形成适于各種用途的細石器。
遺址中典型的細石器有各種形狀的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等。
另外，靈井遺址發現的一種特小型的窄長石片，一般長0.9&mdash1.7、寬0.3&mdash0.7、厚0.1&mdash0.3厘米，個别有使用痕迹，這應是一種複合工具的刃都，與沙苑遺址的石葉是同一類器物。
沙苑遺址細石器特點基本與靈井相同，錐狀石核、小圓刮削器、石葉等的形制亦很接近，加工方式也以單面為主，隻是兩地部分石器的種類及數量略有區别，沙苑遺址發現較多的石镞不見于靈井遺址（圖2&mdash1）。
峙峪遺址是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的代表性遺存①，那裡就已存在用間接打擊法産生的石片，隻是石片的體積稍大。
峙峪石器中的原始扇形石核、帶有柄部的斧形器、小圓頭刮削器、雕刻器及石镞等，都被認為與靈井、沙苑的同類器物接近，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傳承關系，但在靈井、沙苑遺址發現的細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錐狀、柱狀、楔狀石核及窄長小石片，卻不見于峙圖2&mdash1靈井和沙苑采集的細石器1.弧背長刮器：2.3.8.10.石核；4.7.尖狀器，5.6.石镞；11.刮削器；9.扁平小礫石。
（1.2.4.8.9.&mdash靈井，餘為沙苑） 峪遺址。
與峙峪石器比較，靈井、沙苑石器表現出明顯的進步狀态。
後者以細石器為主，細石器品種齊全、制作方法較進步等特點，構成區别于舊①周國興：《河南許昌靈井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1974年第2期。
安志敏、吳汝祚：《陝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
半坡博物館等：《陝西大荔沙苑地區考古調查報告》，《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号。
①賈蘭坡等：《山西嶺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石器晚期階段遺存的獨特文化面貌。
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遺址中，發現的細石器數量較少。
将靈井、沙苑的細石器與更晚些時候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細石器相比，前者的加工技術顯然比較落後，從工藝上看，新石器階段的細石器基本上是兩面加工，形狀也更加規整。
靈井與沙苑兩地石器均系采集，遺物在各自遺址中是否屬同一時期，亦難準确判斷。
沙苑遺址發現了輕微石化的撓骨。
靈井遺址還采集到兩段人類股骨化石，從其石化程度和本身形态看，介于新人與智人之間。
将幾方面材料綜合推斷，這兩個遺址的年代應介于目前所知的舊石器晚期之後與新石器早期之前這樣一個階段。
鵝毛口石器制作場鵝毛口有器遺址①位于山西省北部懷仁縣境年、桑幹河的支流鵝毛口河附近幾個相連的小山包上，山包高出現河床80&mdash100米，山體主要由岩石構成。
在現今鵝毛口村附近的兩條沖溝的源頭及附近山包地表，分布着大量的打制石器，整個遺址的範圍約2萬平方米。
尤其重要的是，發掘結果表明，在這一帶的全新統地層中，也埋藏有大量的石器，而晚更新世地層中，卻未發現任何石器，這就為判斷這批石器的時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鵝毛口遺址中除三小塊陶片外，文化遺物隻有石器一種。
這裡石器多半比較粗糙，其中半成品、廢品占了很大比例。
遺址範圍内分布着煌斑岩堵、岩床和凝灰岩層，這些都是質地堅硬的岩石，是制造石器的天然石料來源，發現的石器都是以此為原料制作的。
在有些暴露于地表的巨大凝灰岩塊四周，常可發現打擊石片所留下的巨大疤痕：在有些岩塊的表面還有許多坑疤，可以看出将石料墊在上面打擊所産生的硌痕，顯然，這是利用其作為石砧而留下的印記。
這裡的石器80％以上是用凝灰岩制作的，絕大多數石器是由較厚大的石片加工而成的。
當時人們除了從一般的石核上生産石片外，還經常從巨大的岩塊上或岩石露頭上直接打擊石片。
石器都是用直接打擊法制作的，未發現間接打擊的遺物。
直接打擊主要采用砸擊、摔擊兩種方法。
由于打制石片的技術水平還很原始，絕大多數的石片都短且厚，有些石片的劈裂面甚至呈半球狀，其厚、長幾乎相等。
這類短厚石片的顯著特點是尾端均有向一側歪斜的長尾，遺址内的許多大型石器，都是用這種石片加工而成，這成為該遺址石器的重要特征之一。
這種石片是由砸擊法産生的，從這種石片形狀的規範性來看，生産這種厚大石片的方法是非常熟練的。
石器以厚重型的為主，一般重量有幾百克，大的可達千餘克。
石器的種類有鋤、刮削器、砍砸器、手斧、尖狀器、斧、龜背狀斧形器、錘、彎尖厚尖狀器等。
數量最多的是石鋤，基本為長方形，寬度是長度的二分之一稍弱。
有大、小兩種，大型的長近20、寬在9厘米左右；小型的長約10、寬在5厘米左右。
刮削器的數量僅次于鋤，器形稍小，有盤形、矩形、凹刃、凸刃、直刃、圓刃等多種。
石斧有二十七件，器身長柱形，斷面橢圓形，刃口或與兩側邊垂直，或向一面偏斜。
實際上，後一種形式的斧，亦可稱為鑄。
石斧中有一件的兩面和頂端經過磨制，其餘部分表面仍遺留砸擊痕。
根據這件石①賈蘭坡、尤玉柱：《山西懷仁鵝毛口石器制造場遺址》，《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
斧推測其加工程序，首先是打制毛坯，然後敲去表面因石片疤顯示出的棱脊，使之成為平面，最後一道工序是磨光。
此地其餘的石斧，在加工程序上比磨光石斧隻少一個工序（圖2&mdash2）。
圖2&mdash2鵝毛口的石器1.石鋤；2.歪尾石片；3.石斧；4.長石片；5.厚尖狀器；6.盤形刮削器；7.磨光石斧；8.短身圓頭刮削器；9.扇形凸刃刮削器：10.尖伏器；11.彎尖厚尖狀器。
鵝毛口遺址内未發現人們日常生活的遺迹、遺物，隻發現了大量的石料及未完成或廢棄的石制品。
可以認為，這裡是一處制造石器的場所，生活于附近的人們，長期利用了這個合适的原料産地，加工制作生産中所需的各類石器。
在這個石器制造場中，見到的直接打擊巨厚石片的方法，以及由器身兩面加工的手斧及厚尖狀器等工具的形制及制造工藝，早在舊石器時代初期就已存在，顯得有些原始，但是這裡石器的某些品類，如鋤、斧、鐮的形制均基本上同于新石器時代磨制的同類制品，石鋤及磨制石斧等，無疑又是一些很進步的生産工具，具有新石器時代的某些特征。
同時，這裡的石器均出于全新世地層之中。
綜合考察，石器制造場的年代與新石器時代十分接近，或者就是屬于新石器時代的早期階段。
雖然鵝毛口隻是一處石器制造場，但透過這裡的石器，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當時居民的經濟生活情況。
數量最多用于翻土的石鋤，和數量雖少而被報告作者認為用于農業的石鐮，似乎難于将其與舊石器時代的掠奪經濟聯系起來，而或與某種形态的農業有關。
各種形式的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等，是用于狩獵、采集的工具。
從工具的種類反映出，當時人們的生産門類已進一步擴大，狩獵、采集的同時，或許出現了原始的農業。
鵝毛口遺址發現的石器多由較大的厚石片加工而成。
報告的作者認為，這裡石器的加工方法及器物類型與某些時代相近的遺址中以細石器為主的現象相去甚遠，是一處以大型厚重石器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遺存，據此将其歸入“匼河&mdash&mdash丁村系”石器系統，認為它是這一系統在新石器早期階段的繼續和發展。
近年在鵝毛口遺址的西緣，與鵝毛口遺址僅隔一條沖溝的窯予頭①地點，在晚更新世粉砂土之上，發現了石器遺存。
石器以細石器為主，其形式與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及更晚階段遺址中的細石器相近，同時，這裡還存在與鵝毛口遺址相同的粗大石器。
這個地點很有可能也是石器制造場的一部分，以制造細石器為主。
如果這個判斷不錯，那麼，這一發現，不僅擴大了石器制造場的範圍，也豐富了石器制造場的産品，使人們對這階段的石器生産有更全面的認識。
從粗大石器與細小石器制造地點相對集中而存在着區域差别來看，或許可認為當時在石器制造中已經存在某種專業分工。
關于兩種石器傳統的假說在整個原始社會階段，石器一直是生産中的主要工具。
從學會制造石器的最初階段開始，人類就在為滿足生産和生活的需要，而不斷地改進石器的①陳哲英、丁來普：《山西懷仁窯子頭的細石器遺存》，《史前研究》1931年第4期。
制造工藝，使工具更适用、合手。
不同的勞動對象和生産方式，對工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就産生了種類繁多、形式各異的石器。
人類制造工具技術的繼承與發展，久而久之形成一些不同風格的石器傳統。
華北是我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發現最多的地區。
對這一地區諸遺存可劃分為不同的文化類型的認識，早在通過對丁村遺址石器的分析研究時就已提出①。
當時在對丁村文化的年代估定偏晚的基礎上認為，“丁村文化中的各種石器都很粗大，與薩拉烏蘇河的河套文化以及相當的甯夏附近的水洞溝的石器文化，頗不相同，..應是不同的&lsquo相&rsquo”，同時把這類差别主要歸為制作石器的原料不同，從而導緻技術及産品有所區别。
并進一步提出丁村的許多石器，如砍砸器、尖狀器等與周口店中國猿人文化中的石器很多是類似的認識。
可見，當時已孕育了這裡要讨論的關于兩種石器傳統說的認識。
随着新發現的增多，通過對不同階段遺址内石器類型、制造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提出了關于兩種石器傳統的認識①，認為華北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即存在着兩個文化系統，二者以不同的石器傳統相區别，這兩大系統一直延續至新石器時代，分别是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不同經濟類型的文化産生的基礎。
這兩大系統分别被命名為“鷹河&mdash&mdash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點&mdash&mdash峙峪系”。
“匼河&mdash&mdash丁村系”，亦稱“大石片砍砸器&mdash&mdash三棱大尖狀器”傳統。
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寬大石片制造不同型式的大砍砸器，石器中大型器物的種類，數量都占多數，小石器數量有限，類型也很少。
打片主要用碰砧法，兼用錘擊法。
“周口店第一地點&mdash&mdash峙峪系”，也稱“船頭狀刮削器&mdash&mdash雕刻器傳統”。
主要特點是：打片多采用錘擊法，産生的石片長寬多在4厘米左右，石器中利用不規則小石片制造的細小石器比例大，類型多，工具種類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石錐、雕刻器、石球等，以刮削器為主，尖狀器是這一系統的重要産品。
這個系統的石器地點數量較多，分布很廣，除前面提到的外，還包括周口店第15地點、朔縣石屹塔峰、薩拉烏蘇河、小南海等，時代從舊石器早期至晚期。
這一系統的大量細小石器，已帶有細石器的技術風格，被認為是産生華北地區典型細石器的基礎。
同時，這兩種石器傳統，被認為是不同經濟類型的人們對生産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
主要使用大石片石器的人群，生産活動是以采集為主，輔以漁獵。
栽培農業最早很可能是由他們發明的。
在細小石器傳統中，與狩獵有關的工具占主體，其經濟生活當以狩獵為主，采集則隻是一種補充手段。
上述認識，基本上還隻能看作是一種有待證實的假說。
同時，要确認這一假說，且與目前有關現象相抵牾：一、兩個系統的各自一系列代表性遺址的分布，無确定的地理界線，即均無穩定的分布區。
二、被分屬為不同系統的遺址，均同時存在大型砍砸器及細小石器，隻是二者所占比例不同。
就是說，在同期同一遺址内，兩種傳統并存，區别僅是一傳統占主流，另一傳統處于支流地位，或者反之。
一般來說，兩種傳統各自處于主流或支流的現象，當與遺存的年代有關。
從目前發現的材料看，所謂大型砍砸器系統的遺址，主要屬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細小石器系統的①裴文中、賈蘭坡：《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8年。
①賈蘭坡等：《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遺址，以舊石器時代晚期居多。
随着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及制作石器技術的進步，石器愈益精、細。
即使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不僅未停止這一過程，而且還加快了前進的節奏。
屬舊石器晚期後段的下川遺址①，下層的粗大石器較為豐富，細石器及小型石器數量較少，中、上層的細石器及小型石器極為豐富，粗大石器則較少。
三、兩種傳統之說，有的還與材料被揭示不夠全面有關。
例如，以往一直被認為屬大型砍砸器系統的鵝毛口石器制造場，近年來在同它僅隔一條沖溝的窯子頭地點，發現了和鵝毛口同時的遺存，但以細石器為主。
這隻能由此得出窯子頭與鵝毛口當是統一的同時生産兩類制品的石器綜合制造場。
四、新石器時代存在的農業型和狩獵型兩類不同經濟類型的遺存，其起因或淵源自當向前追溯，然而，從目前的材料看，則至少難以尋至舊石器時代中期，甚至早期那樣遙遠的時代。
如此素源的話，那麼，舊石器時代早期被确認存在的采集型和狩獵型兩類經濟類型遺存，又源于人類哪一時代！黃河流域最早的農業文化原始農業的出現，是人類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個巨大成功。
文明的産生是與農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的，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也是世界上農業出現最早的地區之一。
黃河中遊地處黃土高原的東端。
這裡的黃土由于其風成起因，土壤結構均勻、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與供水性能，且土壤中蘊含較高的自然肥力。
雖然黃土地帶氣候幹旱，年降水量較少。
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抗旱作物的生長。
這些條件，就使得在這裡種植谷物容易獲得較高的收成。
總之，黃河中遊的地理環境與世界上農業發生最早的西亞地區的扇形地帶接近，具備産生早期農業文化的适宜條件。
對仰韶時期的研究，使人們認識到，這時期的農業是經曆了比較長時期的發展後的階段，黃河流域理應存在年代更早的農業文化遺存。
1958年在陝西第一次發現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老官台文化。
進入七十年代，在黃河中、下遊地區發掘了磁山、裴李崗、大地灣、北辛等一系列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的遺址，出土了大量的農業遺迹、遺物，為探索前仰韶時期農業問題提供了大批資料。
從地層提供的材料看，這類遺存都疊壓在仰韶時期遺存堆積之下，碳14測定數據表明這些遺址的年代都在公元前6000年一前5000年前期。
這批早期遺址都處于平原與丘陵或平原與淺山的交界地帶，遺址的範圍都不太大，形成的堆積也比較薄。
遺址内房屋分布稀疏，表明當時的村落規模比較小，人們在一個地點居住的時間并不很長。
在這個時期的遺址中，普遍發現了糧食的遺骸，鑒定結果都屬于耐早的粟類作物，這是黃河流域傳統的栽牆植物，至今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遺址裡還有專門用于儲存糧食的窖穴，有些窖穴内還可見到堆積較厚的腐朽谷物。
從遺址中獲得的各類遺物，反映出當時人們所掌握的較多的生産門類。
除種植農業外，飼養、漁獵、制陶術、紡織、編織等都成為有一定地位的生産部門。
生産工具仍以石器為主，在石器制作上雖然已出現了磨制石器，但從數量上看，打制石器仍占相當數量。
打制石器的器形相當規範，表面也都①王建等：《下川文化&mdash&mdash山西下川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
修洽得比較平整。
磨制石器制作得還比較粗糙，表面常保留制坯時的打琢痕迹，很多器物還隻是在刃部略加磨光，通體磨光的數量較少。
一般是利用而石加砂、蘸水研磨的方法，進行石器磨光。
經磨制的石器，表面較光整，器類依功能而有确定的形制。
這階段的石器一般不見穿孔者。
将器物刃部磨光或将器身修治平整，都可以減少使用時的阻力，提高工作效率，是工具制作中的一大進步。
石器中用于農業生産的已占大宗，其主要類型是鏟、刀、鐮，木作工具有鑄、鑿，石斧則兼具上述兩種功能。
這時的石斧以平面呈上小下大的梯形者為主，斧頭多為半圓形。
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盤、磨棒，是這時期盛行而引人注目的工具，磨盤多數是琢制的，平面呈鞋底形或橢園形，長度在半米左右，有的帶三、四個矮足，磨盤表面常有加工谷物時留下的磨蝕痕迹，中部亦較兩端薄。
骨質工具在這個時期生産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它們主要用于狩獵、捕撈、紡織、縫紉等部門，主要器類有镞、錐、針、魚镖、梭、匕、鑿等。
在各遺址中，普遍發現了大量陶器。
陶器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自掌握取火技術和飼養家畜、栽培植物之後或同時取得的又一劃時代的進步。
在制陶術産生之前，人們主要是食燒、烤食物，甚至以生食為主，陶器的發明，改善了人類緻熟食物的方式，使推廣熟食成為可能。
在當時條件下，熟食大大加快了人類體質和腦力的發展。
同時，陶器的産生及流行，也是人類定居生活穩定性的一種反映。
由于陶器在人類智力發展和文化進步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因此，一直作為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标志而受到廣泛的重視。
這時的陶器都是手制的，除少量手捏直接成型的外，其餘大多都是采用泥片貼築法制作的①。
泥片貼築法制作陶器，一般是先從器底開始，逐漸向上貼築。
泥片少的有兩層，多則有三四層或更多。
陶器顔色以褐色為主，且表皮斑駁不一。
這可能是由于露天或在無封閉設置的窯室内燒陶，緻使陶器各部氧化不均而産生的現象。
陶器種類少，造型簡單，以圜底器、三足器居多，主要器形有三足缽、鼎、小口壺、深腹罐、盂等。
陶支座也是這時期的典型器物之一，這種器物的出現，是與此時流行圜底器相适應的，它主要是為了增加圜底器的穩定性。
對炊器來說，支座還有擴大其與火的接觸面的作用。
在缺乏支座的遺址中，是以在炊器底部加三足的形式來達到上述目的的。
部分陶器表面施篦紋、繩紋、附加堆紋、刻劃紋等紋飾。
此外，在陶器底部經常可以見到編織物的印痕。
後者與前幾種紋飾不同，前者是有意識地加固或修飾陶器，後者則可能是将陶坯擱置于席、麻編織物上涼幹，無意中形成的印痕。
彩陶在這時也已經出現了，但數量很少，通常是在缽、碗類器物的口沿部施一周紅色彩帶。
當時人們雖然已經實現了定居生活，但營造房屋的技術還比較落後。
房屋的形式和建築方法都比較簡單，基本上都是一種圓形半地穴式的窩棚，室内面積很小，一般隻有5-7平方米，僅能容納二三人，最大的也隻有11平方米，房内都發現成套的日用陶器及生産工具。
居住在這種房子裡的人們無疑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活單位。
定居及農業生産促進了飼養業的發展，家畜飼養在這個時期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了，遺址中都發現了為數不少的顯然是經過人工飼養的豬、犬的骨骼。
有些地方還出現了用豬骨随葬的現象反映出豬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密切關系，①俞偉超：《中國早期的“模制法”制陶術》，《文物與考古論集》，1987年。
它不僅是一種肉食來源，同時，可能還具有财富的象征意義。
總之，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黃河流域的中下遊地區普遍存在着農業文化遺存，從其農業和家畜飼養業的發展程度看，脫離其起源階段已有一段曆程。
這一時期陶器的形制比較規整，已脫離了陶器産生的最初形态。
在這個區域内，還應存在早于公元前6000年的農業文化。
真正的早期農業文化的面貌，是一千尚待解析之謎。
黃河下遊的北辛文化北辛文化得名于山東滕縣的北辛遺址①。
1978&mdash1979年對該遺址的發掘，發現了窖穴、灰坑、墓葬等遺迹及大批遺物。
根據層位疊壓情況，北辛遺址的文化堆積被分成三期，碳14測定的數據指示出，遺址早期堆積的年代為公元前5875年，大體與磁山、裴李崗文化的年代相當；晚期遺存中的相當多的因素，文化面貌很接近後岡一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4550&mdash4350年間，早于此地的大汶口文化，而與仰韶時代的早期大體相當，故很可能它已進入後岡一期文化範疇，或是後岡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
北辛遺址的石器種類很多，以打制石器為主，磨制石器隻占全部石器的1／5。
打制石器中數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成梯形、橫剖面為扁橢圓形的石斧，這種形式的斧，用于砍伐樹木或翻土，都很合适，是一種用途較廣泛的工具。
打制的盤狀器、敲砸器基本不見于同時期的其它文化遺址。
磨制石器中鏟的數量最多，其次還有刀、鐮、斧、锛、鑿、磨盤、磨棒等。
石鏟的原料質地較軟，容易打磨，這種鏟一般都通體打磨得很光滑，制作精緻。
從遺址中發現的一些由殘石鏟改制的石器，知當時的人們很珍惜磨制石器，而努力做到物盡其用。
這裡的磨盤為圓角長方形或長三角形，以後者居多，且都無足。
石器中不見镞類，但骨镞的數量居骨、角器之首。
骨角器不僅數量多，形式也很複雜。
制作過程一般是先截切骨料，再用劈、削、刮等方法制成器物雛形，最後打磨表面。
骨器種類除镞外，還有魚镖、鹿角鋤、鑿、匕、刮削器、梭形器、針、錐、等等（圖2&mdash3）。
圖2&mdash3北辛遺址的生産工具1.石斧；2.4.石鏟；3.石磨盤；5.石磨棒；6.骨镞；7.骨魚镖；8.石鐮；9.石刀；10.角鋤；11.蚌鐮陶器按質地可分泥質、夾砂（蚌）兩種，以夾砂（蚌）陶為主。
作為炊器、盛儲器的鼎、釜、罐等都屬夾砂（蚌）陶。
泥質陶主要為碗、缽等。
從器形看，最能代表北辛文化面貌的陶器是深腹、圜底或尖底的鼎及釜。
陶器表面基本呈黃褐色，相當多的夾砂陶器表面都有紋飾，以堆紋和壓印紋數量最多，尤以堆紋最富特色。
所說堆紋，是指由寬約1毫米左右的極窄的泥條在器表堆塑的各種直線幾何形圖案。
早期以單線條組成的圖案為主，中晚朗出現了複線窄堆紋構成的圖案。
壓印紋的印痕很深，通常是由幾組壓印的直線、曲折線構成回形、棋盤格形、正（倒）三角形和魚鱗形等圖案。
隻有少數泥質陶的缽、碗口沿塗紅彩（圖2-4）。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等：《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圖2&mdash4北辛遺址的陶器1.小口壺；2.盆；3.碗；4.支座；5.深腹圜底罐；6.鼎。
目前，還不清楚北辛文化房屋的形制，遺址中發現很多橢圓形或不規則形狀的坑，有些是儲存物品的窖穴，還有一些坑内出土了較多的陶、石質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因而也不能排除其作為居址的可能性。
另外，在這類坑中，不隻一次的發現了成堆的豬頭骨。
北辛H14是一個平面圓形、深約1.2米、底部凸凹不平的坑，在接近坑底處集中堆放了六個豬下颌骨，其上還用石闆覆蓋。
在這裡，豬下颌骨是作為财富的象征被儲存起來？或許埋藏豬下颌骨是與祭祀有關的活動？ 北辛文化墓葬發現很少，成人葬式為仰身直肢，流行用紅陶缽覆蓋死者臉部的葬俗，多數墓有一二件随葬品。
嬰兒使用甕棺葬，分别以深腹圜底罐、殘陶鼎為葬具。
不同地點的北辛文化墓葬的方向，都是頭東腳西。
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黃河下遊、淮河以北的魯中南及蘇北地區。
這一地區，也正是後岡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區域。
地層疊壓關系和碳14測定數據所提供的材料都表明，後岡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于北辛文化。
從文化内涵看，後岡一期文化上承北辛文化，下傳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無疑是由北辛文化通過後岡一期文化發展起來的。
黃河下遊地區從北辛文化開始，就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親族文化區。
自此以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尤其是山東及蘇北地區一直保持着與黃河中上遊相區别的相對穩定的曆史文化傳統，直到公元前15世紀前後商人尤其是以後的周人的侵入，才使得這個地區自成系統的文化傳統逐漸被瓦解，其中的一些因素，則被溶入商周文化之中。
磁山遺址的重要發現磁山遺址位于河北省武安縣，七十年代中期在這裡發掘所獲得的遺物，以獨特的文化内涵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
從文化面貌上看，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碳14測定的結果也與人們的認識相吻合。
已經發表的數據表明磁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是該地區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磁山遺址的揭露，是繼老官台文化之後的又一次重要發現，為探索黃河流域早期農業文化揭開了新的一頁。
磁山遺址地處太行山脈與華北平原的交界處，範圍有8萬平方米。
遺址是古代先民聚居的一個村落，村落中分布着房屋、窖穴等遺迹以及集體勞動的場所，從中獲得遺物近兩萬件①。
遺址中的房屋分布稀疏，平面布局亦不如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村落那樣排列規整有序，但有迹象表明，這裡的房屋、窖穴大概是幾座一組，集中在一起。
這種相對集中的房屋内的居民，他們之間的關系可能較居住在同一村落的其他人更密切些，這應是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的一種反映。
所有的房子都是圓形或橢圓形半地穴式建築，面積隻有6&mdash7平方米，近門口處有二至三級台階通向室外，居住面、内壁都未經進一步加工，房屋的穴壁邊緣有四至八①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
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1977年第6期。
個柱洞，用來支撐屋頂，屋頂用蘆葦、荊芭苫蓋後再抹草拌泥以防日曬和雨水。
不少的房子内還遺留石磨盤、石磨棒、斧、鏟及盂、缽、罐等生産和生活用具（圖2-5）。
發現的灰坑圖2-5磁山遺址H29及出土陶器1.碗；2.盂。
多達數百個，數量最多的是平面作長方形的。
這類灰坑，多半是貯存糧食的窖穴，深1&mdash2米，最深的達5米以上。
在其中的八十個這類坑中發現了腐朽的糧食堆積，厚度在0.3&mdash2米不等。
有些坑内，還在糧食堆積的底部，放置整隻的豬、狗骨架，如H5，在糧食堆積的下面，有兩具豬骨，分作三處堆放。
此外，在一些圓形坑的底部發現了石材、半成品、殘石器等，這很可能是制造石器的場所。
同黃河流域其它早期遺址相同，磁山遺址的陶器也是手制的，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很少，胎壁厚薄均勻。
陶器表面都呈圖2&mdash6磁山遺址出土的陶器1.4.罐；2.三足器；3.壺；5.圈足器；6.盂；7.支腳。
紅褐色，火候較低。
陶器種類較少，器形亦很簡單，主要器形為盂、支座、深腹罐、小口壺、圈足碗等，也有少量的三足器。
其中大口平底的盂和其形似倒置的靴狀支座，為這一文化所特有，是這裡的典型器物。
大約1/3左右的陶器表面飾繩紋、編織紋、篦紋、附加堆紋、剔刺紋和劃紋等紋飾，以繩紋最常見，而最有特色的是由連續排列的篦紋組成的折弧形或平行的紋帶（圖2-6）。
石器有打制、磨制、打磨兼制三種，以磨制為主，約占60％強，其次為打制的。
石器中斧的數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50％，基本上以橫剖面為扁橢圓形的那種為主。
這裡出土的石磨盤、磨棒近六十套，是同時代遺址中發現數量最多的。
磨盤長度在半米左右，以平面近似橢圓形、一端稍尖、底有四足者最有代表性（圖2-7）。
在遺址的第二文化層中，發現了石磨盤、磨棒和陶盂、支座等成組器物45組，這些器物，多則十幾組少則三、五組集中一地。
在分布最密的地方，僅18平方米的範圍内，就集中了十組。
這些集中在一起的成套器物，或者表明這裡曾是當時比較固定的集體加工糧食的場所；也有可能是舉行祭祀活動的遺存。
磁山居民在從事農業生産的同時，傳統的漁獵活動仍占據重要的地位。
在這裡發現了很多人們食用後廢棄的動物骨骸。
經鑒定，知包括獸類、鳥類、龜鼈類、魚類和蚌類五大類二十三種動物。
除家犬、家豬及雞外，其餘都是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的種類，包括了一年四季出沒于當地的各種飛禽走獸。
據此可知當時的狩獵還是一種全年進行的生産活動。
獸骨中家育的數量并不很多，豬主要是未成年的幼小個體，狗骨大多比較破碎，那時狗除用于助獵外，也供人們食用。
這裡發現的雞的标本，據圖2-7磁山遺址出土的生産工具1.4.石斧；2.石刮削器；3.石锛；5.7.石鏟；6.鐮；8.石磨盤；9.骨镞；10.骨魚镖；11.骨鑿；12.骨網梭。
鑒定證明已脫離原雞的形态，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人工飼養的家雞。
磁山遺址是華北地區首次經過大規模揭露的前仰韶文化時期的居住遺址，它所提供的材料，推進了這一地區早期新石器文化及農業起源等問題的探索，遺址中發現的大量貯存糧食的窖穴，内中殘存的糧食以十餘萬斤計，從中不難看出，當時農業生産的規模已經很可觀，農業已經在當時居民的經濟生活中占居主要地位了。
正是這種比較穩定的食物來源，保障了人們的定居生活。
以磁山為代表的一類遺存，目前還隻發現于河北南部地區。
以磁山為代表的這類遺存，和下面将介紹的裴李崗那類遺存的關系，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一是認為它們各自代表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是認為它們屬于同一考古學文化，而把它們的區别，視為僅具有類型的含義。
至于它們的發展去向問題，多數學者認為後岡一期文化是磁山&mdash&mdash裴李崗文化的繼承者。
其實從文化内涵比較及年代考慮，把北辛文化視為磁山文化的承繼者，似更符合曆史的客觀實際。
裴李崗及其同類遺存黃河南岸的河南中部地區，是以裴李崗遺址為代表的一類遺存的分布區。
裴李崗文化是根據1977&mdash1979年在新鄭縣裴李崗遺址的發掘而命名的①。
目前，經過正式發掘的裴李崗文化遺存主要有新鄭裴李崗、密縣莪溝②等。
這類遺存的分布區與磁山文化相鄰，其碳14年代稍早于磁山文化。
已經發掘的裴李崗一類遺存多并含居址、墓地兩部分，在裴李崗遺址還曾發現了一座圓形的橫穴窯址。
莪溝北崗遺址面積約8千平方米，住地在遺址的南部偏東，發掘的六座房子都是半地穴式建築，除一座方形外，其餘的都是圓形，面積隻有6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亦不超過11平方米。
有的房内有圓形或箕形的竈，無竈者也有圓形燒土面。
房子周壁及中央有柱洞，門向南開，近門處都有一條斜坡或階梯式門道，居住面上都遺留成套陶器。
與居住址對應，遺址中都發現相當規模的氏族&mdash&mdash部落公共墓地。
裴李崗遺址面積約2萬平方米，墓葬區在遺址的西部。
已經發現的數個地點的所有裴李崗墓葬，頭向都偏向南方。
這種一緻性，應是一群體内部人們信仰、習俗具有共同性的直接反映，從中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群體内部的聯系是相當緊密的。
裴李崗、莪溝兩地的墓葬都以單人葬為主，兩地各發現了一座雙人合葬墓，合葬墓内死者的性别、年齡未經鑒定，合葬墓的面積及随葬品都居墓地之首。
絕大多數墓葬都有陶器、石器随葬，有些墓的随葬品放在壁龛年。
各墓随葬品數量、質量上的差别都不明顯，但随葬品的組合存在引人注意的現象，除裴李崗的一座單人墓和一座合葬墓外，凡随葬石磨盤、磨棒類谷物加工工具的墓中，不見石鏟、鐮、斧這類農業或手工業生産工具，而随葬後一類工具的墓中，亦不見磨盤、磨棒與之共存。
在随葬這兩類石器的那例合葬墓中，從随葬品的陳放位置看，兩類工具也是分屬兩個個體。
随葬品的不同組合，反映了當時社會業已存在的勞動分工情景。
通過随葬不同的生産工具而将當時在生産中按性别形成的分工表現出來，足已證明這種分工由來已久，并已形成定制。
也許正是這種形成定制的勞動分工，使得一部分人在生産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其社會地位亦随之提高，從而導緻了人們之間在财産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
②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密縣莪溝北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1集。
占有及社會地位上的差别。
裴李崗一類遺存中發現的石器基本上都是磨制的，但通體磨制精細的還不很多，大部分石器是在表面略加打磨。
石磨盤、磨棒則是琢磨兼用。
此外，這類遺址中還發現了一些打制的燧石石片及由這類石片制成的刮削器。
這種石器，是北辛、磁山文化的遺址中所不見的。
石器種類有鏟、鐮、磨盤、磨棒、斧、刀、鑿等，數量最多的為鏟、其次是鐮。
鏟多呈舌形，還有一種凸字形鏟。
有些鏟的兩端都磨出圓刃，并都有使用痕迹。
鐮都做得很精緻，刃部有細密整齊的鋸齒，近尾端有為安柄而留出的缺口。
石磨盤平面多呈前寬後窄的橢圓形，底部有四足（圖2-8）。
圖2-8裴李崗、莪溝出土的遺物1.罐；2.三足缽；3.4.三足壺；5.石鏟；6.鐮；7.8.石磨盤。
缺乏骨制品，是目前發現的這類遺存的一個普遍特點，與同時代的其它文化遺存相比，這裡的漁獵工具在工具中所占的比例最低。
陶器基本上分泥質與夾砂兩類，都是紅褐色，燒成溫度為900&mdash960℃左右。
在各遺址中，泥質陶與夾砂陶所占的比重略有不同，裴李崗及莪溝遺址的墓葬區，以泥質陶為主，泥質陶與夾砂陶分别占陶器總數的69％、28％左右；莪溝的居址内所出陶片的比例正相反，夾砂陶占77％左右，泥質陶占21％左右。
無論遺址或墓葬的陶器，都以素面為主，部分陶器表面磨光。
有紋飾的陶器不到總數的10％，且隻施于夾砂陶的表面，以壓印點紋和折線篦紋為主。
器形有壺、罐、缽及在這兒種器物底部加三足而形成的鼎。
其中數量最多，而且與其它文化區别最明顯的，是短頸、圜底的雙耳壺，肩部有半月形橫耳或豎耳，中間一般都有穿孔。
另外，侈口圜底的深腹筒形罐也是這類遺存的典型代表。
裴李崗遺址中發現的糧食遺物還很少，但遺址中很少漁獵工具而以農業工具為主這一點，不能否認當時糧食的種植已經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活動了。
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黃河中遊上段的渭河流域與磁山、裴李崗文化遙相對應的，是老官台文化。
在黃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中，老官台文化的發現最早，它是由于首先發現于陝西華縣老官台遺址①而得名的。
近些年來發掘的寶雞北首嶺、秦安大地灣等遺址，大大豐富了人們對老官台文化的認識。
老官台文化的陶器都是手制的，基本為夾砂陶，暗紅色。
陶器内外壁顔色亦不相同，多半是外紅裡黑，這是由于燒制時将器物倒扣于窯内，其年、外壁氧化程度不一而造成的。
大地灣發現的老官台文化的陶器贻壁較薄，厚薄均勻，斷面分層，往往成片狀脫落。
這種陶器，是采用模制的方法，逐層敷貼泥片成型的，而且，它是泥片貼築法發展到成熟階段的産物。
陶器表面分素面和施紋的兩種。
素面陶表面多經精細打磨，施紋陶多于裴李崗那類遺存，也不遜于磁山文化。
它以通體飾細繩紋的最多，繩紋多半呈交叉網狀，①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華縣報告編寫組：《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
是反複拍印的結果。
不少器物的口沿還壓出鋸齒狀花邊。
也有少數陶器上飾錐刺點紋、指甲紋、劃紋及施于口沿的紅彩帶等紋飾（圖2-9）。
在大地灣遺址的一些缽形圖2&mdash9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北首嶺77M10出土） 1.2.4.三足器：3.罐；5.彩陶缽：6.缽。
器内壁，還發現了一些可能具有記事意義的彩繪符号，彩繪符号大約有十餘種，有的似連續的水波或折線，有的隻是單個的符号。
陶器以各種形式的三足器最典型，一般是在蛋形深腹罐、筒形深腹罐等器物的底部加三個矮足，圜底缽下的三足較高。
深腹的圈足碗也是一種富有特征的器物。
老官台文化的石器大多是打磨兼制的，将石料打成粗坯後，在表面及刃部略加磨光。
與其他同時代的文化不同，這一文化諸遺址中都很少或幾乎不出石磨盤、磨棒這類工具，在北首嶺遺址曾發現了石杵，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大概是使用杵臼一類工具加工糧食的。
石鐮這種收割工具也不見于這一文化遺址中，這裡是由石刀來代替鐮收割谷物的。
有些遺址還出土了為數不少的打制石片及由此加工而成的細石器。
大地灣遺址發掘出的老官台文化的房子①，都是圓形半地穴式，面積隻有6平方米左右，屋子中部及四壁都有柱洞，柱洞直徑一般在20&mdash25、深30&mdash40厘米，四壁的柱洞向屋内傾斜。
根據柱洞的位置及傾斜角度推測，房子是圓形攢尖頂。
屋内都有一段伸向門口的斜坡門道。
室内地面沒有竈，僅見一定範圍的燒土面。
這當是用于炊事、取暖的處所。
老官台文化的居民死後埋在長方形土坑内。
北首嶺發現的七座墓②，方向在303°&mdash314°之間，分成兩排，排距明确，同排的M12&mdash14、M18&mdash19諸墓間距基本相同，顯然是人們有意規劃的結果。
葬式以單人仰身直肢為主，頭均向西。
墓中一般都有三、五件日用陶器及少量工具随葬，已經出現了用明器随葬的現象，大地灣的一座墓中随葬了四件陶器，高度均未超過7厘米，這樣的器物顯然沒有實用價值，隻具有象征性的意義。
北首嶺墓地還發現了合葬墓，是包括五位成年男女的一、二次葬的合葬墓，墓壁育料礓石塗抹的痕迹，局部并有闆灰痕，随葬品均單獨擺放在每具骨架的足部。
老官台文化的人們已經掌握了谷物的栽培技術，遺址中發現過屬于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人工飼養的豬已成為人們的主要肉食來源。
墓葬中用豬骨随葬，不僅表明它與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或許同時還是一種财富的象征。
老官台文化以關中地區為中心，西至渭河上遊的隴東地區、向南越過秦嶺一直到達漢中。
元君廟、北首嶺及大地灣等遺址提供的地層表明，老官台文化早于其分布範圍内的半坡類型。
它們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多相似性。
陶器的演變趨勢使人們确信半坡類型就是在老官台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河姆渡和羅家角位于長江下遊的杭嘉湖地區和甯紹地區，均為河流沖積和湖沼淤積平①甘肅省博物館等：《一九八○年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32年第2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
原。
這些地區地勢低平，水網密布，氣候濕熱，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特點與黃河流域廣布于黃土階地上的早期遺存及華南地區的早期洞穴堆積均明顯不同。
由于這裡海拔較低，不少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浸泡在潛水面以下，使這些富有水鄉特色的早期遺存得以較好的保存下來。
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和桐鄉羅家角遺址是人們了解得比較多的兩處。
河姆渡遺址位于杭州灣南岸的甯紹平原，經1973、1977年兩次發掘，揭露面積達2600餘平方米，發現了四個相繼疊壓的文化層①。
在第二次發掘中，又将第四層分為上、下兩層。
河姆渡遺址的第三、四層以新的文化面貌區别于這一地區以往發現的所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被命名為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遺址第四層的十幾個碳14數據表明，這一層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前後。
河姆渡遺址第四層的陶器，除支座外，均為以稻草莖葉、稻殼為羼和料的夾炭黑陶。
燒制時缺氧及羼和料的特殊性質是陶器呈黑色的根本原因。
陶胎疏松粗厚，硬度低，吸水性強，形制不規整。
主要器形有釜、缽、盆、盂、支座等。
釜最多，均圜底，深腹，器身多有一周突脊，依口部的變化可分成斂口、敞口、折沿等幾種。
陶器除表面磨光的以外，釜、罐的下半部往往拍印繩紋，刻劃花紋也很常見，多數是由植物紋演變而來的圓點和線條組成的各種圖案，也有一些器物上刻劃出動、植物形象（圖2&mdash10）。
堆塑的動物形象在這層極少發現。
除陶質容器外，第四層還出土了一些木碗、盆等器皿。
河姆渡的居民當時都住在木結構的地面建築内。
在第四層中，發現了十餘排由木樁、圓木、木闆組成的建築群。
根據樁木的分布及走向，初步推斷，在300平方米的範圍内，至少有三棟大體平行的建築。
其中保存較好的一棟建築，有平行的四排樁木，長度在23米以上，寬約7米。
從樁木的分布看，這是一凍長圖2-10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骨器1.器座；2.盂形器；3.盤；4.器蓋；5.盤口釜；6.斂口釜；7.敞口釜；8.支座；9.梭形器；10.雙耳罐。
20餘米，進深約7米，并附帶一個寬約1.3米的前廊的長屋。
在建築群内，未發現經過加工或由于人們長期踩踏而形成的居住面、牆基和竈址，卻發現了大量的有機物堆積、葦席殘片等。
這種建築應是一種高幹欄式的長屋，上面住人，下面堆放雜物。
它的建築方法是以樁木為基礎，其上架設橫梁，構成架空的建築基座，再在上面鋪設樓闆，在樓闆上立柱、作牆，蓋頂。
木構件之間圖2-11河姆渡遺址建築構件的榫卯類型采用垂直相交的榫卯及綁紮等方法連接（圖2-11）。
河姆渡的這種木建築，是适應當地的氣候條件出現的，這裡地勢低窪，潮濕溫熱，幹欄式建築，具有良好的通風、防潮性能，是當時人們的理想居址。
第四層的生産工具有石、木、骨質三大類，許多骨、木器工具式樣新穎，加工精巧，在同時代的遺址中别具一格。
骨器是這裡生産工具的主體，數量、種類都居同時代遺址之冠，農耕、漁獵、手工工具一應俱全。
最有特色的是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以偶蹄類哺乳動物肩胛骨、髋骨為材料制作的耕具，共出土了170餘件。
這種骨質耕具長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為便于縛柄，肩臼處多鑿一方孔，骨闆正中部還有磨出的堅槽及小方孔。
發掘時見到了與骨器綁紮在一起的豎直木柄。
刃部形狀有兩齒、四齒、平刃、弧刃、斜刃等，從這些不同形式的刃部推測，知這些骨器具有耒、耜、鋤、臿等農具的不同功能。
與骨器相比，石
随着氣候的逐漸變暖，自然環境發生了變化。
在新環境下，原始人群的生産活動也随之改變，導緻了舊石器時代的結束，而開始了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
恩格斯總結說：“蒙昧時代是以采集現成的天然産物為主的時期；人類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這種采集的輔助工具。
野蠻時代是學會經營畜牧業和農業的時期，是學會靠人類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産物生産的方法的時期。
”①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就是從單純的攫取天然産物的掠奪經濟轉變為以種植農業、飼養家畜為主的生産經濟的過程。
在考古發現中，新石器時代是以出現長期定居的村落、在生産中使用磨光石器、燒制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及飼養家畜為特征的。
與舊石器時代相比，狩獵、采集、捕撈活動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文化面貌也有了極大改觀。
當然，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别是随着人類生産能力的進步逐漸實現的，上述新石器時代的幾種基本特征也并非同時出現，因此，人們提出“中石器時代”這一概念，作為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的橋梁。
與舊、新石器時代相比，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過渡狀态。
中石器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是：石器向細小化發展，在石器制造方法上，大量采用間接打擊法及壓削法，由這些方法産生的細石器工具廣泛應用于當時的一些主要生産領域；發明了弓箭這一遠射程狩獵工具；狗作為人類最早馴養的動物，也是中石器時代的産物。
間接打擊石器的方法，比起舊石器時代始終以直接打擊法為主制作石器來說，是一種技術上的重大進步。
生産工具以細石器為主，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産活動對勞動工具的新的需求。
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嶄露頭角的複合工具，在中石器時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那種極薄的小石葉，被鑲嵌在木或骨質的柄上，二者組成的複合工具，具有刃口鋒利，便于把握，輕便靈活等特點。
當時人所使用的複合工具種類很多，弓箭是其中重要的一種。
恩格斯對人類發明和使用弓箭曾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弓矢對于蒙昧時期，正如鐵劍對于野蠻時期和槍炮對于文明時期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
”①弓箭的使用，“使狩獵也成了普通的勞動部門之一”②，無疑提高了人們捕獲野獸的能力，從而使人們有可能将暫時食用不了或弱小的獵獲物豢養起來。
也許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進一步了解了動物的習性，逐漸将野生動物馴育為家畜，為家畜飼養業或畜牧業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這階段采集仍然是與狩獵、捕撈并重的生産部門。
長期采集植物籽實、根莖的活動，促使人們了解植物的生長規律，為适時收獲作好準備。
正是在這種對植物生長規律逐步深入的認識中，人們開始掌握栽培植物的技術，為進入新石器時代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5頁。
①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1、20頁。
在我國，屬于中石器時代的遺址發現得很少，研究工作亦很薄弱，對這一時期文化的總體面貌知之不多。
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情況還很不清楚，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缺環。
此外，新石器時代諸代表性特征出現的年代順序如何？在我國，是否也如西亞等地一樣，存在前陶新石器時代階段？尚都無法回答。
從已經發現的材料看，人們比較傾向于把以靈井、沙苑為代表的遺存看作我國中石器時代文化的代表。
靈井和沙苑的細石器河南許昌的靈井和陝西大荔的沙苑兩遺址的發現，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化類型①。
兩處遺址的遺物分别采自地下十米深處的砂層和地面流動的沙丘，遺物基本上都是石器。
兩地石器的質料并不相同，靈井以石英為主，沙苑的燧石石器占80％左右，但在石器制法及類型上，二者卻有許多共同之處。
兩處遺址中的細石器及産生細石器的石核都相當豐富。
靈井遺址中的細石器占全部石器的多數。
在制作方法上，幾乎所有的細石器都采用間接打擊石片的技術，第二步加工則以壓削法為主，加工方式主要為單面加工。
石核以圓錐形、半錐形、扁錐形、柱形、楔形、扇形（亦稱船底形）為典型。
從這幾種石核上，采用間接或直接打擊法，就可以打下形狀規整、厚薄均勻的石片，這些石片再經壓削法加工，就形成适于各種用途的細石器。
遺址中典型的細石器有各種形狀的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等。
另外，靈井遺址發現的一種特小型的窄長石片，一般長0.9&mdash1.7、寬0.3&mdash0.7、厚0.1&mdash0.3厘米，個别有使用痕迹，這應是一種複合工具的刃都，與沙苑遺址的石葉是同一類器物。
沙苑遺址細石器特點基本與靈井相同，錐狀石核、小圓刮削器、石葉等的形制亦很接近，加工方式也以單面為主，隻是兩地部分石器的種類及數量略有區别，沙苑遺址發現較多的石镞不見于靈井遺址（圖2&mdash1）。
峙峪遺址是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的代表性遺存①，那裡就已存在用間接打擊法産生的石片，隻是石片的體積稍大。
峙峪石器中的原始扇形石核、帶有柄部的斧形器、小圓頭刮削器、雕刻器及石镞等，都被認為與靈井、沙苑的同類器物接近，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傳承關系，但在靈井、沙苑遺址發現的細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錐狀、柱狀、楔狀石核及窄長小石片，卻不見于峙圖2&mdash1靈井和沙苑采集的細石器1.弧背長刮器：2.3.8.10.石核；4.7.尖狀器，5.6.石镞；11.刮削器；9.扁平小礫石。
（1.2.4.8.9.&mdash靈井，餘為沙苑） 峪遺址。
與峙峪石器比較，靈井、沙苑石器表現出明顯的進步狀态。
後者以細石器為主，細石器品種齊全、制作方法較進步等特點，構成區别于舊①周國興：《河南許昌靈井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1974年第2期。
安志敏、吳汝祚：《陝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
半坡博物館等：《陝西大荔沙苑地區考古調查報告》，《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号。
①賈蘭坡等：《山西嶺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石器晚期階段遺存的獨特文化面貌。
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遺址中，發現的細石器數量較少。
将靈井、沙苑的細石器與更晚些時候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細石器相比，前者的加工技術顯然比較落後，從工藝上看，新石器階段的細石器基本上是兩面加工，形狀也更加規整。
靈井與沙苑兩地石器均系采集，遺物在各自遺址中是否屬同一時期，亦難準确判斷。
沙苑遺址發現了輕微石化的撓骨。
靈井遺址還采集到兩段人類股骨化石，從其石化程度和本身形态看，介于新人與智人之間。
将幾方面材料綜合推斷，這兩個遺址的年代應介于目前所知的舊石器晚期之後與新石器早期之前這樣一個階段。
鵝毛口石器制作場鵝毛口有器遺址①位于山西省北部懷仁縣境年、桑幹河的支流鵝毛口河附近幾個相連的小山包上，山包高出現河床80&mdash100米，山體主要由岩石構成。
在現今鵝毛口村附近的兩條沖溝的源頭及附近山包地表，分布着大量的打制石器，整個遺址的範圍約2萬平方米。
尤其重要的是，發掘結果表明，在這一帶的全新統地層中，也埋藏有大量的石器，而晚更新世地層中，卻未發現任何石器，這就為判斷這批石器的時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鵝毛口遺址中除三小塊陶片外，文化遺物隻有石器一種。
這裡石器多半比較粗糙，其中半成品、廢品占了很大比例。
遺址範圍内分布着煌斑岩堵、岩床和凝灰岩層，這些都是質地堅硬的岩石，是制造石器的天然石料來源，發現的石器都是以此為原料制作的。
在有些暴露于地表的巨大凝灰岩塊四周，常可發現打擊石片所留下的巨大疤痕：在有些岩塊的表面還有許多坑疤，可以看出将石料墊在上面打擊所産生的硌痕，顯然，這是利用其作為石砧而留下的印記。
這裡的石器80％以上是用凝灰岩制作的，絕大多數石器是由較厚大的石片加工而成的。
當時人們除了從一般的石核上生産石片外，還經常從巨大的岩塊上或岩石露頭上直接打擊石片。
石器都是用直接打擊法制作的，未發現間接打擊的遺物。
直接打擊主要采用砸擊、摔擊兩種方法。
由于打制石片的技術水平還很原始，絕大多數的石片都短且厚，有些石片的劈裂面甚至呈半球狀，其厚、長幾乎相等。
這類短厚石片的顯著特點是尾端均有向一側歪斜的長尾，遺址内的許多大型石器，都是用這種石片加工而成，這成為該遺址石器的重要特征之一。
這種石片是由砸擊法産生的，從這種石片形狀的規範性來看，生産這種厚大石片的方法是非常熟練的。
石器以厚重型的為主，一般重量有幾百克，大的可達千餘克。
石器的種類有鋤、刮削器、砍砸器、手斧、尖狀器、斧、龜背狀斧形器、錘、彎尖厚尖狀器等。
數量最多的是石鋤，基本為長方形，寬度是長度的二分之一稍弱。
有大、小兩種，大型的長近20、寬在9厘米左右；小型的長約10、寬在5厘米左右。
刮削器的數量僅次于鋤，器形稍小，有盤形、矩形、凹刃、凸刃、直刃、圓刃等多種。
石斧有二十七件，器身長柱形，斷面橢圓形，刃口或與兩側邊垂直，或向一面偏斜。
實際上，後一種形式的斧，亦可稱為鑄。
石斧中有一件的兩面和頂端經過磨制，其餘部分表面仍遺留砸擊痕。
根據這件石①賈蘭坡、尤玉柱：《山西懷仁鵝毛口石器制造場遺址》，《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
斧推測其加工程序，首先是打制毛坯，然後敲去表面因石片疤顯示出的棱脊，使之成為平面，最後一道工序是磨光。
此地其餘的石斧，在加工程序上比磨光石斧隻少一個工序（圖2&mdash2）。
圖2&mdash2鵝毛口的石器1.石鋤；2.歪尾石片；3.石斧；4.長石片；5.厚尖狀器；6.盤形刮削器；7.磨光石斧；8.短身圓頭刮削器；9.扇形凸刃刮削器：10.尖伏器；11.彎尖厚尖狀器。
鵝毛口遺址内未發現人們日常生活的遺迹、遺物，隻發現了大量的石料及未完成或廢棄的石制品。
可以認為，這裡是一處制造石器的場所，生活于附近的人們，長期利用了這個合适的原料産地，加工制作生産中所需的各類石器。
在這個石器制造場中，見到的直接打擊巨厚石片的方法，以及由器身兩面加工的手斧及厚尖狀器等工具的形制及制造工藝，早在舊石器時代初期就已存在，顯得有些原始，但是這裡石器的某些品類，如鋤、斧、鐮的形制均基本上同于新石器時代磨制的同類制品，石鋤及磨制石斧等，無疑又是一些很進步的生産工具，具有新石器時代的某些特征。
同時，這裡的石器均出于全新世地層之中。
綜合考察，石器制造場的年代與新石器時代十分接近，或者就是屬于新石器時代的早期階段。
雖然鵝毛口隻是一處石器制造場，但透過這裡的石器，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當時居民的經濟生活情況。
數量最多用于翻土的石鋤，和數量雖少而被報告作者認為用于農業的石鐮，似乎難于将其與舊石器時代的掠奪經濟聯系起來，而或與某種形态的農業有關。
各種形式的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等，是用于狩獵、采集的工具。
從工具的種類反映出，當時人們的生産門類已進一步擴大，狩獵、采集的同時，或許出現了原始的農業。
鵝毛口遺址發現的石器多由較大的厚石片加工而成。
報告的作者認為，這裡石器的加工方法及器物類型與某些時代相近的遺址中以細石器為主的現象相去甚遠，是一處以大型厚重石器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遺存，據此将其歸入“匼河&mdash&mdash丁村系”石器系統，認為它是這一系統在新石器早期階段的繼續和發展。
近年在鵝毛口遺址的西緣，與鵝毛口遺址僅隔一條沖溝的窯予頭①地點，在晚更新世粉砂土之上，發現了石器遺存。
石器以細石器為主，其形式與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及更晚階段遺址中的細石器相近，同時，這裡還存在與鵝毛口遺址相同的粗大石器。
這個地點很有可能也是石器制造場的一部分，以制造細石器為主。
如果這個判斷不錯，那麼，這一發現，不僅擴大了石器制造場的範圍，也豐富了石器制造場的産品，使人們對這階段的石器生産有更全面的認識。
從粗大石器與細小石器制造地點相對集中而存在着區域差别來看，或許可認為當時在石器制造中已經存在某種專業分工。
關于兩種石器傳統的假說在整個原始社會階段，石器一直是生産中的主要工具。
從學會制造石器的最初階段開始，人類就在為滿足生産和生活的需要，而不斷地改進石器的①陳哲英、丁來普：《山西懷仁窯子頭的細石器遺存》，《史前研究》1931年第4期。
制造工藝，使工具更适用、合手。
不同的勞動對象和生産方式，對工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就産生了種類繁多、形式各異的石器。
人類制造工具技術的繼承與發展，久而久之形成一些不同風格的石器傳統。
華北是我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發現最多的地區。
對這一地區諸遺存可劃分為不同的文化類型的認識，早在通過對丁村遺址石器的分析研究時就已提出①。
當時在對丁村文化的年代估定偏晚的基礎上認為，“丁村文化中的各種石器都很粗大，與薩拉烏蘇河的河套文化以及相當的甯夏附近的水洞溝的石器文化，頗不相同，..應是不同的&lsquo相&rsquo”，同時把這類差别主要歸為制作石器的原料不同，從而導緻技術及産品有所區别。
并進一步提出丁村的許多石器，如砍砸器、尖狀器等與周口店中國猿人文化中的石器很多是類似的認識。
可見，當時已孕育了這裡要讨論的關于兩種石器傳統說的認識。
随着新發現的增多，通過對不同階段遺址内石器類型、制造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提出了關于兩種石器傳統的認識①，認為華北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即存在着兩個文化系統，二者以不同的石器傳統相區别，這兩大系統一直延續至新石器時代，分别是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不同經濟類型的文化産生的基礎。
這兩大系統分别被命名為“鷹河&mdash&mdash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點&mdash&mdash峙峪系”。
“匼河&mdash&mdash丁村系”，亦稱“大石片砍砸器&mdash&mdash三棱大尖狀器”傳統。
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寬大石片制造不同型式的大砍砸器，石器中大型器物的種類，數量都占多數，小石器數量有限，類型也很少。
打片主要用碰砧法，兼用錘擊法。
“周口店第一地點&mdash&mdash峙峪系”，也稱“船頭狀刮削器&mdash&mdash雕刻器傳統”。
主要特點是：打片多采用錘擊法，産生的石片長寬多在4厘米左右，石器中利用不規則小石片制造的細小石器比例大，類型多，工具種類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石錐、雕刻器、石球等，以刮削器為主，尖狀器是這一系統的重要産品。
這個系統的石器地點數量較多，分布很廣，除前面提到的外，還包括周口店第15地點、朔縣石屹塔峰、薩拉烏蘇河、小南海等，時代從舊石器早期至晚期。
這一系統的大量細小石器，已帶有細石器的技術風格，被認為是産生華北地區典型細石器的基礎。
同時，這兩種石器傳統，被認為是不同經濟類型的人們對生産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
主要使用大石片石器的人群，生産活動是以采集為主，輔以漁獵。
栽培農業最早很可能是由他們發明的。
在細小石器傳統中，與狩獵有關的工具占主體，其經濟生活當以狩獵為主，采集則隻是一種補充手段。
上述認識，基本上還隻能看作是一種有待證實的假說。
同時，要确認這一假說，且與目前有關現象相抵牾：一、兩個系統的各自一系列代表性遺址的分布，無确定的地理界線，即均無穩定的分布區。
二、被分屬為不同系統的遺址，均同時存在大型砍砸器及細小石器，隻是二者所占比例不同。
就是說，在同期同一遺址内，兩種傳統并存，區别僅是一傳統占主流，另一傳統處于支流地位，或者反之。
一般來說，兩種傳統各自處于主流或支流的現象，當與遺存的年代有關。
從目前發現的材料看，所謂大型砍砸器系統的遺址，主要屬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細小石器系統的①裴文中、賈蘭坡：《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8年。
①賈蘭坡等：《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遺址，以舊石器時代晚期居多。
随着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及制作石器技術的進步，石器愈益精、細。
即使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不僅未停止這一過程，而且還加快了前進的節奏。
屬舊石器晚期後段的下川遺址①，下層的粗大石器較為豐富，細石器及小型石器數量較少，中、上層的細石器及小型石器極為豐富，粗大石器則較少。
三、兩種傳統之說，有的還與材料被揭示不夠全面有關。
例如，以往一直被認為屬大型砍砸器系統的鵝毛口石器制造場，近年來在同它僅隔一條沖溝的窯子頭地點，發現了和鵝毛口同時的遺存，但以細石器為主。
這隻能由此得出窯子頭與鵝毛口當是統一的同時生産兩類制品的石器綜合制造場。
四、新石器時代存在的農業型和狩獵型兩類不同經濟類型的遺存，其起因或淵源自當向前追溯，然而，從目前的材料看，則至少難以尋至舊石器時代中期，甚至早期那樣遙遠的時代。
如此素源的話，那麼，舊石器時代早期被确認存在的采集型和狩獵型兩類經濟類型遺存，又源于人類哪一時代！黃河流域最早的農業文化原始農業的出現，是人類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個巨大成功。
文明的産生是與農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的，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也是世界上農業出現最早的地區之一。
黃河中遊地處黃土高原的東端。
這裡的黃土由于其風成起因，土壤結構均勻、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與供水性能，且土壤中蘊含較高的自然肥力。
雖然黃土地帶氣候幹旱，年降水量較少。
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抗旱作物的生長。
這些條件，就使得在這裡種植谷物容易獲得較高的收成。
總之，黃河中遊的地理環境與世界上農業發生最早的西亞地區的扇形地帶接近，具備産生早期農業文化的适宜條件。
對仰韶時期的研究，使人們認識到，這時期的農業是經曆了比較長時期的發展後的階段，黃河流域理應存在年代更早的農業文化遺存。
1958年在陝西第一次發現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老官台文化。
進入七十年代，在黃河中、下遊地區發掘了磁山、裴李崗、大地灣、北辛等一系列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的遺址，出土了大量的農業遺迹、遺物，為探索前仰韶時期農業問題提供了大批資料。
從地層提供的材料看，這類遺存都疊壓在仰韶時期遺存堆積之下，碳14測定數據表明這些遺址的年代都在公元前6000年一前5000年前期。
這批早期遺址都處于平原與丘陵或平原與淺山的交界地帶，遺址的範圍都不太大，形成的堆積也比較薄。
遺址内房屋分布稀疏，表明當時的村落規模比較小，人們在一個地點居住的時間并不很長。
在這個時期的遺址中，普遍發現了糧食的遺骸，鑒定結果都屬于耐早的粟類作物，這是黃河流域傳統的栽牆植物，至今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遺址裡還有專門用于儲存糧食的窖穴，有些窖穴内還可見到堆積較厚的腐朽谷物。
從遺址中獲得的各類遺物，反映出當時人們所掌握的較多的生産門類。
除種植農業外，飼養、漁獵、制陶術、紡織、編織等都成為有一定地位的生産部門。
生産工具仍以石器為主，在石器制作上雖然已出現了磨制石器，但從數量上看，打制石器仍占相當數量。
打制石器的器形相當規範，表面也都①王建等：《下川文化&mdash&mdash山西下川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
修洽得比較平整。
磨制石器制作得還比較粗糙，表面常保留制坯時的打琢痕迹，很多器物還隻是在刃部略加磨光，通體磨光的數量較少。
一般是利用而石加砂、蘸水研磨的方法，進行石器磨光。
經磨制的石器，表面較光整，器類依功能而有确定的形制。
這階段的石器一般不見穿孔者。
将器物刃部磨光或将器身修治平整，都可以減少使用時的阻力，提高工作效率，是工具制作中的一大進步。
石器中用于農業生産的已占大宗，其主要類型是鏟、刀、鐮，木作工具有鑄、鑿，石斧則兼具上述兩種功能。
這時的石斧以平面呈上小下大的梯形者為主，斧頭多為半圓形。
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盤、磨棒，是這時期盛行而引人注目的工具，磨盤多數是琢制的，平面呈鞋底形或橢園形，長度在半米左右，有的帶三、四個矮足，磨盤表面常有加工谷物時留下的磨蝕痕迹，中部亦較兩端薄。
骨質工具在這個時期生産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它們主要用于狩獵、捕撈、紡織、縫紉等部門，主要器類有镞、錐、針、魚镖、梭、匕、鑿等。
在各遺址中，普遍發現了大量陶器。
陶器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自掌握取火技術和飼養家畜、栽培植物之後或同時取得的又一劃時代的進步。
在制陶術産生之前，人們主要是食燒、烤食物，甚至以生食為主，陶器的發明，改善了人類緻熟食物的方式，使推廣熟食成為可能。
在當時條件下，熟食大大加快了人類體質和腦力的發展。
同時，陶器的産生及流行，也是人類定居生活穩定性的一種反映。
由于陶器在人類智力發展和文化進步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因此，一直作為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标志而受到廣泛的重視。
這時的陶器都是手制的，除少量手捏直接成型的外，其餘大多都是采用泥片貼築法制作的①。
泥片貼築法制作陶器，一般是先從器底開始，逐漸向上貼築。
泥片少的有兩層，多則有三四層或更多。
陶器顔色以褐色為主，且表皮斑駁不一。
這可能是由于露天或在無封閉設置的窯室内燒陶，緻使陶器各部氧化不均而産生的現象。
陶器種類少，造型簡單，以圜底器、三足器居多，主要器形有三足缽、鼎、小口壺、深腹罐、盂等。
陶支座也是這時期的典型器物之一，這種器物的出現，是與此時流行圜底器相适應的，它主要是為了增加圜底器的穩定性。
對炊器來說，支座還有擴大其與火的接觸面的作用。
在缺乏支座的遺址中，是以在炊器底部加三足的形式來達到上述目的的。
部分陶器表面施篦紋、繩紋、附加堆紋、刻劃紋等紋飾。
此外，在陶器底部經常可以見到編織物的印痕。
後者與前幾種紋飾不同，前者是有意識地加固或修飾陶器，後者則可能是将陶坯擱置于席、麻編織物上涼幹，無意中形成的印痕。
彩陶在這時也已經出現了，但數量很少，通常是在缽、碗類器物的口沿部施一周紅色彩帶。
當時人們雖然已經實現了定居生活，但營造房屋的技術還比較落後。
房屋的形式和建築方法都比較簡單，基本上都是一種圓形半地穴式的窩棚，室内面積很小，一般隻有5-7平方米，僅能容納二三人，最大的也隻有11平方米，房内都發現成套的日用陶器及生産工具。
居住在這種房子裡的人們無疑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活單位。
定居及農業生産促進了飼養業的發展，家畜飼養在這個時期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了，遺址中都發現了為數不少的顯然是經過人工飼養的豬、犬的骨骼。
有些地方還出現了用豬骨随葬的現象反映出豬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密切關系，①俞偉超：《中國早期的“模制法”制陶術》，《文物與考古論集》，1987年。
它不僅是一種肉食來源，同時，可能還具有财富的象征意義。
總之，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黃河流域的中下遊地區普遍存在着農業文化遺存，從其農業和家畜飼養業的發展程度看，脫離其起源階段已有一段曆程。
這一時期陶器的形制比較規整，已脫離了陶器産生的最初形态。
在這個區域内，還應存在早于公元前6000年的農業文化。
真正的早期農業文化的面貌，是一千尚待解析之謎。
黃河下遊的北辛文化北辛文化得名于山東滕縣的北辛遺址①。
1978&mdash1979年對該遺址的發掘，發現了窖穴、灰坑、墓葬等遺迹及大批遺物。
根據層位疊壓情況，北辛遺址的文化堆積被分成三期，碳14測定的數據指示出，遺址早期堆積的年代為公元前5875年，大體與磁山、裴李崗文化的年代相當；晚期遺存中的相當多的因素，文化面貌很接近後岡一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4550&mdash4350年間，早于此地的大汶口文化，而與仰韶時代的早期大體相當，故很可能它已進入後岡一期文化範疇，或是後岡一期文化的直接前身。
北辛遺址的石器種類很多，以打制石器為主，磨制石器隻占全部石器的1／5。
打制石器中數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成梯形、橫剖面為扁橢圓形的石斧，這種形式的斧，用于砍伐樹木或翻土，都很合适，是一種用途較廣泛的工具。
打制的盤狀器、敲砸器基本不見于同時期的其它文化遺址。
磨制石器中鏟的數量最多，其次還有刀、鐮、斧、锛、鑿、磨盤、磨棒等。
石鏟的原料質地較軟，容易打磨，這種鏟一般都通體打磨得很光滑，制作精緻。
從遺址中發現的一些由殘石鏟改制的石器，知當時的人們很珍惜磨制石器，而努力做到物盡其用。
這裡的磨盤為圓角長方形或長三角形，以後者居多，且都無足。
石器中不見镞類，但骨镞的數量居骨、角器之首。
骨角器不僅數量多，形式也很複雜。
制作過程一般是先截切骨料，再用劈、削、刮等方法制成器物雛形，最後打磨表面。
骨器種類除镞外，還有魚镖、鹿角鋤、鑿、匕、刮削器、梭形器、針、錐、等等（圖2&mdash3）。
圖2&mdash3北辛遺址的生産工具1.石斧；2.4.石鏟；3.石磨盤；5.石磨棒；6.骨镞；7.骨魚镖；8.石鐮；9.石刀；10.角鋤；11.蚌鐮陶器按質地可分泥質、夾砂（蚌）兩種，以夾砂（蚌）陶為主。
作為炊器、盛儲器的鼎、釜、罐等都屬夾砂（蚌）陶。
泥質陶主要為碗、缽等。
從器形看，最能代表北辛文化面貌的陶器是深腹、圜底或尖底的鼎及釜。
陶器表面基本呈黃褐色，相當多的夾砂陶器表面都有紋飾，以堆紋和壓印紋數量最多，尤以堆紋最富特色。
所說堆紋，是指由寬約1毫米左右的極窄的泥條在器表堆塑的各種直線幾何形圖案。
早期以單線條組成的圖案為主，中晚朗出現了複線窄堆紋構成的圖案。
壓印紋的印痕很深，通常是由幾組壓印的直線、曲折線構成回形、棋盤格形、正（倒）三角形和魚鱗形等圖案。
隻有少數泥質陶的缽、碗口沿塗紅彩（圖2-4）。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等：《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圖2&mdash4北辛遺址的陶器1.小口壺；2.盆；3.碗；4.支座；5.深腹圜底罐；6.鼎。
目前，還不清楚北辛文化房屋的形制，遺址中發現很多橢圓形或不規則形狀的坑，有些是儲存物品的窖穴，還有一些坑内出土了較多的陶、石質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因而也不能排除其作為居址的可能性。
另外，在這類坑中，不隻一次的發現了成堆的豬頭骨。
北辛H14是一個平面圓形、深約1.2米、底部凸凹不平的坑，在接近坑底處集中堆放了六個豬下颌骨，其上還用石闆覆蓋。
在這裡，豬下颌骨是作為财富的象征被儲存起來？或許埋藏豬下颌骨是與祭祀有關的活動？ 北辛文化墓葬發現很少，成人葬式為仰身直肢，流行用紅陶缽覆蓋死者臉部的葬俗，多數墓有一二件随葬品。
嬰兒使用甕棺葬，分别以深腹圜底罐、殘陶鼎為葬具。
不同地點的北辛文化墓葬的方向，都是頭東腳西。
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黃河下遊、淮河以北的魯中南及蘇北地區。
這一地區，也正是後岡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區域。
地層疊壓關系和碳14測定數據所提供的材料都表明，後岡一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于北辛文化。
從文化内涵看，後岡一期文化上承北辛文化，下傳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無疑是由北辛文化通過後岡一期文化發展起來的。
黃河下遊地區從北辛文化開始，就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親族文化區。
自此以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尤其是山東及蘇北地區一直保持着與黃河中上遊相區别的相對穩定的曆史文化傳統，直到公元前15世紀前後商人尤其是以後的周人的侵入，才使得這個地區自成系統的文化傳統逐漸被瓦解，其中的一些因素，則被溶入商周文化之中。
磁山遺址的重要發現磁山遺址位于河北省武安縣，七十年代中期在這裡發掘所獲得的遺物，以獨特的文化内涵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
從文化面貌上看，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碳14測定的結果也與人們的認識相吻合。
已經發表的數據表明磁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是該地區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磁山遺址的揭露，是繼老官台文化之後的又一次重要發現，為探索黃河流域早期農業文化揭開了新的一頁。
磁山遺址地處太行山脈與華北平原的交界處，範圍有8萬平方米。
遺址是古代先民聚居的一個村落，村落中分布着房屋、窖穴等遺迹以及集體勞動的場所，從中獲得遺物近兩萬件①。
遺址中的房屋分布稀疏，平面布局亦不如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村落那樣排列規整有序，但有迹象表明，這裡的房屋、窖穴大概是幾座一組，集中在一起。
這種相對集中的房屋内的居民，他們之間的關系可能較居住在同一村落的其他人更密切些，這應是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的一種反映。
所有的房子都是圓形或橢圓形半地穴式建築，面積隻有6&mdash7平方米，近門口處有二至三級台階通向室外，居住面、内壁都未經進一步加工，房屋的穴壁邊緣有四至八①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
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考古》1977年第6期。
個柱洞，用來支撐屋頂，屋頂用蘆葦、荊芭苫蓋後再抹草拌泥以防日曬和雨水。
不少的房子内還遺留石磨盤、石磨棒、斧、鏟及盂、缽、罐等生産和生活用具（圖2-5）。
發現的灰坑圖2-5磁山遺址H29及出土陶器1.碗；2.盂。
多達數百個，數量最多的是平面作長方形的。
這類灰坑，多半是貯存糧食的窖穴，深1&mdash2米，最深的達5米以上。
在其中的八十個這類坑中發現了腐朽的糧食堆積，厚度在0.3&mdash2米不等。
有些坑内，還在糧食堆積的底部，放置整隻的豬、狗骨架，如H5，在糧食堆積的下面，有兩具豬骨，分作三處堆放。
此外，在一些圓形坑的底部發現了石材、半成品、殘石器等，這很可能是制造石器的場所。
同黃河流域其它早期遺址相同，磁山遺址的陶器也是手制的，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很少，胎壁厚薄均勻。
陶器表面都呈圖2&mdash6磁山遺址出土的陶器1.4.罐；2.三足器；3.壺；5.圈足器；6.盂；7.支腳。
紅褐色，火候較低。
陶器種類較少，器形亦很簡單，主要器形為盂、支座、深腹罐、小口壺、圈足碗等，也有少量的三足器。
其中大口平底的盂和其形似倒置的靴狀支座，為這一文化所特有，是這裡的典型器物。
大約1/3左右的陶器表面飾繩紋、編織紋、篦紋、附加堆紋、剔刺紋和劃紋等紋飾，以繩紋最常見，而最有特色的是由連續排列的篦紋組成的折弧形或平行的紋帶（圖2-6）。
石器有打制、磨制、打磨兼制三種，以磨制為主，約占60％強，其次為打制的。
石器中斧的數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50％，基本上以橫剖面為扁橢圓形的那種為主。
這裡出土的石磨盤、磨棒近六十套，是同時代遺址中發現數量最多的。
磨盤長度在半米左右，以平面近似橢圓形、一端稍尖、底有四足者最有代表性（圖2-7）。
在遺址的第二文化層中，發現了石磨盤、磨棒和陶盂、支座等成組器物45組，這些器物，多則十幾組少則三、五組集中一地。
在分布最密的地方，僅18平方米的範圍内，就集中了十組。
這些集中在一起的成套器物，或者表明這裡曾是當時比較固定的集體加工糧食的場所；也有可能是舉行祭祀活動的遺存。
磁山居民在從事農業生産的同時，傳統的漁獵活動仍占據重要的地位。
在這裡發現了很多人們食用後廢棄的動物骨骸。
經鑒定，知包括獸類、鳥類、龜鼈類、魚類和蚌類五大類二十三種動物。
除家犬、家豬及雞外，其餘都是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的種類，包括了一年四季出沒于當地的各種飛禽走獸。
據此可知當時的狩獵還是一種全年進行的生産活動。
獸骨中家育的數量并不很多，豬主要是未成年的幼小個體，狗骨大多比較破碎，那時狗除用于助獵外，也供人們食用。
這裡發現的雞的标本，據圖2-7磁山遺址出土的生産工具1.4.石斧；2.石刮削器；3.石锛；5.7.石鏟；6.鐮；8.石磨盤；9.骨镞；10.骨魚镖；11.骨鑿；12.骨網梭。
鑒定證明已脫離原雞的形态，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人工飼養的家雞。
磁山遺址是華北地區首次經過大規模揭露的前仰韶文化時期的居住遺址，它所提供的材料，推進了這一地區早期新石器文化及農業起源等問題的探索，遺址中發現的大量貯存糧食的窖穴，内中殘存的糧食以十餘萬斤計，從中不難看出，當時農業生産的規模已經很可觀，農業已經在當時居民的經濟生活中占居主要地位了。
正是這種比較穩定的食物來源，保障了人們的定居生活。
以磁山為代表的一類遺存，目前還隻發現于河北南部地區。
以磁山為代表的這類遺存，和下面将介紹的裴李崗那類遺存的關系，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一是認為它們各自代表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一是認為它們屬于同一考古學文化，而把它們的區别，視為僅具有類型的含義。
至于它們的發展去向問題，多數學者認為後岡一期文化是磁山&mdash&mdash裴李崗文化的繼承者。
其實從文化内涵比較及年代考慮，把北辛文化視為磁山文化的承繼者，似更符合曆史的客觀實際。
裴李崗及其同類遺存黃河南岸的河南中部地區，是以裴李崗遺址為代表的一類遺存的分布區。
裴李崗文化是根據1977&mdash1979年在新鄭縣裴李崗遺址的發掘而命名的①。
目前，經過正式發掘的裴李崗文化遺存主要有新鄭裴李崗、密縣莪溝②等。
這類遺存的分布區與磁山文化相鄰，其碳14年代稍早于磁山文化。
已經發掘的裴李崗一類遺存多并含居址、墓地兩部分，在裴李崗遺址還曾發現了一座圓形的橫穴窯址。
莪溝北崗遺址面積約8千平方米，住地在遺址的南部偏東，發掘的六座房子都是半地穴式建築，除一座方形外，其餘的都是圓形，面積隻有6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亦不超過11平方米。
有的房内有圓形或箕形的竈，無竈者也有圓形燒土面。
房子周壁及中央有柱洞，門向南開，近門處都有一條斜坡或階梯式門道，居住面上都遺留成套陶器。
與居住址對應，遺址中都發現相當規模的氏族&mdash&mdash部落公共墓地。
裴李崗遺址面積約2萬平方米，墓葬區在遺址的西部。
已經發現的數個地點的所有裴李崗墓葬，頭向都偏向南方。
這種一緻性，應是一群體内部人們信仰、習俗具有共同性的直接反映，從中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群體内部的聯系是相當緊密的。
裴李崗、莪溝兩地的墓葬都以單人葬為主，兩地各發現了一座雙人合葬墓，合葬墓内死者的性别、年齡未經鑒定，合葬墓的面積及随葬品都居墓地之首。
絕大多數墓葬都有陶器、石器随葬，有些墓的随葬品放在壁龛年。
各墓随葬品數量、質量上的差别都不明顯，但随葬品的組合存在引人注意的現象，除裴李崗的一座單人墓和一座合葬墓外，凡随葬石磨盤、磨棒類谷物加工工具的墓中，不見石鏟、鐮、斧這類農業或手工業生産工具，而随葬後一類工具的墓中，亦不見磨盤、磨棒與之共存。
在随葬這兩類石器的那例合葬墓中，從随葬品的陳放位置看，兩類工具也是分屬兩個個體。
随葬品的不同組合，反映了當時社會業已存在的勞動分工情景。
通過随葬不同的生産工具而将當時在生産中按性别形成的分工表現出來，足已證明這種分工由來已久，并已形成定制。
也許正是這種形成定制的勞動分工，使得一部分人在生産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其社會地位亦随之提高，從而導緻了人們之間在财産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
②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密縣莪溝北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集刊》第1集。
占有及社會地位上的差别。
裴李崗一類遺存中發現的石器基本上都是磨制的，但通體磨制精細的還不很多，大部分石器是在表面略加打磨。
石磨盤、磨棒則是琢磨兼用。
此外，這類遺址中還發現了一些打制的燧石石片及由這類石片制成的刮削器。
這種石器，是北辛、磁山文化的遺址中所不見的。
石器種類有鏟、鐮、磨盤、磨棒、斧、刀、鑿等，數量最多的為鏟、其次是鐮。
鏟多呈舌形，還有一種凸字形鏟。
有些鏟的兩端都磨出圓刃，并都有使用痕迹。
鐮都做得很精緻，刃部有細密整齊的鋸齒，近尾端有為安柄而留出的缺口。
石磨盤平面多呈前寬後窄的橢圓形，底部有四足（圖2-8）。
圖2-8裴李崗、莪溝出土的遺物1.罐；2.三足缽；3.4.三足壺；5.石鏟；6.鐮；7.8.石磨盤。
缺乏骨制品，是目前發現的這類遺存的一個普遍特點，與同時代的其它文化遺存相比，這裡的漁獵工具在工具中所占的比例最低。
陶器基本上分泥質與夾砂兩類，都是紅褐色，燒成溫度為900&mdash960℃左右。
在各遺址中，泥質陶與夾砂陶所占的比重略有不同，裴李崗及莪溝遺址的墓葬區，以泥質陶為主，泥質陶與夾砂陶分别占陶器總數的69％、28％左右；莪溝的居址内所出陶片的比例正相反，夾砂陶占77％左右，泥質陶占21％左右。
無論遺址或墓葬的陶器，都以素面為主，部分陶器表面磨光。
有紋飾的陶器不到總數的10％，且隻施于夾砂陶的表面，以壓印點紋和折線篦紋為主。
器形有壺、罐、缽及在這兒種器物底部加三足而形成的鼎。
其中數量最多，而且與其它文化區别最明顯的，是短頸、圜底的雙耳壺，肩部有半月形橫耳或豎耳，中間一般都有穿孔。
另外，侈口圜底的深腹筒形罐也是這類遺存的典型代表。
裴李崗遺址中發現的糧食遺物還很少，但遺址中很少漁獵工具而以農業工具為主這一點，不能否認當時糧食的種植已經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活動了。
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黃河中遊上段的渭河流域與磁山、裴李崗文化遙相對應的，是老官台文化。
在黃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中，老官台文化的發現最早，它是由于首先發現于陝西華縣老官台遺址①而得名的。
近些年來發掘的寶雞北首嶺、秦安大地灣等遺址，大大豐富了人們對老官台文化的認識。
老官台文化的陶器都是手制的，基本為夾砂陶，暗紅色。
陶器内外壁顔色亦不相同，多半是外紅裡黑，這是由于燒制時将器物倒扣于窯内，其年、外壁氧化程度不一而造成的。
大地灣發現的老官台文化的陶器贻壁較薄，厚薄均勻，斷面分層，往往成片狀脫落。
這種陶器，是采用模制的方法，逐層敷貼泥片成型的，而且，它是泥片貼築法發展到成熟階段的産物。
陶器表面分素面和施紋的兩種。
素面陶表面多經精細打磨，施紋陶多于裴李崗那類遺存，也不遜于磁山文化。
它以通體飾細繩紋的最多，繩紋多半呈交叉網狀，①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華縣報告編寫組：《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
是反複拍印的結果。
不少器物的口沿還壓出鋸齒狀花邊。
也有少數陶器上飾錐刺點紋、指甲紋、劃紋及施于口沿的紅彩帶等紋飾（圖2-9）。
在大地灣遺址的一些缽形圖2&mdash9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北首嶺77M10出土） 1.2.4.三足器：3.罐；5.彩陶缽：6.缽。
器内壁，還發現了一些可能具有記事意義的彩繪符号，彩繪符号大約有十餘種，有的似連續的水波或折線，有的隻是單個的符号。
陶器以各種形式的三足器最典型，一般是在蛋形深腹罐、筒形深腹罐等器物的底部加三個矮足，圜底缽下的三足較高。
深腹的圈足碗也是一種富有特征的器物。
老官台文化的石器大多是打磨兼制的，将石料打成粗坯後，在表面及刃部略加磨光。
與其他同時代的文化不同，這一文化諸遺址中都很少或幾乎不出石磨盤、磨棒這類工具，在北首嶺遺址曾發現了石杵，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大概是使用杵臼一類工具加工糧食的。
石鐮這種收割工具也不見于這一文化遺址中，這裡是由石刀來代替鐮收割谷物的。
有些遺址還出土了為數不少的打制石片及由此加工而成的細石器。
大地灣遺址發掘出的老官台文化的房子①，都是圓形半地穴式，面積隻有6平方米左右，屋子中部及四壁都有柱洞，柱洞直徑一般在20&mdash25、深30&mdash40厘米，四壁的柱洞向屋内傾斜。
根據柱洞的位置及傾斜角度推測，房子是圓形攢尖頂。
屋内都有一段伸向門口的斜坡門道。
室内地面沒有竈，僅見一定範圍的燒土面。
這當是用于炊事、取暖的處所。
老官台文化的居民死後埋在長方形土坑内。
北首嶺發現的七座墓②，方向在303°&mdash314°之間，分成兩排，排距明确，同排的M12&mdash14、M18&mdash19諸墓間距基本相同，顯然是人們有意規劃的結果。
葬式以單人仰身直肢為主，頭均向西。
墓中一般都有三、五件日用陶器及少量工具随葬，已經出現了用明器随葬的現象，大地灣的一座墓中随葬了四件陶器，高度均未超過7厘米，這樣的器物顯然沒有實用價值，隻具有象征性的意義。
北首嶺墓地還發現了合葬墓，是包括五位成年男女的一、二次葬的合葬墓，墓壁育料礓石塗抹的痕迹，局部并有闆灰痕，随葬品均單獨擺放在每具骨架的足部。
老官台文化的人們已經掌握了谷物的栽培技術，遺址中發現過屬于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人工飼養的豬已成為人們的主要肉食來源。
墓葬中用豬骨随葬，不僅表明它與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或許同時還是一種财富的象征。
老官台文化以關中地區為中心，西至渭河上遊的隴東地區、向南越過秦嶺一直到達漢中。
元君廟、北首嶺及大地灣等遺址提供的地層表明，老官台文化早于其分布範圍内的半坡類型。
它們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多相似性。
陶器的演變趨勢使人們确信半坡類型就是在老官台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河姆渡和羅家角位于長江下遊的杭嘉湖地區和甯紹地區，均為河流沖積和湖沼淤積平①甘肅省博物館等：《一九八○年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32年第2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
原。
這些地區地勢低平，水網密布，氣候濕熱，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特點與黃河流域廣布于黃土階地上的早期遺存及華南地區的早期洞穴堆積均明顯不同。
由于這裡海拔較低，不少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浸泡在潛水面以下，使這些富有水鄉特色的早期遺存得以較好的保存下來。
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和桐鄉羅家角遺址是人們了解得比較多的兩處。
河姆渡遺址位于杭州灣南岸的甯紹平原，經1973、1977年兩次發掘，揭露面積達2600餘平方米，發現了四個相繼疊壓的文化層①。
在第二次發掘中，又将第四層分為上、下兩層。
河姆渡遺址的第三、四層以新的文化面貌區别于這一地區以往發現的所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被命名為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遺址第四層的十幾個碳14數據表明，這一層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前後。
河姆渡遺址第四層的陶器，除支座外，均為以稻草莖葉、稻殼為羼和料的夾炭黑陶。
燒制時缺氧及羼和料的特殊性質是陶器呈黑色的根本原因。
陶胎疏松粗厚，硬度低，吸水性強，形制不規整。
主要器形有釜、缽、盆、盂、支座等。
釜最多，均圜底，深腹，器身多有一周突脊，依口部的變化可分成斂口、敞口、折沿等幾種。
陶器除表面磨光的以外，釜、罐的下半部往往拍印繩紋，刻劃花紋也很常見，多數是由植物紋演變而來的圓點和線條組成的各種圖案，也有一些器物上刻劃出動、植物形象（圖2&mdash10）。
堆塑的動物形象在這層極少發現。
除陶質容器外，第四層還出土了一些木碗、盆等器皿。
河姆渡的居民當時都住在木結構的地面建築内。
在第四層中，發現了十餘排由木樁、圓木、木闆組成的建築群。
根據樁木的分布及走向，初步推斷，在300平方米的範圍内，至少有三棟大體平行的建築。
其中保存較好的一棟建築，有平行的四排樁木，長度在23米以上，寬約7米。
從樁木的分布看，這是一凍長圖2-10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骨器1.器座；2.盂形器；3.盤；4.器蓋；5.盤口釜；6.斂口釜；7.敞口釜；8.支座；9.梭形器；10.雙耳罐。
20餘米，進深約7米，并附帶一個寬約1.3米的前廊的長屋。
在建築群内，未發現經過加工或由于人們長期踩踏而形成的居住面、牆基和竈址，卻發現了大量的有機物堆積、葦席殘片等。
這種建築應是一種高幹欄式的長屋，上面住人，下面堆放雜物。
它的建築方法是以樁木為基礎，其上架設橫梁，構成架空的建築基座，再在上面鋪設樓闆，在樓闆上立柱、作牆，蓋頂。
木構件之間圖2-11河姆渡遺址建築構件的榫卯類型采用垂直相交的榫卯及綁紮等方法連接（圖2-11）。
河姆渡的這種木建築，是适應當地的氣候條件出現的，這裡地勢低窪，潮濕溫熱，幹欄式建築，具有良好的通風、防潮性能，是當時人們的理想居址。
第四層的生産工具有石、木、骨質三大類，許多骨、木器工具式樣新穎，加工精巧，在同時代的遺址中别具一格。
骨器是這裡生産工具的主體，數量、種類都居同時代遺址之冠，農耕、漁獵、手工工具一應俱全。
最有特色的是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以偶蹄類哺乳動物肩胛骨、髋骨為材料制作的耕具，共出土了170餘件。
這種骨質耕具長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為便于縛柄，肩臼處多鑿一方孔，骨闆正中部還有磨出的堅槽及小方孔。
發掘時見到了與骨器綁紮在一起的豎直木柄。
刃部形狀有兩齒、四齒、平刃、弧刃、斜刃等，從這些不同形式的刃部推測，知這些骨器具有耒、耜、鋤、臿等農具的不同功能。
與骨器相比，石